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郭沫若对陈诚说：“你不能往三厅里掺沙子！”

在四季美汤包店，周恩来力劝郭沫若就任政治部第三厅厅长；在副厅长人选问题上，郭沫若据理力争，负气出走；在三厅组织大游行活动时，陈诚指使人暗中拉响了空袭假警报；在三厅的国际宣传处，有一位“娇声卖国贼”让日军既恨又怕。

1938年新年刚过，从日本回国的郭沫若应陈诚之邀来到江城武汉，拟担任政治部第三厅厅长。周恩来非常高兴，便以同志加朋友的身份为他接风。

北伐战争期间，郭沫若曾任政治部副主任，后蒋介石叛变革命，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郭沫若以一篇《试看今日之蒋介石》把蒋骂得体无完肤。于是，蒋下令通缉，郭亡命日本，周恩来遂与他十年暌违，音讯断绝。这番见面，自然十分兴奋。

深冬的武汉，天气奇冷，阵阵北风刮得人弯腰缩手，缠巾裹衣的，而周恩来和郭沫若却春风满面地来到了汉口后花楼街的四季美汤包店。

在二楼的一间包房里落座后，周恩来对郭沫若说道：“沫若，今天我们来的这家小店，在武汉的名气可大咧！它做的汤包皮薄，肉嫩，汁鲜，蟹黄汤包用的是阳澄湖的大鲜蟹，正宗的下江风味呢！花雕是我们老家的特产，温而不火，特别能御寒，这算是我做东的一点心意吧！”

“没想到周副主席（周恩来当时在党内是军委副主席）还是美食家哩！”郭沫若的一口四川话依旧那么圆润。

说笑间，酒、菜、汤包都端上来了。

郭沫若夹了一只汤包，咬了半口，连声赞道：“嗯，鲜，鲜，味道真好，比我小时候在老家吃的蘑菇蒸包好吃多了！”

看着郭沫若吃得津津有味的样子，周恩来说：“好哇，那你就多吃几个吧！”

边吃边聊间，周恩来又说道：“沫若在日本潜心研究甲骨文和中国历史，成绩巨大，得到了学界的尊重。陈辞修这次邀你负责第三厅，就是冲着你的名声而来的，你意下如何？”

郭沫若抿了一口花雕，若有所思地说道：“周副主席，我不大想干这个差事。”

“为什么？”周恩来紧盯着问道。

“很明显，第三厅主要任务是宣传，跟谁宣传？还不是跟反动派卖膏药！再说，我站在自由地位说话，比加入了不能自主的政府机构，应该更有效一些；此外，一旦我做了官，抗日青年们是不会谅解我的。”郭沫若一口气说出了一大堆的理由。

周恩来静静地听着，待郭沫若讲完，他缓缓地说道：“沫若，我倒不这么认为。现在是国共合作时期，你宣传的是全民抗战啊，不只是一个政党的主张，一个领袖的思想，况且你有了合法身份，不是可以更好地动员青年，组织青年，宣传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吗？我想青年们是会理解你的！”

郭沫若似乎还有些担忧，“陈诚会那么放手让我来开展工作？”

“他肯定会设下不少障碍，不过不用过于担心，政治部不是还有我吗！倘使他胡乱干预，我们就同他斗呗！统一战线不是无原则的啊！”

郭沫若端起酒杯同周恩来碰了一下，一口饮尽满满的一杯花雕，说道：“好吧，我听你的！”

2月下旬，陈诚主持政治部会议，商讨第三厅的副厅长人选问题。

陈诚似乎早有准备，但他隐而不发，先把郭沫若推上前台，说：“沫若同志，副厅长主要是协助你开展工作，十分重要，你有什么考虑？”

郭沫若也似乎早就成竹在胸，他侃侃而谈道：“正如陈部长所言，副厅长位子十分重要，用人不能不慎，那么选怎样的一个人呢？鄙意以为，这个人首先要有人望，品行好，为各方所接受；其次要有组织领导才能，特别是有领导文化界各路人才的才能，这样才能凝集人心，团结大众，开展工作，打开局面。”

