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辑

我的母亲

我的母亲叫陆英（1885年5月27日—1921年10月16日），原籍也是合肥，因为外祖父做盐务官，才搬到扬州的。

祖父在为我爸爸选佳偶时，知道扬州陆家的二小姐贤良能干，小小年纪在家就协助母亲料理家事，托媒人定下了这个媳妇。

当时张家在安徽合肥是有名的官宦人家，又要娶名门之女，婚礼自然非常隆重。据说，外婆花了整整一年时间置办嫁妆，东西多得吓死人。陆府从扬州雇船装载嫁妆运到合肥，婚期前雇夫用抬盒装摆好，吹吹打打好不热闹，张家所在的龙门巷外十里长亭摆满了嫁妆，全城轰动。光紫檀家具，就有好几套，不光新房里是全新的，因为张家是几进的大院子，陆家就连大堂、二堂也都陪了全套的家具。金银首饰更是不计其数，尤其是翡翠，因为母亲喜欢翡翠。嫁妆中一应俱全，扫帚、簸箕也都是成套的，每把扫帚上都挂了银链条。

当地有个习俗，喜庆日里一定要拿拿新娘子的脾气，杀杀她的威风。所以新娘子的轿子到了张家大门口时，大门紧闭，必须用红包一一打点门房。至于每个红包里有多少钱我不大清楚，反正在当时也不算是个小数。进了大门，到二堂仍有人挡驾，过了这关，到新房门口，伴娘、喜娘们的关最难过，红包的分量要格外重。婚礼中的多少繁文缛节，干干（奶妈）对我们讲时也讲不清许多，她只说坐床撒帐后，媒婆替新娘挑盖头时嘴里不停地说：“小小秤杆红溜溜，我替新人挑盖头，盖头落床，子孙满堂，盖头落地，买田置地……”盖头掀开，新娘子羞怯怯抬眼一看，所有的人都愣住了——不得了！新娘子太漂亮了，一双凤眼，眼梢有一点往上挑，光芒四射，太美了。姨祖母却心头暗想：太露了，留不住，会不长寿的。

果然，母亲二十一岁嫁到张家，三十六岁就去世了。母亲一年生一个，十六年怀了十四胎，留下了我们姊弟九个，还真应了“子孙满堂”这句口彩。

母亲是在生第十四胎后因拔牙引起血中毒而死的，不知是不是现在人们说的败血病。病倒后，她晓得自己要死了，就把九个孩子的保姆和奶妈都叫到身边，给他们每人两百块大洋，要他们保证日后不管遇到什么事情，无论钱够不够用，不管自己有多苦，一定要坚持把孩子带到十八岁。因为她结婚时娘家不但陪嫁的东西多，在她手里的现款也有上万。张家也很有钱，用不上，母亲去世前把余下的所有的钱都还给了娘家。母亲死时我十二岁，那是1921年。

保姆们都遵从了母亲的遗愿，陪伴自己负责照顾的孩子到十八岁。母亲在家里是非常有威望的，她待人接物、理财和办事能力很强。长辈夸她，同辈赞她，幼辈服她。遇事得心应手，安排得妥妥当当，我觉得她比父亲还能干。我长大后常常自鸣得意地讲：在我们四姊妹中，我的组织能力最强，这大概就是从小从母亲那里学来的。

母亲一年生一个孩子，所以家里总有三个奶妈。上有曾祖的高老姨太，我们叫她老太太；又有大大（母亲）三位孀居的婆婆及叔婆，还有我祖父在四川的徐姨奶；中有我父亲、叔叔、姑姑们；下有我们姊弟。还有管事的、教书的、门房、花匠、厨子、打杂的男女工人们。每天光吃饭就有近四十人，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大家庭。母亲忠厚而多才，在她的管理下，大家庭总是平和安稳，从未有过小孩子打架骂人、佣人闹纠纷，甚至连男工、女工谈恋爱的事情都没有发生过。她对人之爱，不分主仆。我们叫母亲为“大大”，每个孩子叫人家的保姆为“干干”，管自己的保姆叫“娪妈”。每天早上吃早点，无论吃什么都要分给保姆一半，比如吃稀饭，总归有点心，大多是大饼油条，随小孩子喜欢留大饼或油条，有时干脆两样裹在一起再分成两半。

元和姐姐记得家中大人们常夸赞说，大大送亲戚或长辈寿礼是“桃”（寿桃一高盘）、“面”（寿面一高盘）、“烟”（皮丝烟一包）、“酒”（酒一大坛）、“茶”（上等茶叶双罐）、“腿”（火腿一条），另配两色物件，共计十样礼品，派人用抬盒抬着送去。

大大样样事做得周到妥帖，从不失礼。

在苏州寿宁弄8号，家里有四个书房，父亲一个，母亲一个，孩子们共用两个。别人家的书是放在书架上的，我们家的书到处都是，连地上都堆满了书报。父亲不光是收藏各种各样的书，还把当时所能看到的所有大报小报都配齐。家里虽然专门给我们请了一个先生教古文，但书房里的古书、新书尽我们自由翻阅。比如《红楼梦》，我很小就读了。当时还很看不起，认为白话文不如文言文深奥，我也会写。现在到了八十九岁，越看越不会写了。张家的读书风气很浓。母亲的书房门口有一个匾额，上面的字我实在记不全了，只记得有一个“芝”字，一个“兰”字。母亲还让家里所有的保姆都学认字读书，带三妹的朱干干学得最快，她每天早上替母亲梳头时，面前摆二十个我们家自制的生字块，梳好头也认完了二十个字。那时我觉得脸上最无光的事是带我的保姆认字顶笨了，家里常有人问她：“窦干干，窦大姐，你认得多少字呀？”她说：“西瓜大的字我识得一担。”我是她的小先生，真觉得丢人，气得要死，总埋怨她“笨死了，笨死了！”

母亲教我们几姊妹唱《西厢记》的扬州歌，我还记得清清楚楚：“碧云天气正逢秋，老夫人房中问丫头，小姐绣鞋因何失，两耳珠环是谁偷，汗巾是谁丢？红娘见说纷纷泪，‘老夫人息怒听情由，那日不该带小姐还香愿，孙飞虎一见生情由……’”

还教我们唱：“杨八姐，去游春，皇帝要她做夫人。做夫人，她也肯，她要十样宝和珍。一要猪头开饭店。二要金银镶衣襟。三要三匹红绫缎，南京扯到北京城。四要珍珠穿面盆。五要金盆……六要天上星一对。七要七盏九莲灯……九要仙鹤来下礼。十要凤凰来接人。皇上一听纷纷怒，为人莫娶杨八姐，万贯家财要不成。”

母亲的这张照片是在上海拍的。辛亥革命刚过，我们全家搬到上海，当时我只有二十二个月大，父亲、母亲很喜欢看戏，我从三四岁开始就随他们看戏。因为是包厢，即使有时父母不去，保姆也可以带着孩子去。父亲还喜欢摄影，这在当时是很新鲜的事。他有好几架照相机。母亲很喜欢拍照，这张照片是在上海的照相馆里穿西洋装照的，究竟是哪一年照的实在是搞不清楚了，大约总是在辛亥革命三年后吧。

母亲应该能留下许多照片，但却只剩了这一张。弟弟曾在一篇文章里写过这样的一句话：“其余的照片都在二姐的哭泣声中，被人毁掉了。”

母亲陆英留下的唯一照片

亲爱的父亲

1938年深秋，那时我和有光在雾重庆有一个温暖的小家。一天早上我正要到枣子岚垭去参加曲会，有光问我：“今天还要去吗？”我说：“是呀，有什么事吗？”他支吾着：“我没什么事，你去吧。”往日我每次去，他总要说“早点回来”，今天话语有些吞吞吐吐，神色不对。我有些迟疑，但还是去了。心里不踏实，只唱了一个曲子就匆匆赶回了家。一切却是很平静的样子，照常的午休、下午茶。晚饭后，有光轻轻地走到我身边，拿给我看一封电报：“父逝，告弟妹。”是大姐打来的。

我把电报放在枕头底下，整整哭了一夜。

人一落生，世上最亲最亲的两个人，顶顶疼爱我们的爸爸、妈妈，都没有了。爸爸在世时，即使相隔再远，也总幻想有一天能全家相聚，再重温童年幸福的生活。爸爸去了，那无限美好的时光将永远只能留在梦里了。

1921年，父亲坐在母亲的棺木旁，久久凝视着母亲年轻美丽苍白的脸，凭人怎么劝也不让盖棺盖的情景，一遍遍在我眼前出现。如今他们又团圆了，妈妈还是那么漂亮吗？我的永远不老的爸爸、妈妈……

父亲张吉友和三弟定和（1918）

我的曾祖父张树声清同治年间曾在苏州任江苏巡抚，后升任两广总督等职。曾祖父生有九个儿子，祖父张云瑞是长子，曾任过四川川东道台。祖父膝下无子，父亲是从五房抱过来的。父亲四个月时正好祖父要上任，就带上父亲和奶妈乘船同去。船日夜行驶在惊涛骇浪中，巨大的声响伤害了小婴儿的耳膜，父亲从此终生听力不好。

祖父死在任上，父亲回到安徽合肥张家老宅。

当时合肥有五大家族——周、李、刘、蒯、张，张家敬陪末座，也算得是望族。合肥西乡的田大多是张家的，东乡的田大都是李家（即李鸿章）的。刘家后来到上海办金融，很开明。张家和刘、李两家都有姻亲。

当地有民谣《十杯酒》，记得其中两句：一杯酒，酒又香，合肥出了李鸿章……三杯酒……合肥又出张树声……

家里有万顷良田，每年有十万担租，是典型的大地主家庭。父亲可能是因为很早就离开了老家接受了新思想，他完全冲出了旧式家庭的藩篱，一心钻进了书堆里。这个家庭带给他的最大便利和优越条件是他可以随心所欲地买书。他痛恨赌博，从不玩任何牌，不吸任何烟，一生滴酒不沾。

父亲十七岁结婚，妈妈比他大四岁。达理知书温良贤德的母亲不但担起了管理一个大家庭的重任，而且一直像大姐姐一样爱护、关心、帮助父亲。

辛亥革命后，1913年，父亲带全家搬到上海。那时我二十二个月，叫名（虚岁）三岁。我们住的是一个石库门的大房子，七楼七底，还有亭子间，院子很大，可以摆十几桌酒席，月租金是二百两银子。如果不是发生了一个意外事件，也许我们还会在上海住下去。

1916年，祖母去世了，丧事办得场面很大，家里每天有十几桌客人，还请了和尚念经和放焰口。忙乱中，突然有一天发现大门口有一颗炸弹，全家人都吓坏了，出丧的日子比预定提前了几天，家里怕出问题，没让我们站在孝子孝孙的队伍里，孝棚里的许多东西也是假的。好在没出什么大问题。为了避免再有意外，1917年，全家搬到苏州。

在苏州，我们度过了一生中最幸福的日子，父亲对书籍的热爱和对知识的渴求也得到了最大限度的满足。当时能订到或买到的所有报纸他都要看，《申报》《新闻报》《苏州明报》《吴县日报》等，以及一些比较出名的小报，如《晶报》《金钢钻报》等。至于家里的藏书，在苏州是出了名的，据讲不是数一也是数二。家里专门有两间很大的房间，四壁都是高及天花板的书架，整整齐齐摆满了书。除了为数不少的善本和线装书外，父亲不薄古人也爱今人，现代和当代出版的书籍，各种名著和一般的文艺作品他都及时买进。尤其是“五四”以后一些最新鲜最富营养的作品，如鲁迅先生的作品和许多流派的新书名著他都一本不漏。

大姐元和曾回忆说：“父亲最喜欢书，记得小时候在上海，父亲去四马路买书，从第一家书店买的书丢在第二家书店，从第二家买的书丢在第三家书店……这样一家家下去，最后让男仆再一家家把书捡回来，住的饭店的房间中到处堆满了书。”在苏州的闹市观前街上，有两家规模较大的书店，老板、伙计都与父亲很熟悉，父亲一去他们就陪着在书架前挑选。平时书店进了新书就整捆地送到家里来，父亲买书都是记账的，逢年逢节由管家结账付钱。当时苏州的缙绅富户不少，但像父亲这样富在藏书、乐在读书的实在不多。

父亲的藏书我们可以自由翻看，他从不限制，书籍给我们的童年和青少年生活带来了巨大的快乐。但钟鸣鼎食、诗书传家的生活并没有使父亲满足，他想让更多的孩子，尤其是女孩子接触新思想，接受新生活，用知识和文化的力量，使她们摆脱旧的陈腐的道德观念的束缚，成为身心健康的对社会有用的人。父亲开始办了一个幼儿园，他的初衷是想完成一个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大学的系列规划，但因力所不及的种种原因，真正办成并坚持了十七年的只有乐益女中。为乐益，父亲倾注了全部的精力和财产。余心正先生在《启蒙先贤张冀牖》一文中曾经写道：

自古以来，教育成家，在质不在量，更不在规模之大小，学生程度之高低。张老先生仰慕“乐土吴中，开化早，文明隆”，辛亥革命后举家来苏，筑小小园林，从办幼儿园、小学开始，再办平林男中、乐益女中。接着两次办起高中部，皆因时局变迁，当局掣肘而匆匆下马。他原想学马相伯老人办一个“苏州复旦”的心愿，亦因世事茫茫，终成虚话。

……

然而，学校之尊严，维护不易。老先生捐出祖产巨资，让出宅园二十余亩，建校舍四十余间，应有的教学设备，无不具备。他有十个子女，如按三千大洋培养一个留学生计，有三万元亦能全部出国留学了，但他连这笔钱也省下来，用于学校。为的什么？为的坚决不拿别人一文钱，无论是当局的津贴、教会的赞助、好心人的募捐，一概谢绝；惟如此，方始做得我行我素，独立自主。可是，他又决非一钱如命，迥异于一般私立学校之以“创收”为目的，每年拨出十分之一的名额，招收免费生，以便贫家女儿入学。比例之高，江浙一带罕见。老先生对莘莘学子如此厚爱，对诸亲好友却悭吝异常，凡有告贷，均以“闭门羹”却之。

父亲对我们四个女孩子尤其钟爱，他为我们起的名字不沾俗艳的花草气：元和、允和、兆和、充和。后来有人在文章中说，张家女孩子的名字都带“两条腿”，暗寓长大以后都要离开家。我想，从小父亲给了我们最大限度的自由发展个性、爱好的机会，让我们受到了尽可能好的、全面的教育，一定是希望我们不同于那个时代一般的被禁锢在家里的女子，希望我们能迈开健康有力的双腿，走向社会。

父亲在家里从不摆架子耍威风，甚至对佣人也没有训斥过，只有一次门房杨三赌钱，父亲敲了他的“栗子”（用指头敲脑门儿），因为父亲最最恨赌钱。我们四姊妹中，大姐元和文静端庄，是典型的大家闺秀；三妹兆和忠厚老实、聪明胆小，但有时也非常顽皮，因为是家里的第三个女孩子，没有人娇惯她，她也习惯了在做了错事后挨罚时老老实实的，不哭也不求饶，处罚决定都是母亲作出的，大多是罚坐板凳或关在房间里不让出来；四妹充和聪慧乖觉，规规矩矩，加上从小过继给了二祖母当孙女，很少和我们在一起，印象中她从不“惹事生非”。我是家里男女孩子加起来的头号顽皮大王，从小体弱多病，仗着父母的疼爱“无法无天”，有时还欺负好脾气的父亲。父亲年纪轻轻就有些秃顶，没有几根头发却很欢喜篦头，一有空就靠在沙发上说“小二毛，来篦头”。我站在沙发后面很不情愿地篦，篦着篦着他就睡着了。我拿梳子在他脑袋上边戳边说：“烦死了，烦死了，老要篦头。”他只好睁开眼睛躲着梳子：“哎，哎，哎，做什么，做什么戳我。”我顺势扔了梳子，父亲并不真生气，自己把头发理好找话逗我开心：“小二毛，正在看什么书？”

父亲在这种时候常给我讲故事，他讲的故事不但有趣味还有文采，让人一辈子也忘不了。比如近八十年前讲的一则成都诗婢家的小故事：那个注四书五经的郑玄（郑康成），家里尽为诗婢、书婢。有一天一个丫头跪在院中，另一丫头看见问：“胡为乎泥中（为什么滚一身泥巴）？”跪着的丫头答道：“薄言往愬（也曾向他去倾诉），逢彼之怒（他反而向我大发怒）。”家中，丫环玩笑时皆用《诗经》中语，可见文采通过细微言行所倡导的家风是什么了。这样的小故事还有几则，我给孙女庆庆讲过，可惜这一代人都太忙，不一定记得住也不一定感兴趣。重孙小安迪五岁正是可以听这样的故事的年龄，可他在加拿大，不可能有人给他讲，每次回来的时间太短，玩还不够呢。

我是急性子，说话快，走路快，做什么事都快。我看书一目十行，父亲更快，一目十二行。我做过试验，和父亲同看书，我还有几行没看完他已经翻页了。父亲爱看书不但影响了我们，连家里的佣人、保姆做的时间长了都染上了书卷气。他们从识字开始，到看书甚至评论故事情节和书中人物。我还能记起他们常说的有《再生缘》和《天雨花》。

父亲从小喜爱昆曲，年轻时就对曲谱版本进行研究。我十一岁左右，1921年前，昆曲传习所尚未成立，爸爸就带我们到全浙会馆（苏州养由巷）看昆曲。全是曲友演戏。有教育局局长潘震霄的戏，其他的戏全不记得了。我爸爸带去的曲谱好多好多，比我们的个子还高。他要我们看戏时对照看剧本。我们只顾看戏，怎么也对不上台词，看戏又看剧本我们认为是苦差事。父亲请了专门的老师在他的书房里教我们姐妹识谱拍曲，让我们看书看戏。我淘气得要命，只看戏不看书。大姐顶规矩，认认真真学，后来又参加曲社，拜名师，习身段，生旦两角都擅长，以至终身姻缘、爱好、事业都因昆曲而起。父亲的爱好多种多样，尤其对新出现的东西，从不放过。当时照相机是极新鲜的东西，我们家里有近二十台，小孩子可以随便玩，我们几姊妹都没有兴趣，五弟寰和喜欢摆弄，父亲和蔡元培先生的这张照片就是他照的。留声机家里有大大小小十几台，各种唱片不计其数，架子上放不下就放在地板上，有些受潮都翘起来了。百代公司出品的家庭小型电影放映机一问世，父亲就买了一台，这在当时是再“新潮”不过的事了。

1935年张吉友到中央研究院沪办访问，与蔡元培先生在办公室门前合影

我们在苏州的家里，爸爸和大大各有一间书房，中间隔着一个芭蕉院。有时可以看到他们隔窗说话，那永不落叶的芭蕉像一条绿色的绸带连着爸爸大大的心。书房平时没有人去，我曾偷偷钻到母亲的书房看过，记得最清楚的是母亲的书桌上有一个铜镇尺，上面刻着七个字“愿作鸳鸯不羡仙”，这一定是爸爸妈妈的共同心愿。

