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苏轼（1036—1101）字子瞻，号东坡，北宋眉山（今四川眉山）人。他出生在一个“三世皆不显”的家庭，直到伯父苏涣才进士及第，外出做官。父亲苏洵少不喜学，后来虽发奋苦读，却屡试不第，于是决心不走科举之路，而认真研究古今治乱，并精心培养苏轼兄弟。母亲程氏出生于眉山巨富之家，也有文化，亲自教苏轼兄弟读书。由于有良好的家庭教育，苏轼从小就熟读经史，文思泉涌，心怀壮志，纵论古今，并在二十二岁时一举进士及第，二十六岁应制科试又入三等。制科三等实为一等，因一、二等为虚设，自宋王朝建立以来，入三等的也只有吴育和苏轼两人。

苏轼一生历仕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四朝。仁宗朝，是他的政治主张形成的时期。本书所选的《省试刑赏忠厚之至论》，是他参加进士考试的应试文章，已初步阐明了他一生所遵循的“以君子长者之道待天下”的仁政思想。应制科试时，他献了《进论》、《进策》各二十五篇，并作了《御试制科策》。这些文章针对仁宗朝因循守旧，危机四伏的状况，系统提出了他的革新主张。与同时略早的王安石提出的变法主张（见《上仁宗皇帝万言书》）不同，苏轼强调改革吏治，认为“天下之所以不大治者，失在于任人，而非法制之罪也。”制科入三等后，苏轼开始做官，担任凤翔府（今陕西凤翔）签判。在凤翔任上，他又作了《思治论》，进一步概括和发展了他在《进策》中提出的“丰财”、“强兵”、“择吏”的革新主张。

宋英宗治平三年（1066），苏洵卒于京师，苏轼兄弟扶父丧返蜀。熙宁二年（1069）初，苏轼守丧期满还朝，新继位的宋神宗已经采纳了王安石的变法主张，开始了变法。苏轼首先写了《议学校贡举状》，反对王安石变科举（参见本书《王安石赠太傅制》），受到神宗的接见和鼓励，神宗对他说：“虽朕过失，指陈可也”（《宋史·苏轼传》）。接着他写了《上神宗皇帝书》，对新法进行了全面批评，并说：“今日之政，小用则小败，大用则大败，若力行而不已，则大乱随之。”（《再上皇帝书》）这就引起了变法派对他的不满，诬蔑苏轼扶父丧返蜀时贩运私盐。苏轼无一言自辩，只是请求离开朝廷，出任地方官。其后他先后担任杭州（今浙江杭州）通判，密州（今山东诸城）、徐州（今江苏徐州）、湖州（今浙江湖州）知州。苏轼在各地兴修水利，救济灾民，为人民做了大量好事，深受百姓爱戴。对新法，他分别采取不同态度，或“因法以便民”，即推行新法于民有利的部分；或公开拒绝执行（如知密州期间，他就拒不执行正在推行的手实法）；而更多的则是“托事以讽”，本书所选的《戏子由》，就是讥刺新法的名作。他在《湖州谢上表》中说，神宗“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新进”、“生事”等语，刺痛了靠投机新法起家的人，他们群起弹劾苏轼，结果苏轼被捕入狱。虽然多方营救，仍被贬为黄州（今湖北黄冈）团练副使。

元丰八年（1085）神宗去世，年幼的哲宗继位，反对新法的高太后听政，起用司马光为相，陆续召回因反对新法而被逐出朝的臣僚。苏轼先被起知登州（今山东蓬莱），到官五日即被召还朝，相继担任起居舍人、中书舍人、翰林学士。苏轼在朝廷一面继续反对新党，一面又反对司马光尽废新法，主张参用所长，被旧党视为“又一王安石”。在新旧两党的夹击中，苏轼不安于朝，不断请求外任，先后出知杭州、颍州（今安徽阜阳）、扬州（今江苏扬州）、定州（今河北定县），奔波于朝廷和各地之间。“筋力疲于往来，日月逝于道路”（《定州谢到任表》），就是他元祐年间仕途生活的生动写照。

