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宋代文人崇道的政治文化背景

第一节 北宋诸帝与道教

北宋诸帝大都沿袭了唐代统治者儒、道、释并用的宗教政策。除儒学外，道、佛二教在宋代也很兴盛。正如北宋人陈襄所言：“方今释老二氏之法蠹惑天下，上自王公，下逮民庶，莫不崇信。”^[1]客观来说，宋代道教虽然发达，但兴盛程度低于佛教，道冠人数和宫观数量均不及僧尼人数和寺院数量。然而，宋代诸帝对道教的重视程度却远超佛教，道教由此带有浓重的官方色彩。明代陆容《菽园杂记》卷十一云：“宋朝崇信道教，当时宫观寺院，少有不赐名额，神鬼少有不封爵号者。”^[2]今人孙克宽总结宋代道教发展特点时也指出：“北宋道教发达，实起于朝廷的崇奉。”^[3]

由于政权更替频繁，战乱不断，五代时道教处于低谷。后唐人赵明言云：“窃见天下宫观，久失崇修，盖自朱温篡逆以来，例多毁废。”^[4]宋初人孙夷中亦云：“道教微弱，星弁霓禁，逃难解散，经籍亡逸，宫宇摧颓。”^[5]宋太宗也曾叹道：“夫道者，天地万物之祖，而其教终微。”^[6]针对这一局面，北宋统治者采取了崇奉、扶持道教的政策，这一政策的奠基者，是宋太祖与宋太宗。

宋太祖赵匡胤即位之前，民间就流行一则民谣，说高道陈抟碰见宋太祖母亲用篮子挑着年幼的太祖、太宗避乱时，立即吟诗道：“莫道当今无天子，都将天子上担挑。”^[7]陈桥兵变前，方士苗训也宣称，赵匡胤成为宋太祖“此天命也”^[8]。这些民间传说，看似荒诞无稽，但从中可以看出道士在赵匡胤建立宋朝的过程中起了一定的舆论宣传作用。

宋朝建立后，宋太祖屡次召见道士，甚至亲自登门求教“治世养生之术”。开宝二年（969），宋太祖召见道士苏澄隐，问：“朕作建隆观，思得有道之士居之，师岂有意乎？”对曰：“京师浩穰，非所安也。”太祖复临苏居，问曰：“师年逾八十而容貌甚少，盖以养生之术教朕？”苏澄隐答曰：“臣养生，不过精思炼气耳，帝王养生，则异于是。老子曰：‘我无为而民自化，我无欲而民自正。’无为无欲，凝神太和。昔黄帝唐尧，享国永年，用此道也。”^[9]“上大悦，赐紫衣一袭，银器五百两，帛五百匹。”^[10]乾德五年（967），太祖又亲选莱州道士刘若拙为左街道录，“每遇水旱，必召（刘若拙）于禁中设坛场致祷，其法精审，上甚重之。”^[11]不仅如此，宋太祖对道士素质也十分重视，开宝五年（972）十月，“诏功德使与左街道录刘若拙，集京师道士试，验其学业，未至而不修饬者皆斥之。”^[12]《宋史·太祖纪》亦载：开宝五年冬“试道流，不才者勒归俗”^[13]。在宋太祖的命令下，建隆二年（961）重修汴京太清观，并改名建隆观，成为宋代历史上第一个敕建的道观。

宋太宗对道教的崇重远超太祖，政治上提倡无为自然的黄老之治。曾说：“清静致治，黄老之深旨也。朕当力行之。”^[14]又说：“伯阳五千言，读之甚有益，治身治国，并在其内。”^[15]据《宋史》卷四五七、《宋朝事实》卷七《道释》记载，太宗在位期间（976—998），召见的道士有陈抟、种放、丁少微、楚芝兰、王怀隐、陈利用、郭恕先、张守真、冯文智、张契真、赵自然、柴通玄等十余人^[16]。太宗还赐诗给陈抟，王之《渑水燕谈录》卷四《高逸》载：“太平兴国初，召（陈抟）赴阙，太宗赐御诗云：‘曾向前朝出白云，后来消息杳无闻。如今若肯随征召，总把三峰乞与君。’……久之辞归，进诗以见志曰：‘草泽吾皇诏，图南抟姓陈。三峰千载客，四海一闲人。世态从来薄，诗情自得真。乞全麋鹿性，何处不称臣’。上知不可留，赐宴便殿，宰相两禁傅坐，为诗以宠其归。”^[17]

政府扶持道教还表现在官方筹资兴建道教宫观。宋太宗即位后大修宫观。太平兴国二年（977）五月，诏于终南山为凤翔府道士张守真修建宫观，三年乃成，太宗御书“上清太平宫”^[18]。六年（981）十月，苏州太一宫成。七年（982）六月，诏舒州修司命真君祠，总成630区，号曰“灵仙观”。八年五月，道士楚芝兰建议，在京都东南苏村建太一宫，以便祈福，太宗诏准，十一月宫成，总一千一百区。太宗于次年亲祠太一宫。雍熙五年（988）正月，诏改洪崖庙为栖真观。端拱元年（988）二月，诏于昭阳门内道北建上清宫，至道元年（995）正月，宫成，总有一千二百四十二区，太宗亲为书额，即日往谒^[19]。端拱二年（989）正月建成，总265区，赐名洞真宫。淳化二年（991），诏重修亳州太清宫，至道元年（995）十月，宫成。至道二年（996）七月，寿宁观成，观在京师崇明门内，耗资巨万。可以说，太宗在位二十余年，官方对道教宫观的修建从未停止过。时为翰林学士的宋白曾说：太宗对“释、老之教，崇奉为先。名山大川，灵迹胜境，仁祠仙宇，经之营之。致恭之诚广也。”^[20]宋太宗还积极搜集道书，命散骑常侍徐铉、知制诰王禹偁等校正，删去重复部分，共得三千七百三十七卷，写演分赐宫观。

