又一个十年的回顾与期盼

王家明

◎1957年5月生，黑龙江人，现居加拿大多伦多。曾在黑龙江省、广东省外贸系统担任副科长、经济师、外销员。1991年受邀到巴拿马一家国际贸易公司担任总经理，两年后以6000美元创建自己的巴拿马中轻公司，从事进出口贸易。移民海外二十七年来先后在巴拿马、墨西哥、委内瑞拉、加拿大、美国生活和工作。参加过三十多届广交会，从圣诞灯贸易起家，发展为跨房地产开发、教育投资、金融投资等多个领域的企业家。曾受邀参加新中国成立五十周年、六十周年庆典。为中外友好交流做出了突出贡献。

自古中国人凡事逢十年都喜欢张罗一番，不论家事国事，喜事、好事就更是隆重了。这是有道理的，因为这样能给无尽的时间画上刻度，并且用自己特有的语词将它命名，比如1988、1998、2008、2018，改革开放十周年、二十周年、三十周年、四十周年。每个十年，我们都有不止十年的故事，往前回顾，往后期盼——

哈尔滨，如同我的注解

我是喝着松花江水长大的哈尔滨人。这是一座有着“天鹅项下的珍珠”之誉的城市。它邻近俄罗斯，融合了异国风情，透着浓郁的“洋气”；它用广袤肥沃的黑土地养育着这里世世代代的人们，所以也是一座“土气”的城市——对这片土地的深深依恋已经深入哈尔滨人的血液。哈尔滨，洋气又土气，一如我的注解。

东北人对土地的热爱似乎是天生的，是祖祖辈辈遗传下来的，这种淳朴、原始的爱，天然地造就了东北人粗犷、豪爽、仗义的性格。我的父母乐观豁达，面对困难从不低头，从小就教育我坦荡做人，孩提时代我虽然并不明白这份教诲的内涵，但却得到了一种熏陶。坚毅、果敢、耿直、上进，黑土地上的我被寄予了更多的期待。

高中毕业后，刚满十七岁的我，来到北大荒的农场做知青。四年多的知青生活培养了我与这片土地入骨至深的情义。犁地耕田、插秧播种、收割打捆儿，样样得心应手，老班长常常拍着我的肩膀说：“你比我们这儿的农民还能干！”那时候我年年是劳动模范，场部的光荣榜上经常能看到我的事迹报道。当知青的四年，我不觉得苦，相反它给了我生命中许多个“第一次”和“唯一”：第一次在几百人的场面脱稿演讲，全农场唯一的学员排长——机务队副排长……这是真正让我成长起来的四年，如同上了一届“社会大学”，培养了我勤劳、勇敢、正直、忠义这些传统的美德，直到今天走遍全球，我还是这样的我，不圆滑不世故，也不做违背良心之事。

这样“老土”的我又是怎么“洋气”起来的呢？

初遇改革开放的春风

1980年大专毕业后，我被分配到中国轻工业品进出口总公司黑龙江分公司，这个公司隶属于黑龙江省外贸局，业务上归中国轻工业品进出口总公司领导。这里是我个人“改革开放”的起点。这是一个外贸单位，需要的是经济、外语类人才，而我是师范类毕业生，来到这里首先就要“改革自己”。从办公室到招考办，再到储运科，我对公司的业务慢慢精通起来，发现了储运科的工作漏洞，掀起了这里的改革之风。

我在储运科管理三条出口路线，需要了解货物从深圳到香港报关程序的所有环节。1980年12月，公司派我到深圳考察。我先从哈尔滨乘火车到北京首都机场，再乘飞机到广州，然后从广州坐汽车去深圳。这是我第一次坐飞机，第一次到广州和深圳。12月的哈尔滨和北京冰天雪地，而广州却满眼春意，风景怡人，我顿觉到了另外一个天地，舒适而惬意。这时候，改革开放的决策刚刚落地，这里的社会气息、精神面貌已经与“内陆”有了很大不同：这里的人一心一意干事业，干劲很足。这次出差让我初遇改革开放的春风，给了我很大的冲击和震撼，深刻地影响了我的人生。