元祐八年（1093），高太后去世，哲宗亲政，重新起用新党，贬逐元祐党人。绍圣元年（1094）苏轼以讥刺先朝（神宗朝）的罪名贬知英州（今广东英德），未至贬所又贬居惠州（今广东惠州）。绍圣四年（1097）朝廷普遍加重对元祐党人的惩处，苏轼又遭不幸被远谪儋州（今海南儋州）。直至徽宗继位，苏轼才遇赦北归，于建中靖国元年（1101）卒于常州（今江苏常州），享年六十五岁。

苏轼一生从仕四十年，有四分之三以上的时间是在地方上度过的，在朝任职的时间，总计不到十年。有三分之一的时间是在贬所度过的，他在去世前不久所作的《自题金山画像》诗中愤慨地写道：“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这位“奋厉有当世志”的旷世奇才，在腐朽的宋王朝，根本无法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

苏轼生活的时代是以欧阳修为首的北宋诗文革新运动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时代。他一生都在大力推进欧阳修所倡导的诗文革新，为肃清五代文弊进行了不懈的斗争，是这一运动的最终完成者。他虽然没有像刘勰那样留下《文心雕龙》一类的皇皇巨著，但在不少诗文中提出了很多深刻的文学艺术主张，深入研究了文艺创作自身的特点和规律，构成了相当完整的文艺思想体系。他不仅强调文艺应真实地反映现实，而且强调不能满足于形似即外表的真实，而要追求神似即精神实质的真实（见《传神记》）。文艺作品不是纯客观地反映现实，而是在反映现实时总带有主观的抒情写意色彩，是客观事物“有触于中而发于咏叹”（《南行前集叙》）。文学作品应以情动人，应做到“诗从肺腑出，出则感肺腑”（《夜读孟郊诗》），而离开了“有触于中”，自己都没有被客观事物所感动，是谈不上感动别人的。苏轼在《文与可画筼筜谷偃竹记》、《书蒲永升画后》等文中，相当深刻地阐述了文艺作品的创作过程。他说，宋初画家孙知微想画湖滩水石，构思了一年，不肯下笔。“一日仓皇入寺，索纸笔甚急，奋袂如风，须臾而成。”这里已接触到创作灵感的问题，“仓皇”、“甚急”、“如风”、“须臾”，正是灵感爆发、创作激情高涨的表现。而这种灵感爆发是建立在长期构思的基础上的，没有经营度岁，就不可能“须臾而成”。苏轼也不满足于一般地论述文道关系，而是直接强调作品的社会功用，要“有为而作”，要“言必中当世之过”（《凫绎先生文集叙》）。他反对求深务奇的时文，主张“以西汉文辞为宗师”，坚持“词语甚朴，无所藻饰”的文风（《上梅龙图书》）。他主张作品风格要多样化，反对王安石的“好使人同己”（《答张文潜书》），强调“成一家之言”（《答张嘉父》）。苏轼一生的创作，实践了他自己的这些主张。