至宋真宗，宋朝出现了第一个崇道高潮。宋真宗曾导演天书降临的神话。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六八载：大中祥符元年（1008）正月，真宗召王旦、王钦若等宰臣于崇政殿，说：“去年（1007）十一月二十七日，夜将半，朕方就寝，忽一室明朗，惊视之，俄见神人星冠绛袍，告朕曰：‘来月三日，宜于正殿建黄箓道场一月，当降天书《大中祥符》三篇，勿泄天机！’”接着，“于朝元殿建道场”，后来有皇城司禀报：见到左承天门屋南角有黄帛挂其上，真宗遣人视之，见封口隐约有字，帛文云：“赵受命于宋，付于恒，居其器，守于正。世七百，九九定。”此所谓“天书”。王旦、王钦若听后当面道贺，接着群臣入贺，于崇政殿赐宴，遣吏部尚书张齐贤等奏告天地、宗庙、社稷及京城祠庙。二月，又遣使将天书降临之事告知凤翔太平宫、亳州太清宫、舒州灵仙观等道教宫观。四月，天书又降临皇宫之功德阁。六月，又降临泰山^[21]。大中祥符五年（1012）十月，真宗又告宰臣：“先令汝祖赵某授汝天书，将再见汝，如唐朝恭奉玄元皇帝。”^[22]闰十月，宋真宗下诏：“圣祖名上曰玄、下曰朗，不得斥犯。”^[23]至此，一个由真宗导演，王旦、王钦若等协作制造的道教始祖赵玄朗诞生了，这种效仿唐代称老子为道教圣祖的做法通过“天书”降临方式在北宋变成了现实。自此，崇道高潮渐起，“自祥符天书一出，斋醮糜费甚众，京城之内一夕数处”^[24]、“自天书议起，四方贡谀者日多，帝好之弥笃。”^[25]以致“一国君臣如病狂然”^[26]。

宋真宗继续兴建道教宫观、塑造道像。大中祥符元年（1008）四月，在皇城西北天波门附近修建玉清昭应宫，以供奉刚刚降下的“天书”，并命丁谓为修宫使，专致其事。七年乃成，宫宇共计二千六百一十区^[27]，成为宋代最大的宫观，后又命令宰相王旦为玉清昭应宫使^[28]。大中祥符二年（1009）十月，下诏令天下并建天庆观。七年十二月，又在京城“天书”下降处建元符观。五年十二月，又在京城建景灵宫，并命丁谓为修宫使，宰相向敏中为景灵宫使。天禧二年（1018）闰四月，又在京城建祥源观。大中祥符五年（1012）闰十月，令建安军铸造玉皇大帝、圣祖等神像，一年后神像成，令丁谓为迎奉使，将神像迎至京城玉清昭应宫。铸造道像也是道教在北宋达到高潮的一个重要标志，《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七二载：大中祥符二年（1009）“冬，十月……甲午，诏天下并建天庆观。时罕习道教，惟江西、剑南人素崇重，及是，天下始遍有道像矣”^[29]。

宋真宗根据“天书”下降的时间制订了许多全国性道教节日^[30]。主要有：天庆节，正月三日，即天书下降于左承天门的时间。天祯节，四月一日，即天书下降于功德阁的时间^[31]。天贶节，六月六日，即天书下降于泰山的时间。先天节，七月一日，即圣祖赵玄朗下降的时间。降圣节，十月二十四日，即圣祖赵玄朗降临延恩殿的时间。在这些道教节日中，朝廷对皇宫、州府、民间的百官和士庶活动都有相应的规定。例如，天庆节、先天节及降圣节前七日，两京及诸州要建道场设醮；天贶节，诸州要建道场设醮，百官要去上清宫行香，等等。

宋真宗曾说：“道释二教，有助世教。”^[32]因此，他也经常召见道士，询问无为之道，并积极整理道教典籍。景德二年（1005），真宗对道士贺兰栖真说：“师栖身岩壑，抗志烟霞，观心众妙之门，脱屣浮云之外。朕奉希夷而为教，法清静以临民，思得有道之人，访以无为之理。”^[33]大中祥符四年二月辛未，真宗又召见承天观道士柴通玄，“问以无为之要。”^[34]宋真宗在位期间（998—1022）召见的道士还有赵自然、赵抱一、秦辨、张无梦、郑荣、张正随、王鼎等十余位，被召见的道士，通常都是道行高深或名气颇大的高道大德，真宗赐以紫衣、名号，这是朝廷赐予道士的最高荣誉，也是笼络他们的重要手段。真宗还赠给道士诗歌，例如，其《送张无梦归天台山》：“混元为教含醇精，视之无迹听无声。唯有达人臻此理，逍遥物外事沉冥。浮云舒卷绝常势，流水方圆靡定形。乘兴偶然辞涧户，谈真俄尔谒王庭。顺风已得闻宗旨，枕石还期适性情。玉帛簪缨非所重。长歌聊复宠归程。”^[35]从诗中可以看出宋真宗对道教的崇拜以及对张无梦的赞美之情。

