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李克农和陶铸打了一架，周恩来为白崇禧修改文稿

主管情报工作的李克农与负责宣传工作的陶铸因误会打了一架，演了一场“三岔口”闹剧；白崇禧的机要秘书是中共特别党员，他为白崇禧拟定的讲稿竟是周恩来修改的结果。周恩来与白崇禧同车撤离武汉，白崇禧向周恩来细谈儿时趣事。

1938年7月上旬的一天傍晚，汉口府南一路（现民意路）的石板路上，一位魁梧壮实的中年人，手摇蒲扇，踱着方步，正向安仁里走去，他戴着眼镜，身穿绸衣缎裤，一副富商模样。

绕过摆在街上的数不清的乘凉的竹床，转过两道弯后，他朝四周望了望，发现无人盯梢之后，快速地踅进了一栋不起眼的二层楼房。

他是谁？他为何来到这个五方杂居的地方？

他叫李克农，中共杰出的情报工作者。早在20世纪的30年代初，他就和钱壮飞、胡底打入国民党内部，在上海、南京从事秘密战线工作，获取了诸如向忠发（中共临时中央书记）叛变、顾顺章（中共特科负责人）投敌、国民党围剿红军等许多重要情报，因而他们有中共情报“三杰”之誉。

现在他的内部职务是中共中央长江局秘书处秘书长，还是干老本行——负责收集情报，还是受他在上海时的老领导周恩来直接领导。因为虽然实现了国共合作，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但团结之中有斗争，情报工作不能松手。

李克农交游广泛，大凡国民党上层人士、失意政客、中外记者、民主人士、掌柜、店员及至街头修钟表、补锅、磨剪子铲刀的，他都能谈得来，做朋友，所以他的信息来源广泛，情报有分量。

尽管长得高高大大，李克农却和周恩来一样，心细如发，机敏严谨。情报科有一部密码电台，专门负责接收各方来电，然后经整理送长江局领导及党中央阅看，保密要求之严自不待言。

中共中央长江局的办公地点设在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内，是原日本大石洋行的商务大楼（原日租界128街89号，现长春街57号），四层，外加一个屋顶花园。情报科就在四楼，外人不能进去。李克农给情报科的工作人员规定：除特殊情报外，一般情报看完即毁，不存档；遇日机轰炸需躲避空袭时，值班译电员只能拿上密码箱去底层楼梯下藏身，不准出大门。朱轩是从延安新来的译电员，一次他值班时，警报响了，他慌慌张张地提着密码箱跟着大家跑到法租界。为此，李克农气得大骂了他一顿。

中共湖北省委也有一部秘密电台。李克农的警惕性很高，为防止这部电台泄密，他经常去府南一路安仁里一号湖北省委的所在地检查工作。今天晚上，他特意装扮了一番，又去那里查看情况。

湖北省委的电台安在二楼，几个工作人员李克农都熟悉，他们正在各自忙碌着，与以前一样，李克农同他们点头致意就算是打了招呼。临走的时候，他向这里的负责人小张问了些情况，又叮嘱了几句，便独自下楼去了。

走到一楼的门口，一个身材比他略矮、剃小平头的陌生人敞着衣服，大摇大摆地向门里走来，李克农一激灵，心想，莫非是国民党的特务？便横在门口，问道：“你找什么人？”

来人打量了眼前这个戴眼镜的大个子，不屑地反问道：“你是什么人？你来这里做什么事？”

“你问得莫名其妙，这儿是我的家，你说我来这里做什么事！”李克农想糊弄对方一下。

谁知对方也像是对这栋房子十分知悉似的，不仅不受糊弄，反而从鼻孔里鄙夷地哼了一声，说道：“你的家？你是不是吃错了药，走错了门？！”

一句话说得李克农火起，他瞅准对方的胯裆口，飞起一脚，谁知对方反应也快，一个闪身，让开了这致命的一踢。

李克农认准这人不是密探即是流氓，便使出早年学过的功夫，一记黑虎掏心，直奔那人胸口而来。那人没防着对面这个大个子如此迅疾，想躲都来不及，结果胸膛上结结实实地挨了一记重拳，踉踉跄跄地倒退了好几步。

李克农在抗战初期

待站稳脚跟，那人如发怒的公狮，冲上前来揪着李克农便打。李克农视力不好，眼镜被打飞了，黑暗中挥出去的尽是空拳，而那人似乎擅长游击战法，前后左右，声东击西，打得李克农找不着北，只是嗷嗷地吼叫着。