距父亲去世整整六十年了，父亲的言谈举止在我心里依然那么鲜明、亲切、温暖。

本来没有我

1909年，在安徽合肥龙门巷的一所大院里。夏天的早晨，不到三点钟。中国人说这是丑时。一个女娃娃离了娘胎。人家都是哇哇地生下来的，而我是默默无声地落草的。一个没有生命的小东西。

老人们告诉我，脐带紧紧绕了我的细脖子三圈。窒息得太久的婴儿，小脸已经发紫。我的老祖母，坐镇在产房里，千方百计要把死的搞成活的。

这一年夏天，比往年更热。我是阴历六月初九，也就是阳历7月25日生的。在这六月的天气里，产房里的一群妇人围绕着这个不满四斤重的婴儿，忙得汗流浃背，气都透不过来。比起鲁迅文章里的九斤老太，我是惭愧得很。

收生婆先把三圈脐带解开，再把婴儿倒拎起来，给我挨了几十个屁股，我不怕痛，不吭声；又用热水、冷水交替着浇婴儿的背和胸，我不怕热，更不怕冷，也不吭声。人工呼吸，那时是新的玩意儿，也算是采用了。我只是不吭声。先后用了十几种方法，我就是不吭声嘛！时间一分、一刻、一小时地过去了，已经过了上午10点钟。我始终绷着越来越紧的小脸，仍旧不吭声。

少女时代的张允和

有人说，这个女娃娃不会活了，已经花了七个多钟头抢救。她是老天爷没有赋予生命的小东西，再花多大的气力也是没有用。

可是老祖母不同意。我的祖母没有生过孩子，我的父亲是五房承继到大房来的。在生我之前，我母亲已经生过三个孩子，只留下一个比我大两岁的大姐。祖母已经六十多岁了，盼孩子盼得快要发疯了。

男孩子好，女孩子也好。她想，能生女孩子，就能生男孩子。

这时候老祖母坐在那张紫檀嵌螺钿的古老的圈椅上，像一尊大佛。她既是命令，也是哀求那些七手八脚的女人们：“再想想，还有什么好办法没有。”

一个喜欢抽水烟的圆圆脸、胖乎乎的女人说：“让我抽几袋水烟试试看。”大家心里都嘀咕：方法都使尽了，你又有什么神通，从来也没有听说过喷烟会喷活了婴儿。但是谁也不敢反对。

于是乎这一个女人忙着找水烟袋，那一个女人忙着搓纸芯，一大包上等皮丝烟已经端正好了。胖女人忙着点起烟来。

收生婆小心地捧起了婴儿。胖女人抽了一袋又一袋的烟，喷到婴儿的脸上。又是一个钟头过去了，产房里除了抽水烟的声音，什么声音也没有。收生婆心里数着一袋一袋的烟，已经五十多袋了。婴儿板着越来越紧的小丑脸，始终不吭声。婴儿的身体也越来越发紫，蒙古斑也看不清了，她只有一个瘦瘦的小尖鼻子还算逗人喜欢。

抽烟的胖女人虽然过足了烟瘾，但是她很疲倦，汗从脖子一直流到脚跟。收生婆更是疲倦，捧着我，两只手酸得要命。别的女人忙着替她们俩擦汗。这么个大热天，谁也不敢用扇子。

这正午的时候，天气热得叫人一无是处。产房里的人们希望来一阵暴雨，似乎这个希望比救活婴儿更重要。

大家望着白发苍苍满脸皱纹的老祖母。老祖母坐得笔直，把她的驼背都几乎伸直了。她把眼睛睁得圆圆大大的。从半夜到现在，快八个钟头了。她老人家，巍然不动。女人们除了给产妇喝些汤汤水水外，谁也没有想到自己喝水和吃饭。

时间过得真快，也真慢，又是一个钟头过去了。时钟响亮地敲了十二下，老祖母闭上了眼睛。她是信佛的，嘴里想念佛，但是产房是个不洁净的地方。不能念。老祖母夺取婴儿的战斗是没有希望了。她知道这些女人只要她一声命令，马上就会停止这种艰苦的工作。

收生婆捧着婴儿，手酸得抬不起来。她把婴儿放到她的扎花布的围裙里，深深地喘了一口气。为了解除她的疲劳，她默默地算着喷烟的次数，是整整一百袋烟了。她无可奈何地对老祖母说：“老太太，已经一百袋烟了。老太太，您去歇歇吧？”她说着说着，就把围裙里的婴儿不经心地抖落到脚盆里去了，因为是个“死”孩子。婴儿滚到盆里，三百六十度的大翻身。我的小尖鼻子掀了掀，小嘴动了动，是受了很大的震动。可是谁也没有注意。

老太太眼里满是泪水，伤心地说：“再喷她八袋烟，我就去休息。”老太太手里平常总有一串佛珠，珠子有一百零八颗。她相信一百零八才是功德圆满。

胖女人无可奈何地再抽烟，喷到脚盆里。她决定以后要戒烟，这烟抽得太不顺利了。她抽了喷，喷了抽，喷得又利落又爽快。她不屑顾盼这个死丫头、丑丫头。喷完了八袋烟就可以休息了。一袋、两袋、三袋、四袋，时间更是飞快地过去。

老祖母颤巍巍地站起来，走到脚盆边。孙女儿是完了，看她最后一眼吧，总是我的后代。

她老人家泪眼模糊地向烟雾中的孙女儿告别。她似乎看见婴儿的小尖鼻子在掀动，小嘴似乎要讲话。老祖母想：我是眼花了。她阻止胖女人再喷烟，用手帕擦干净自己的眼泪，再度低下身子去仔细盯着婴儿。

奇怪，不但鼻子和嘴唇在动，小瘦手似乎也要举起来，仿佛在宣告：“我真正来到了人间了！”

这一下老祖母又惊又喜，站立不稳，身子几乎倒下来，布满了红丝的眼睛闪烁着生命的光耀。她忙叫着：“活了，活了，你们看！”大家拥向脚盆边。果然，婴儿十分轻微的啼声都能听见了。一屋子的人都沸腾起来。人们忘记了疲劳，忘记了是在闷热的产房里，大家高兴地叫喊：“活了！”“真的活了吗？”门外的人也跟着喊，“真的活了吗？”

天空闪烁着电闪，照得产房里通亮。天空中霹雳响的雷声像炸弹一样爆炸开来。人们所希望的大雨，马上就要来临。可是产房里的人们没有看见明亮的电光，看到的是一个小生命的更大的光亮。她们的耳朵也对雷声没有感觉。这小小婴儿的十分轻微的哭声，不是哭声，是笑声，遮没了巨大的雷声。

老祖母阻止了人们的欢呼，生怕把那娇小脆弱的孙女儿吓死。收生婆连忙从脚盆里轻轻地抱起了婴儿，这真是捧了一个活宝贝了。

真是奇怪！一个平凡的女人，就是这样不平凡地诞生的。

1988年6月

寿宁弄——我们的乐园

（一）花园

1918年，我们全家离开上海搬到苏州。从上海到苏州，我们的最大兴趣是夏天的晚上在凉床上学唱苏州话民歌。最爱的是：“唔呀唔呀踏水车，水车盘里一条蛇。牡丹姐姐要嫁人，石榴姐姐做媒人。桃花园里铺房架，梅花园里结成亲……”

寿宁弄8号，我在这里度过了一生中最甜蜜、最幸福、最无忧无虑的时光。可惜只留下了这张最痛苦的照片，这张照片预示着我童年生活的结束。1921年10月大大去世，冬天我和大姐、三妹在后花园的假山石边照下了这张照片。在服丧期间，照片中我们还身着孝服：三个人都是灰色半长棉衫，黑裤子，灰黑色的棉鞋，头上戴着绿丝绒的帽子。

寿宁弄8号，我们童年的乐园，这里可能是以前一个大官宦人家的宅子，可我们哪里顾得上去考证宅子的历史，去打听这里曾发生过多少悲欢离合的故事；我们甚至没有耐心去细数那些大大小小数也数不清的房子。我们三姊妹的闺房在第三进房子的楼上，开窗就可以看到后花园。

1921年母亲去世后，摄于寿宁弄老宅后花园假山上（左起：元和、兆和、允和）

花园大极了，有水阁凉亭，有假山，有花草，有果树。粉墙黛瓦幽美雅静，此景只应天上有、梦中有、书中有、戏中有。可它不是《牡丹亭》中的花园，小姐们进去也不必红娘引路偷偷摸摸。每天我们只要离开了书房，放鸟归林，这里就不再安静。我们有时文文雅雅地学王羲之“临池洗砚”，更多的时候是疯疯颠颠爬山、玩水。姨祖母房间的一个保姆姓赵，赵大姐的丈夫在我们家吃闲饭，他手巧得很，常用竹子劈成竹片编成小花轿给我们玩。我们那些大大小小的洋囡囡就派上了用场。穿上我们给做的滚了花边的衣服、帽子，坐在花轿里，保姆郭大姐走在最前边，嘴里“哐，哐”地学锣声，我们抬着轿子浩浩荡荡从花园这边走到那边，满园子笑声。几次之后觉得玩假的太没有意思了，就找来大弟当新娘。那年大弟六岁，白白的脸，头发有点长，我们把大大房中的胭脂花粉刨花水拿来，替他擦粉点胭脂，把刨花水拼命往他头上擦。大大找来红头绳给他扎了四个朝天辫，我找出十岁穿的镶着花边的殷红的中式上衣……都穿戴好了，真像一个俏新娘，就是找不到合适的裙子。还是大大想出了办法，找来一块很大的绸手帕塞在大弟的裤带上，又请出了二弟作新郎和穿了半边裙子的新娘拜堂，一本正经拜祖先、拜父母、拜客人。磕好头起来时，新郎倌踩掉了新娘的裙子，“父母高堂”“来宾”哄堂大笑，新娘子嘴瘪瘪地要哭，大姐忙搂过去：“弟弟不哭，新娘子不能哭。”

寿宁弄8号，我们的“夏宫”，门前两棵玉兰树，左边一棵是紫玉兰，右边是白玉兰

花园中还有一个花厅，冬天我们的书房是在大厅旁的一间屋子里。我们叫它冬宫。春暖后我们挪到花厅里念书，书房只占花厅的三分之一，放四张桌子，三姊妹和一位老师，还有两个伴读的小“春香”，是奶妈和保姆的孩子。书房前是两棵大玉兰花，一棵紫玉兰，一棵白玉兰。刚一有点春信，就满树的花，我们不但看而且吃，求伙房的厨子把玉兰花瓣放在油锅里一炸，像慈姑片一样，又脆又香。花厅还有三分之一是我们的戏台，门窗上有红绿色的玻璃。靠近书房后墙的花园里有杏子树和枣子树，摇头晃脑念书时听到屋外杏子落地的“啪，啪”声，三姊妹互相看看都坐立不安起来，好容易盼到老师休息一会儿，三个人抢着往外跑，大大的荷包杏子甜极了，没吃够老师又回来了，赶忙藏在书桌里。再下课又忙着去捡新掉的，三个小姐的书桌抽屉里常能找到烂杏子。

我们念的书在当时人的眼里甚至在现在一些人的眼光中都是不成章法的，我们的教材常常是由父亲和两位老师一起筛选编辑的，那时刚刚有了钢板蜡纸，记得是一个叫郑谦斋的人给我们刻印。我贪玩，晚上从来不念书。哪天知道老师要检查了，早上起来囫囵吞枣背一气应付老师。一天老师让我背《孟子》，我哇哇哇不打磕巴背得飞快，老师都来不及翻篇更没有发现我的偷工减料的秘诀。我自鸣得意，还把这种方法向大姐、三妹推荐，她们一个规矩一个胆小都不学我，所以直到现在她们说话还是慢条斯理、文文静静的，我快90岁了还没有学会慢慢地讲话。

每天早上一吃过饭我们就往花厅跑，上午读书，下午唱戏，从没觉得读书是苦事情，我一生再没碰到过这么美的书房。

（二）“丑死了”

这张照片是在寿宁弄我们三姊妹的书房花厅后拍的，看到身后的树了吗？就是能结大大的荷包杏子的那两棵杏子树，我们在书房中总为它坐立不安。

家里请了两位先生教我们白话和文言文，稍大一些父亲又请了一位叫吴天然的女先生，教我们音乐、舞蹈、算学。吴先生和叶圣陶先生很熟，叶圣陶先生在《三叶集》中还提到她。

我们对算学没什么兴趣，学舞蹈的兴趣大得不得了，家里专为我们置办了练功衣和软底鞋，我们穿上得意地照了张照片。照片拿来后，三姊妹争着看，三妹顶顽皮，抢过去大叫：“丑死了，丑死了！”我们拦也没拦住，她把自己的脸抠掉了。

没想到去国离乡半个世纪的大姐一直保留着这张残破的照片，1992年大姐给我和三妹每人翻拍了一张寄来。一拿到照片，我耳边马上响起了三妹调皮的声音：“丑死了，丑死了……”

1922年摄于寿宁弄8号。兆和嫌自己照得丑，把脸部抠去了（左起：允和、元和）

王觉悟闹学

1920年，是我一生中最美好的一年。在我的记忆中是一个又甜又嫩的童年。那年我十一岁。我们有姐妹兄弟九人，父母双全。第二年，我们的母亲就去世了。

很奇怪，前面四个都是女孩，后面五个都是男孩。最大的十三岁，最小的一岁。孩子们都在双亲的爱护教导下，健康地成长。

我们四姐妹，大姐元和、我允和、三妹兆和、小四妹充和。前三名没有进过小学，就是四妹后来也不过象征性地进了一年小学。小四妹，这生下的第四个女孩，一断奶就送给合肥二房亲奶奶做孙女了。这1920年的春天，小四妹才七岁，回到了苏州——她的亲姐妹的家里。我们三个大姐姐欢喜得要命。小四妹神得很，她小小年纪，临碑临帖，写两个字，还真有点帖意，我们三个大姐姐都不及她。虽然我们也在书房里念了些四书五经、诗词歌赋。我们不但念司马迁的《史记》，还念王孟鸾老师教的白话文。

我们三名女学生，就有四位男女老师教学，还有两位刻蜡版、抄讲义的先生。我们私塾里的老师多于学生。

我们的妈妈名字叫陆英，拥有自己一个小书房。我记得书房墙上，有一个精致的横匾，四个字我只记得两个，一个“兰”字，一个“室”字。书桌前是一排大玻璃窗子。窗子外面有一个小小院子，院子里有假山，假山上有芭蕉。院子对面就是我爸爸张冀牖个人的书房。只有爸爸的书房有门通这个小院子。爸爸书房前面是一排落地的大玻璃窗子。可是妈妈的书房没有门通这个小院子。爸爸妈妈可以隔窗相望。

张家姐妹们在下棋娱乐

就在1920年，我们家掀起一个教保姆认字的高潮。最聪明而又用功的是三妹的保姆朱干干。她每天早上为妈妈梳头篦头的时候，要念十个到二十个方块字。我的保姆窦干干是我的学生，成绩最差。人家问她认识多少字，她说：“西瓜大的字，我认识一大担。”我这位小先生很丢面子。

小四妹回来了，妈妈就派我当她的小先生，因为我比她大四岁。大姐教大弟宗和，三妹教二弟寅和。三位小先生很来劲。妈妈买了蓝布，教我们为每一个学生做一个书包。书包做好后，三位小先生都认为得替学生起个学名。每位小先生都对自己的学生特别巴结。尤其是我，我认为我的学生最难对付。她虽然只有七岁，可是她在合肥有两位老学究教她念古文，古文的底子比姐姐们强。但是姐姐们知道胡适之，她就不知道。我们新文学水平比她高。我左思右想，要替小四妹改上一个名字，叫“王觉悟”——不但改了名字，连姓也改了。我在四妹书包上用粉红丝线，小心地绣上了“王觉悟”三个字，我好得意。大姐规规矩矩绣了“宗和”两个字，三妹不会绣，只好作罢。小四妹不及大弟二弟乖，看来她对我这样的老师不敬重，不怎么佩服。有一天，四妹忽然问我：“我为什么要改名觉悟？”我说：“觉悟么，就是一觉醒来恍然大悟，明白了一切。”她又问：“明白了什么？”我支支吾吾地说不出所以然，就煞有介事地回答：“现在新世界，大家都要明白道理，要民主，要科学，才能救中国。”她摇摇头说：“就算你起的名字没有道理也有道理，我问你明白道理的人，你为什么改我的姓？我姓张，为什么要姓王？大王、皇帝也要觉悟，老百姓可不是要吃苦。什么王觉悟，我不稀罕这个名字。”她撇撇嘴：“还是老师呢，姓名都起得不通，哈哈！”这一笑可把我气坏了。我不能打她、骂她。我说：“把书包还我，我不当你的老师了！”我拿了一把小剪刀，一面哭、一面拆书包上“王觉悟”三个字。“王”字好拆，“悟”字也不难拆，就是“觉”字不好拆，是有二十笔划的繁体字。

1945年允和和四妹充和在四川华西坝上。此时的小老师和“王觉悟”成了互相切磋学问的对手

1978年，小四妹带了洋女婿Hans H．Frankel（傅汉斯）回来。我们谈到五十八年前的往事，哈哈大笑。我说：“王觉悟呀，王觉悟！你到现在‘觉悟’了没有？”时间过得好快，一晃就是1995年10月了。我们四姐妹都是八十岁以上的人了。小四妹真正觉悟了，她成了我的老师。我的旧诗词做不过她。我做的歪诗都要请她大笔斧正。过去十一岁的“拆字先生”的伤心往事，现在成了姐妹间最最甜嫩和美好的回忆。

1979年11月初稿

1995年10月修改

乐益女中

苏州的乐益女中是父亲1921年创办的。开学不久，母亲就去世了，乐益的许多同学都去给母亲送葬，阮咏莲也去了。

乐益的原址在苏州的憩桥巷，当时都传说那里是凶宅没人敢住，父亲租下来作了校舍。一年后，父亲买了皇废基的一大片桑园，盖起了新的校舍，大约有二十多亩地，建了四十多间宿舍和教室，还有操场。宿舍后面有一个别致的茅亭，我们常在亭里下五子棋。亭边是各种颜色的梅花，梅花不是我们种的，是父亲在朱家园买下了一个花园，把那里的梅花移植过来了。桑园对面是乱坟地，刚搬进去的时候还可以看到坟，我的堂房姐姐昭和胆子特别大，跑去敲骷髅头。

学校有父亲自撰的校歌：

乐土是吴中，开化早，文明隆。

秦伯虞仲，孝友仁让，化俗久成风。

宅校斯土，讲肄弦咏，多士乐融融。

愿吾同校，益人益己，与世近大同。

父亲的办学宗旨和校名“乐益”都在歌词中了。

在乐益中学，允和与同学阮咏莲（右），大约是1924年。“她长得比较粗大，我们演戏时，她常演男的，我一直演女的，同学们笑称我们是‘假夫妻’。苏州女子剪短发自乐益开始。咏莲又是学校中最早剪发的。”