王之《渑水燕谈录·高逸》：“真宗优礼种放，近世少比。一日，登龙图阁，放从行，真宗垂手援放以上，顾近臣曰：‘昔明皇优李白，御手调羹；今朕以手援放登阁，厚贤之礼，无愧前代矣。’”^[36]真宗仿效唐玄宗优待李白的故事厚待道士种放。宋真宗还赐诗给种放。《宋史》卷四五七《隐逸传·种放》中就提及数次：咸平二年（999）九月“御制五言诗宠之”。不仅帝王带头作诗送迎道士，而且还命令在场文官即席赋诗：“六年（1003）春，再表谢赞归故山，诏许其请。将行，又迁起居舍人，命馆阁官宴饯于琼林苑，上赐七言诗三章，在席皆赋”、“（大中祥符）二年（1009）四月，求归山，宴饯于龙图阁，命学士即席赋诗、制序，上作诗，卒章云：‘我心虚伫日，无复醉山中。’”^[37]真宗还曾赐诗陈抟。雍熙元年（984）十月，召华山道士陈抟，赐“希夷先生”，“令有司增萁所止云台观，上屡与属和诗什，数月，遣还。”^[38]

宋真宗也很重视道教典籍的整理工作。他曾命王钦若领校道经，任命张君房为著作佐郎，带领十余名道士，修撰《道藏》。大中祥符九年（1016），“枢密使王钦若上新校道藏经，赐目录名《宝文统录》，上制序”，这部道藏比宋太宗时编写的道藏多出六百二十二卷^[39]。全部道藏于天禧三年（1019）春编成，共四千五百六十五卷，真宗赐名为《大宋天宫宝藏》。编者之一张君房撮其精华编为《云笈七签》一百二十二卷刊印发行，极大地促进了道教的传播。

真宗之后的仁宗、英宗、神宗、哲宗统治期间，崇道方面虽有所节制，但仍是崇奉。宋仁宗继续尊推道教，其《尊道赋》云：

三教之内，惟道至尊。上不朝于天子，下不谒于公卿。避凡笼而隐迹，脱俗纲以修真。傲林泉兮绝名绝利，乐岩谷兮忘辱忘荣。顶星冠而烁日，披布褐以长春。……比儒教兮官高职显，富贵浮云；比释教兮寂灭为乐，岂脱凡尘。朕观三教，惟道至尊^[40]。

仁宗对比三教后，得出“惟道至尊”的结论。于是，“仁宗思接方外之论”^[41]，搜访道经，甚至受正一道箓^[42]。他还继续修道观，崇道士。新建西太一宫、会圣宫、集禧观、醴泉观等；仁宗曾给龙虎山道士张乾曜赐号“澄素先生”，茅山道士朱自英赐号“观妙先生”，蓝方赐号“养素先生”，贾善翔赐号“崇德悟真大师”^[43]。

神宗朝也大修宫观、封赐道士仙人。新建中太一宫、上清储祥宫等宫观。元丰四年（1081），神宗曾下诏庐山太平兴国观九天采访使者加号“九天采访应天保运真君”，青城山丈人观九天丈人加号“九天丈人储福定命真君”等。熙宁六年（1073）五月，“翰林学士陈绎等言，奉旨编修《道场斋醮式》二十八卷，乞赐颁行……从之。”^[44]这一法令对北宋道教斋醮活动盛行起了进一步的推动作用。

宋哲宗也比较崇尚道教。元祐六年（1091）闰八月，哲宗令道士陈景元校对《道藏》^[45]。绍圣五年（1098）戊寅二月十五日（按：传说为老子诞辰日），“命左街都监道士贾善翔率其属从事”，集道士二百余人，在亳州太清宫建道场一月，并亲自填写青词，令州县官员临场祈祷^[46]。宋哲宗还召见大批道士，“哲宗皇帝在宥天下，搜求道术之士，首召静一（即刘混康）来朝京师”^[47]。

至宋徽宗，北宋出现了第二个崇道高潮。宋徽宗赵佶“终日论道，无一言及时事”^[48]，他也因此成为历史上赫赫有名的“道君皇帝”。徽宗曾自称梦见“老君”告诉他说：“汝以宿命，当兴吾教。”^[49]政和三年（1113）十一月，宋徽宗又宣称自己看到天神降临，“以天神降，诏告在位，作《天真降临示现记》”，并颁布全国^[50]。从此，徽宗开始了全国性的崇道活动，“道教之盛，则自此始”^[51]。徽宗对道士林灵素编造的“天有九霄，而神霄为最高，其治曰府。神霄玉清王者，上帝之长子，号长生大帝，陛下是也”^[52]神话深信不疑。七年四月，他告诉众道士：“朕夙昔惊惧，尚虑我教所订未周，卿等可上表章册，朕为教主道君皇帝。……教主道君皇帝者，即长生大帝君，道教五宗之一。”^[53]让道录院正式封其“教主道君皇帝”。林灵素因此亦被时人称之为“道家两府”^[54]。