临别广州时我还恋恋不舍，特意跑到风情万种的珠江边拍照定格。那时我二十三岁，人生最宝贵的时光。这是我格外得意、珍惜的一张照片。

不同于广州给我留下的美好印象，当时的深圳就让我不敢恭维，它仅仅是一个货物出口到香港的中转站，有的地方“脚下烂泥塘、头上蚊成团”，环境很差。此行中，领导有意让我留在深圳，我心里还很不舒坦——这个小渔村，怎么让我留下！……呵呵，那是1980年的深圳。

让拉美认识“中国制造”

1981年，公司派我到广州，我在这里成家立业，一待就是十年。1991年，朋友请我到巴拿马帮忙打理公司，我离开中国，来到海外，走出了“开放”的第一步。

巴拿马科隆自由贸易区是世界上第二大自由贸易区，在巴拿马共和国大西洋一侧，几平方公里面积竟有来自全世界的3000多家公司。当时每年贸易进出口额在100亿美元以上，其中中国产品在数量上有百分之六七十，贸易额约占50％。中国在拉丁美洲的生意， 80％以上都是经科隆中转，巴拿马的商业地位十分重要。巴拿马对中国产品需求巨大，从墨西哥、尼加拉瓜、厄瓜多尔到哥伦比亚、委内瑞拉，甚至智利、巴西的客人都到科隆自由港采购。起初科隆的日本货最抢手，韩国货、中国台湾货后来居上。20世纪90年代，随着国内改革开放的深入、生产力的解放，中国大陆货异军突起，也带动了一拨接一拨的中国商人来到巴拿马。

90年代初期，世界制造业经历了第三次大转移——由拉丁美洲、东南亚逐渐转向中国大陆，巴拿马几乎没有生产厂家，许多产品从中国进口，形成拉丁美洲市场对中国产品需求量的井喷式增长。拉丁美洲普通家庭的生活水平相对低，没钱买美国那些名牌产品，所以中国产品很受欢迎。在科隆，我负责的华美公司虽算不得大公司，但业务量很大，主要经营轻工产品，一年能出200多个40英尺集装箱，总金额1000多万美元。我每天从早忙到晚，陀螺一样转个不停。

在华美做了两年多后， 1993年，我怀揣仅有的6000美元，在巴拿马白手起家。我选定了圣诞灯这一产品，并且在浙江椒江找到了我的合作伙伴。

当年浙江圣诞灯产业明显集群化，椒江很多生产圣诞灯的工厂，虽然名字叫圣诞灯厂，但其实只是加工厂。厂长就是总经理兼采购员，厂长收到外商订单，就分别向生产零部件的各个厂商采购，然后发给千家万户加工。在台州，圣诞灯的各个生产环节都放给椒江、黄岩的农民，基本上每一家都是一个小型加工厂，他们白天在田里劳动，晚上回到家里加工圣诞灯，形成一个完整的产业链。我非常敬佩浙江人，家家都心灵手巧，能够按照老板的意图做出合乎要求的产品，而且有上百个品种，这在北方很难做到。浙江经济之所以发展得好，在改革开放之初就走在前列，与当地人的思维方式和勤奋、能吃苦有很大关系。他们没有经济条件，没有资源，又没有政策优惠，完全靠聪明的头脑和勤劳的双手，把他们的产品销售到全世界。

依靠良好的信誉、不懈的努力和精诚的合作，我很快度过了创业困难期，摆脱了离开华美后的生存窘境。圣诞灯，这件不起眼的节日物品，成就了我的创业梦。在1994年的科隆自由港，“王家明”与“圣诞灯”两个词浑然一体，我给自己的公司取名China Light（中轻公司， light兼有“灯”和“轻”之意）。

如果说80年代第一次去广州是初遇改革开放的春风，那90年代对我来说就是一场猛烈的风暴。站在中国与拉美的贸易枢纽上，让“中国制造”走进拉美千家万户，使我对改革开放有深深的参与感和获得感。即使身在巴拿马，我也感到与我深爱的祖国大地心心相连。

见证“中国速度”