政治部的三位部长，陈诚、周恩来、黄琪翔都不约而同地点了点头。

“那么你认为谁当副厅长比较合适呢？”一向持中立态度的黄琪翔问道。

郭沫若单刀直入：“我认为潘汉年合适。”

“潘汉年？”一直脸色轻松的陈诚顿时绷紧了神经。“他长期在幕后做事，恐怕不大合适吧！”陈诚含沙射影地来了这么一句，他是指潘汉年多年来做我党的秘密战线工作。

武汉会战期间，周恩来（右）和郭沫若（中）等在一起的合影

郭沫若一听，有点忍不住了，他提高了声调说道：“什么长期在幕后做事？我还不是在幕后做了十年！”

陈诚知道他的话拔出萝卜带了泥，赶紧解释说：“沫若同志，你误会了，我不是这个意思。”

周恩来本来要陈诚尊重郭沫若的意见，现在一见两人已擦出火花，便想缓和一下气氛，说道：“陈部长，那你认为谁比较中意呢？”

“我比较看中刘健群同志。”陈诚终于揭开了盖子。

周恩来的脸色也严肃了起来：“刘健群难孚众望，他是复兴社（国民党的特务组织）的骨干，很多人都知道。”

郭沫若越来越坐不住了，“陈部长不要往第三厅里掺沙子了，你要是让刘健群来干这个副厅长，那我就只有让位于贤了。”他气嘟嘟地说。

话说到这个份儿上，会议已成僵局，几个人都一言不发，尴尬地坐着，只有陈诚的手指不停地敲击着会议桌面，“笃笃笃笃”地如心跳般响个不止，单调而沉闷。

还是黄琪翔出来打圆场：“我看今天的会议一时难以议出个结果，不如改天再开吧！”

陈诚停止了手指的活动，阴沉着脸走了。

会议在无言之中不欢而散。

第二天，郭沫若给周恩来报告了一声，便愤然坐火车到了长沙。

这下陈诚急了，抗战不能没有宣传，第三厅不能没有郭沫若，郭沫若负气出走，这台大戏怎么唱？

他跟周恩来商量，刘健群和潘汉年都撇开，由郭沫若另外再提名一个无党无派的人士，怎么样？周恩来说，我跟郭沫若联系一下再说。

这样，郭沫若推荐武汉大学教授、无党无派学者范寿康当副厅长，陈诚同意了，第三厅的“组阁”风波终于风止浪静。

4月1日，武昌昙华林，宾客盈门，锣鼓喧天，热闹非凡，政治部第三厅宣告成立了。

三厅下设五、六、七共3个处，每处设3个科，编制定员300多人，另附属有4个抗敌宣传队，10个抗敌演剧队，10个孩子剧团，1个漫画宣传队，1个电影制片厂和5个电影放映队，总计有2500人左右。同时，一批文化界的知名人士如著名作家胡风、丁玲、茅盾，音乐词曲家冼星海、戏剧家阳翰笙、田汉等都来到了武汉。

4月7日，汉口市商会大礼堂里人声鼎沸，上午10时，第三厅主持的武汉各界抗战扩大宣传周开幕式活动正式开始。

陈诚首先讲话：“同志们，同胞们，第三厅组织的本次宣传周活动，一方面为鼓舞前方将士之勇气，另一方面为振奋后方民众之信心，坚强国人长期抗战之意志。抗战是手段，建国方为目的。同志们，同胞们，只要我们同仇敌忾，坚定信念，我们就一定能打败敌寇，实现建国的目的！”

邵力子、周恩来也都做了鼓动发言。

开幕式后，10万市民举行了游行活动。恰在此时，广播传来台儿庄中国军队大捷的消息，三镇即刻如开水在锅，沸腾起来，鞭炮声、锣鼓声、广播声、歌舞声，不绝于耳。中山公园体育场内，数万人齐声高呼反帝口号，高唱《义勇军进行曲》《救亡进行曲》《大刀进行曲》，武汉成了欢乐的人山，武汉度过了一个兴奋难眠的夜晚！

扩大宣传周在随后几天又举行了演讲、歌咏、美术、戏剧、电影等宣传日活动。三镇的大街小巷、工厂、码头、部区、农村活跃着几十个演剧队和几百个演讲队的矫健身影。上万人的歌咏竞唱，将武汉唱得歌飘曲荡，响彻长空；特别是抗日画灯游街展示和江上船舳数里相连的水上火炬宣传活动，更将江城装扮成一幅流动的抗日风景画和壮观的抗日宣传图！