徽宗时期新建的宫观远超真宗时期。徽宗“大修宫观于禁中”^[55]，例如，建中靖国元年（1101），修建景灵西宫。崇宁元年（1102），修建长生宫。大观元年（1107），修建显烈观。政和三年（1113）修建玉清和阳宫（后改为玉清神霄宫）。政和五年（1115）修建葆真观。政和六年（1116）修建上清宝箓宫，等等。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政和五年林灵素利用徽宗梦游神霄一事，编造“神霄说”设立道教神霄派。政和七年（1117），朝廷令全国天宁万寿观改建为神霄玉清万寿宫，宣和元年（1119），京城神霄宫建成后，徽宗撰写《神霄玉清万寿宫记》，后刻记文为碑，并令天下神霄宫临摹，“于是神霄玉清之祠遍天下”^[56]。“帝惑于林灵素之言，建宫观遍天下。”^[57]陆游《老学庵笔记》卷二亦云：“神霄宫事起，土木之工尤盛。”^[58]刘克庄《饶州天庆观新建朝元阁记》中也说：“及林灵素辈出，神霄宫遂遍天下，黄冠尤贵者，秩视法从。”^[59]王明清《挥麈后录》卷二也指出：徽宗“崇信道教，土木之工兴矣。一时佞幸因而逢迎，遂竭国力而经营之，是为艮岳”^[60]。其他道教圣地宫观建设也十分兴盛，比如，茅山的元符万宁宫、龙虎山的上清观、灵宝观等宫观都是这时期建成的。

宋徽宗还不断为道教神仙人物加封号，召见道士女冠，并制定道教节日。宣和元年（1119）六月，诏封庄子为“微妙元通真君”、列子为“致虚观妙真君”，对三茅（茅盈、茅固、茅衷）、张道陵、陆修静、陶弘景等宋前道教人物也赐以“真人”“真君”称号。对于本朝道流，徽宗也多次召见、赐封，当时的道士刘混康、郭天信、徐神翁、王仔昔、王老志、张虚白、王文卿、张继先、林灵素，女冠虞仙姑、于仙姑、马仙姑、陈琼玉等均在其列。其中以茅山道士刘混康最受青睐。徽宗与其关系非常密切，书信往来不断^[61]。宋徽宗在提高道教徒地位方面也不遗余力。采取了崇道抑佛政策，大观元年（1107）二月，“诏令道士序位令在僧上，女冠在尼上。”^[62]宣和元年（1119）正月，徽宗又以“道德一，风俗同”为理由，强制性地“改佛号大觉金仙，余为仙人、大士之号。僧称德士，寺为宫，院为观，即住持之人为知宫、观事。”^[63]政和七年（1117）三月、宣和元年（1119）三月两次下诏令天下道观道士与监司、郡县官等官吏以客礼相见。这一举措大大提高了道士的社会地位，道士权势在当时已算显赫。例如，林灵素“出入呵引，至与诸王争道。”^[64]“茅山道士刘混康以技进，赐号‘先生’。其徒倚为奸利，夺民苇场，强市庐舍，词讼至府，吏观望不敢治，静悉抵于法。”^[65]不仅如此，朝廷还给道士田财，重和元年（1118）十月“时道士有俸，每一斋施，动获数十万；每一观，给田亦不下数百千顷。”^[66]徽宗继真宗之后，制定了全国性的道教节日，例如，天应节，十一月五日，即天神降临玉津园之日；贞元节（又称真元节），二月十五日，即老子的诞辰日。元成节，八月九日，即青华帝君的诞辰日，等等。

宋徽宗还提倡学习道经，设立道举制度，设置道阶道职。政和四年（1114），“置道阶六字先生至额外鉴议品秩，比视中大夫至将仕郎，凡二十六等。”^[67]重和元年（1118）“甲辰，置道官二十六等，道职八等，有诸殿侍晨、校籍、授经，以拟待制、修撰、直阁之名。”^[68]道阶表示道士的品秩，是虚衔；道职是管理道教公事的实职。道阶最高是“金门羽客”，随身带御赐金牌，可随时出入禁宫。

宋徽宗还在整理、校注道教典籍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徽宗时，曾编修道教历史，重和元年九月，“用蔡京言，集古今道教事为纪志，赐名《道史》。”^[69]又《混元圣纪》卷九载：“宣和三年（1121）十一月三日诏提举道录院：见修《道史》非可以常史论。”^[70]《道史》是我国第一部官修道教历史著作，可惜今已亡佚。另外，徽宗政和三年（1113）十二月，“诏天下访求道教仙经”^[71]，后编成《万寿道藏》5481卷。他还御注多部道教经典。如《道德真经注》^[72]，还有章安《宋徽宗道德真经解义》十卷、江澄《御注道德真经疏义》十四卷、《御注冲虚至德真经》并“颁之学者”^[73]、《西升经注》三卷以及《御序集注无量度人经二卷》^[74]等。

综上所述，北宋诸帝对道教神仙一直崇尚有加，召见高道、营建道教宫观、斋醮频繁。需要说明的是，这些帝王对道教神灵的崇奉，主要原因不在于追求个人飞升。以帝王服食金丹为例，“两宋皇帝中，除哲宗有食丹嫌疑外，还未见服食者。”^[75]他们对道教的推崇，更多是出于政治层面的考虑。他们好道，是出于“镇服四海，夸示戎狄”的政治目的。北宋诸帝对道教的推崇与扶持对北宋道教的发展起了相当大的推动作用。正如宋人楼钥《望春山蓬莱观记》所云：“老（道教）与佛之学行世尚矣，未知孰为轻重。……凡佛氏之动摇兴作为力甚易，而道家非遭人主之好尚不能独兴。”^[76]北宋统治者的崇道活动在客观上密切了文人与道教的关系，也影响了文学作品的内容。