“乐益”开风气之先，虽然我们也学旧体诗，但更多的是学习各种新知识。在这里我接触到了外国文学作品，学了数学、英文，开始离开闺房，离开了寿宁弄8号那片小小的乐土，走进了这片大乐土，跨出了进入社会的第一步。和来自不同家庭背景的姑娘们共同生活，给我们带来了极大的乐趣。课堂上我们学诗词歌赋、唐宋八大家，也学翻译作品，张闻天老师讲的《最后一课》给我的印象最深。当时只知道他的学问好思想新，不知道他是共产党员，更不知道苏州的第一个共产党支部——苏州独立支部就建立在乐益。

上海“五卅”惨案发生后，乐益停课十天上街宣传、募捐，分散在各个城门口、火车站口。那几天一直下雨。我冒雨守在城门口，脚下的新布鞋湿得一塌糊涂，心中却异常地激动和兴奋。乐益募捐得了第一名，上海、苏州各报都登了这条消息。为支持上海工人罢工，同学们自编自演了节目，父亲还请来了马连良、于伶等名演员义演募捐，共演了三天。上海工人罢工结束，多余的捐款退回苏州，乐益女中的师生和苏州工人、学生一起，自己动手，填平皇废基空场贯通南北的小路，开拓为大马路，取名“五卅路”。

1923年乐益组织了一次远足，这也是我生平第一次郊游，我和三妹兆和都做了诗，抒发了这次北固山之游的感慨。三妹比我强，她的诗老师一字没动，倒是爸爸替她改了几个字。我的诗老师给改了几个字。

1924年，乐益。左起：允和、凌海霞（舍监）、胡馥雯（表婶）、元和。“海霞是大姐的干姐，大姐遇到的不少困难都是她帮忙解决的。为表感激之情，大姐的第一个孩子姓‘凌’。表婶胡馥雯当时已二十多岁，成了家，是大姑奶奶的儿媳，丈夫叫刘荔生，是苏州学生联合会会长。”

1924年，与乐益潘承娟师（前坐者）合影，后排右二为允和

游镇江北固山

1923年

春风吹绿到天涯，遥望姑苏不见家。

西下夕阳东逝水，教人哪不惜芳华。

——兆和

高山枕大川，俯视意茫然。

沧海还如客，凌波谁是仙。

江山欣一览，帷读笑三年。

击楫情怀壮，临风好着鞭。

（后四句经先生改过）

——允和

乐益的学生最早剪短发，文体活动也是最活跃的。乐益对过的公共体育场很大，每有运动会，别的学校的师生都到这里集合，乐益的学生最后列队出场。学校经常开文艺会，次次都有我们两姊妹的《游园》。可我们已逐渐对话剧发生了兴趣，不耐烦总唱昆曲了。刚学了《木兰辞》，我们就改编成戏，兆和自小欢喜穿男装，就自告奋勇演花木兰。我们还演郭沫若的《棠棣之花》、英文的《一磅肉》。在《风尘三侠》中，大姐元和演红拂，三妹兆和演李靖。三妹坐在“龙椅”上，双脚够不到地，两腿荡荡的，还一副羞人答答的样子，好笑极了。三妹演这样的角色打不起精神来。她顶爱演的是滑稽戏，脸画得乱七八糟上台，自编自演“万能博士”“天外来客”。

我也算是南国社社员。我演过《苏州夜话》，台词很美：“淡淡长江水，悠悠远客情。落花虽有恨，坠地亦无声。”一次南国社演《卡门》，我到后台看田先生（田汉），他说刚好临时缺一个女工，只过场不说话。田先生说：“你鼻子高，不必装假鼻子。”我第一次接触到最好的化妆品，有各种颜色的粉，拍上脸很柔和，我记得我是穿一件天蓝色的纱衣。

三妹在学校里很活跃，常常出洋相。有时睡到半夜人不见了，大家起来找，原来她一个人在月光下跳舞。放在窗台上的糖爬满了蚂蚁，她说“蚂蚁是有鼻子的”；半夜三更同宿舍的同学笑得睡不成觉，她却没什么事呼呼大睡。那时的她和现在这个小心谨慎、沉默寡言的三妹完全是两个人。

在进乐益之前，我们三姊妹都进过苏州女子职业女中。在家里虽读过不少诗书，但没学过数学，大姐用功成绩还好，我与三妹还和在家一样，放了学就疯玩，结果期末考试数学都得了零分，哭哭涕涕地留了级。进了乐益后，我碰到了一位非常好的数学老师，叫周侯于。他上的第一节几何课先讲“什么叫点”，说世界上本没有“点”，“点”用显微镜放大，有面积有体积……唉呀，一下子抓住了我，我对哲学天生敏感，周先生第一节课分明讲的不是几何而是哲学，才奇怪呢，从此我的几何总是一百、一百，有一次证错一道题得了九十分，我拿到卷子当场嚓嚓两下撕了，大哭一场，对先生很不恭敬。周先生非但没有生气，反而安慰我。周先生有两个孩子都死了，待我就像自己的孩子，每个礼拜天必请我到他家吃饭。我那时怎么那么皮，饭量小，每顿只吃半碗饭，还不好好吃，饭桌上总是不停地讲话，老师把筷子一放：“个小娘唔（小女孩），不好好吃饭，要饿死的……”先生的江阴话我一直记得，先生家的清水虾现在还是我顶爱吃的菜。

夏天放学后，周先生走在五卅路上，我怕太阳晒，走在先生的影子里，穿长衫的影子拉得长长的，把我完全罩住了……

女大学生三部曲

我这个人不安分，共在三所大学读过书。从1929年到1932年先后在上海的中国公学、光华大学和杭州的之江大学学习，最后落脚光华，取得了光华大学毕业文凭。战乱时期，难得有一个安定的学习环境，那时大学里女学生很少，为了求学我辗转颠簸，志气不小，主意不小，胆子也不小。寿宁弄的“小二毛”“九如巷的张二小姐”，第一次用爸爸给的两条腿（爸爸给四个女儿取名：元、允、兆、充，均有“两腿”）走出苏州，独自面对世界。

（一）落花时节

1929年在中国公学读一年级时，学校刚刚开始收女学生，班里的男同学占绝大多数，他们对女生感到新奇，有时不免恶作剧捉弄人。有一位姓李的先生是扬州人，他出了个作文题目“落花时节”，发卷子时，全班都发了就是没发我的。我很奇怪，以为一定是文章出了什么问题，在课堂上没敢出声，下了课急急忙忙找到老师追问，李先生用扬州话拉着长音小声说：“莫慌——莫慌——跟我来。”到了他的宿舍，他拿出一个很旧的皮箱，打开上面一只很蹩脚的锁，拿出了我的文章。先生不马上把文章给我，而是捧在手里，很慈爱地看着我笑着说：“你的文章很好，很好，我怕在课堂上讲了男学生会抢去，就锁在箱子里了。”我拿到文章，看到上面先生批了一句话：“能作豪语，殊不多觏。”

写落花时节，尤其是女孩子写，都要写秋风秋雨满目愁，我没有这样写，记得我写的是：落花时节，是最好的季节。秋高气爽，是成熟的季节、丰收的季节，也正是青年人发奋读书的好时候。伤春悲秋，是闺中怨妇的事，我生长在一个开明、快乐的家庭，又自认为是“五四”以后的新女性，我为什么要愁，要悲？……

母亲怀胎七月，我就急匆匆来到了人世，先天不足，身体一直不好，天生就的急性子，手急、眼快、腿勤、话多。因为我性格开朗、活跃，进大学不久就当选为女同学会会长。有的男学生不服气，常常打碎女同学会会刊的玻璃。一次开会我有事告假，在一项表决时，一女同学受托替我举手。一个姓包的男生刁难说：你能代表吗？如果还有人没来你举三只手呀？第二天我知道了这件事，坚决不答应他，在饭堂门口截住他凶巴巴地问：密司特包，你昨天讲的什么话？什么叫三只手？难道你看见她做什么事情了？你不可以这样，你要道歉，赔偿名誉。这个男同学以后再也不敢欺负女同学了，相反对我特别好，放假我回苏州，他替我拎行李。

中国公学教学楼外景

当时我已是南国社的社员，女同学会成立一周年纪念。田汉专门为我们写了一出全是女人的戏《薜亚萝之鬼》，我在里面演一个资本家的丫头。

中国公学在吴淞炮台湾，我们几个要好的女同学常相邀在校门口不远的吴淞小酒店一聚，学红楼诗社行酒令，当然是浅尝辄止。

我和周有光刚刚有初恋感情的萌芽，他有时小心翼翼地到学校来探望我，我总是矜持地从东宿舍躲到西宿舍，嘱舍监对周有光说“张小姐不在家”，有光怅怅然归。这样反复多少次，才有了“温柔的防浪石堤”。因而酒令中有“梨花满地不开门”和“雨打梨花空闭门”，都是给我这“避客不见者”饮的。还有：

云髻梳罢还对镜——喜修饰者饮

能饮一杯无——不饮酒者饮

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亭台六七座，八九十枝花——善数学者饮

声声燕语明如剪，呖呖莺声溜的圆——善英语者饮

来时醉到旗亭下，知是阿谁扶上马——醉者扶者饮

……

我现在还坚持作“曲谜”，定期寄给三五好友。喜庆的日子有晚辈的朋友来聚会，我还是要行令，不是酒令是水令，都是由我事先准备的。

在中国公学读书时的兆和（1928）

三妹兆和和我从启蒙到中学、大学一直同班，在中国公学她也很活跃，当时中国公学女子篮球队“五张”名声在外，照片还登过报纸，我和三妹都在其中。三妹尤其好运动，曾得过中国公学女子全能第一名，谁知上不得大台面，参加上海全市运动会，得了个第末。

（二）“现在”

大学二年级我转到了光华大学，又被推举为女同学会会长。光华的女同学会非常活跃，下设好几个部，在学校里影响很大，校长召开会议研究学校的事情，女同学会会长不到都不开的。我什么活动都参加，在男生面前也从不服输。

学校年年举行国语演讲，我去之前的几年据说都是一个姓赵的男生得第一。我鼓足勇气参加，精心准备了一篇讲稿，题目叫“现在”。我正和周有光谈恋爱，他在杭州民众教育学校教书，我把讲稿寄给他看，他回信说“太哲学了”。我忘了是用一种什么统计方法把大学四年凡是上课念书的时间都加起来，用24小时一除整整只有八个月，慷慨激昂语重心长地劝大家要珍惜大好时光，抓住“现在”，好好念书。真是好笑，自己不用功，却一本正经地劝人家。

光华大学时的张允和

1927年允和与中国公学的同学章以仁（左）

那次演讲是在光华大学的一个大饭堂里进行的，评判员中有校长和留学法国的哲学家李石岑先生。姓赵的男同学的讲演题目是“铁”，他因为参加了多次演讲，国语讲得比我好。全体参赛者讲完都坐在第一排等待评判结果，会场里安静极了，大家心里都忐忑不安。校长宣布：“第三名……第二名……”我泄气了，总归没有希望了。报到第一名时，校长好像卖关子，半天不报名字。突然，像打了个雷一样——“张允和”三个字一出，全场轰动。我的一个堂房姐姐张镇和，是大伯伯的女儿，我们叫她七姐，是光华大学篮球队队长，从最后一排冲到前面，一下子把我举了起来。这是我一生一世最快乐的时刻。现在！现在！现在！这两个字对我的一生都产生了影响，后来知道法语的“抓住”和“现在”是同一个词，“抓住现在”几乎成了我办一切事的座右铭。

后来听说现场的评定结果是我和姓赵的男同学分数一样，应该是并列第一，请校长作最后的裁决。校长说赵同学年年第一，女学生还从没得过第一，既然分数一样，就张允和第一。原来很危险的，这第一来之不易。

在光华大学还有一件事给我的印象很深，教我们国文的钱基博先生（即钱锺书先生的父亲）从不给我们出题目要求作文章，只给一句话或一篇短文要求作注。如《大学》的第一句话“大学之道在明明德”。为完成他的作业，要去查大量的古书，这种训练使我终生受益。

大姐元和在大夏大学读书，因品貌出众多才多艺而引人注目。当时校中有所谓“四大天王”之说。这是1929年，在中国公学读书的兆和（左一）和在光华大学读书的允和（前蹲左）与“四大天王”合影。“皇后”元和（前蹲右）、“安琪儿”方英达（中）、“玫瑰”李芝（后左）、“蝴蝶”李芸（后右）。“四大天王”除李芝外，都先后去了台湾，有的又从台湾去了美国。

（三）毕业

“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帝国主义得寸进尺，企图侵占上海，作为进攻中国内地的基础。1932年1月28日夜间，日军借口日本和尚被殴，向上海闸北一带发起进攻。位于吴淞口的中国公学毁于日军炮火，我所在的光华大学也岌岌可危，为了安全，只好又转到杭州的之江大学借读。

我十分珍惜在这危机四伏动荡不安的时期还能有一个安静的读书环境，又埋头圣贤书。记得写了一篇论文《塞上岑参》，很得老师好评。

其时周有光正在杭州工作，这和我敢于只身来求学有很大关系。每逢周末，我们相约在花前、西湖月下，漫步九溪，“重重叠叠山，曲曲弯弯路，叮叮咚咚泉，高高下下树”，良辰美景伴着我们的恋情由朦胧走向成熟，一双惹人羡慕的“才子佳人”，一对洋装在身、洋文呱呱叫的新式青年，却怎么也鼓不起手搀着手并肩走的勇气。

三妹谈恋爱时也和我“同学”，她和沈从文的爱情也在这时有了眉目。

大学的最后一年我又回到了光华，和我同时上大学的三妹这时已毕业，她大学念了三年，我跳了三个学校，四年半才毕业，最终拿到了光华的文凭。

（四）封面女郎

在光华的同班同学有储安平、赵家璧等，在学校时和他们来往不多，没想到一走出校门碰到的两件事都和他们有关系。

这张照片是在上海王开照相馆拍的，不久有人告诉我，发现店里放了一张很大的放在橱窗里作广告。那时认为这是一种很不光彩的事，我气冲冲地跑到照相馆和店主大吵了一顿，他们自知理亏，马上道歉并撤下了照片。谁知不久赵家璧办的杂志《中国××》用这张照片作了封面，我也当了一回封面女郎。

（五）女人不是花

1936年春天，我到了苏州，我因为有了小平、小禾两个孩子，辞去工作定定心相夫教子。城市不大，熟人很多，经过朋友的介绍，《苏州明报》托人找我希望能帮他们主编《苏州妇女》，这是《苏州明报》的一个版面。我当然愿意，念了这么多年书，自己本来又欢喜动动笔，这一下真的当了编辑、记者，自己写自己编，我的干劲很高。

南京的《中央日报》有“妇女家庭”版和“文艺副刊”版，主要是由我在光华的同学储安平、端木新民夫妇负责的，有一段时间他们去英国留学，光华同学代储安平编“文艺副刊”，我代端木新民编“妇女与家庭”版。我为“妇女与家庭”写的第一篇稿题目是“女人不是花”。那时妇女参加工作的很少，有一些部门虽要女人来，也多是只起一些点缀作用，当摆设，做花瓶。我不愿意做这样的人，也希望天下所有的姊妹都不做这样的人。我原是很喜欢养花花草草的，这时候却为了实践自己说过的话，连花也不养了。一种幼稚的决心，一种自觉的反叛，缤纷的鲜花在我的眼里竟一直成了过眼浮云，以至现在我还是只养草不养花。

封面女郎，张允和在光华大学任女同学会主席时摄于上海王开照相馆（1930）

我的编辑记者生涯很短暂，“七七”卢沟桥事变改变了所有人的生活，我走上了逃难的路。

结婚前后

1925年，周有光的妹妹周俊人和我是乐益的同学，她小我两岁。进乐益时刚十四岁。两家的兄弟姊妹间常相往来。我们认识后有四年时间彼此并没有来往，我考上中国公学来到上海时，他在上海光华大学念书。他回到杭州后，一次他的姐姐到上海来玩，他借询问姐姐的情况给我写了第一封信。拿到这封信我吓坏了，六神无主地拿给一位叫胡素珍的年龄大一点的同学看，让她帮我拿主意。她看过之后很老练地说：“嘿，这有什么稀奇，人家规规矩矩写信给你，你不写回信反而不好。”从此以后我们开始通信，暑假我回到杭州，再见面时，我和他都没有了以前的自然，一层淡淡的羞涩罩上了脸颊……

（一）偷听的和尚

1931年我在杭州之江大学借读，周有光在杭州民众教育学院教书，这正是我们的恋爱季节。

一个冬日的周末，我们相约在灵隐，天相当冷，我穿了一件式样比较考究的皮领大衣，上山的途中，我们低声交谈，但始终不敢手搀着手。一个老和尚一直跟在我们后边，我们走他也走，我们停他也停，我们的声音越来越小，他和我们的距离越来越近。多么不识相！走累了，我们在一棵大树下找到了一块能容下两个人坐的树根休息，老和尚竟也侧身坐了下来，凑近有光低声问：“这个外国人来了几年了？”有光笑答：“来了三年了。”“难怪中国话讲得那么好。”他的好奇心终于得到了满足。

1932年春，张允和留影于杭州六和塔下。“恋爱中周有光第一次为我拍照片。我穿着映山红色旗袍，被绿树、绿草拥抱着。”

1932年春，杭州灵隐，张允和在“老和尚偷听”的途中

原来我们的悄悄话全被他听去了。

（二）尽头日子

爱情像一棵甜果树，八年花开叶绿该结甜果了。1933年，两个满脑子新思想的年青人当然是要举行一个新式的婚礼，为了让尽可能多的朋友参加，我们选了一个周末的日子。二百张喜帖印出来了，大姑奶奶是张家女眷中最年长的，当然要先送给她。姑奶奶看看帖子上的日子，吩咐让拿过皇历来查，果然出了麻烦：“不行啊，小二毛，这个日子不好，是尽头日子（阴历的月末），不吉利的。”没有办法，我们只能顺从，选了一个远离尽头日子的礼拜六，先不印帖子，把选好的日子禀告大姑奶奶，姑奶奶点着头说“这个日子很好”。我们第二次印了二百张喜帖发了出去，心中暗暗好笑，我们选中的正是真正的尽头日子——1933年4月30日，只不过姑奶奶躲的是阴历尽头，我们选的是阳历尽头。

家里的干干（保姆）还不放心，又拿了我和有光的八字去算命。算命先生说：“这两个人都活不到三十五岁。”

1933年4月30日我们结婚了，我相信旧的走到了尽头就会是新的开始。

（三）佳期

在荒野中行路的人见到马蹄印的激动心情只有很少的人能亲身体验到。马走过的地方就有路，有水，有草，有人，有生命，有幸福……

婚礼的桌椅布置成幸福的马蹄形，在上海八仙桥的青年会，两百多位来宾使这马蹄不再属于荒漠，青春、热情像一匹越起腾飞的骏马，我和有光并肩面对这幸福的马蹄，心中默念着“我愿意”。