楼上的工作人员听到楼下的叫声一齐跑了出来，扯开一看，大事不好了，同李克农打架的是陶铸同志，他当时在湖北省委宣传部工作，但他不认识李克农，因此，才有了这场大水自冲龙王庙的闹剧。

自此以后，李克农与陶铸“导演”的“三岔口”常被“八办”的人引为笑谈。而两人不打不相识，后来尽释前嫌，还成了好友，只是还不时拿“三岔口”一事互相斗嘴，李克农说：要不是我的眼镜掉了，你哪里吃得消我的老拳？陶铸则说，你死打硬拼，我用的是毛主席的游击战法，所以打得你鬼哭狼嚎。旁边的人听得笑岔了气。

说笑归说笑，李克农对秘密工作的警惕性却是从未马虎的，他为此受到周恩来的多次表扬。

对隐蔽在各处的秘密党员他还尽力予以帮助，以便他们能更好地开展工作。

白崇禧是军事委员会的副参谋总长兼军训部长（参谋总长兼军政部长是何应钦），其机要秘书谢和赓是白崇禧夫人马佩璋的表亲，也是中共特别党员（仅毛泽东、周恩来、李克农等三五人知道），因此，谢和赓做白崇禧的工作就有了许多便利条件。

作为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工作的同事，白崇禧有“小诸葛”之称，周恩来是共产党的干城，两人见面机会多，也很谈得来，上述周恩来向白崇禧介绍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就是一例。白后来在广西军队中大力宣传《论持久战》，凡排长以上军官，人手一册，深入学习，扩大了毛泽东的这部名著的影响。但自从有了谢和赓这层关系，周恩来、李克农就更容易了解、掌握甚至影响白崇禧的思想了。

当时，电影演员王莹因演出街头话剧《放下你的鞭子》而红遍武汉三镇。王莹长得丰腴有度，肤嫩如脂，为不少官宦公子、富家子弟所追求，但她独看中了谢和赓的人品和才气，因而两人正恋得火热。

电影宣传工作属政治部第三厅厅长郭沫若管，这样，因王莹的关系，谢和赓又与郭沫若熟谙起来。不过，根据组织原则的规定，郭沫若并不知道谢和赓的党员身份。

因身兼军训部长一职，白崇禧要经常向各地驻军发表军事讲话，讲稿自然由谢和赓等人拟定。

当时刊登在杂志封面的王莹的照片

1938年6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珞珈山军官训练团第一期学员毕业，即将开赴抗日前线。无疑地，白崇禧是要给他们做一番训话的。这一期学员全系国民党军队师长以上军官，训话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为能拿到高质量的讲稿，白崇禧除叫谢和赓草拟题为“军队政工与群众政工之关系”一文外，还叫另外两人起草同一文章，以从中择优，交稿时间限定一周。

这对谢和赓的能力、学识是一次大的考验。

谢和赓和白崇禧一家住在一起，地点在武昌蛇山脚下的熊廷弼路（今武珞路），办公地点距此不远，在武昌新图书馆（今湖北省图书馆）。这样，谢和赓白天上班处理公文，晚上加班，赶写讲稿。经过三个晚上的挑灯夜战，草稿终于拟就，有14000字。

大作初具规模，该先送给谁看呢？他第一个想到的是自己的恋人王莹。这时王莹患感冒，正在汉口同济医院打点滴，她接过厚厚的一叠手稿，翻看了起来。

看罢，她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

“你是白总长的大秘书，我文化水平不高，提不出更多的意见，不过我觉得太长了一些，这么多的字白总长要是逐一讲下来的话，得花多长时间！下面听的人烦不烦？”

“嗯，有道理。”谢和赓若有所悟，连声称赞王莹说得在理。

那怎么斟酌删节呢？请谁代劳呢？刀子削不了刀把，删减自己的文章好比切割自己身上的肉——难下手哇！这时候聚集在武汉的文人多如过江之鲫，可这种文稿又不是随便能给外人看的。

谢和赓有点犯难了。

还是王莹脑袋转得快，“你不是和李克农关系好吗，他交际广，肯定能找到可靠的人帮这个忙。”她对谢和赓说。

谢和赓一拍大腿，转身出门，找李克农去了。

李克农一看是白崇禧的重要讲话稿，当即答应，“行，我给你找个高人修正修正，明天你过江来取吧！”