第二节 南宋诸帝与道教

南宋诸帝对待道教的态度，与北宋诸帝基本一致，虽然未出现诸如真宗、徽宗利用道教神化皇权、崇道抑佛的极端行为，但其崇道政策并未发生根本改变。南宋诸帝仍然通过修建宫观、召见道士、撰修道书、广发度牒等一系列崇道行为来支持道教的进一步发展。南宋诸帝中，尤以统治时间较长的高宗、孝宗、理宗三帝对道教的崇奉更甚。

据《宋史·高宗本纪》载：建炎元年（1127）五月，高宗即位之第二日，即下诏“筑景灵宫于江宁府”^[77]。《续资治通鉴》卷一二六“绍兴十三年”条又载：正月“乙酉，诏临安府建景灵宫。”^[78]南宋帝王道教信仰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将“崔府君”和“四圣真君”作为皇室的保护神，并建造道观以崇奉之。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二记载：“显应观，绍兴十七年建，以奉磁州崔府君，在西湖之东岸。昔高宗靖康北使，至磁州而还。建炎初，秀王夫人梦神人自称崔府君，拥一羊谓之曰：‘以此为识’。已而有娠，遂产孝宗。”^[79]同书同卷又载：“延祥观，绍兴十四年（1144）建，以奉四圣真君。”^[80]洞霄宫在方腊之乱中毁于兵火，南宋初重建。重建后的洞霄宫更为皇室崇重。据《咸淳临安志》卷七五“洞霄宫”条载：“绍兴二十五年，旨赐钱重建。乾道二年，太上皇帝、太上皇后乘舆临幸，御书《度人经》一卷以赐。又明年，太上皇后复来游。淳熙六年，《道藏》成，八年赐藏经。孝宗皇帝尝赐道士俞延禧《画古涧松》诗，光宗皇帝御书‘怡然’二字赐延禧为斋扁；宁宗皇帝御书‘演教堂’；理宗皇帝赐内帑铸钟，御书《清净经》一卷及‘洞天福地’四大字以赐。”^[81]在南宋统治者的扶持下，洞霄宫得到了空前发展，盛极一时。陆游《洞霄宫碑》云：“临安府洞霄宫，旧名天柱观，在大涤洞天之下，盖学黄老者之所庐，其来久矣。至我宋，遂与篙山崇福宫独为天下宫观之首。以宠辅相大臣之去位者亦以提举洞霄，超拜左相者，则其地望之重，殆与昭应、景灵、醴泉、万寿、太一、神霄宝篆为比，它莫敢望。”^[82]

除建造宫观外，宋高宗还经常召见道士。宋高宗最为重视的道士是皇甫坦。据元赵道一《历世真仙体道通鉴续编》卷三记载：皇甫坦，字履道，四川夹江人，绍兴二十七年（1157），显仁皇太后目疾，国医不能疗，临安守张假荐之，高宗召对于便殿，问何以治身？他答曰：“臣之治身，犹陛下之治天下也，心无为则身安，帝王无为则天下治。”高宗善其言，即白太后。第二天，皇甫坦医好了太后目疾，高宗赐资甚厚，并命资御香，致祷于青城丈人观。次年，高宗又遣使赐手诏慰劳，后又诏皇甫坦进宫，问长生久视之道。皇甫坦对以“清虚寡欲为先，先损诸欲，莫令放逸。丹经万卷不如守一。”高宗嘉叹久之。他日又问，答曰：“仙人道士非有灵，积精累气以成真。”高宗深表赞同说：“此其所以为真人也。”因书其语于扇以赐，又写《道德经》、《黄庭经》、《阴符经》等道经以赐之。后坦一再乞求还山，高宗固留不可，乃命筑庵于庐阜，以便于宣召。御书“清静”二字以名其庵，并御题其画像“皇甫真人像”而赞之^[83]。此外，宋高宗还亲自召见过刘能真、张椿龄、王文卿、饶廷之、杨廼诚、唐广真、张守真、张伯璟、黄元达等道士或道教学者，或赐诗，或赠封号，或授官爵，十分尊宠。据《洞霄图志》卷五载：“杨廼诚，字叔闲，潼州人，为州之定光观道士。……高宗居徳寿宫召见与语，甚悦，慈福太后问道要，以师事之。”^[84]又绍兴二十九年（1159），“诏信州上清正一宫道士张守真，特封‘正应先生’，真，道陵三十二世孙也。”并赐象简、宝剑及《清静经》、《阴符经》^[85]。绍兴三十二年（1162），高宗曾赐诗三首于道士刘能真，其一云：“简易高人道，崇元性自真。身常居太极，心已远凡尘。玉陛辞荣禄，瑶台役鬼神。辛勤三十载，羡尔道心淳。”表达了好道、学道、羡道之心。而在另一首赠诗中云：“忆昔长江阻飓风，于今神马又成龙。炎兴指日中原复，剩是茅君翊翼功。”^[86]则是借助时人对三茅君的崇信，将恢复中原的希望转嫁到神灵身上，以掩饰自己偏安苟活的行径。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高宗在好道的同时，也有借道教以巩固皇位的政治目的。