证婚人是我的恩师李石岑先生。仪式很简单，但使人终生不忘。一个十四岁的白俄小姑娘哥娜弹奏钢琴；小四妹充和唱昆曲《佳期》，顾传玠吹笛伴奏。

留下吃饭的客人刚好一百位，加上新郎新妇，两元一客的西餐，共一百零二客。

结婚前，周有光在信中有些忧虑地说：“我很穷，怕不能给你幸福。”我回了一封十张纸头的信，只有一个意思：“幸福是要自己去创造的。”

结婚照（1933年4月30日），照片背面有沈从文写的“张家二姐作新娘。从文”

结婚时亲友合影

我们虽不是“私订终身后花园”，但我总是浪漫地畅想着“落难公子中状元”，相信我自己选中的如意郎君一定会有所作为的。

我从小手快嘴快脑子快，是“快嘴李翠莲”，这次又是我最快，张家十个姊妹兄弟，我第一个披上了婚纱。

（四）长崎丸

父亲疏于理财，对钱、物从不清点，我们结婚时家境已大不如前。从小受父亲的思想品格影响，本来也不准备在婚姻大事上依赖家庭，量力而行，我只是定做了一件婚装，也没有婚纱，配了一条水钻的项链。正巧这时，一位在银行工作的表叔在清理账目时偶然发现父亲在汇丰银行中还存有两万元钱，父亲却早已搞丢了存单忘到五里云外了。有了这笔“意外”的收入，父亲给我两千元作“嫁妆”。

我们没有用这笔钱置办任何家产，婚礼用掉了四百多元，却收到了八百元的贺金。

10月份，用父亲给的这笔钱，我们暂别家人，实现了有光的也是我的留学梦，登上了日本的“长崎丸”。

出发时，上海吴淞口挂了三个球：有大风浪。一路险情不断。我却顾不上紧张，只管翻江倒海，剧烈地呕吐。谁知会遇上更大的危险：船遇大风。一时间船失去了平衡，煤都倒了出来，几乎失火，紧急呼救。本来船应停泊在东京湾，结果在救护船的帮助下，我们在神户下了船。距1912年震惊世界的泰坦尼克号冰海沉船事件刚好二十一年，人们心有余悸，这几乎又是一场惨剧，只不过不是豪华客轮，注意它的人要少得多。

初为人母时的张允和（1935）

在陆地上，我仍是不停地一塌糊涂地吐，全然不知道是一个新的生命，我的小宝宝陪我受了这一场惊吓。

第二年的4月30日，我们的儿子周小平顺利地降临人世。多少年来我总爱骄傲地说“我结婚那天生的孩子”，大家笑我，我才想起忘了说“第二年”。

附：温柔的防浪石堤

蓝蓝的天、甜甜的水、飘飘的人、软软的石头

那是秋天，不是春天；那是黄昏，不是清晨；倒是个1928年的星期天。

有两个人，不，有两颗心从吴淞中国公学大铁门走出来。一个不算高大的男的和一个纤小的女的。他们没有手挽手，而是距离约有一尺，并排走在江边海口。他和她互相矜持地微笑着。他和她彼此没有说话，走过小路，穿过小红桥。经过农舍前的草堆。脚步声有节奏地弹奏着和谐的乐曲。

吴淞江边的草地，早已没有露水。太阳还没有到海里躲藏。海鸥有情有义地在水面上飞翔。海浪不时轻柔地拍击着由江口伸入海中的防浪石堤。这石堤被年深日久的江水和海浪冲击得成了一条长长的乱石堆，但是还勉强地伸入海中。没有一块平坦石头可以安安稳稳地坐人。

周围是那么宁静，天空是那么蔚蓝。只有突突的心跳、淡淡的脸红在支配宇宙。

走啊走，走上了石堤。她勇往向前。他跟在后面。谁也不敢搀谁的手。长长的石堤只剩下三分之一了，才找到一块比较平坦而稍稍倾斜的石头。他放下一块洁白的大手帕，风吹得手帕飘舞起来，两个人用手按住手帕的四角，两个人坐了下来。因为石头倾斜，不得已挨着坐稳当些。她坐在他的右边。

这里是天涯海角，只有两个人。是有风，风吹动长发和短发纠缠在一起。是有云，云飘忽在青天上偷偷地窥视着他们。两个人不说一句话。他从口袋里取出一本英文小书，多么美丽的蓝皮小书，是《罗米欧和朱丽叶》。小书签夹在第某幕、第某页中，写两个恋人相见的一刹那。什么“我愿在这一吻中洗尽了罪恶！”（大意）这个不怀好意的人，他不好意思地把小书放进了口袋。他轻轻用右手抓着她的左手。她不理会他，可是她的手直出汗。在这深秋的海边，坐在清凉的大石头上，怎么会出汗？他笑了，从口袋里又取出一块白的小手帕，塞在两个手的中间。她想，手帕真多！

半晌，静悄悄地——其实并不静悄悄，两个人的心跳，只有两个人听得见。他两人听不见海涛拍打石堤有节奏的声音，也听不见吴淞江水东去的滔滔声音。他放开她的左手，把小手帕擦着她的有汗的手。然后他擦擦自己的鼻子，把小手帕放回口袋里。换一个手吧，他小心握她的左手，希望她和他面对面，可是她却把脸更扭向右边，硬是别过头去不理他。他只好和她说悄悄话，可是没有声音，只觉得似春风触动她的头发，触动到她的耳朵，和她灼热的左边面颊。可是再也达不到他的希望的部位。

她虽然没有允许为他“洗净了罪恶”，可是当她的第一只手被他抓住的时候，她就把心交给了他。从此以后，将是欢欢乐乐在一起，风风雨雨更要在一起，不管人生道路是崎岖的还是平坦的，他和她总是在一起；就是人不在一起，心也是在一起。她的一生的命运，紧紧地握在他的手里。

以后，不是一个人寂寞地走路，而是两个人共同去探索行程。不管是欢乐，还是悲愁，两人一同负担；不管是骇浪险波，不管是风吹雨打，都要一同接受人间的苦难。更愿享受人间的和谐的幸福生活！

这一刻，是人生的开始，是人类的开始，是世界的开始，是人生最有意义的一刻。

这一刻，是两个人携手跨入了人生旅途。不管风风雨雨、波波浪浪，不管路远滩险、关山万重，也难不了两个人的意志。仰望着蓝天，蔚蓝的天空，有多少人生事业的问题要探索；面对着大海，无边的大海，有多少海程要走啊！

这一刻，天和海都似乎看不见了，只有石头既轻软而又温柔。不是没有风，但是没有风；不是没有云，但是没有云。风云不在这两颗心上。

一切都化为乌有，只有两颗心在颤动着。

写于1988年，时年80

附：“流水式”的恋爱

我与张允和从认识到结婚的八年时间里，可以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很普通的往来，主要在苏州；第二个阶段，到了上海开始交朋友，但是还不算是恋爱；第三个阶段，我在杭州民众教育学院教书，而她本来在上海读书，正好赶上浙江军阀与江苏军阀打仗，苏州到上海的交通瘫痪了，于是她就到杭州的之江大学借读。在杭州的一段时间，就是恋爱阶段。

我跟她从做朋友到恋爱到结婚，可以说是很自然，也很巧，起初都在苏州，我到上海读书，她后来也到上海读书。后来更巧的是我到杭州，她也到杭州。常在一起，慢慢地、慢慢地自然地发展，不是像现在“冲击式”的恋爱。我们是“流水式”的恋爱，不是大风大浪的恋爱。

她们家跟我们家距离不是太远，因为她们家跟学校是连起来的，一早我们就到她们家去玩了，所以她们家长一早就见过我，不是特意去拜访。她们父母对我很好，她的父亲当时应当说是很开通的，对儿女是主张恋爱自由，许多人用旧的方法到她们家说亲，他的父亲说：“婚姻让他们自由决定，父母不管。”她的父亲的思想在当时非常先进，这是受蔡元培他们的影响。他的学校办得也很好，也是受蔡元培他们的影响。他的学校也是自由主义，请来的老师只要教书好，政治背景不管。当时也不知道，共产党在苏州第一个机构就在他们学校成立，他也不管。

我们真正恋爱是在杭州，在苏州、在上海是朋友而已。开头我一个姐姐也在上海教书，那么我写了一封信给张允和，我记不清内容了，大概是她们家托我姐姐带什么东西给她，我写信大概是问她收到了没有。很普通的一封信，可是我们在一起应该是好多年的老朋友了，收到第一封信，她很紧张，就跟她一个年纪大的同学商量。她的同学一看，这个信是很普通的，你不复他反而不好，就开始通信。那封信可以说是有意写的，也可以说是无意写的，很自然的。

和张允和认识之后，我们在一起的时间很少，因为我读书跟她读书不在一个学校，我工作时她还在读书。但是从前放假的时间很长，暑假都在苏州，常常在一起玩，特别在杭州，我在工作，她在那边读书。杭州地方比较小，又方便，风景又好，我们周末到西湖玩，西湖是最适合谈恋爱的。杭州后来也是破坏得厉害，原来庙的规模大得很，庙在古代就是旅馆，《西厢记》中，相国夫人和家人住在庙里，庙里招待得特别好。庙是谈恋爱的地方，庙是看戏的地方，庙是社交的地方。佛教能够兴旺，是跟社会结合起来的。

有一个趣味的事情，有一个星期天，我们一同到杭州灵隐寺，从山路步行上去。灵隐寺在当时规模很大，环境优美，现在只剩下了当中几间房子。当时恋爱跟现在不同，两个人距离至少要有一尺，不能手牵手，那时候是男女自由恋爱的开头，很拘束的。有趣的是，有一个和尚跟在我们后边听我们讲话，我们走累了，就在一棵树旁边坐下来，和尚也跟着坐下来，听我们讲话。听了半天，和尚问我：“这个外国人来到中国几年了？”他以为张允和是外国人，可能因为张允和的鼻子比普通人高一些。我就开玩笑说：“她来中国三年了。”和尚于是说：“怪不得她的中国话讲得那么好！”

张允和的嘴比较快，什么要隐瞒的话，她一下子就讲出来了，人家说她是“快嘴李翠莲”。张允和学历史，她研究历史有条件，因为古文底子好，从小读古书，《孟子》能从头到尾背出来。她小时候古文比我读得多。她常常跟我讲读书的情况，她的读书时代比我晚一点，因此比我更自由。老师是鼓励学生自己读书，她读了许多翻译的外国文学，受外国文学的影响比较大。可是另外一方面，她又受昆曲、中国古代文学影响。音乐方面，她喜欢中国古代音乐，我喜欢西洋音乐。她大学还没有毕业时，我毕业了，大概是1927年或1928年，我跟她交朋友时，夏天请她到上海听贝多芬的交响乐，在法租界的法国花园，一个人一个躺椅，躺着听，很贵，两个银元一张票，躺了半天她睡着了。这是一个笑话。她对西洋音乐不像我这么有兴趣，我对中国音乐不像她那么有兴趣。结了婚，她听中国音乐我去参加，我听西洋音乐她去参加。

她的时代比我更自由开放，她是中国第一批进大学的女子。张允和从小就学风琴，那时候早期没有钢琴。我的姐姐喜欢图画，我的大姐姐是日本美术学院毕业的，她的图画很好。可是我没有学图画，我学拉小提琴，我不想做小提琴家，就是学着好玩，学了再听小提琴就懂得什么是好坏。在日本，我跟一个老师学小提琴，老师要求我一天拉四个小时，我说：“不行，我是业余玩的，我有我的专业，没有多少时间。”我不想在音乐上花太长时间。

我和张允和谈恋爱时，社会上已经提倡自由恋爱，特别张允和的父亲完全采取自由化。可是当时恋爱不像现在，那时候和女朋友同出去，两个人还要离开一段，不能勾肩搭背，还是比较拘束。一种社会风气要改变，是慢慢地一步一步来的。

周有光

看不见的背影

1995年4月16日，早上6点28分，我醒了。我的心口有点痛，眼睛湿湿的。我清清楚楚地做了一个梦，一个伟大场面的梦。

一个丧礼的行列。我和大弟走在队伍的前面。我按住胸前一个桑皮纸的大信封，说这里面包的是我爸爸的骨灰。我和大弟走到一个平台上。大弟说要去换衣服，只有我一人站在平台上，双手紧紧抱着桑皮包。这时我就醒了。爸爸是1938年去世的，到今天已经五十七年了。就是在梦里，我也见不到爸爸的背影，更没有看见爸爸慈爱的面貌。梦啊，你太无情了。

我爸爸有十个儿女，四女六男。我是他的第二个女儿。

1931年，我在光华大学念书，我爸爸住在上海，儿女们多数住在苏州。1932年，是放寒假的时候，我也在苏州。我的大弟宗和、二弟寅和，一位堂房弟弟蕴和（小大黑子），还有一位堂房小叔，他们四个男孩子，都只有十六七岁。要我陪他们到上海去考光华大学。我们是1932年1月24日坐火车由苏州去上海的。我陪他们到大西路光华大学考试。最后一天考试，正是1月28日，晚上就发生日本对上海的战争。

29日的早上，这个惊人的消息传遍了上海的每个角落。人们都十分惊慌，等到我们定下心来，我马上去买火车票。上海开往苏州的火车，已经不通了。我爸爸非常着急，到处找人到十六铺买轮船票，好不容易才买到两张通铺。我们五个人，四个男孩和我一个女孩，已经很挤了。我爸爸很不放心，请男工黄四送我们。黄四是厨子黄二大师傅的弟弟。

父亲和继母韦均一

1月30日的早上，我们一行六个人，去十六铺码头。码头上人山人海。找到了船。船上已经很多人。我们总算找到了我们的铺位。因为父亲和继母韦均一这两个铺位靠近窗口。可是这两个铺位上已经坐满了人。我们只得请人家挤挤，才让出位子。从早上八点到我们六个人找到铺位，定下心来，已经快12点钟了。我们都没有带行李，更没有带吃的，大家都觉得肚子饿了，才想到要吃东西。这时候，船舱里还有一条小路可以通行。我们请黄四上岸去买吃的。

时间过得很慢，人越来越多，船上小过道也挤得水泄不通。一直到下午4点多钟，也不见黄四回来。我坐在大弟、二弟的中间，他们把我围在当中。多亏弟弟的保护，否则我这72磅的人骨头都会挤断的。我的肚子很饿，可是这四个十六七岁的小伙子更饿，肚子咕咕叫。又是一个钟头过去了，还不见黄四这大男子汉回来。人越来越多，挤得严丝密缝的，简直是无缝可以插针。我们等呀等，瞅着黄四去的方向，心里十分着急。一心只希望黄四回来就好，忘记了肚子饿了。这样挤，黄四能挤得进来吗？我们都绝望地低下了头。

午饭没有吃到，晚饭也没有吃。忽然听见有人嚷嚷：“你这人真野蛮，怎么踩我的肩膀，又蹋我的头！”我们五个人抬头一看，黄四像踩高跷似的、摇摇晃晃的，朝我们这个方向踩来。他手里高举着面包，头几乎顶到船的顶板，面红耳赤，一头大汗。我们五个人惊喜欲狂。我们伸出了手，脚并脚，挤得更紧一些，让黄四有一个插脚的地方。他七扭八扭地，终于插到我们中间，赶紧把面包递给了我们。他呀，连擦汗的工夫都没有。我们大口大口地吞吃面包：“真好吃，饿死了！”

黄四忽然想起，说：“二小姐，你们的爸爸现在还在码头上。早上我们前脚走他老人家后脚就到码头。我中午在岸上见到他，他说：‘快让孩子们上岸，这样挤不行。’我说：‘我去买了面包再说。’可是码头上到处买不到，我只好跑了许多地方，才买到这两个面包。等我回到十六铺，天都快黑了，码头上人少了些。我刚踏上跳板时，有人叫我，我一回头，是你们的爸爸。我的妈呀，这样晚他老人家还在码头上。他拉住我的胳膊：‘快——快叫他们上岸！’我说：‘上不了岸了！’你爸爸急忙掏出一叠钞票塞在我手里。”黄四在口袋里掏出钱给了我。我收到一叠钞票。我的心直打战，我的头脑轰了一下。我的嘴里啃着面包，我的眼泪也啃着面包。

六年后，1938年冬，也就是卢沟桥事变的第二年，我的爸爸张冀牖去世了。爸爸是由合肥、六安逃难到霍丘去的。后来听人说，我爸爸是吃了日本人放了毒的井水，患痢疾去世的。那时候我爸爸才四十九岁。他在苏州办的苏州乐益女子中学已经有十七年的历史。

梦啊，请你再给我一个有情有意的梦。哪怕是只见到爸爸那瘦削的身体，和那微微弯曲的背影！

1995年4月20日

一封电报和最后的眼泪——爸爸和大大

一个愁云惨雾的冬天的早晨，我记得很清楚是1938年。耀平和我住在重庆七星岗嘉庐。我那天特别高兴，预备参加枣子岚垭一家曲会。耀平吃过油条豆浆的早饭，他在农本局上班，临走前，他没有往常兴致好，问我：“你今天曲会？”我说：“怎样？你有事。我就不一定上曲会。”“不，我没有事，你……你上曲会吧。”我说：“我早点回来。”耀平迟疑一下：“不，迟点也不要紧。”“往常我一出门，他总叫我早点回来，今天……”我心里想。

午饭后，我在曲会里马马虎虎唱了一支曲子，就坐不住，心里有事，没有等吃晚饭，就回嘉庐了。耀平下班回来。我们默默吃了晚饭。

他深情地看了我一眼：“歇一会儿吧！你累不累？”我说：“我不累，没有等到散会我就回来了。”耀平低头从口袋里拿出一封电报给我：“昨天下午到的。”

“父逝，告弟妹，元。”我脑子里轰了一下。冷，我觉得由心里到全身都冰凉，只有热的眼泪，滚到手上、电报上。

父亲与六个弟弟（1929）

“爸爸，你走了，走得那么遥远，再也追不回来了！”

整整一夜，电报压在枕边，我未曾合眼。在这小小的亭子间里，看不见月亮，更没有星星。夜的沉默，更使我的脑子里波涛起伏。我的慈祥忠厚的双亲——爸爸和大大的音容笑貌，萦绕在我的脑子里。爸爸走了，我不在他身边；记得大大远离我们儿女的时候，我跪在她身边。

那是秋天，是1921年10月16日的秋天。在苏州胥门寿宁弄8号的家里，大大快要断气的时候，一大群孩子跪在她的床两边，哭着喊叫。我就跪在她的枕右边。大大瘦得很，还是很秀丽。记得姨祖母谈到大大做新娘的时候，盖头一掀，凤冠下的璎珞一挑，那双凤眼一抬，闪闪发光，使每一个宾客大吃一惊，多美多亮的眼睛！可是现在，那双凤眼紧闭了，再也不能睁开眼睛看她的孩子们了。我看见她眼中泪珠滚滚，滚到蓬松的鬓边、耳边。我停止了哭声，仔细瞅着她。大大是听见我们的哭声、呼叫声。她没有死，她还活着。她哭，她知道她快离开人间。我想，我们不能哭，不能使她伤心。

