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说

魏晋以降，诗坛众彩纷呈，特别是出现了以曹氏父子、“建安七子”和以陶渊明为代表的两个高峰。魏晋之始，朝政腐败，军阀混战，曹氏父子掌握政权，文士诗人多附属于曹氏。曹氏父子既是政治权威，又是诗坛领袖，在他们的带动和影响下，出现了中国诗史上第一次文人创作诗歌的高潮，并造就了中国文学史上辉煌的“建安文学”和杰出的“建安七子”。建安是东汉献帝的年号，时曹操掌权，这一时期前后的文学称“建安文学”，主要作家有曹氏父子（曹操、曹丕、曹植）及“建安七子”（孔融、陈琳、刘桢、王粲、徐干、阮瑀、应玚），他们的诗作悲壮慷慨，明朗刚健，既带有浓厚的乐府风韵，又体现了激越的现实主义精神，叶燮在《原诗》中称其“敦厚而浑朴，中正而达情”，创立了中国诗坛一代新风，形成了“建安风骨”，成为后人典范。

建安之后，魏晋之际，“竹林七贤”（阮籍、嵇康、山涛、向秀、刘伶，阮咸、王戎）为诗坛代表，史称“正始诗人”，其中阮籍与嵇康更为突出。在司马氏与曹氏残酷的权力争战中，他们反对这种社会现实，又无能为力。因此他们的诗作多流露出畏祸避世的情绪和委婉含蓄的抒情风格。

晋王朝建立以后，政治极度腐败，社会混乱，土地兼并日炽。诗坛空虚，形式主义弥漫。左思却能继承“建安风骨”，倾向于现实，是这一时期的杰出诗人。西晋末年，“玄言诗”盛行，高谈老庄玄理，表现了士族文学的没落。

东晋末年，陶渊明彻底打破文人诗坛的没落局面，中国诗歌又进入一个新境界。陶渊明不满黑暗的政治与腐败的门阀，避离官场，隐居田园，躬耕为生。他的诗多以田园生活为题材，澹远旷达，朴素自然，近于口语，独创田园诗一派，达到了极高的艺术水准，在中国诗坛上独树一帜，为此后历代诗人学习、汲取和尊崇。

晋末南北朝间，谢灵运开山水一派，警秀自然；鲍照继承了建安文学的现实主义精神，并且发展了七言诗，是这一时期的杰出代表。

南朝期间，声律学兴起，齐永明年间（483—493）出现了“永明体”，诗歌讲求“四声”（平、上、去、入四种声调），避免“八病”（平头、上尾、蜂腰、鹤膝、大韵、小韵、旁纽、正纽）。这是中国诗歌由较为自由的体式走向格律化的转折点。这一时期，较突出的代表是庾信。他由南朝出使西魏，历仕西魏、北周，因而他的诗歌既有南朝诗歌格律形式的工整，又有北朝诗歌刚劲质朴的气势。在诗歌形式上，他进一步发展了“永明体”，成为其后唐代近体诗的先声。注重声律、雕琢文字，追尚绮丽，是这一时期文人诗作的突出特征。

南北朝时期，民歌创作十分活跃。南朝民歌多描写男女爱情，语言清新，风格委婉。北朝民歌多反映北方战争和北地风景，语言质朴，雄壮明快。《木兰诗》是北朝民歌的最高成就，也是中国诗史上的不朽名作。

魏晋时期，乐府古诗盛行，而作赋之风未减。在思想内容上多反映社会动乱并受玄学思想的影响；在艺术风格上较清新质朴。曹植的《洛神赋》、向秀的《思旧赋》和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脱汉赋旧体而见创新，不愧为这一时期的杰出代表作。南北朝时期，受声律的影响，赋作字句讲求对偶，且多双句对偶，汉赋演变成为“骈赋”（俳赋）。在这一发展演变中，魏晋时陆机、左思为其先声，南北朝时江淹、鲍照等发展推进，庾信为集大成者。骈赋讲求声律，注重用典，内容日趋空虚。其间也不乏文字隽美、内容生动的佳作。这一文体，对唐诗七律对偶和唐宋律赋产生了直接影响，其后韵律因素渐弱，而散文特色日增，散体代替了骈体。从两汉至南北朝，是中国诗歌发展的一个关键性阶段，在诗歌的体制、声韵和格律等艺术形式上都有创新，成为唐代诗歌空前繁荣的奠基石。

吴孙晧初童谣

宁饮建业水⁽¹⁾，不食武昌鱼。
宁还建业死，不止武昌居。

【简释】

(1) 建业：三国时吴国国都，在今南京市。

据《宋书·五行志》载：孙晧于265年将都城从建业迁至武昌，劳民伤财，“民泝流供给，咸怨毒焉”。这首歌反映了人民对迁都的怨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