宣传周的最后一天，第三厅拟组织60万人举行大游行，这是人民群众对自己力量的检阅。

这么大的声势，又是共产党人带头组织的，陈诚心里不是个滋味，他对第二厅厅长康泽说：“能不能想办法阻止一下？”

康泽笑着说：“陈部长到时候会知道的。”

那一天，阴雨淅淅，各阶层的人纷纷冒雨汇集到各集中地点，准备游行。

忽然，空袭警报响起，而且一声比一声凄厉，似乎敌机已飞临眼前。

人们纷纷躲避，一场大规模的游行活动就在虚假的警报声中流产了！

第三厅是文化人的大本营，笔杆子多，为发挥这一优势，也为鼓舞前方将士的斗志，三厅联合全国慰劳总会，发起了大规模的征集慰问信活动。号召一出，万众响应，妇女、老人、儿童，凡能识字作文的，几乎没有不动手提笔的。短短一月之间，上百万封慰问信如雪片般飞向三厅的文字宣传处。

武汉妇女救护训练班的李宜礼小姐，一人写信达20封之多，信笺都写满了她满腔的热情和女孩子特有的纯真与执着。在8月25日的一封信中，她深情地写道：“我前方最亲爱最勇敢抗战的将士们，当此三期抗战之时，你们为中华争人格，为国家争光荣，不惜牺牲性命，抛弃家园，其忠勇奋爱之精神，是何等令人钦佩啊！可惜我是弱女子，未有高深公识，贡献国家，然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闻风而起，未敢后人。将来最后胜利得到，你们凯旋归来，（必将）受（到）四万万同胞之欢迎尊敬。这种无上的光荣是永远不磨灭的呀。敬祝最后胜利！”

为防止汉奸、坏人利用慰问信搞反动宣传，文字宣传处的同志还仔细看过每封信件，并在信中放进针、线、肥皂、毛巾、照片等慰问品，这给了前方将士极大的精神鼓舞。正如一位战士在复信中说道：“得信后我勇力倍增，为民族、为国民争自由，我死而无憾！”

大会战时期的武汉，始终是在热与火的亢奋中流淌着一天又一天的日子，而每天的日语广播（中文翻译）却总能吸引人们驻足街头，凝神聆听，鹿地亘、池田幸子、青山、绿川英子……这些来自日本的反战人士、第三厅国际宣传处的工作人员，武汉市民对他们的熟悉就如同对自己街坊邻居的了解。

早在少女时代，绿川英子就因参加左翼文化运动、从事世界语活动而遭逮捕。出狱后，她毅然加入日本无产阶级世界语者同盟，开展反战宣传，并不顾家人反对，坚决和中国留学生刘仁结婚。

1937年4月，是日本侵华战云密布之时，她只身躺在一只小船的底舱，熬过暗无天日的10天海上生活，秘密潜入了“敌国”——中国。

到中国的头几个月，她娇小的身影就活跃在反战和平的人流之中，如同海燕搏击风浪，百灵歌唱阳光。在上海，她昂首挺胸走在南京路上，参加营救“救国会七君子”的群众游行；她日夜奔波，编印《中国怒吼》杂志，撰写反对日本侵华，声援中国人民的文章；在广州，她参加“国际协会世界语科”的宣传工作，倡议和平反战。

可仅仅因为她的日本国籍，误解和猜忌便像毒蛇一样缠绕在她的头上，让她泪水独吞，无言以告。

“敌国”的人把她当作了敌国的人。

一天深夜，蜗居陋室的她被几名广州市的警察以“敌国人民”的名义驱逐出境。她只好流落香港，在一个小岛上与一群难民度过了她一生中物质和精神上最痛苦的四个月生活。白天，她靠在岩石上看潮起浪涌，云卷云舒，所能做的只是看救济难民的食物船到后，她再端起碗筷排队领取那份闪着光影的稀饭；雨夜里，滚雷如炸弹，在她的头顶爆响，吓得她蜷缩在草席的一角，瑟瑟发抖；暴雨狂风掀天盖地，孤苦的她只能拥被坐等天明。她在等待着，也在抗争着，冷遇和迫害、困窘和痛苦，没有浇灭她热烈的火焰，她时刻渴望着回到中国人民抗日斗争的行列里，公开地、合法地当一名真正的战士。