苏轼的诗现存二千七百余首，四言、五言、六言、七言、杂言，古体、今体皆备，而尤以七言古体见长。苏辙在《东坡先生墓志铭》中说：“公诗本似李杜，晚喜陶渊明。”从内容看，苏诗确实具有杜甫诗的现实主义精神。这首先表现在他对国家民族命运的关心上，他从青年时代起就主张抗击辽和西夏的侵扰，表示了“与虏试周旋”（《和子由苦寒见寄》）的决心；即使在贬谪期间，他也不忘“臂弓腰箭何时去，直上阴山取可汗”（《谢陈季常惠一揞巾》）。苏轼也像杜甫一样，时时不忘民间疾苦，本书所选的《都厅题壁》、《鱼蛮子》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作。前者对因违反新法而被囚禁，除夕夜也不能与家人团聚的无辜百姓寄予了深切同情。后者反映了渔民“何异獭与狙”的非人生活，对统治者进行了血泪控诉。苏轼这类作品往往与他反对王安石变法的政治主张纠缠在一起。但是，不管宋神宗和王安石的主观愿望如何，由于吏治的腐败，王安石变法确实起到了与民争利的作用。苏轼这类作品深刻反映了当时的实际，不能因为它与反对新法融为一体而予以否定。同情民间疾苦，就必然会对穷奢极侈的统治者不满。他早年所作的《许州西湖》，揭露了在许州连年歉收的情况下，“使君欲春游”，就不惜“浚沼役千掌”，即不惜动用成千的民力来开浚许州西湖。特别可贵的是他晚年远谪岭南期间，仍写下了著名的《荔支叹》，揭露统治者为了赢得“宫中美人一破颜”，不惜造成“惊尘溅血流千载”，并指名道姓地揭露本朝大臣“争新买宠”的丑态，甚至对在位的宋哲宗也敢于讥刺。由于苏轼在神宗朝反对王安石，在哲宗朝反对司马光，不肯“俯身从众，卑论趋时”（《登州谢上表》），因此，他一生屡遭贬谪，写下了大量抒发个人感慨的诗篇。这类诗的消极情绪最重，但也最感人，因为他有切身之痛，是他的肺腑之言。这类作品的现实意义就在于它反映了封建社会怀才不遇的知识分子的精神苦闷，有助于我们从一个侧面认识封建社会的黑暗。苏诗具有杜诗的现实主义内容，但却不同于杜诗沉郁顿挫的艺术风格，他的多数诗篇都以明快直露为特征。从艺术风格看，苏轼更接近李白，具有李白豪放不羁的浪漫主义特征。他步入仕途以前所作的《咏怪石》，已显露出他那种纵横驰骋、幻想奇特的本色；而仕途受挫以后所作的《游金山寺》，更是这种风格的代表作。“安得夫差水犀手，三千强弩射潮低”（《八月十五日观潮》），“众峰来自天目山，势若骏马奔平川”（《游径山》），像这类想象丰富、气势磅礴的诗篇，在苏轼集中比比皆是。正如钱钟书先生所说：“李白以后，古代大约没有人赶得上苏轼这种‘豪放’。”（《宋诗选注》第71页）不过，以贬官黄州为界，苏轼的诗风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他后期的诗歌仍时露豪放本色，而更多的诗篇却在学习陶潜诗的清新明净，朴素自然，淡而有味。他知扬州时，曾和陶《饮酒》诗二十首；在远谪惠州、儋州期间，几乎遍和陶诗。他在给苏辙的信中说：“吾前后和其诗一百有九篇，至其得意，自谓不甚愧渊明”（苏辙《子瞻和陶渊明诗集引》）。苏轼的和陶诗，有的与陶诗的内容相近，有的题材相似而主旨不同，有的只不过是借陶诗的题目和韵脚而自抒胸臆。苏轼晚年的某些诗虽不以和陶为名，但风格也与陶诗相似。他在《与侄书》中说：“凡文字，少小时须令气象峥嵘，彩色绚丽，渐老渐熟，乃造平淡。其实不是平淡，绚烂之极也。”这是他的经验之谈，是他的创作道路的总结，他的诗歌就经历了这样一个由“峥嵘”到“平淡”的发展过程。

