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庚辰本

序

《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庚辰本），原为徐星署所藏，徐星署名祯祥，是光绪时副都御史徐郙的儿子。这个极其重要的《石头记》抄本，究竟如何到达徐星署的手里的，在此以前它的流传历史如何？这些问题，至今还没有弄清楚。这部极为珍贵的《石头记》抄本，后来归了燕京大学，解放后归北京大学图书馆，现在仍珍藏在该馆。这个抄本，1955年曾影印出版过一次，1975年又重新影印出版。

尽管这个抄本在十多种《石头记》的乾隆抄本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但研究者们对它的研究工作却还远远做得不够。1933年，胡适借到了徐星署的这个藏本，进行了研究，并写了《跋乾隆庚辰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抄本》一文，在这篇文章里，他大谈“现在我看了此本，我相信脂砚斋即是那位爱吃胭脂的宝玉，即是曹雪芹自己”之类的谬论。自此以后，大概因为这个本子很难见到吧，直到解放前，就再也没有专论这个本子的文章。1963年，这个本子影印以后的第八年，吴世昌同志写了《论脂砚斋重评〈石头记〉（七十八回本）的构成、年代和评语》一文，对这个抄本作了认真的全面的研究。

至于另一个《石头记》的重要抄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己卯本），原为董康所藏，后归陶洙，解放以后此书归北京图书馆。此抄本原已残缺得只剩三十八回（原称四十回，其中有两回也是据程本抄配的），前年又发现了革命历史博物馆于1959年收购到的此本的三回又两个半回的残文，合起来共有四十一回又两个半回。

对于这个与庚辰本具有同样重要的价值的己卯本，同样是很少人对它作深入的研究。1963年陈仲竾同志在《文物》上发表了《谈己卯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一文，可能还是专门研究此本的第一篇文章。1975年，因为革命历史博物馆收藏的己卯本的散失部分的发现，吴恩裕同志和我又写了《己卯本〈石头记〉散失部分的发现及其意义》一文，后来吴恩裕同志又写了《己卯本〈石头记〉新探》一文。

以上，是对于这两个本子的研究情况的大概。

近年来，我在从事《红楼梦》的研究和校订工作，我们一开始就决定采用庚辰本作底本。但是对这个本子的研究，除开胡适的那篇文章外，近十几年来，只有吴世昌同志的那一篇专论。吴世昌同志是研究《红楼梦》的专家，他在这方面作出了不少成绩，这是人所共知的。但是，我个人认为他对庚辰本这个珍贵抄本的一些主要的论点，并不是无可商榷的，经过两年来的校订工作的实践，我深感吴世昌同志对庚辰本的一些重要论点，有重新探讨之必要。尤其是我个人深感到庚辰本这个抄本，确是国内外《红楼梦》早期抄本中最为珍贵的一个抄本，决不能对它低估，尤其不能把真的是“脂砚斋凡四阅评过”，真的是“庚辰秋月定本”，真的是“己卯冬月定本”（指己卯本），真的是据一个抄本抄下来的等等情况都把它说成是假的，是商人随意加上去的，是四个本子拼凑起来的等等，把真的说成假的，把一个完整统一的本子说成是东拼西凑的“合抄本”，这样会大大有损于对这个珍贵抄本的评价。伟大作家曹雪芹早在二百年前就警告过人们：“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不幸的是这种情况在《红楼梦》的研究中，至今还不能避免。因此，如果不深入弄清楚这个本子的真实面貌，以及它的祖本，它的批语，它的旁改文字等等的复杂情况，那末我们以它为底本来进行校订工作，就免不了会有盲目性。

当我在经过了对己卯本的研究以后，我反复考虑了庚辰本的一系列上面提到了的这些问题，我发现了这两个本子之间的密切的不可分割的关系，同时也就发现了我过去孤立地研究这个抄本的缺点，于是我决定把这两个本子密切联系起来去探究它们的原貌和相互之间的关系，从而得出了一系列与吴世昌同志截然相反的结论。我深信这个本子是《红楼梦》抄本中举世无双的最珍贵最重要的一个本子，它的珍贵性和重要性，远非现在苏联的那个抄本所可比拟。

我坚信科学上的是非真伪，不能凭个人的主观自信而只能由客观实践来检验，只有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为此，我把我的一些意见写了出来，目的是引起人们对这个抄本的研究，和便于大家检验我的论点的正确抑或谬误。虽然我尽可能地选用了一些图片，但对于全书来说，毕竟还是极少的一部分，所以我还是希望对这个问题有兴趣的读者能够去查对原书（庚辰本已有影印本，己卯本也可以到北京图书馆去查）。

我开始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只准备写一、两万字，但随着问题的深入和展开，篇幅就无法不扩展了，结果写成了现在这个样子。本文的完整的题目应该是《论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庚辰本与己卯本之关系》，文章的重点也是放在论述两者的关系上的，但因为文字太长，所以又把这个题目简化为《论庚辰本》。

1977年10月28日于宽堂

徐郙，字颂阁，江苏嘉定县人，同治元年（壬戌科）第一甲第一名进士，官至协办大学士、礼部尚书。郙精书法，兼擅山水，深得慈禧宠幸。徐星署为郙之次子，曾任直隶州知州，分发直隶保升知府，署直隶天津兵备道等职。见光绪七年《嘉定县志》、民国十九年《嘉定县续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