宋孝宗积极鼓吹三教合一，他在《原道辩》中指出：“以佛治心，以道养生，以儒治世，斯可也。”^[87]这一主张影响深远，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三《〈原道辩〉易名〈三教论〉》云：“陛下圣学高明，融会释、老，使之归于儒宗，末章乃欲以佛修心，以道养生，以儒治世，是本欲融会而自生分别也。”^[88]而孝宗本人对道教也颇爱好。叶绍翁《四朝见闻录》丙集称孝宗“尤精《内景》”，通晓道教炼养术，并“时召山林修养者入内，置之高士寮，人因称曰某高士。”^[89]因此，孝宗执政期间，继续奉行高宗时的崇道政策。甚至以自己的模样塑造道教神像，据《建炎以来朝野杂志》甲集卷二载：“佑圣观，孝宗旧邸也。……淳熙三年初建，以奉佑圣真武灵应真君，十二月落成。或曰真武像，盖肖上御容也。”^[90]

宋孝宗也经常召见道士，据《历世真仙体道通鉴》卷五一《刘烈传》载：“道士刘烈，号虚谷子。……孝宗隆兴元年（1163），注解《周易》正经及《六壬总括机要》一部，诣京投进，蒙宣见问道，赐宴。”^[91]又据《历世真仙体道通鉴续编》卷四《傅得一传》载：淳熙元年（1174），孝宗召见于内殿，赐斋并银绢物，及御书宝扇一握、灵宝大师度牒等^[92]。并召平江道士袁宗善入内，问吉凶，并赐号“通真先生”^[93]。江西贵溪道士留用光，因祈雨有验，“孝宗即御前赐以冠服，且御书‘行业清高，精诚感格’八字赐之。前后五制，授左右街都道录，太乙宫都监，号‘冲静先生’”^[94]。宋末刘辰翁《西山云壑记》载：“淳熙，左右街道录、太一宮主皇甫居中以道行升闻，入内主醮事对，扬太平护国天尊圣号，声振簾帏，大见宠遇，御书‘云壑’二字，又赐以诗。”^[95]《洞霄图志》卷五又载：“徐冲渊，字叔静，自号栖霞子，尝浪迹江湖间。淳熙中，被召居太一宫高士斋，已而奉诏典洞霄通明馆。久之，会孝宗，居重华宫，召置佑圣观凝神斋。尝奉命和御制秋怀诗二篇。……又令进西游诗，表云：‘臣伏以……所有《西游集》杂诗类成两编谨昧死随表上进以闻。’上览之，谓侍臣曰：‘近世士大夫诗有不及者。’时豫章玉隆观主席方虚，高士谢守灏荐于郡，即日具礼走京师迎之。”^[96]可见，孝宗对这位颇有诗才的道士崇奉有加。

重刊《道藏》并颁赐各宫观也是孝宗崇道的重要表现。宋徽宗政和年间，曾下诏搜访天下“道教仙经”，经道士校定，送福州闽县镂板，所刊《道藏》称为《政和万寿道藏》。这是古代历史上第一次全藏付刊。但经过靖康之变，各处《道藏》大多毁于兵火，孝宗因此予以重修。《咸淳临安志》卷一三记载：“淳熙四年（1177），重建《道藏》成，御书‘琼章宝藏’以赐。”^[97]《淳熙三山志》卷三八亦载：宋孝宗曾令福州闽县九仙山报恩孝光观以所藏《政和万寿道藏》“赐今名以镂版，进于京，淳熙二年，令以所藏经文送于行在所。”^[98]太乙宫即抄录一藏，四年成。其后又救写录成数藏，六年成。分赐各道观。

此后的光宗、宁宗虽未像高宗、理宗、孝宗那样，对崇道满怀热情，但他们也不同程度地推崇道教。宋光宗在位时间较短，仅仅六年，常称疾不朝，据《续文献通考》卷二四三《仙释·道家姓氏·张道潜》载：“光宗尝有疾召入，以符水治之，即愈，修醮之夕，光景如画，因赐号‘真君’。宁宗亲书‘钦天瑞庆宫’五字赐之。”^[99]宁宗也不断召见九宫山高道，庆元五年（1199），赐号九宫山道士张道清为“真牧先生”，嘉泰四年（1204），又加号“太平护国”^[100]。宁宗还对道士包道成、张成果、王景温、张可大等均甚宠爱，并亲自为显庆观题额，继孝宗之后进一步掀起对真武的崇拜。嘉定二年（1209），颁布《诰词》以宣扬其神威，并特封为“北极佑圣助顺真武灵应福德真君”。

宋理宗成为宋代继真宗、徽宗以后对道教最尊奉的皇帝，他统治时期是南宋崇道的高潮时期。其兴盛程度甚至不亚于真宗时期，南宋杭州洞霄宫道士王思明云：“方今玄教之盛不异祥符。”^[101]宋末邓牧亦云：“我理皇游情六艺，傍通百家之书，尝有契于神清之旨，故于老氏独厚。”^[102]理宗时，道教斋醮活动十分频繁，淳祐七年（1247），太常博士牟子才奏曰：“今日醮内庭，明日祷新宫；今日封神祠，明日迎佛像，依靠于衲子，听命于黄冠。”^[103]宋理宗的崇道活动，偏重于发挥道教惩恶扬善的伦理作用，他对道教的崇奉最突出的行为是对道书《太上感应篇》的提倡。大约在孝宗朝初年，道士李石根据已在民间传播的内容整理创作了《太上感应篇》一卷，仅一千一百七十七字。稍后，蜀地道士李昌龄又为这篇经文作传注八卷。由于《太上感应篇》通俗易懂，修炼简便，并且杂糅儒、道、释三教思想，实际上是一部宣传劝善惩恶的民间善书。绍定六年（1233）八月，太一宫道士胡莹微在宋理宗的授意下，刊印了《太上感应篇》，理宗当即御书“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八字列于卷首加以推崇，并由名儒真德秀作序、跋，宰相郑清之作赞文，大加鼓吹。于是，《太上感应篇》很快在民间传播开来，成为南宋道教经典之一，在当时动荡的南宋社会颇受人们欢迎和接受。