词在中唐初兴的时候，内容比较广泛，格调也较清新。但到了晚唐、五代和宋初，词的内容越来越狭窄，几乎专写儿女私情；格调也越来越低，充满淫词艳语。苏轼以前的宋人如范仲淹、柳永、欧阳修等，对词的题材已有所开拓，词风也有所改变。苏轼在前人成就的基础上，加之他那广阔的胸怀，豪迈的性格，所以一经步入词坛，立刻带来了新鲜空气。苏轼作词一般认为是从通判杭州开始的。本书所选的《南歌子·八月十八日观潮》，是可以准确系年的最早的苏词，已突破“词言情”的藩篱，开始表现出苏词的豪放本色。而在担任密州知州期间及其以后，苏轼就更加自觉地创立豪放词，有意写得与“柳七郎（永）风味”不同，要“自成一家”。以前的词都是写给歌儿舞女唱的，他的词却“令东州壮士扺掌（拍手）顿足而歌之，吹笛击鼓以为节（节拍），颇壮观也”（《与鲜于子骏书》）。他有意以诗为词，认为词即“古人长短句诗”（《与蔡景繁书》）。他在密州所作的《江城子·密州出猎》标志着豪放词的成熟，而黄州所作的《念奴娇·赤壁怀古》，更是豪放词的千古楷模。但这种典型的豪放词，在苏词中并不多，而更多的苏词是以清旷为特征。本书所选的《水调歌头·丙辰中秋》、《念奴娇·中秋》等，都写得清新旷远，飘飘欲仙，大有不食人间烟火的味道。苏轼也有一些豪放词写得沉郁苍凉，寄慨万端，如《满江红·寄鄂州朱使君寿昌》、《八声甘州·寄参寥子》等。辛弃疾后来大大发展了这类苏词的沉郁苍凉的风格。可见，同为豪放词，在苏轼那里已有不同的风貌，为南宋豪放词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天地。但是，在现存三百四十余首东坡词中，各种风格的豪放词仍居少数，现存苏词的绝大多数仍属婉约词。苏轼在词史上的贡献不仅在于创立了豪放词，而且还在于发展了婉约词。他扩大了婉约词的题材。苏轼以诗为词不止表现在豪放词中，也表现在婉约词中，都能做到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苏轼以前的咏物词不多，苏轼成功地创作了一些咏物词，如咏扬花的《水龙吟》、咏石榴的《贺新郎》、咏孤鸿的《卜算子》、咏梅的《西江月》等。这些词表面是咏物，实际是托物拟人，意在言外，耐人寻味。这类咏物词对后世词坛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南宋姜夔等人就创作了不少咏物词。苏轼还写了一些描写农村风光的词，也开拓了词的题材。东坡词中也有不少言情词，如托名思妇怀念远人，实际是抒写自己怀念妻子的《少年游·润州作，代人寄远》，悼念前妻王弗的《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等。这些词不用花间派词人的香词艳语，而往往用白描手法抒发纯真、热烈的爱情，大大提高了言情词的格调。苏轼在词史上的又一贡献是使词摆脱了音乐的附属地位，把词发展成为独立的抒情诗。唐以前以诗为乐，按诗谱曲；唐宋则以词为乐，按词谱填词，词是音乐的附属物。苏轼作词也遵守词律，但他又敢于不受词律的约束。贬低苏词的人常说它“不入腔”，“不协律”，是句读不齐的诗。但正如晁补之所说：“居士词横放杰出，自是曲中缚不住者”（《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三十三）。苏轼历来主张文贵自然，不愿以声律害意。这在当时虽遭到一些人的非议，但从词的发展史看，他使词逐渐成为一种独立的抒情诗体。特别是在词谱失传以后，词人更只能沿着苏轼的路子填词。