八九十年代，中国出口经济的发展带动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国家在支持出口经济发展的同时，也采取了扩大内需、发展自主品牌等一系列措施。中国能发展得这么快，以这种速度走到今天，谁都没想到。这是我亲眼见证的。1989年我去加拿大多伦多，去美国纽约，感觉西方的高楼大厦特别气派。那时候中国刚刚改革开放，有电梯的房子还很少。1991年，我来到巴拿马运河畔，一百年前美国人凿出了这条河，上世纪60年代就能建成那样气势恢宏的运河大桥。1997年前后我到委内瑞拉，当时下飞机后看到他们的一个隧道，觉得是多么气派，我在中国没有见过这样的隧道。但是现在看，那算什么，那太小儿科了。我们今天的三峡工程、港珠澳大桥，哪个不是堪称举世罕有？中国今天的硬件——城市市容、道路、桥梁、隧道等等不亚于任何一个现代化国家。我在哈尔滨长大，又在广州生活这么多年，但是回哈尔滨、广州，我都找不到往年的痕迹，只能用日新月异来形容。这就是“中国速度”。

我们国家的政治体制、我们的发展道路、我们智慧而团结的人民，是“中国速度”的根基所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力、执行力从全世界来看都是一流的，政府一声令下，大家齐动员，各种工程就建起来了——组织管理的力度绝对够！国外的制度虽然也有它的好处，但是效率太低了，政策执行太难了。

做人不能忘本。“中国速度”让千千万万的中国人脱贫致富，也让我从一个体制内的科长成长为企业家，从几种圣诞产品的外贸商人发展成为集贸易、地产投资、教育投资和金融投资于一身的华侨商人，是改革开放给了我机会，让那个曾经一门心思要留在哈尔滨的王家明也“洋气”起来了。

试水“中国创造”

过去我在外贸部门工作的时候，中国出口的主要是低端产品，如手套、衬衫、烟花爆竹等。那时候就是为国家赚外汇，只要能卖的都卖。国外劳动力成本高、效率低，国内劳动力成本低，所以出口的产品基本都是劳动密集型产品。可是，廉价工资的红利现在已经享受完了，人工成本越来越高，为了保持“中国速度”，中国政府转变了策略，激励“中国创造”。

我们国家近些年的对外贸易中，增加了创造型产品的比重，为我们带来更高效益的同时，也为世界做出了更多的贡献。最近十年，我们的高科技产品在国际市场的占有率越来越高，民族品牌越来越多，像海尔、格力、华为等等，这是国家进步的标志。过去一个货柜货值仅两三万美元，现在很多是十几万、二十几万美元，相同体积的条件下，货值增加了很多倍。这是发展趋于良性的表现，对中国来说也是最重要的。

“中国创造”走向世界，我看到许多中国技术型企业靠挣外国人的钱发展壮大起来，同时，这些“中国创造”也对当地的发展有很大的推动作用。从前巴拿马自由贸易区的货柜检查，必须由人工挨箱打开，完全是原始的方法，费时费力，而现在用的是清华同方威视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研发的扫描设备，大大提高了检查的效率。再比如中国的新能源“走出去”战略，帮巴西建水力发电厂，帮比利时建“希望风电场”，等等。这是一种完全双赢、多赢的发展模式，但又不仅是一种发展模式，是“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理念的实践，是真正谋求人类共同利益的“大国担当”。

在新能源“走出去”的道路上我也参与过、探索过。我曾用三年时间，研究可再生的柴油——用马来西亚的棕榈油再造柴油。我与马来西亚的科技部部长一起，他研究棕榈壳造纸，我和澳大利亚的一位教授合作，研究棕榈油再造柴油。可惜最终技术问题解决了，棕榈油的价格却提高了几倍，这对企业来说就不合适了，我们只好放弃了。这是我们的探索。现在光伏发电这类清洁能源产业，利国利民，也有利于当地社会，我们企业也会寻找合适的机会参与进去，希望可以继续跟随改革开放的步子，找到自己的最佳定位。

做有担当的新华侨

前不久（2018年4月22日），加拿大温哥华市就歧视华人的历史向华人社区道歉的新闻引发了广泛关注。这个道歉虽然晚了一点，却是充满诚意的，让我感到温暖和欣慰。作为一名旅居加拿大、巴拿马、委内瑞拉三国的华侨，我深知要改变一个国家对“外族”的态度有多难，而“外族”要争得话语权又需要付出多大的努力。