宋理宗也经常召见道士、女冠。如端平、淳祐间，女冠吴知古用事朝廷，“人皆侧目”，宫中之事，须经她批准方可施行^[104]。理宗还给神仙和道教祖师加封号，如赐封天师道祖师张道陵为“三天扶教辅元大法师正一靖应显佑真君”^[105]。淳祐九年（1249）三月，封茅山宗祖师三茅君（茅盈、茅固、茅衷）分别为“太元妙道冲虚圣佑真君”、“定箓右禁至道冲静德佑真君”、“三官保命微妙冲慧仁佑真君”，并赐给三茅祖庭崇禧观威仪十二件，钱十万贯^[106]。宝祐五年（1257）二月，加封真武帝君为“北极佑圣助顺真武福德衍庆仁济正烈真君”^[107]。与此同时，理宗继续兴建和改建宫观。仅在临安城内外新建和重建的就有天庆观、佑圣观、西太乙观、龙翔宫等近二十所，超出了临安历代所建全部宫观的总和^[108]。著名史学家陈垣曾指出：“欲观一教之盛衰，必观其教堂之多寡，盖教堂之数，恒与教徒之数为比例。”^[109]由此可见南宋道教兴盛之一斑。

综之，宋代诸帝均崇奉道教，这对道教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需要说明的是，我们陈列宋代诸帝的崇道行为，并不意味他们反对、排斥儒家和佛教。而帝王崇道必然对文人士大夫阶层产生影响，正如《宋稗类钞·道教》所云：“（皇帝）崇尚道教，四方矫伪之徒乘间因人以进者相继，皆假古神仙为言，公卿从而和之，信而不疑。”^[110]道教对宋代文人士大夫影响颇大，进而影响宋代诗歌作品。

第三节 宋代宫观官制度流变考述

宫观官制度是了解宋代政治与道教密切联系的重要窗口之一^[111]。宫观官设置大约始于隋唐，至北宋基本形成较为完善的职官制度，其与崇尚道教的文化背景有关。宫观官，即管理道教宫观的官职，是宋代庞杂职官系统中较小的一个分支，但却是宋代官方与道教关系密切的一个重要表现。充任宫观官既是文官参与道教事务的主要途径，也是诗人与道教发生联系的方式之一。

关于宋代宫观官的演变，宋人叶梦得《石林燕语》卷七有较为详细的记载：

大中祥符五年，玉清昭应宫成，王魏公为首相，始命充使，宫观置使自此始，然每为现任宰相兼职。天圣七年，吕申公为相，时朝廷崇奉之意稍缓，因上表请罢使名，自是宰相不复兼使。康定元年，李若谷罢参知政事留京师，以资政殿大学士为提举会灵观事。宫观置提举，自此始。自是学士、待制、知制诰，皆得为提举，因以为优闲不任事之职。熙宁初，先帝患四方士大夫年高者，多疲老不可寄委，罢之则伤恩，留之则玩政，遂仍旧宫观名，而增杭州洞霄及五岳庙等，并依西京崇福宫置管勾或提举官，以知州资序人充，不复限以员数，故人皆得以自便。^[112]

叶梦得作为两宋之交的名士，对宫观官的设置情况应该是比较了解的，上述材料基本属实，但其中也有模糊、可供商榷之处。下文针对叶氏所论对宫观官的发展演变作一梳理、考述。

宫观使的设置不始于大中祥符五年（1012）。宫观官为内祠（在京宫观）、外祠（在外诸州府宫观）差遣之总名，至少在隋朝已经设置，《隋书·百官志》载：隋炀帝时，“道观改为玄坛，各置监、丞”。这是见于记载的较早的宫观官，与北宋出现的监宫观、都监应是同职（后文有述）。而作为宫观官最高级别的宫观使至迟在盛唐已出现。宋人孙逢吉《职官分纪》卷四五《宫观使》载：“唐开元八年（720），同州刺史姜师度兼管内长寿宫使，其后或以御史中丞、或以殿中监带使，至大历九年后，惟以同州刺史充。”^[113]唐玄宗天宝十一年（752）授时相杨国忠为太微宫使^[114]，除两京外，由于供奉老子的亳州太清宫在唐代道教的地位显赫，唐代也设有太清宫使。宋人宋敏求《春明退朝录》卷上云：“唐制，宰相四人，首相为太清宫使，次三相皆带官职。”^[115]这种说法是不完全准确的。虽然在《旧唐书》中可找出诸如杜佑、崔铉、裴度、王播等都曾以首相兼太清宫使^[116]。但仍有例外，其他官员也可兼任太清宫使。如唐文宗太和七年（833）八月，“令宣武军节度使李程，兼充毫州太清宫使。”^[117]北宋宫观官萌芽于宋太宗时期。太平兴国二年（977），宋太宗下令为道士张守真在凤翔府修建上清太平宫，“命常参官一人主宫事”，“命常参官一人监宫。”^[118]这应该是北宋第一次设置宫观官。太平兴国八年又建太一宫，“命廷臣及内侍各一人专监，掌其宫，三岁一代。”^[119]上清太平宫的宫观官直到大中祥符初还存在，王镐曾“监终南山上清太平宫，从吏隐也，时祥符纪号之初载。”^[120]大中祥符元年（1008）兴建玉清昭应宫^[121]，祥符四年（1011）十一月，任命首相王旦兼任玉清昭应宫使^[122]，此为宋代置宫观使之始。因此，叶氏大中祥符五年“宫观使自此始”之说有误^[123]。大中祥符五年（1012）确实有人领任玉清昭应宫使，是年九月戊子，赵安仁“罢政事，仍领玉清昭应宫使”^[124]。由此，叶氏说法有可能由于二者时间相近又为同一宫观而混淆所致。