郭沫若帮助了她。

1938年6月，在第三厅的要求下，她获得特许，从那个让她饱受苦难的小岛经广州来到武汉，在国际宣传处对日宣传科做日语反战广播工作。

终于能同中国人民并肩战斗了！终于能以麦克风为武器打击日本军阀了！她把心中炽烈的爱憎，化作缕缕情丝，编织在一次又一次的播音之中。

第一天播音，她激动地说：“当我在战争第一周年的前夕被允许公开参加中国抗战之时，我是多么的喜悦和充满希望啊！”“虽然是日本公民，但我愿意加入中国军队，因为它为民族解放而战斗，它反对的不是日本人民，而是一小撮日本帝国主义者，它的胜利同时预示着东方光明的未来！”

每一次播音，她总是那么饱含深情，特别是讲到日本侵略者在中国大地犯下的种种罪行时，她往往泣不成声，泪下如雨！

她用杜鹃啼血般的真挚，呼唤日本士兵良知的回归：“别错洒了热血，你们的敌人不在隔海的这里！看看布满忧伤的老人，孱弱无助的儿童，想想你们年迈的父母和天真活泼的弟妹，你们的刺刀哪能在这里逞显威风呢！”“停止杀戮，停止战争吧！我亲爱的同胞，为了两国人民！”

绿川英子的广播受到了世界上热爱真理、热爱和平的人们的喜爱。一位名叫安偶生的朝鲜世界语者，听了英子的广播之后，深受感动，写了一首题为“和平鸽”的诗，献给这位不曾谋面的“和平鸽”，诗中的一节写道：

如今你站在麦克风前开始翻译、播音，

向你的同胞们把真理预言。

你那尽管温柔的嗓音，却足以制造电闪雷鸣。

你句句金玉献给仍有良知的心灵，

你的声音是不会白费的呵，

因为它能将那喝血入迷，制造痛苦的狼心，

打得粉碎，撕得干净。

和平的召唤，像排枪炮弹，搅扰得日军心慌神乱，一些麻木的灵魂在春风细雨之中逐渐复苏。

华中派遣军某部通信兵堀锐之助，长期收听绿川英子在武汉和重庆的播音，原来所谓“圣战”的说教开始在他心中消解，原来所谓“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的理想开始被他怀疑。他在日记中写道：“重庆广播，偷偷倾听，那流畅的日语，心中不能平静。”

日本军部对这个用流莺般声音“动摇”他们军心的播音员既恼火又恐惧。他们四处查询，后来得知为中国电台工作的人竟是一个名叫绿川英子的日本女子时，他们尽其所能地用上毒辣的手段，一方面在东京《都新闻》上以头版头条、大幅照片等报道：“用流畅的日语对祖国做歪曲广播的娇声卖国贼”；一方面逼迫英子的父亲“引咎自杀”。

对此，绿川英子却是一脸的坦然，心中的和平与正义能让她冷静地对待军阀的疯狂，她说：“谁愿意叫我卖国贼就让他去叫吧！我对此无所畏惧。”

倒是周恩来的关心使绿川英子心潮澎湃，哽咽难语。周恩来在看望她时，真诚地说道：“日本帝国主义者把你称为‘娇声卖国贼’，其实你是日本人民忠实的好女儿，真正的爱国者。”绿川英子满含热泪地说道：“我愿意做中日两国人民忠实的女儿！”

短短的三个月后，侵略者的炮声还是淹没了绿川英子清澈的播音。在随三厅撤离之前，她站在长江岸边，凝望着一江秋水，思绪蹁跹，那响遏云天的合唱大会，那与星争辉的提灯游行，那感天动地的献金运动……一幕幕、一幅幅在她的心头浮现，再见了，我热爱的第二故乡，再见了，我亲爱的人民，不久的日子，我一定会回来的！她在心里坚定地说道。

绿川英子和她的丈夫、中国留日学生刘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