第二天，谢和赓过江取回了原稿。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那上面增删改动的笔迹，不是周恩来那遒劲圆润的字体吗？谢和赓越往下看，越是敬佩：周恩来本着白崇禧军训部部长而不是副总参谋长的角色，谈到了政治工作的目的、意义、方式与方法，且尽量改正原稿中与共产党、八路军政治工作相类似的提法，删掉了那些过火的揭露国民党中央军以往一向脱离群众的做法及政治工作中种种毛病的文字，全文的长度也压缩至1万多字。

当晚，谢和赓异常兴奋，连夜照着修改稿复写了两份，并将周恩来用红笔改过的原稿毁掉。

第六天，他将一份誊正的讲稿放到了白崇禧的办公桌上，而他的两位同事的拟稿也已经整整齐齐地摆在那里。

次日一早，白崇禧赶往珞珈山的训话现场，谢和赓及他的两位同事也乘车随行。

路上，谢和赓心里如十八只木桶打水——七上八下，忐忑不安，白崇禧到底会用谁的拟稿呢？会不会各取精华，“平分秋色”呢？就在他左思右想之时，小车戛然而止，目的地到了。

到底是行伍出身，训练有素，白崇禧咚咚几步即迈上早已布置好了的主席台，开始训话。

似乎是烂熟于胸，白崇禧撇开讲稿，洋洋洒洒地谈起军队政工的方式方法与群众政工的重要意义来，听的人都为白崇禧的出众口才、严密逻辑和语言的感召力所折服，不时地鼓掌欢呼，但白崇禧本人心里清楚，他所讲的全是谢和赓拟稿的观点！

事后，谢和赓将此事向李克农做了汇报。胖胖的李克农双眼笑得眯成一条缝，他一把搂过谢和赓，说道：“小子，你真幸运！有恩来同志做你的作文老师，你的工作哪能不成功呢？！不过，这事恐怕是国共合作中难得一见的奇事，也是一个难得一遇的‘绝密佳话’！”

是的，一个国民党军事领袖的演讲稿竟得到中共领袖的亲笔修改，这在国共两党关系史上确是一段空前绝后的“绝密佳话”！但周恩来与白崇禧之间的另一段故事恐怕也是可以称得上“佳话”的。

那是这一年10月25日武汉大撤退时候的事。

这一天的凌晨，当向西转移的周恩来一行乘车经过十里铺时，发现前面一辆轿车停在路边，司机正仰卧在车底下检修线路。周恩来下车一问，原来是白总长的座车坏了。

这时，敌人已部分进入武汉市区，枪炮声清晰可闻。周恩来遂对白崇禧说：“健生兄，情况紧急，你还是坐我的车走吧！”

白崇禧说了声“谢谢”，便很高兴地坐进了周恩来的小车。

这一路，两人言谈甚欢。

白崇禧谈到了自己的儿时趣事：“我那时人小力气小，可从来是不畏‘强敌’的啰。我读私塾时，同学中有个叫毛长林的，年长我8岁，个头高出我一大截。其座位正在书房通往厕所处，凡同学路经该处，毛动辄收‘过路税’，我也被收过。可心有不甘咧，于是便想办法教训他。一日下午放学，毛正下台阶，我想机会来了，遂出其不意，在后用力一推，毛像石碾一样滚滚而下，我又乘机上前踢其两脚，然后迅速跑开。毛长林这次受伤不轻哟，面部、膝盖流血不少，他老爸找到我父亲，我父亲赔礼又赔医药费，但对我受辱而报复的行为却未予深究。从此以后，毛长林再也不敢收‘贡税’了，同学们都拍手称快。”

1938年2月21日，武汉各界举办“庆祝空捷追悼国殇”大会。周恩来、王明等共产党人前往致祭，纪念在三天前武汉空战中捐躯的飞行员。周恩来身着国军军服，留下了这幅照片。

周恩来听完，哈哈大笑起来，赞叹道：“是啊，面对强敌就是应该敢于起来做斗争，比如我们现在进行的这场抗日战争，只要各党各派团结一致勇于战斗，中华民族就一定会赢得未来的胜利和希望。”

周恩来接着也谈了自己的身世、留学法国和参加革命的经历，以及红军长征的经过，白崇禧为周恩来的坦诚磊落而深受感动。

两人的这番交心行程，为白崇禧担任桂林行营主任后准许八路军在桂林设立办事处并放手展开工作，埋下了很好的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