苏轼的散文现存四千余篇，无论数量和质量，在唐宋散文八大家中都是首屈一指的。杜牧的《阿房宫赋》已开文赋的先河，苏轼则是文赋的完成者。文赋的特点是骈散结合，押韵不严，用曲较少，较之骈赋、律赋，它是一种更自由、更有生命的抒情赋。本书所选的前后《赤壁赋》、《黠鼠赋》，都颇能代表这种赋体的特色。苏轼一生“身行万里半天下”，所到之处，写了不少游记。以前的游记多以记叙为主，通过景物描写来抒发作者的思想感情，如柳宗元的《永州八记》。但宋人好发议论，特别是苏轼，他的游记往往以描写、记叙、议论、抒情的错综并用为特征，而议论占很大比重。他的《超然台记》是先议论而后进入记叙，《凌虚台记》是先记叙而后进入议论，《思堂记》除寥寥数语交代本事外，几乎通篇都是议论。《石钟山记》首尾皆议论，中间一大段描写夜游石钟山，算是记叙、描写的成分较大的。但即使如此，它的记叙描写也是为反驳李勃关于石钟山山名由来的观点服务的，实际是一篇驳论性质的游记。陈师道说：“退之（韩愈）作记，记其事耳；今之记，乃论耳。”这就是针对苏轼等的游记说的。苏轼说他“平生不为行状墓碑”（《陈公弼传》），在东坡集中，碑传文确实很少，但是写得很好。本书所选的《方山子传》，仅散记了陈慥早年的游侠生活和晚年的隐居生活中的几件小事，就栩栩如生地为我们刻画出这位“异人”的形象。《韩文公庙碑》，更是用他的如椽大笔，充分肯定了韩愈的文章、政绩及其对后世的影响，全文气势磅礴，感情充沛，在碑传文中是不可多得的。东坡集中有大量的书简和随笔，信笔抒意，自由活泼，是明清小品的滥觞。袁宏道非常重视苏轼这些小品，他说：“坡公之可爱者，多其小文小说，使尽去之，而独存高文大册，岂复有坡公哉！”（《苏长公合集引》）苏轼一生写了很多政论、史论和奏议，这些文章虽不能算文学作品，却富有文采。说理透辟，气势雄浑，纵横恣肆，滔滔不绝，确有“孟轲之风”，最足以代表苏轼的文风。

从上述可以看出，苏轼是一位通才，是一位全能作家，在诗、词、文等各个方面都是开派的人物，都作出了创造性的贡献。他的散文与欧阳修一起，并称欧苏；他的诗与黄庭坚一起，并称苏黄；他的词与辛弃疾一起，并称苏辛。不仅如此，他在书法、绘画等艺术领域也是开派人物。在“苏（轼）、黄（庭坚）、米（芾）、蔡（京，一说指蔡襄）”四大书法家中，他是名列前茅的。他善画枯木竹石，大力提倡文人写意画，同文与可一起开创了湖州画派。此外，苏轼在学术领域内的成就也很高。他贬官期间的主要精力都用于撰写《易传》、《书传》和《论语说》。他特别看重自己这三部学术著作。在他去世前不久给友人的信中说：“抚视《易》、《书》、《论语》三书，即觉此生不虚过……其他何足道！”（《答苏伯固》）他用自己的人情说同“兴天理，灭人欲”的北宋理学相对抗，常常讥讽程颐不近人情，是“鏖精陂里叔孙通”，即土头土脑的迂儒。所谓洛蜀党争，除政见分歧外，主要就是围绕着尊天理还是重人欲进行的。

最后想对本书作几点说明：（一）全书按诗、词、文分类编排。诗、词、文内部按写作时间的先后编排。个别不能确定写作时间的，排在该类的最后。（二）苏诗的选译，着重于反映苏轼的生平事迹，故选了他入仕以前作的《咏怪石》。提示也比较注意介绍他的行踪，目的在于使读者对苏轼有比较全面具体的了解。苏词、苏文的选译，则更注意照顾各种不同的风格和体裁，背景介绍也较简略，以免重复。（三）苏轼的某些作品，特别是词，正文前往往有较长的小序，一般都放在提示中意译。如果序文较短，一般仍作题目对待，留在词牌下，并在提示中略作说明。（四）作为通俗读物，注释和提示本不应引原文，但有的地方，不引原文，不易说清楚，特别是前人的一些评论，言简意赅，故适当引用，以帮助读者理解原文。

此书撰写时间仓促，错谬之处在所难免，敬祈读者批评指正。

曾枣庄（四川师范大学文理学院）

曾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