我嚷着：“不要哭，大大还活着，大大在哭。”可是屋子里人们的哭声、叫声更响了。谁也没有听见这十二岁瘦弱小女孩嘶哑的声音。我被人猛地拎了起来，推推搡搡，推到屋子的角落里，推到了爸爸的身上，我一把抱住了爸爸。爸爸浑身在颤抖，爸爸没有眼泪，只是眼睛直瞪瞪的。

是一个多么惨凄凄的秋天下午，一直到半夜，到处是孩子、大人的哭声。我哭倦了，蜷伏在最小的五弟的摇篮里睡着了。

1954年

难途有寄

1937年“八一三”事变之后，上海住不下去了，我带着两个孩子，三岁多的儿子小平和两岁多的女儿小禾，开始了漫长的逃难生活。

我们在芜湖、合肥做短暂停留后，回到合肥龙门巷我出生的地方，住在老家的祠堂里。我带着两个孩子，还有婆婆和保姆。在这种最关键最困难的时刻，有光却总是因工作脱不开身，不能与我同行。瘦小病弱的我在这种时候成了一行人的主心骨，既要当机立断拿主意，又是主要的劳力。日机的轰炸不断，合肥城里也并不安全，我们转到合肥与六安之间周公山南麓的张老圩、张新圩。

（一）张老圩、张新圩

张老圩坐落在周公山下，山上有周瑜读书处，山因而得名。咸丰年间，高祖张荫谷带着曾祖张树声、树珊、树槐、树屏等人在周公山下的殷家畈扎寨办团练，在不远的紫蓬山下有周盛波、盛传兄弟的团练，大潜山下有刘铭传团练，号称“三山团练”。同治元年（1862）初，“李鸿章令张树声以‘三山’团练为骨干组建淮军，和湘军一起摧毁了太平天国农民起义，以后又镇压了捻军起义。李鸿章因此升官至文华殿大学士、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张树声作为淮军第二号人物，也官至江苏、山西巡抚，署直隶总督、两广总督，成为声势显赫的封疆大吏”。

张家后人一直因祖上镇压过农民起义而很少提起，随着国内外一些学者兴起的对淮军将领的研究，我们也开始用历史的辩证的眼光看待这些事情了。

曾祖张树声在原先办团练的殷家畈建起了“张老圩”。这是典型的安徽大地主的住宅。高墙围起的大城堡，城外有护城河，内外濠沟顺地势曲折延伸，有石拱桥相连。圩子有水门，可关可守，日夜有圩勇把守。圩子里像一个小城镇，有小杂货店、布店，有种稻、种菜的，养猪、养鸡的，中断和外界的联系也完全可以生活。圩子里树木茂密，有各式房屋数百间，曾祖兄弟们各有自家的院落，另有花园和小姐们的绣楼。

在很远很远的地方就能看到老圩大门前那两棵巨大的梧桐，据说是曾祖在建圩时种下的，还在每棵树下埋有一担大麦作肥料，所以能长得这样高大。这两棵树已经成了“张老圩”的象征。

“张新圩”是曾祖张树声去世后，五曾祖张树屏建的，距“张老圩”三公里，树木参天，环境清幽，规模超过“张老圩”。

1938年，周有光、张允和在重庆南温泉。日寇入侵，战争使他们痛失女儿，儿子也差点死于流弹

我们在圩子里安顿好，刚过了几天安定日子，就听说周有光所在的银行要搬走，我如惊弓之鸟，急慌慌一个人坐轿子先到合肥的龙门巷，又乘火车到芜湖。周有光正急于要和我联系，见到我松了一口气。我们商量的结果是大队人马和他一起去汉口。我又回圩子接上老小和大小几十件行李，转道汉口，换轮船溯江而行到合川。我还记得同船的有曾国藩的孙女、俞大维的母亲。

（二）都江堰

把一家人在合川安顿好之后，我一个人到成都的光华中学当教师。我虽然十分放心不下老人和孩子，但也只有周末才能回家。我清楚即将开始的是结婚以后，也是有生以来最艰苦的生活，我不再是张家的娇小姐、任性的“小二毛”，我要坚强起来，做一个职业妇女。

教书的生活新鲜而又愉快，我教历史并任女生指导。娃娃们很乖，十分珍惜战乱时期的读书机会，对我很尊重，也不取笑我不标准的国语。我也从不用旧式“女生指导”的陈腐、古板、不近人情的规矩要求她们，师生相处得很融洽。

一次学校组织到灌县青城山去玩。我们参观了都江堰、二郎庙，并在这座完全用竹子建造的大桥上留了影。站在我身边的是学校的注册主任李恩廉，他后来到台湾去了。

1938年，张允和任教成都光华中学时，在灌县青城山旅游，并在竹桥上留影，她身旁的是学校注册主任李恩廉

（三）我看到了肝脑涂地

1938年初，周有光调到重庆农本局工作，我把婆婆和儿子送到乡下一个叫唐家沱的地方，自己带着女儿小禾也到了重庆，在赈济委员会当了一名科员。

谁知没住下几天就赶上了“重庆大轰炸”，大火烧了一个多礼拜，大半个城被烧光了，断水断电，一片死寂。这种生死关头，有光又出差在外。

命运为了锻炼我，把最难的“题”都留给了我一个人。不幸中的万幸，炸七星岗的时候我在上清寺，炸上清寺时我在枣子岚垭，炸枣子岚垭时我又在七星岗。我甚至觉得这种幸运一定是和身在外地的有光为我们祈福有关。

为了找一点水给女儿做饭。我一个人从枣子岚垭走出了几站地，满眼的残垣断壁，空气中弥漫着焦糊气，我摸索着向赈济委员会的方向走，路上没有见到一个行人。在一辆大卡车边，我猛然站住并后退了两步：那是一个死人，倒卧在车轮旁，四肢还完整，但脑壳崩裂，脑浆洒了一地，我见到了真正的肝脑涂地。又走过一条巷子，我看到了堆得一人多高的白木棺材，显然里面都装满了人，正等待着被运走，我心里一阵阵发冷。这短短的一路，我经历了有生以来最恐怖悲惨的场景。我并不觉得害怕，但这可怖的场景让我认识了什么是侵略，什么是战争，并在不久后接二连三发生的事件中留下了刻骨铭心的记忆。

1938年，张允和和儿子小平、女儿小禾在南温泉

（四）小禾

为了躲避轰炸，在四川大大小小搬了多少次家简直数不清了。两个孩子也受了不少苦。儿子小平、女儿小禾仅差一岁零几个月，一对乖乖的小宝贝。有光在家时，我们是一个再完美不过的家庭；有光不在家时，一双儿女是我最大的精神安慰。

1941年5月，又是有光不在家的日子。一天小禾忽然说肚子疼，我以为是吃了不干净的东西，但很快她就发起烧来，我有些慌了。当时我们住在唐家沱乡下，又是战争时期，无医无药，到第三天，病情丝毫不见好转，我意识到不能再这样拖下去了，想方设法托人帮忙把女儿送进了重庆的医院。医生说是盲肠炎，由于医治不及时，已经开始化脓溃烂，整整两个月的时间，医生还是没能留住我的宝贝女儿的生命。在七月里，临近她六周岁生日的那天，她去了。

我的眼泪可能流干了，这次惨痛的事件之后，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我从没有再向人提起过这件事。

我的小平，我把全部的爱倾注在儿子身上。

难途中的小平（左）、小禾（1941，江安）。这是小禾的最后一张照片

（五）小平中弹

小平是个聪明、懂事又招人喜爱的孩子。在江安看戏时，他总是坐在第一排，看得专心极了。他还在《国家至上》《北京人》中演过小男孩。著名的话剧演员吕恩那时是三弟的夫人，小平叫她“干爸爸”，她也很喜欢小平，常带他去排戏、游泳。小平刚刚学写字，常常边走边在路边的墙上写自己的名字，又写不好，到处是大大小小的“小平”。

有光离开农本局到新华银行工作，我们一家人都搬到了成都。他的收入不薄，我们住在甘园的一座小洋房中，银行给他配了包车，这是一段相对安宁稳定的生活，我们都在努力从丧女之痛中解脱出来。

很多文化、文艺界的人士当时都聚集在成都，文化生活相当活跃。由进步的文艺界人士组成的“中华剧艺社”，常演出郭沫若、老舍、曹禺、吴祖光等人的剧作。记得一次演的话剧《桃花扇》，李香君要唱一段昆曲《游园》，饰演李香君的秦怡不会唱昆曲，我被请去在幕后唱，漫画家丁聪吹笛子。五十年后，丁聪画了一张我和有光的漫画，画中我在吹笛子，有光在骑车。画得好极了，很多报刊都转载。但知道丁聪能吹笛子而且吹得很好的人恐怕很少。

1943年的一天傍晚，小平和房东的孩子在院子里玩包车，房东的孩子坐在车上，小平拉着他来回跑。不晓得从什么地方飞来一颗子弹，正打中小平的肚子。我闻声出来，看到小平的双手、衣衫正渐渐地被鲜血染红。我眼前一片黑，但马上用手撑住了墙，心里在喊着：小平！小平！妈妈在这里，我来帮你！我真的没有倒下，为了我的儿子，我冷静下来，和房东一起把小平送到成都的一家空军医院。医生一点也没有耽误，马上麻醉，开刀后发现小平的肠子被穿了六个洞。

1941年张允和与吕恩（左一）在江安戏剧学校门前

1988年丁聪画的周有光和张允和的漫画

第二天成都的报上都登出了这条新闻，用的标题耸人听闻——“五世单传的儿子中子弹”。

有光正在重庆出差，杨云慧^[1]代我打了长途请他马上回来。小平术后高烧，我三天三夜没有睡觉，一口东西也咽不下。小禾没有了，我不能有一分钟看不到小平。第四天早上小平的烧退了，有光也赶到了，我却连哭的力气都没有了……小平的手术做得很好，为了表达谢意，我们把参加手术和护理的所有医生、护士请到家里吃了一顿饭，其中还有一些是外国人。

（六）只剩了四个人

1937年底逃难入川时，除婆婆和一双儿女外，和我一起走的还有两个保姆，四十多岁的钟妈和十八岁的小老姐。我们总共带了二十件行李。我真想不起来自己当时怎么会那么能干，一个病弱的娇小姐，走南闯北，俨然是大家的主心骨。

有一次在从江安到重庆的船上，碰到了曹禺的夫人郑秀带着一个孩子，还有江安戏剧学校一位大夫的太太带着一个孩子。途中船触礁损坏，紧急呼救，另一只船来接应。要转到这只船上，我们每个人都有不少行李，她们还每人有一只很大的箱子，挪动一个都很困难，一些脚夫趁火打劫，每只箱子要十块大洋，否则不肯搬。两位太太说尽了好话，苦苦相求也没有用。我果断地自做主张说：“十块就十块，搬！”搬好之后，我给了他们每人两块。几个壮汉围着我大吵，我对围观的人们说：“同胞们，我们几个女人带着孩子，他们这样敲竹杠，你们说对不对？”同船的人纷纷同情地为我们说话，壮汉们只好挥挥手说：“走吧，走吧。”到了重庆朝天门码头，要上好长的台阶，我也是这样壮着胆子，吵嘴周旋，请人帮着搬的。

在四川的十余次搬迁，行李物品大半失散、遗落、被盗。

钟妈死了，小禾死了，小老姐嫁人了。

入川时我们是二十件行李，七个人（婆婆、有光、允和、钟妈、小老姐、小平、小禾）。出川时只剩了五件行李，四个人。

这一段生活给我留下了刻骨铭心的记忆，半个世纪后我还珍藏着小禾的一块小手帕和小平身上取出的子弹。这粒子弹孙女出国前交她保存了，我只剩了一块小手帕。

（七）梦到长安

1943年，有光又调西安工作，一家人整装待发，临行前我却病倒了，高烧不退，住在重庆的医院里。行期不能耽误，有光只好把我一人留下，托付给朋友照顾，他带着孩子先走。一家人依依惜别，我却连摆摆手的力气都没有。

昏昏沉沉十天后，精神稍好，听说他们还没有到西安，我心中很不安。傍晚倚在床边，想起李清照的词“梦到长安人未到，点滴黄昏次第愁”，禁不住自己也写了一首：

广元书到几惊讶，十日停滞旅客车。

病起西窗凉似水，小巷声声卖菊花。

出院后，章乃器、胡子婴夫妇接我到他家休养，我一心惦记着有光和孩子，身体稍稍恢复，就一人上路了。一路上，看国破山河犹在，想想几年来的难途生涯，生出许多感慨。在一个四面是山的小站，车停了下来，正是晚上，野花小草，暮霭朦胧，我心里涌出许多话要说，四顾无知己，就在心里默写了两首诗：

难途有寄

一

岁岁客天涯，夜夜梦还家。

青草漫山碧，孤村月又斜。

二

梅黄橘绿时，归期未有期。

易别难成聚，花飞知不知。

绕地球一周

1946年底有光所在的新华银行派他到美国，我把小平送到苏州的弟弟家，和有光上路了。我们从上海坐美国军舰改成的客轮“梅格将军”号，途中用了十四天，到达旧金山时正是阴历年三十。我晕船，十几天躺在床上只能靠橘子水和苏打饼干维持。船上的旅客们很活跃，常有自发组织的演出活动，语言学家李方桂的太太徐樱和我们同船，有一天她把我拖起来去唱昆曲，她吹笛子，她的笛子上有个鲜红的坠子，美极了。我唱“原来姹紫嫣红开遍……”真奇怪，十几天没好好进食，我照样唱得很带劲。

1月13日是有光的生日，船刚好过子午线，他过了两个生日。

从旧金山到纽约，乘坐蓝钢车，是一种带浴室的很豪华的火车。

有光的办公室在百老汇1号19层47号，1947，我记得很清楚。有光工作很忙，我却没有事可做，初去时对一切都感到新鲜，每天购物逛街，对地铁熟得不得了，42街的地铁最乱。那时外国人很看不起中国人，许多中国人模仿他们的打扮。我不服气，我行我素，上街从不穿洋服，只穿旗袍。因为我鼻子高，又能讲英语，常被人误认为是墨西哥人，我大声告诉他们：“NO，我是中国人！”

周有光1947年摄于纽约的住处

当时老舍、杨刚都在美国。我们来往很多，记得1947年年三十他们在我家吃的年夜饭，我准备的是什锦火锅。老舍风趣幽默，边吃边讲笑话，讲了很多乌龟王八的趣事，最后唱京剧《钓金龟》。大家笑痛了肚子，没有放过我，又是一曲“原来姹紫嫣红……”

有光除了工作，大部分时间都泡在图书馆，纽约公共图书馆专门留给他一间两人合用的房间，任何时间都可以去。他从这时就开始研究语言文字，我也经常到那里帮他整理抄写资料，他写的《汉字改革概论》中的部分资料就是在这里收集的。

1948年，有光在美国的工作结束了。我们不约而同地说：“不要原道而返，绕地球一周好不好？”“好！”我们一同说出这个字，心情无比轻松愉快。我们似乎当时就意识到，这是我们一生仅有的一次，两人携手单纯以寻访古迹为目的的旅行。况且我们的目的地是“新中国”，等待我们的是全新的生活。

“伊丽莎白皇后号”是当时最豪华的客轮，有七层。来美国的时候，过太平洋，我们坐的是顶蹩脚的“梅格将军号”。回国时，过大西洋，我们乘的是顶豪华的“伊丽莎白皇后号”。

1947年张允和在美国纽约美术馆

1947年3月，周有光、张允和在美国耶鲁大学草地上

周有光、张允和摄于意大利庞贝城（1948）

自由女神、哈佛大学、耶鲁、剑桥、牛津、蜡像馆、卢浮宫、艾菲尔铁塔、庞贝古城、金字塔……

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埃及——缅甸——香港——上海……

行万里路读万卷书，凡是有文化的地方我们都要去看看。每到一地，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动物园是我们必去的地方。

上海解放后的第八天，我们乘“盛京轮”经香港回到了上海。杨刚在码头接我们。故土、故人，一切照旧，但我们呼吸到的每一口空气都是新鲜的。我一下子觉得自己年轻了不少，又回到了美好的学生时代，吴淞口，炮台湾，依稀在眼前，我们四姊妹的青春年华和这里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这座城市在我心中留下了抹不去的印迹。“‘盛京轮’的归客”，五十年来一直在我心中萦绕的标题，有生之年我一定写出这篇文章来。

张允和在英国剑桥（1948）

我是老虎

（一）得意

解放后，我在上海光华附中教高一的中国历史课，用的教科书是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我自知肚子里没有多少货，教高中历史是不够资格的，于是拼命地买书、看书，给自己补课。沈从文晓得二姐底子不灵，也支持二姐学习，送了我不少书，现在我的书架上还摆着他当年送的《东洋读史地图》《东洋文化史大系》等书。

教了一年半书，我开始不满足，脑子欢喜乱转的毛病又犯了。当时上海每区有一个中等学校历史教学研究会，光华附中属北虹口区。在一次会议上，我就教科书中一些问题，如年代不全，许多内容与政治、文学相同，缺乏趣味性等提出了意见。参加会的老师都鼓励我说，提得很好，你写出来吧。我这个人最大的毛病就是喜欢听人家夸我，一高兴，写了两万多字，寄给上海《人民教育》杂志。他们没有登，又把稿子转寄给了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我不知道这些，也很快把这件事忘了。我绕世界转了一周，却还从没有到过北京。1951年春节，我带儿子到北京玩，就住在沙滩中老胡同兆和、从文的家里。一天，从文拿着1951年2月28日的《人民日报》问我：“二洁（姐），弟格（这个）张允和是不是妮（你）呀？”我拿过来一看，是一篇公开回答各界人士对历史教科书的质询的文章，占了几乎一整版，标题是《敬答各方面对教科书的批评》。再仔细读过全文，不得了，提到别人的意见不过一两次，却五提张允和，如：

张允和先生在批评我们的《高中中国历史》时说：“中国历史上有许多优良的科学、文学、艺术、哲学……高中同学，需要了解自己的历史上文化进展的情况。”这些意见都是正确的。在我们的历史教材中，没有充分以中国历史上伟大事变、伟大人物、伟大创造来具体生动地刻画出中国历史发展的面貌，以激发学生爱国热忱，这是首先应该指出来的观点上的错误。

张允和先生又指出，我们的中学历史教材中对于“历史各民族没有系统的说明”，“讲到各民族的关系，不容易叫人联系得起来”，“在各章节中只说到许多奇怪的民族名字，而没有说出各民族的源流和关系，使读者摸不清头绪，好像这些民族是突然出现的”。

张允和先生指出：“历史教科书应以历史事件、人物为主……这样才可以了解社会各方面的进展，不是平面地静止地讲述社会经济状况就能够达到教学目标的。”