记得那是2001年9月28日，一百二十多名青年华侨齐聚北京，中国侨联青年委员会成立，我当选为常务理事——拉美地区唯一一个。第二天，时任国家副主席胡锦涛接见了我们。我清楚地记得，接受接见的三十多个人中，只有我拿着摄像机，坐在胡主席的斜对面。他不仅没有反对我用摄像机，还几次对着镜头侃侃而谈。从这之后，我深感作为华侨的代表需要发挥更大的作用，不能徒有虚名，我要为祖国做点什么。当时拉美地区有八个分散在各地的同乡会，如果能成立一个健康向上、朝气蓬勃的华侨组织就一定可以发挥更强大的作用，会大大有益于海外侨胞。于是2002年我酝酿筹建了巴拿马华侨青年联合会，我被推举为会长。

做了会长，我更觉担子重了，我想方设法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能力，为侨民办事。现在有句话叫“刷存在感”，我倒是从这个会长的职务中体验了自我的另一种存在——不仅是商人。当时巴拿马华侨有二十万人，用一个什么形式把大家凝聚起来呢？我看平时许多华侨忙于工作，文化生活枯燥单调，而不少华侨才艺压身，却无处施展。“好，就策划一场大型文艺演出！”我与几位副会长一商量，大家一致同意，华侨们的热情更出乎我们的意料，自掏腰包筹备节目，努力挤时间排练。大家的积极性更加鼓舞了我，他们不知疲倦、不计成本地为演出奔波，自费回国采购演出服装、道具，免费开车接送演员，联系演出场地……辛劳和成本没有白费，《迈进新时代》大型文艺演出先后在巴拿马城、科隆和巴拿马内地演出七场，引起巨大轰动和反响。这是巴拿马侨界第一次盛大、隆重、精彩的文艺演出，前所未有。许多侨民因为这次活动走得更近、了解更深、相处更亲，同属于一个华侨大家庭的幸福感洋溢在每个人脸上。我从中获得极大的慰藉，用现在的话说，叫“狠狠地刷了一把存在感”。

2002年8月，我为了给孩子一个更好的成长环境，携全家移居加拿大。到加拿大以后，除了谋生，我也没闲着：组建了加拿大华人青年联合总会；组织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活动；促成央视（长城平台）落地加拿大；多次组织华人华侨集会，申明维护祖国统一、支持北京奥运会等；被评为“加拿大十大杰出华人青年”；主办中加建交四十周年开场戏——《五洲同春》大型文艺演出……

回首桩桩件件，一次次成功的喜悦和满足感洋溢心头，而当时的艰辛和困难也犹在眼前。尤其是《五洲同春》演出，因为某些原因，所有的筹备工作只有一个多月的时间，就算在中国这也不太可能完成，何况是在文化、生活习惯都大不相同的加拿大，艰难程度可想而知。但我从不服输，成立筹备委员会、召开新闻发布会、垫付费用……千头万绪的工作，防不胜防的纰漏，极大地考验了我的意志力、能力和胸襟。功夫不负有心人，《五洲同春》的精彩演出获得巨大的成功，为中加建交四十周年的系列活动开了一个好头，获得多伦多主流社会、华人社区、新闻媒体和中国驻多伦多总领事馆的一致好评。

所有的这些活动，让华人华侨紧紧抱团，频频亮相，所谓融入当地社会，我想就是这样一种状态吧。加之华人华侨精英越来越多，对当地的贡献越来越大，祖国的实力日益增强，华人华侨势必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群体。如今，加拿大政府在制定对华政策的时候不再轻率，“华人华侨”是一个值得骄傲的身份。

回首我和我的祖国， 1999年，我受邀参加新中国成立五十周年庆典；2008年，改革开放三十周年时，受邀参加中国侨联在人民大会堂举办的纪念活动；2009年，受邀参加新中国成立六十周年庆典观礼……又一个十年过去， 2018年，在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之际，我再来书写“小我”与祖国母亲的过往点滴，备感幸福和自豪，我期待着见证和创造祖国一个又一个辉煌的十年。

1975年站在海林农场红光队联合收割机上

1981年参加第50届广交会

1989年在曼哈顿

1990年参加广东对外经济贸易洽谈会

90年代在巴西首都的花卉市场

1991年3月在巴拿马华美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