在玉清昭应宫建成前的大中祥符七年（1014）八月，在正在兴建的景灵宫“置景灵宫使以中书侍郎兼刑部尚书、平章事向敏中为之”^[125]。大中祥符七年十月，玉清昭应宫建成，十一月，增设副使、判官、都监等宫观官职^[126]。是年十一月八日，“以修玉清昭应宫，参知政事丁谓，进工部尚书，充玉清昭应宫副使。二十七日，以右正言直集贤院夏竦，为玉清昭应宫判官。赐金紫入内侍省押斑周怀政，为玉清昭应宫都监。”^[127]接着，真宗又在京师兴建会灵（后改集禧）观、祥源观，分别设置宫观官。在北宋，不同的宫观官职也有与之相对应的朝官担任。“旧制以宰相执政充使，或丞郎、学士以上充副使，两制或五品以上为判官，内侍官或诸使副为都监。”^[128]下面我们举例说明之：（1）宫观使，是宫观官的最高职位，一般由宰相或执政官差充。据《宋大诏令集》卷五二载：《寇准拜相制》云：时相寇准天禧三年六月戊戌“充景灵宫使”；《李迪拜集贤相制》：时相李迪天禧四年七月丙寅“充景灵宫使”；《丁谓拜昭文相制》：时相丁谓天禧四年七月庚午“充玉清昭应宫使”；《冯拯拜集贤相太子少傅制》：时相冯拯天禧四年十一月庚午“充景灵宫使”；《王钦若拜相制》：时相王钦若天圣元年九月丙寅“充玉清昭应宫使”；《王曾进昭文制》：时相王曾天圣三年十二月癸丑“充玉清昭应宫使”。同书卷六〇“宰相十”又载：《向敏中进官制》：时相向敏中天禧元年八月壬申“充景灵宫使”等等。^[129]（2）宫观副使，由丞郎、翰林学士以上差充；例如，天禧三年六月丁未，林特曾任玉清昭应宫副使^[130]；又“祥符中，赵文定罢参知政事为兵部侍郎，后数载，除景灵宫副使，真宗命廷赐御仙花带与绣鞯，遂服御仙带。自后二府罢者，学士与散官通服此带，遂以为故事”^[131]。大中祥符七年（1014）“置玉清昭应宫副使，以丁谓为之”^[132]。大中祥符八年（1015），赵安仁“又为景灵宫副使”^[133]。钱惟演“大中祥符八年，为翰林学士，坐私谒事罢之。寻迁尚书工部侍郎，再为学士、会灵观副使”^[134]。（3）判官，由两省官及五品以上朝官差充；例如，陈知微“天禧二年，加玉清昭应宫判官”^[135]。夏竦曾“为玉清昭应宫判官兼领景灵宫、会真观事，迁尚书礼部员外郎、知制诰”^[136]。大中祥符九年（1016），“置景灵宫、会灵观判官，以知制诰刘筠、乐黄目为之”^[137]。（4）都监，由内侍或武臣诸司使以上差充。如大中祥符七年（1014），周怀政“为修兖州景灵宫、太极观都监，俄迁内殿承制。是冬，命起居舍人、知制诰盛度为会真宫醮告使，怀政为都监。还，为玉清昭应宫都监兼掌景灵宫、会灵观使”^[138]。

这些宫观官在设置之初就明确规定“掌奉斋醮之事”^[139]。清人石匏、周城《宋东京考》亦云：“宋自真宗兴崇道教，置玉清昭应宫、景灵宫、会灵观，使以宰相为之；副使、判官、都监及集喜观、醴泉观、东西太一宫提举则以两省、两制丞郎及防御诸司使副为之，掌奉斋醮之事。”^[140]三京（汴京开封、西京洛阳、南京商丘）宫观设醮，每年有道场三十一次，州县三十一处设醮，每年每州有道场十一次，每次七昼夜。加之皇室、大臣生病，祈福求雨等临时斋醮，几乎天天有道场举行。每遇道场，宫观官、知州、知县要去祷告行礼。^[141]这样，时任宫观官的文人士大夫就经常参与到道教斋醮活动中去，耳濡目染，不仅思想上受道教濡染，而且作品中也有明显的道教印迹，在诗歌中也常描写道教斋醮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