张允和先生把《高中中国历史》上册中讲到年代的句子作了一个统计之后说：“……一本历史教科书只有三十几处表明年代是不够的。”“全书没有用公元纪年作为线索，一会儿公元，一会儿年号，一会儿某帝几年。尤其是春秋战国，公元、周天子几年、鲁史纪年，又有秦宋诸侯的纪年，把春秋战国的年代混淆在一处。”这些意见指出了我们的历史教材的写作方法上的一个严重缺点……

我大为得意，反反复复地看，把催我吃饭的三妹和沈二哥晾在了一边。

就因为这篇文章，当时任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长的叶圣陶先生将我推荐给出版社，并很快把我调到了北京。

我只身来到北京，参加了新编历史教科书的编写工作。我为自己四十出头又开始了一个全新的职业生涯高兴得不得了，想尽我所能大干一番。

（二）下岗

我高兴得太早了，到北京还不到一年时间，“三反五反”开始了，我莫名其妙地成了“老虎”。说我是地主，曾分到过两年租，还说我是“反革命”，要我写交代。这是解放后的第一次运动，我吓坏了。交上去两万字的“交代”没有通过。紧接着，我的家就被彻底翻了一遍（那时不叫“抄家”），别的我都不在乎，因为本来我也没什么东西，但最让我难过的是，他们居然把周有光及朋友给我的信都拿走了。这对我的打击太大了，夫妻间的信居然被别人拿去当材料“研究”，简直是一种耻辱，刚刚“得意”过的我被击倒了，甚至觉得整个生活都完结了。

我好动笔，到北京来工作后，常给周有光写信，我们互相信任，夫妇间什么话都讲的。我有一次写信给他，说我收到一个相识了几十年的“小朋友”的信，信中说他已爱了我十九年，你猜这个人是谁？周有光在回信中幽默地一本正经地猜：是W君吧？是H君吧？那么一定是C君了？就因为这些英文字母，被审查我的人说成是特务的代号，我又有了一顶帽子——“特务”。他们要我把所有的字母都改写成名字，写出详细地址，供他们查找。

我含羞蒙辱，无地自容，不吃不喝，也睡不了觉。夫妻间的一点“隐私”都要拿出来示众，还有什么尊严可言呢？我的精神整个垮掉了。原本我的体重就只有八十二斤，两个礼拜又轻了两斤，只剩了整整八十斤。我的牙床开始不停地出血，到医院一查，是齿槽骨萎缩，医生说如不抓紧医治有很大危险。我以此为理由要求请假回上海治疗，得到批准。行前，我忐忑不安地找到那位主管此事的副社长，口气很谦和但态度很坚决地说：“如果我确实有问题，请处理我。如果没有，请把我爱人的信退还给我。”结果他们把信全部退还了，我接过来时，觉得比火还烫手，烫得我心痛。

我离开了沙滩，离开了北京，临走时不敢回头。

回到上海两个月，我的牙齿拔得只剩了三个，第三个月出版社来函催我回去，我的牙还没装好怎么能回呢？按当时的规定可以请六个月的假，可到了第五个月，我接到出版社的信，告诉我不要再回来了，工资发到十月（六个月的）。我从此没有了工作，解放后的第一次运动我就下岗了。

我这个八十斤重的“老虎”，只好养在家里了。

（三）焉知非福

“不要再出去做事了，家里的许多事都没有人管，老太太（婆婆）的年纪也大了，需要照顾。”有光向来尊重我自己的选择，他这番话的意思我明白，是想把我从那种愁苦的情绪中拉出来，顺理成章的一句轻松的话，过去的一切不快都淡淡然烟消云散了。

我这才安心做了四十六年标准的家庭妇女，没再拿国家一分钱工资，真正成了一个最平凡的人，也是一个最快乐的人。

站在小时候父亲经常带我们来玩的地方（1953，苏州）

张允和和周有光在苏州怡园（1953）

有光建议我回苏州散散心，在自己的娘家，在弟弟的精心安排下，我玩得很开心。五弟一家陪我走遍了小时候留下足迹的地方。旧时的曲友欢聚，拍曲按笛，《游园》《佳期》又回来了，还有什么能比这更快活呢？

再回到上海，我已经完全摆脱了恶劣的情绪，又恢复了原来的我。每星期六请唱花旦的张传芳教我昆曲，我们把《断桥》《琴挑》《思凡》《春香闹学》《游园》《佳期》的身段谱一点点搞出来，昆曲于我，由爱好渐渐转变成了事业。我没有完，结缘昆曲，有了一种新生的感觉。

“塞翁失马”，时间越长我越体会到这是一种幸运。如果我没有及早下岗，如果“文革”时我还在工作，那我必死无疑，不是自杀就是被整死。

小白兔

1959年，我家有了一个孙女儿庆庆。当庆庆还不会叫爷爷奶奶的时候，家里的人和亲戚就叫我们爷爷奶奶了。

庆庆有好多玩意儿。这些玩意儿不但来自中国各地，还来自世界各国。

当她四五岁的时候，单是玩具中的娃娃就有十多个。奶奶正式起名的就有五个。

第一个身材高大，排队排在第一名，是个中国娃娃，名字叫“钟兰”。两条乌黑的小辫子，黑眼珠子，穿着一身朴素的中国式衣服，是右大襟的。冬天庆庆穿上了毛绒衣，庆庆也要求奶奶给钟兰编织一身毛绒衣。奶奶编织的是一身蓝色红边的。奶奶说，钟兰是最听话的娃娃。钟兰常常和庆庆在一起睡午觉。庆庆不肯睡觉，奶奶就说：“你瞧，钟兰真听话，她一倒下来，就闭着眼睛睡着了。”庆庆也就闭上了眼睛。

第二个是洋娃娃，是她在苏联留学的爸爸（小平）从苏联带回来，送给庆庆的周岁礼物。一头金黄色蜷曲的头发，蓝眼睛会动，长睫毛，精神得很。奶奶给她起名叫“苏菲”，也是个高个子，排队是第二名。

第三个是少数民族姑娘，她梳了好多条小辫子，头上歪戴着一顶有珍珠璎珞的帽子。腰上系一条绣花围裙，跳起舞来爱煞人，辫子和珍珠璎珞相互摇晃着。奶奶叫她“苗苗”。苗苗生得苗条，是一位苗族姑娘。娃娃们表演节目的时候，总是她出来跳舞、唱苗歌。表演的时候，还有乐队伴奏呢！乐队是庆庆自己创造的。她用各种颜色的胶泥，捏成各色各样的小人儿：打鼓的、敲锣的、吹笛子的、弹琵琶的。还给娃娃们做了一个“麦克风”。麦克风的后面拖着一条细而长的电线尾巴。

第四个叫“小红”，她穿一身红绒衣服，戴一顶有白羊毛边的红风帽，很像外国童话里的“红帽儿”。但是小红没有“红帽儿”那样勇敢，她是不敢跟狼外婆斗争的。小红缩手缩脚，怕冷，是个娇生惯养的娃娃。小红很漂亮，有一对小酒窝，总是对人笑。还不大会讲话，最多只有一岁吧。小红很乖，出门不要人抱。穿上雨衣，就让庆庆背在肩膀上了。

最小的一个叫“咪咪”，只有三四个月，还包在“蜡烛包”里。咪咪身高只有一寸。四个姐姐都抢着抱她，尤其是大姐姐钟兰最爱她。出门的时候，庆庆抱钟兰，钟兰抱咪咪，再背上小红。我说：“庆庆，你太累了，别带咪咪了，万一钟兰抱不住咪咪，咪咪会跌坏的。”庆庆说：“是呀，外边风大，她要伤风的。”后来庆庆出门就不带咪咪了。

还有苏联的“七姊妹”，大大小小一共七个，一个套一个，都是空心的，最小的一个才是实心的。七姊妹都包上红红绿绿的头巾。庆庆有时让她们排队，有时把糖果、炒米塞到她们的肚子里。这也是庆庆的爸爸带回来的。我们都不把她们看作娃娃，没人抱她们。她爸爸说：“你们不要瞧不起她们，有人收集全世界的娃娃，就缺少苏联的这种娃娃，最后花了很大气力才找到了她们。”

院子里许多跟庆庆差不多大的小女孩，平时常常来我家和庆庆一起“过家家”。孩子们个个都喜欢娃娃，你抱一个，我抱一个，这个给娃娃喂奶，那个给娃娃做饭。孩子们羡慕地说：“庆庆真幸福，庆庆有十几个娃娃。”

庆庆喜欢上北京动物园。每次去都要换一身她认为最漂亮的衣服。奶奶说她太爱打扮。庆庆说：“我穿花衣服，是请孔雀开屏。奶奶，你也穿花衣服。”

她喜欢动物园里第一胎生的熊猫姑娘，叫“明明”。明明四个月的时候，我们去看她。动物园的阿姨正在用奶瓶给明明喂奶。明明顽皮，吐出了奶头，溅了自己一身的奶。阿姨一面擦明明身上的奶，一面说：“真顽皮！”庆庆哈哈大笑！

庆庆不喜欢看老虎和笨狗熊，更不喜欢河马。那个也是第一胎生在北京动物园的小河马，是个男孩，也叫“庆庆”。小河马和我家庆庆都是1959年“国庆”生的。我们说，小河马是庆庆的哥哥。庆庆说：“我才不要河马做哥哥呢！大嘴巴，丑八怪！”庆庆还喜欢一大一小的长颈鹿。可是庆庆最喜欢的是猴子。在猴子笼边一看就是两个钟头。

“苏菲”是个蓝眼睛、长睫毛、金头发的洋娃娃。“苏菲”病了。急煞“妈妈”（1964年庆庆在颐和园）

有一次，笼子外边的人们都走完了。爷爷和奶奶拉着庆庆准备回家。庆庆一面走，一面回头看猴子。有一只小猴子忽然高兴起来，骨碌骨碌一连翻了七八个跟头。庆庆拉我们回到笼子边：“奶奶，猴子给我们表演翻跟头呢！”那小猴子望着她。庆庆指着小猴子说：“你真好！给你一块糖！”她把自己留下的一块最心爱的糖，给了小猴子。

有一天，庆庆又嚷着要去动物园，找那个为她翻跟头的小猴子。我被她闹得没办法，我说：“我们在家里搭一个‘动物园’，好不好？”庆庆把她的两盒积木都倒在她“过家家”的长方矮桌子上。这个矮桌子原来是一张钢琴凳子，钢琴没有了，只剩下这张凳子，放在我的床头边。我跟庆庆合作，先搭围墙，再搭屋子，每一个动物都有一个住的地方。当中有一条道路可以通到每一个动物的家。

我叫庆庆把她玩具中的所有的动物都安排在里面。她按照北京动物园的格式：熊猫一进大门就能看见，长颈鹿住在西北角。她对动物一律平等，凡是动物都进动物园，跟凡是小孩都进幼儿园一样。人家为她用尼龙线编的蝴蝶、龙虾，也进了动物园，占的地方比老虎的屋子还大。

只有一个小动物，奶奶不让她进动物园。就是小白兔。

小白兔出生在美国。我的四妹（充和）在美国，她的女儿叫爱谟。小白兔是爱谟送给庆庆的。爱谟也是1959年生的，跟庆庆同年，大庆庆不到两个月。

小白兔是爱谟玩具中的珍品，是她最亲密的小伴侣。当爱谟四岁那年，她的妈妈，我的四妹，在寄包裹给我的时候，跟女儿商量，说：“把这个可爱的小白兔送给在中国的小庆庆，好不好？”爱谟心里舍不得。可是她想，自己是长辈，又大两个月，思想斗争了老半天。最后，小白兔进了包裹。爱谟哭了，说：“啊，真舍不得你呀！小白兔！祝你一路平安！”

小白兔来到了中国，庆庆看见了喜欢得直跳，伸手就来抓。我说：“你手脏，不要碰小白兔。”庆庆洗了手。我又说：“你手潮，不要碰小白兔。”庆庆翘起嘴说：“奶奶，你手也没有洗呀！”我说：“对！”我洗了手，也擦干了手。找到一块最干净的小手帕，请小白兔坐上。我用左手掌托起小白兔，给庆庆看，仍旧不让庆庆抚摸她。我对庆庆说：“你如果摆弄小白兔，她会生气的；如果弄脏了她的漂亮的白绒衣，她要哭的！”庆庆看了又看，看了多少次，还是说：“我再看一次小白兔，好不好？”奶奶用一方粉红色的手帕松松地包起小白兔的时候，庆庆无可奈何地说：“啊，小白兔被我看累了。好吧！让她睡觉吧！奶奶，等我长大了，小白兔就跟我玩儿了！”我把小白兔收藏在一个最安全的地方。

庆庆根据凡是动物都进动物园的原则，向奶奶提出要求：请小白兔进她的“动物园”。奶奶拒绝了她的合理要求。奶奶说：“小白兔怕脏，我也怕其他动物欺负她。”庆庆说：“让小白兔坐在长颈鹿的背上，多好！长颈鹿顶好的，她常常眯着眼睛向我们笑呢！”我说：“小白兔喜欢跳，会跳跌下来的。这样吧，咪咪和小白兔一样大，让咪咪进‘动物园’，好不好？”

庆庆生气了：“奶奶，你真是，咪咪再小也是‘人’呀，又不是动物！怎么能把‘人’关在笼子里呢？”奶奶认了错。奶奶舍不得小白兔，庆庆舍不得小咪咪。她们俩都不进“动物园”。

我说：“小白兔是爱谟姑姑送给你的。写封信谢谢她吧。”庆庆说：“我不会写信，也不叫她姑姑。爱谟么，只比我大两个月！”

我说：“不行！你不懂礼貌！你要叫她姑姑，她是你爸爸一辈的人！”她说：“噢！听奶奶的话，就叫她爱谟姑姑吧！姑姑在哪儿，怎么不来跟我玩儿？”

我说：“姑姑在地球的那一边，在我们脚底下，穿过地球，就是她的家。”

庆庆说：“妈妈告诉我，地球是圆的。”她拿起小地球仪说：“我现在站在这里，爱谟……啊，姑姑，她不是颠倒站着吗？姑姑不会跌倒吗？”

我说：“对，地球是圆的，绕太阳转。有时候姑姑好好地站着，我们却是颠倒站着。我们颠倒站着的时候，我们怎么不跌倒呢？这叫做地心引力。”

永远是纯真无邪的笑容，奶奶和庆庆，原是一个模样，哈哈！

庆庆摇摇头：“什么叫地心引力，等我长大了，我就懂了。奶奶，地球怎么会动的？是谁去上地球的发条的？”庆庆玩具中有一辆装牛奶罐儿的大型卡车，是她上足了发条才会走的。她的一连串的问题，奶奶回答不了。她怕奶奶下不了台，就说：“噢！我大了，我就懂了。”

1966年6月中，“文化大革命”的风声越来越紧。我们老两口怕打砸抄抢的浪潮袭来我家，波及庆庆，就把庆庆送到中关村她爸爸妈妈的家去。她爸爸妈妈都在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工作。

我们住北京城中心，沙滩后街55号，旧称马神庙，这里住了一百多户人家，是原先的北京大学理学院。我家原来有五间屋子，到1968年，部分屋子被人抢了去，只剩下两间。抢屋子是“文化大革命”时的一种正当行为。1968年8月13日那天，北京大学的两个学生来我家“外调”，在“外调”中把我当作阶级敌人斗争过。“外调”的人走了之后，院子里的几十个孩子，以排山倒海的气势，拥进了我们的外屋，打开我们唯一剩下的书橱。那些书，孩子们不感兴趣。他们又直奔里屋，以庆庆的玩具柜为目标。这原来是我们的床头柜。我把杂物收拾起来，给庆庆放玩具。柜子放在我的小书架旁边。上面整整齐齐地堆着的是娃娃书和几盒积木。抽屉里放小玩具，大一点的玩具，如娃娃、汽车之类，放在下层。庆庆玩具中没有大炮和手枪，女孩子不喜欢杀人的玩意儿。

男孩子抢汽车、飞机；女孩子抢娃娃和小锅小灶。柜子倒了，玩具遍地皆是。

我们屋子外面的过道里，堆了许多烧饭用的蜂窝煤。孩子们一拥而出，把蜂窝煤推倒了。这样，从里屋、外屋，经过过道，一拥而进，又到里院、外院，到处都可以拣到庆庆的玩具。有些玩具不知去向，有些玩具找回来的时候，已经面目全非、残缺不全了。庆庆的“玩具之家”被抄家了。从此，院子里的孩子们再也不来“过家家”了。

东窗前的丝瓜架被踩倒了，丝瓜藤子被连根拔掉了。窗子前面变成光秃秃的了。幸亏庆庆先一步去了中关村。

庆庆不在我身边已经两年了。剩下的玩具也在一个多月前送去中关村，都离开我了。可是，她爷爷这两年总在我的身边。

1968年9月13日晚上，爷爷没有回来吃晚饭。我等呀等，一直等到夜里11点。

北京的秋夜，天气很好，没有一点风，窗外静悄悄地没有人声。我多么希望那个熟悉的咳嗽声和脚步声，来冲破这可怕的宁静。听，什么声音也没有。

家家窗户都没有了灯光，我也只好关上了灯。

“爷爷为什么不回来？”我躺在床上想呀想。想了两三个钟头，想的事堆成了山，悬崖绝壁的山！翻来覆去睡不着。

我平常总是睡在靠窗那边床头，我想，换一头睡吧。这头是庆庆的“动物园”和“过家家”的地方。那张小矮桌子紧靠着床一头，还在原来的地方。我把枕头抱到这头来。

不要想爷爷为什么不回来，想想孙女儿庆庆吧！又想到庆庆的好朋友“小白兔”。

小白兔可能还在我身边，上哪儿去找？也没法开灯去找，开灯会影响对面人家睡眠。

小白兔真可爱，也真小，只有一寸大，一身又软又细的白绒毛，一双小红眼睛出神地望着你，好像有红血丝在长长的小耳朵里流动，真像个活的。小白兔不会跳到长颈鹿的背上吧？我伸手到小矮桌子上长颈鹿住的地方。

我困极了。

我仿佛看见小白兔跳到我的手掌心里。小白兔眨了一下眼睛，小长耳朵动了动，跟我讲了许多许多的话。小白兔说：

——奶奶，我，小白兔，会跳、会蹦。不然，我怎么从美国的纽黑文，绕地球半个圈子，来到中国呢？只要我不偷懒睡觉，我比乌龟跑得快多了，快一千倍、一万倍。我的老朋友爱谟送我走的时候，还哭了一场，我很对不起她。那时候，我一心一意要到中国的北京，来看我的新朋友小庆庆。

——老奶奶，你不让我和小庆庆接近，把我藏在花篮里。我呀，耳朵灵，什么都听得见。我又会跳，会跑。我常常夜里跳出来找小庆庆玩。不信，你问庆庆。有一次，她揪着我的耳朵，我叫痛，她才放手。庆庆没有告诉奶奶吗？

——我已经来了四年，可是，这两年见不到小庆庆了。

——老奶奶，上个月13号的晚上，我又跳了出来找庆庆，还是没有找到。我听见门外有个孩子呜呜在哭。我想是小庆庆吧？我从扯破了的碧纱窗子跳了出去。

——我看见钟兰抱着蜡烛包里的咪咪，坐在蜂窝煤堆上哭。她看见了我像见到了亲人，哭得更伤心了。

——钟兰说：“白天斗奶奶的事，你一定听见了。这一次，庆庆的规规矩矩的小朋友们，都遭了殃。咪咪还是几个月的奶娃娃，她有什么罪？她被人丢在蜂窝煤堆上，煤倒下来，把咪咪闷死了！”

——我，小白兔，忍不住哇的一声哭了！可怜的咪咪，可怜的小妹妹！钟兰，苗苗呢？

——苗苗是个苗族姑娘，最爱打扮了，头上梳了十几条小辫子。她现在躺在外院子的草地上伤心呢！她的漂亮的有璎珞的帽子没有了，小辫子也被人揪断了，绣花围裙也被人抢走了。他们说：苗苗“奇装异服”！苗苗从此再也不能跳舞了。

——我，小白兔，问：“小红呢？”

——钟兰叹口气：“红帽儿儿，她最怕风风雨雨的。奶奶总是给她裹上一件塑料雨衣。现在躺在里院的小池子旁边。雨衣破了，一身湿淋淋的，她要冻死的！”钟兰又想哭了。

——我说：“钟兰，别哭呀，苏菲呢？”

——钟兰说：“苏菲同小庆庆一同到了中关村。还有苏联七姊妹，现在也不知道哪儿去了。我真想她们！”钟兰又哭了。

——我说：“别哭呀！再哭就把奶奶哭醒了。奶奶折腾了大半夜，现在刚睡着。你是大姐姐么！”

——钟兰说：“还说什么大姐姐，连小妹妹咪咪都保护不了。咪咪——咪咪！”钟兰紧紧地搂着咪咪。

——我，小白兔，安慰钟兰说：“放下咪咪吧，让咪咪安息吧！阿门！”

——钟兰轻轻地放下咪咪，脱下了奶奶替她织的蓝色红边毛线衣，盖在咪咪身上。

——我叫钟兰回家，钟兰说：“不，我要去找苗苗、小红。你先回家。轻一点，别乱跳，不要惊醒了奶奶！”

——“奶奶，我回来了！”小白兔一跳跳进了“动物园”。“奶奶，你不让我进‘动物园’，今天晚上我自己进来了。我和我的动物大家庭见了面。我见到了熊猫姐姐小明明，对她说：‘您好！’我跳到蝴蝶的家，抓抓蝴蝶，把大蝴蝶吓飞了。我见到了老虎，我怕！最后，我一下就跳上了长颈鹿的背上。长颈鹿爷爷，眯着眼回头望我笑。”

——“奶奶，奶奶，我在这儿，我在‘动物园’里！”

奶奶说：“小白兔，‘动物园’里很脏，你回来！”

奶奶伸手抓小白兔，一抓一个空！眼睛一睁，小白兔和动物园都不见了。奶奶，我，缩回了我的空手！

天快亮了，屋子里的东西都能看得清楚了。小白兔是来向我汇报的。小白兔是来找奶奶了。我马上去找小白兔。找呀找，找到一个小皮箱，里面有一个小花篮。啊！这就是小白兔的家！

奶奶，我，揭开花篮子，小心地解开粉红色的小手帕，小白兔又回到我的手掌上了！

我把小白兔温暖的身体，依偎在我的冰冷的嘴唇边！

我说：“小白兔，你平安无事！现在只有你一个人，还在我的身边！”

爷爷就在这天晚上，以“反动学术权威”的资格，进了“牛棚”。

小白兔想念庆庆，又想进动物园。我把小花篮放进了我的手提包。

在一个星期天的下午，庆庆跟妈妈从西郊中关村坐32路公共汽车到动物园。我从城里沙滩乘11路无轨电车到动物园。我们祖孙三代，三个女的，在动物园门口，好不容易见了面。前一年，1967年，也是这样和庆庆见面的。

那时候，庆庆在动物园一进门的墙上，看见大字报上有爷爷的名字：周有光。名字上面打了三个红×。庆庆懂得打红×的就是那时的坏人。她问我：“奶奶，爷爷怎么是坏人？爷爷是最好的人！”我说：“爷爷喜欢说外国的东西好。”

庆庆说：“奶奶，您回去告诉爷爷，以后不要讲外国东西好了。爷爷为什么不来动物园？我想爷爷！”

她妈妈连忙说：“爷爷工作忙！”

其实，爷爷这两年，除了“学习”，没有工作。爷爷原来研究“汉语拼音”，所以大字报上先称他洋翰林、洋秀才，最后骂他是洋奴。

这天一进动物园的门，我就把小花篮放在庆庆的小书包里，告诉庆庆：我带小白兔进动物园，你带小白兔回中关村的家！

庆庆又问：“苗苗和小红呢？”她妈妈赶快说：“奶奶带不动许多人！”

我们到处找明明，哪有明明？屋里屋外连一只熊猫的影子也没有。熊猫喜欢吃的竹子也枯死了。

我们到了假山洞的猛兽室，大老虎躺在笼子里，舔舔刚生下来不久的小老虎。小老虎跟小猫一样大。庆庆说：“老虎爱她的娃娃！”她妈妈说：“虎毒不食子，我们四川有一出戏叫《一只鞋》，说的是老虎生孩子和对人报恩的故事，妈妈回家讲给你听！”

到了笨狗熊的地方，有个小狗熊正在表演。游客叫它拜拜，小狗熊就站起来拜拜。庆庆说：“这小狗熊倒聪明，听人话！”旁边一位游客悄悄地说：“这个小狗熊是马戏团的。马戏团的正副团长是一对夫妇，他们先把一些小动物毒死了，夫妇双双自杀了。这个小狗熊才进了动物园。”

我想到“北京昆曲研习社”的伊克贤和苏锡龄两位女曲友，她们淹死了心爱的猫以后，一同上吊死了。

我拉庆庆去看长颈鹿。本来一大一小的长颈鹿，现在只剩下一个，颈子似乎更长了。树顶上的叶子完全没有了。难道那一只是饿死的？

动物园里本来有个“牡丹亭”，是喝茶的地方，现在茶座也没有了。

我们经过牡丹亭到猴子笼边，只见三五个大猴子蹒跚地走着，警戒地望着游客，当然找不到那个顽皮的翻跟头的小猴子。庆庆很失望。我们绕到猴子住的地方。看见一只猴妈妈的身上，趴着一个小极了的小猴子，像蝎虎一样吸在她妈妈身上。庆庆高兴地叫：“小小猴儿！”猴妈妈吓了一跳，转身逃下屋顶，向屋子里跑。猴子现在也怕人了。

我们最后到了孔雀的笼子边。白孔雀浑身是灰土，蓝孔雀呆呆地站在横木上不动。我们三个人站了半天，孔雀再也不开屏。

我埋怨庆庆说：“庆庆，你为什么不穿花衣服？”

庆庆说：“我大了，进了小学。穿花衣服，人家就骂我‘臭美’！”这一天，庆庆穿一件蓝印花布的衣服，深蓝色卡其布的裤子。八九岁的女孩，再不穿颜色娇艳的花裙子了。

这天下午天气本来阴沉。怕下雨，我们三人就分道回家了。半路上下了雨，我透了一口气。

小白兔平安地转移了！

我，奶奶，冷冷清清地一个人回到沙滩的家。

1979年

小丑

1968年8月13日那天，下午3点钟左右，北京沙滩后街55号的一个大杂院里。我家住了两间屋，外屋东南两边都有碧纱窗子。东窗下我种的马来西亚有棱角的丝瓜，已经长得又长又粗了，它的大叶子的浓荫遮覆了我的屋子。南窗下人家种的玉米也高过了屋子。天气十分闷热。我和十五岁的干女儿小红，躺在里屋的床上休息。

突然传来很急的敲门声，人声嘈杂。小红看了我一眼，我示意她快去开门。小红没有来得及开好门，一群男女就拥了进来，门外还有一群不大不小的孩子被大人们阻止了进来。孩子们就爬在东窗外的丝瓜架子上，站在碧纱窗的窗框上，向屋子里张望。

我从床上一骨碌爬起来，穿好鞋子，从里屋迎了出来。一共进来八个人。

我们里弄的副主委，把两个陌生的小伙子介绍给我说，他们是北京大学来“外调”的。当然没有介绍来客的姓名。其余六位都是里弄干部。

我让两位不速之客，也是当时的英雄人物，坐下来。

我家的一张小小的红木桌子，以前是人家打麻将用的，我得来做了吃饭的桌子。桌子放在两方东窗的当中，一边靠东墙。我坐在南面，脸向北。两个小伙子，一个坐在我对面，一个坐在我的左手边。其余六个散坐在床上和凳子上。

我刚坐下，小红给我一个人倒来一杯茶。我们家的规矩，应该先请客人喝茶。可是小红知道这些客人不会喝我们家的茶。他们是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派，如果喝了资产阶级人家的茶，那就划不清阶级界限了。

他们来势汹汹，很有气派地坐下来。我对面的小伙子开口讲话了。

“我们是北京大学派来外调张芝联的！”

张芝联？他是过去上海光华附中的校长。我在那儿教过书。他比我小十岁左右。他出了什么事？

他们像连珠炮似的问了我关于张芝联的好几个问题。我都茫然，只得回答：“不知道。”几个“不知道”，就触怒了他们。

左手的小伙子指着我的茶杯说：“拿开，不许喝茶！”

我乖乖地把茶送进里屋，小红接了去。小红有点难过，她巴巴地送上这杯茶，我一口也没有喝。

我匆忙地回到外屋，正准备坐下去的时候，忽然听见一声吆喝：“不许坐，站起来！”

我还没有坐稳，就扶着桌子边站起来。站起来的时候，背后的椅子，挡住了我的腿。所以我的身子紧靠着桌子边。这样的站法似乎有所依靠，让他们看上去很不顺眼。

左手的小伙子又吆喝了一声：“不要靠桌子，退后两步！”我遵命退后两步，把椅子用腿推到后面，靠到椅子。他们可能想：不叫你靠桌子，你又靠上了椅子！那小伙子又嚷了：“向前走一步！”

我又遵命向前走一步。这样，前不巴村，后不着店，没依没靠地站着，他们可能是满意了吧。

我站稳了。我想，我是快满六十岁的老太婆了。这些年轻人，是在导演我唱什么戏呢？他们是十分严格和严厉的导演，而我是忠实执行导演指挥的好演员。

一抬头，窗子外面都是孩子们可爱的小脸和一双双惊奇的大眼睛。我看不见丝瓜的大叶子。

我等待他的再次吆喝。他在几次大声嚷嚷之后，似乎有些累。不过，年轻人是不会累的，尤其在这种场合。

我对面的小伙子说：“你仔细想想，张芝联过去干过什么政治勾当！你又何必包庇他呢？”我很感激这个小伙子对我的温和态度。

我说：“我们只同过不到两年的事。他是校长，我是教员。我们仅仅在会议上碰头，讲过很少的话。”我回答的时候，声音轻了一些。也可能是他们大声嚷嚷之后，耳朵有点儿不灵了吧！

左手的小伙子又叫开了：“噢！叫你讲话，你说得那么轻。你对外国人讲英语的时候，倒呱啦呱啦的！”我想笑不敢笑。他们几时听见我和外国人讲话？外国人就怕大声嚷嚷。那样对客人、对主人，都是不礼貌。

对面的小伙子打圆场了：“给你五分钟，考虑考虑，张芝联在三十几年前，参加过什么反革命组织。”

给我五分钟，因此全屋子里的人，连我在内，都得到了放松和休息的机会。布满在屋子外面的瓜架上、窗框子上的孩子们，也似乎安静了些。

给我五分钟，这多么宝贵的五分钟！我应当考虑张芝联的事了。不过，他们问我，张芝联三十年前的事。那时他不过是一个十三四岁的孩子，会参加什么反革命组织呢？我就更不知道了。

我把两脚放开了些，八字脚站起来更稳当，免得身子晃晃悠悠的。这时候，我才有机会仔细端详坐在我对面的小伙子。

嘿！好漂亮的小伙子！年纪不过二十岁多一点儿，雪白粉嫩的脸，一双黑白分明、很有威严的眼睛，还是双眼皮呢！看上去只有大学一年级。

我想：他跟女孩子谈恋爱的时候，一定是非常温柔、非常温柔的美男子！

我又想：这个小伙子要是我家里的人该多好。我唯一的儿子已经三十多岁了。这小伙子算是我的儿子，太小了些。我只有一个孙女儿，小名儿叫庆庆，今年才八岁。这小伙子算是我的孙子又太大了些。如果我的儿子和孙子跟我“斗猴”，我生气不生气呢？

我，自己问自己，我，自己回答：“不生气，才不生气呢！只要孩子们觉得有趣，我就没有什么不愿意的。”

我双手交叉放在胸前。我想举起右手，手托香腮，好帮助我仔细地想。不行，这个姿态可能会引起误会。我依然双手交叉放在胸前。

左手的小伙子咳嗽了一声。

这时候，我忽然产生了危险感。这不一定是有趣的事。斗争是尖锐的，是面对面的。斗争不但伤人的身体，更会伤人的心。也许有一天会斗死！不，也许就在这个时候！不过那也不要紧。我能活到今天，活了六十年，也就够本了。过去就是有时有病痛以及人世间的许多折磨，也应当算是美好的生活。活着就是美呀！

我这种想法，很有点“阿Q精神”。“阿Q精神”是满有道理的。我几乎想长长地舒一口气。

左手的小伙子突然站了起来，伸一伸胳膊。我想：不会要打我吧，打人在今天是家常便饭呀。

哦！他原来是深呼吸。他轻轻地把胳膊放在桌子上，又坐了下来。我瞥了他一眼，这个小伙子黑黑的，比较粗犷。我没敢仔细看他。

我想：对面白脸的是“常山赵子龙”，这黑脸的是“猛张飞”。他们都是好样的英雄！

这五分钟怎么会这样长？我由“赵子龙”“猛张飞”想到了唱戏。记得我在北京昆曲研习社演过几次小丑。

我现在又在演戏了。戏里总要有一个小丑，戏才更有情趣。我演小丑的时候，沈盘生老师先替我在鼻子上画一块白豆腐干，再勾上几笔墨，勾得很有书卷气。

我演过四出戏的小丑，第一出是《西厢记·寄柬》中的琴童。琴童知道红娘躲在桌子下面。他故意说《西游记》，最后把书桌一拍说：“啪哒一声响，妖精出洞门！”这时候，红娘大吃一惊，急忙钻了出来！真正有趣得很！

第二出是败子回头《金不换·守岁》中的书童。这出戏只有两个角色，一个是败子姚英，另一个就是我扮演的书童。书童引诱败子赌钱，左手拿着一个大青花碗，右手掷骰子，那个样子很滑稽。

第三出是《白兔记·出猎》，我演的是咬脐郎身边的一个旗牌军的小头头，名字叫王旺。有一次，演咬脐郎的胡保棣摔掉了紫金冠。王旺我拱手说：“启衙内，我去取你的金冠来！”我很得意，我在舞台上能随机应变。想到这里，我可能扬一扬我的眉毛。

第四出是《风筝误·后亲》，也就是川剧的所谓《美洞房》。这出戏我们曲社演的次数最多。我演丑丫头。丑丫头有许多有趣的台词，像跪下来发誓说：“我个糟糠阿太，鸭蛋头菩萨，我若个夜头领子韩状元进来末，阿要像今夜头能个，勿肯做亲个哆！”又说：“今夜头是勿困个哉，像走马灯能格走一夜个哉！”最有趣的是三个“岂有此理”。第一个是韩状元骂岳母闺门不谨的“岂有此理”。第二个是事情搞清楚之后，岳母责备女婿也说“岂有此理”。第三个是丑丫头骗状元说“夫人来哉！”状元开了门，丑丫头就学舌说：“岂有此理！”李笠翁的戏，戏剧性是很强的。

我往往在生活的危险关头，想到一些有趣的事，以排遣我的苦闷。我想，他们不会知道我脑子里想的是什么。如果知道了，那我准得被剋！

我今天又在扮演小丑了。是好心肠的小丑，还是坏心肠的小丑？我好像还没有演过坏心肠的小丑。不，不对！每一个人都把自己当作好人，别人是坏人。自己说自己是好人不能算数。别人说你是坏人，恐怕也不能算数，因为他们根本不认识你，当然不会了解你。算了吧，不要把自己当作好人，就算自己扮演的小丑是个坏人也罢。

我瞧了瞧对面的“赵子龙”。他是我一抬头就能看见的人。我不大敢看“猛张飞”。我转头斜眼对他是不恭敬的。“赵子龙”不是小丑。不，小丑脸上不一定有块白豆腐干。他们是小丑？我是小丑？我有点糊涂了。

这时忽然想起他们问张芝联反革命的事，这才“思”归正传。张芝联现在北京大学教西洋史。从前我在光华附中教过中国史。“教历史”，这就是二人的共同之处。

由此我想到了历史。历史上我是好人也罢，坏人也罢，那是后人评价的事。历史是悠久的，人的一生是很短暂的，宇宙更是无限大的。像我这样的人是很渺小、很渺小的。但是我这个很渺小、很渺小的人，曾经绕地球一周。那时候绕地球一周不像现在这样容易。我要是给这两个小伙子斗倒了，也还是十分丢脸的事。

我想：在整个世界上，我是一粒小灰尘，一阵风就会被吹得无影无踪了。不，还有“物质不灭”定理哩！我现在是一个实实在在活着的人，虽然非常非常渺小！

我反反复复地想：“他们是小丑？我是小丑？”这出戏也许双方都是小丑。有这样一出戏吗？我倒一时想不起！我们这出戏，屋子里的大人，窗子外面的孩子们，都看得很来劲。

好不容易过了五分钟。我想这是足足的五分钟，不然时间怎会这样长？

“赵子龙”看了一下表：“交代吧！该想起了吧！你过去难道不曾打听他干过什么事？”

我脑子里这才又想到张芝联反革命的问题，把小丑暂时搁置一边。如果再给我五分钟，我可以写一篇《论小丑》了。

“交代，实在没有什么可以交代。”我不敢说得太轻，也不敢放大喉咙。我把声音调整到恰到好处，慢慢地说：“他是校长，我是教员。我没有到过他的家，他也没有来过我的家。我从来没有想到去打听他过去的事。那时候好像不作兴去问人家的履历。他过去的情况，我一点儿也不知道。”

我左手那位“猛张飞”生气了，大声说：“不知道，岂有此理！”

好一个“岂有此理”！这是第四个“岂有此理”！戏剧性强极了！

他接着说：“你不坦白交代？你包庇他，刘邓包庇你！你们一伙都不是好东西！”他算替我下了很客气的结论。

屋子里的人七嘴八舌地都来劝我。什么坦白从宽啦，抗拒从严啦！要我好好地交代，否则就要吃苦啦！

我有什么好说的？这时候，我失去了涵养。我气愤地说：“不知道就是不知道。我不能造谣说谎。我不能向群众脸上抹黑。我不能对不起人民，对不起国家！”

一屋子的人听了我这个断然的回答，大为愕然！大家沉默了一会。那位“赵子龙”站起来说：“好吧，用笔写你的交代吧，过三天我们来拿！”

他们一哄而散地开门走了。

门打开了。走的走了。可是另一批人拥了进来。是一大群原来趴在窗子外面的不大不小的孩子们。他们直奔里屋我孙女儿庆庆的玩具橱，翻腾了一遍。跳跳蹦蹦地各人拿了一些玩具走了。

孩子们在窗外的时候，已经把碧纱窗子踩坏了，也把我小心经营的瓜架子踩倒了。我从此再也不种瓜，更不栽花！

我和小红又躺到床上。我对十五岁的小红说：“幸亏今天庆庆不在我的身边！”

1979年12月8日

我与曲会

1956年4月，周有光调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工作，我随他又一次来到北京。从此落地生根，生命中的另一半留在了这个城市。这个城市的一点一滴变化，每一次的动荡和变革，都在我的生活中留有印记。

（一）我要回上海

事情又巧又不巧，我的脑子又好又不好，安顿好行李，我到沙滩的浴池洗了个痛快澡，一身清爽地回到住处。猛抬头，看到了两块并排的大牌子——“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人民教育出版社”，我心中一阵慌乱，忙四下张望。“张先生，您怎么在这儿？”正是几年前历史编辑室的工友老韩奇怪地看着我。我顾不上回答，跑回房间，早就忘掉的委屈涌上心头，大哭着对周有光说：“我要走，我要回上海！”周有光已经明白了是怎么回事，他是慢性子，遇到什么事都能沉住气，慢慢地劝我，让我的情绪稳定下来，接受了这种现实。我又在沙滩住了下来，抬头低头都是熟人，认识我的人比认识周有光的人多。日子不好过，但照样过去了，这一住，整整二十五年。

（二）恩师俞平伯

北京有朋友知道我欢喜昆曲，介绍我认识了俞平伯，他是我一生中最后一位老师，是我最尊重的恩师。1956年，在俞平伯的倡导下，成立了昆曲研习社，俞平伯任社长。大家看我是从上海来的，认为上海人一般都很会交际，就推举我为联络组组长。当年的《北京晚报》上曾有这样一则消息：

北京昆曲研习社，自七月间由俞平伯等人发起组织成立。举俞平伯、项远村、袁敏宣等11人为社务委员，并成立传习、公演、研究等七组。俟后又经文化部与北京市政府大力扶助，社员由最初25人发展至70人。现已由文化部领导进行研习工作。

曲会的大文章都是俞平伯先生亲自写，小文章，如说明书、通知、请柬、电报、回信等等，俞先生总是说：“张二姐，你来。”我每次写好都请俞先生过目、修改才发出去。平日里我写的诗和散文也都请先生指教。俞先生说我的散文写得比诗好，他尤其喜欢我的散文《入场》，他说：“张允和的文章结尾悠悠不断的，很有味道。”

我的整个身心都沉浸在昆曲中，笔底自然流露出对生命、自然的热爱。1965年的10月30日，《人民日报》又发表了我的一篇文章《昆曲——江南的枫叶》，开头的一段是：

北京是“天淡云闲”的秋天，到处开遍了菊花。典型的江南城市——苏州也正是“霜叶红于二月花”的时候了。从南方寄来的信里，附了一份昆曲观摩的节目单，使我不只是怀念我的第二故乡，更怀念着昆剧的群英会。昆剧，这个承继着优良传统的剧种，它像是严霜后的枫叶一样灿烂夺目。

晓平看了我的文章说：“你的文章很有天才，可以写下去！”这好像是父亲对儿子说的话，谁知道是儿子对母亲的夸奖，好笑！

在曲会里，大家都叫我“张二姐”，俞先生也随大家这样叫。50年代末，上面号召我们写现代戏、唱现代戏。我们就响应号召，挖空心思写，我写了一出《人民公社好》，还记得里面有一段是写公社的供销社的，有一句台词是“楼上有绸缎，楼下有葱蒜”。这出戏还演过一次。还有一出是由话剧《岗旗》改编的，俞先生和俞太太做了前半段曲，后半段要我做，我从没做过曲，就大翻曲谱，最后还是由名曲家吴梅的儿子吴南春完成的。

张允和演《佳期》的身段（1953）

我一生有几次败笔，写样板戏可以算其一，现在想想也很有味道。

我和俞平伯、许宝驯夫妇的友情持续终生。我这里还有一首1974年写给莹环大姐的诗：

黄山归来寿莹环大姐^[2]

黄山青翠不老松，不畏顽云和疾风，千年挺秀奇石中。

天女花开依莲峰，婀娜清丽傲天工，一香不与凡花同。

流水高山知音有。琴和瑟调两心融。

绝世风姿神秀骨，恬淡心闲气度洪。

耐圃^[3]地窄可耐耕，姹紫嫣红碧翠笼。

无圃^[4]心田田地阔，胸怀若谷意气雄。

赤脚^[5]乡居融融乐，辛劳处处自从容。

白首商量丝与竹，清商一曲曲味浓。

老君堂^[6]，君不老，十八年前犹忆阻归雷雨隆。

永安里^[7]，里永安，八十年华酒晕荷花^[8]交映红。

人得多情人不老，多情到老情更好。

愿年年岁岁此日，人双健，曲音宏，杯不空。

寿比黄山不老松。

（三）牡丹亭梦影双描画

我从小和大姐、四妹逢“场”必唱《游园惊梦》，到了曲会后，我教十一二岁的小孩子还是演这一出。把大姐（柳梦梅）、四妹（杜丽娘）的戏教完了，小丫头没有人演，我来！十一二岁的公子、小姐，却配上我这样一个快五十岁的“小丫头”，不丑吗？不丑，我挺开心的。

排《西厢记》的“寄柬”一折，又因为丑角要讲苏州话，北京票友不会讲苏州话，没有人能演，我说我来。就这样索性改行专门演了“丑”。1957年在北京南池子的政协俱乐部，我们第一次演了这出戏。（我演的琴童这时正藏在桌子下面）

张生：红娘姐，请你帮我带封信。

红娘：你要把“红娘姐”三个字头尾去掉，只叫当中这个字。

张生：难道要叫你“娘”不成？

红娘：不是这么个叫法，要叫“我那嫡嫡亲亲的娘”，我才给你带了信去。

张生：（对桌下琴童）不要出来，不许出来！

——我那嫡嫡亲亲的娘——

我从桌下钻出来，钻到红娘和张生的中间，用地地道道的苏白来一句：

——还有唔笃个爷（ya）勒里来！（还有你的爸爸在这儿呢！）

这张照片已被苏州昆曲博物馆放大收藏。

演出《牡丹亭》一直是俞平伯和曲会同志们的最大心愿，但由于清朝以来的文化专制和其他因素的影响，留在舞台上的仅有《游园》《寻梦》等十几出了。我们选了华粹琛整理编写的本子，由俞平伯亲自订正。从选剧本到演出整整经过了三年的时间，当时《牡丹亭》的改编剧本有三四个，我们选的是最完整的一个。

剧中小春香由十三岁的小孩子许宜春扮演，我演“石道姑”。石道姑的戏不多，可要打个“引子”，虽说是“一曲二白三引子”，但因为没有伴奏，引子很不好打，稍不留意就可能荒腔走板。“引子”要女低音，而我平时唱惯了女高音，只要有伴奏，笛子多高我多高。我天生有个不怕难的脾气，反反复复地练，总算成功了。曲会的《牡丹亭》常在王府井的文联大楼演出。1959年10月国庆十周年在长安大戏院，演出两场。

在《牡丹亭》中张允和饰石道姑（1958，北京文联大楼）

我又要演戏又要当好联络组长，忙得很。周恩来总理很关心曲社，也很爱看昆曲。总理每次来，都没有前呼后拥的随从，静悄悄地当一名普通的观众。但我只要知道总理要来，一定把前几排和总理的座位四周都安排好熟识、可靠的人。

康生有时也来看我们的演出。

这是我当年的一页日记：

1957-11-03

昨晚我和耀平（有光）、晓平、诗秀（儿媳）一同步行回家，还是十二分的兴奋。大家谈得很迟才睡。坐在耀平身后的南斯拉夫领事馆的洋人，跟耀平说“守岁”的两个角色是好演员。又说我说的是南方话。

昨晚小宜春戏完，到好婆（周有光母亲）身边去，好婆坐在第三排看我们的戏，位子在周总理的前面，周总理跟小宜春握手，谈了很多。总理问她：“几岁了？”“十三岁。”又问：“小学几年级？”“中学。”周总理奇怪地问：“这样小就是中学了？”“不，刚进中学。”又问：“那里人？”“无锡，你呢？”“我是淮安。”“那做爷爷的是你的爸爸？”“不是，是我真正的爷爷，七十多岁了！”“那你爸爸呢？”“是画家。”

1964年昆曲研习社宣布解散，十五年后恢复活动，我被选为社长。我时时刻刻告诫自己，要一点一滴地向老社长俞平伯先生学习，为自己毕生热爱的昆曲再尽一份力。

（四）曲终人不散

1979年我70岁生日的时候，周有光送了我一套《汤显祖全集》。他真是懂我的心思，这一年《牡丹亭》近三百八十岁了，我从不大识字就“读”起，至今对《牡丹亭》百读不厌。

改革开放以后，人们的文化生活越来越丰富，本来就家喻户晓的“莎士比亚”又从国外回来了。这当然是好事，可我的脑筋又开始乱转：我们的汤老（显祖）比莎翁还要大十四岁，长幼有序，不能忘了中国戏剧的老祖宗。我的脑筋乱转一番之后就一定会有行动，动手给我的朋友、大百科的姜椿芳写信，提议纪念汤显祖，演出他的名剧《牡丹亭》。姜椿芳把信转给了文化部，文化部很快有了批示，1985年，纪念汤显祖诞辰四百三十五周年的大型昆曲演出在北京举行。全国各地和国外的许多曲友都赶来参加，最让我高兴的是远在美国的大姐和四妹都回来了。

1980年，元和饰柳梦梅，充和饰杜丽娘。俞平伯评价说这是“最蕴藉的一张”照片

1962年，三岁的庆庆手托香腮，憧憬着美好未来

大姐又演柳梦梅，四妹再演杜丽娘，我虽没有上场，可比粉墨登台心里还痛快，还过瘾。俞平伯说这张照片是“最蕴藉的一张”，除了大姐、四妹的表情身段外，可能还有更多的含义。这时的大姐快八十岁了。

我的昆曲生涯，准确地说，是昆曲舞台生涯，也有个悠悠不断的结尾——

我演最后一场戏时，我的第三代，晓平的独生女——小庆庆出生不到一个月，当她能够这样“手托香腮想未来”的时候，一定在想：

杜丽娘复活了，未来是美好的。

七十年看戏记

如果说做戏的是疯子、看戏的是傻子，那么我已经做了七十年的傻子了。

辛亥革命那年（1911），我由故乡合肥跟父母到上海，我仅仅是二十二个月的怀抱中的幼儿。我母亲陆英是个戏迷，她生长在“二分明月、三月烟花”的扬州。童年乘凉的时候，她为孩子们低低地唱过《林黛玉悲秋》《杨八姐游春》的歌词。她到上海后在戏院里包了包厢，每季算账。她是一家之主，当然不能天天晚上去看戏，她认为是好戏才去看。常常就让保姆带孩子们去看。大姐元和住在祖母后房，去的不多；跟着保姆看戏最多的就是我——二姐允和，三妹兆和有时也去。我是这样坐在或是跪在保姆腿上看了六七年的戏，主要是京戏。1918年我不到八岁就搬家到苏州了。

起初看戏时，保姆专心看戏，我则专心睡在她怀里，不管锣鼓打“急急风”，我也睡得安静香甜，什么好戏我都莫名其妙。在锣鼓喧天中睡觉，使我练就了一种本事，能在人声鼎沸中安然入睡。

到四五岁时，在保姆的训练下，我能够不睡觉看戏了。这可给她们带来许多麻烦，我打破沙锅问到底，提出了许多可笑的问题：譬如说台上的老头儿胡子怎么长得那样长，除了黑、白、灰胡子外，怎么还有红胡子。当任何一个角色出场时，他还没走到九龙口，我就问：“是好人还是坏人？”保姆回答的是，生旦多是好人，小丑和花脸多半是坏人。戏完时她们的预言往往不符合事实，我就和她们斗嘴了。

我最不喜欢看武打戏，打得满台灰土。我们的包厢离台又近；武士们在台上连翻十七八个跟头，也使我心烦，现在想想很对不起这些武功扎实的演员。这也许是小女孩对打架没有兴趣的缘故。

我喜欢小生、小旦，扭扭捏捏、哭哭笑笑的表演，对剧情并不十分了解。可是“私订终身后花园，落难公子中状元”的戏，深刻印在我的小小的脑子中，和我长大了选择丈夫要一个知识分子有关。

我很喜欢小丑的戏。那鼻子上一块白豆腐，勾上几笔又像字又像画的黑线条，很逗人喜爱。再加上一副滴溜溜的黑眼睛在白豆腐上更有味。对于小丑说白介绍他自己和别人，我听得懂，因此也渐渐了解整出戏的故事。尤其对演跟我差不多大小的琴童、书童感兴趣，因为他们都是孩子，都是淘气的孩子。我参加北京昆曲研习社后，曾自告奋勇演过几次《寄柬》中的琴童、《守岁》中的书童、《出猎》中的咬脐郎小军和《后亲》中的丑丫头。这与童年的爱好是有渊源的。

老生的戏那时注重唱，可我不懂词儿。名角上台时，台下掌声雷动，我也跟着拍手。但是我却很佩服麒麟童，他的《徐策跑城》中“……我的耳又聋眼又花，耳聋眼花、眼花耳聋观不清城下儿郎那一个……”和《萧何月下追韩信》的“……我和你一见如故三生有幸……”，我都摇头摆尾会唱几句。

张允和饰演《牡丹亭·游园》中的春香

张允和饰演《断桥》中的小青

我最喜欢大花脸的气派。那么奇特的勾脸、洪钟般的唱腔，都使孩子振奋。我最熟悉猛张飞和美髯公关羽，他们一出场我就认识他们。张飞的天真、妩媚、莽撞、粗野都使人好笑而又爱煞人。大花脸中最使人钦佩的是关公，我认为他是历史上最伟大的人物。关公对刘备和刘备一家，甚至于对他的敌人曹操都那么义气，都叫人钦佩。他的丹凤眼、卧蚕眉、大红脸，那一副威严、庄重、正义凛然的样子，实在令人肃然起敬。记得有那么一个晚上看戏，一进戏院就闻见清甜的松香味。一进包厢，后台更浓馥的香烟缭绕到前台来。原来那天演的《麦城升天》。关公死了，成了神。的确，舞台上的关公，是我心目中的活偶像，引起我小时看《三国演义》的兴趣。剧场常常是小孩子们最早接受教育的场所。

烧香拜神固然是一种迷信，可是它让观众没有入座时就已经“入戏”了。现代的戏大可借鉴这种渲染气氛，使观众和演员拉近距离，息息相通。

稍稍大一些看懂了几出戏，我们三姊妹就在家演戏了，《三娘教子》《探亲相骂》《小上坟》《小放牛》是我们经常演的戏，我们的戏是没有观众的。大姐、三妹有戏剧天才，演戏是主角，我则永远当配角。《三娘教子》中，大姐是三娘，三妹是老薛保，我是小东人，跪在地上顶了家法（家法往往是一支筷子），说：“娘啊，高高举起，轻轻落下。打在儿身，痛在娘心。娘啊！望母亲一下也不要打了。”我还是挺有感情地说这句白。《探亲相骂》中大姐是城里亲家母，三妹是乡下亲家母，我又当儿子又当媳妇。“亲家母来您请坐，细听我来说”，我仍历历在耳。《小上坟》中大姐是白素贞，三妹是刘禄金，我则是鸣锣开道人。我大声嚷着：“开道呀！”三出戏我都配合得极好，我也很得意，虽然我不是主角。

我认为配角很重要，现在不是有配角奖吗？我的童年如有配角奖，我可以受之无愧。以后，我在学校里、曲社里都爱当配角、凑热闹。

祖母对于母亲看戏并不反对，可是做媳妇的总不能说我天天要看戏。看戏前母亲总不忘记到祖母前请晚安。我大弟宗和是长孙，他比我小五岁，晚上总在祖母面前请安玩耍。每次问我大弟：“你妈在家吗？”大弟总是认真地说：“在家，洗脚。”有一晚母亲奉祖母之命出门有事去。可是问大弟时，大弟仍然说：“在家，洗脚！”祖母大笑。所以母亲看戏，对祖母来说是公开的秘密。

我母亲三十六岁就去世了，丢下九个儿女，只留下人家给保存的戏装照片，后来又在大姐处找到这张照片，我保留到“文化大革命”时不见了。是我母亲给我种下看戏的种子。我今年七十五岁，从五岁算起，看戏看了整整七十年。

1982年

二次亮相

江苏省昆剧院来京演出，我因病只看了二三次。胡锦芳的两折戏就是二次亮相，一折是《玉簪记》的《琴挑》，第二折是《艳云亭》的《痴诉·点香》。

亮相可以说是身段中的静止塑像，但偶尔也有动的亮相。亮相是中国戏曲的特殊形式，有多种多样的亮相。基本上在主要演员走上场到九龙口来一次亮相，表示这是一个角色；到下场也要亮相，演出过程中也有很多的小亮相。但是在出场时，二次亮相比较少见。

江苏省昆剧院的《琴挑》，陈妙常（胡锦芳饰）一出场，由下场角上场；潘必正（王亨恺饰），由上场角上场。不是传统方式亮相，而以动的背影，作为第一次亮相，使人有一种急欲观看庐山真面目的感觉。在两个背影到台中央时，才是真的第二次亮相，是二人相见时的正面亮相。很漂亮，胡锦芳的亮相很有特色。两个情人一转身，一对面，同时向观众亮相，脉脉含情，情意绵绵。王亨恺配合得恰到好处。这种亮相是有形式，但是又不拘形式。

说起王亨恺，原是我们北京昆曲研习社的青年社员。他在曲社曾经跟陈颖演过《梳妆·掷戟》，后来王到了江苏昆剧院。他们建院时，我看过王亨恺和俞振飞、张继青的《贩马记》，王的保童，气度不凡。去年（1982）两省一市昆剧会演时，只看到他的一折《偷诗》，不见有什么特点。今年（1983）全本《玉簪记》中的潘必正，很出色，想不到有很大的进步，演出丝丝入扣，层次分明。尤其是最后一场，救出陈妙常的张孝祥故穿红帔，表示风流人物。潘必正疑心陈妙常做了张的姨太太，心里很愤慨。在见到陈妙常时，由愤慨变成妒忌，认为陈妙常变了心；陈妙常疑心潘必正变了心，只有张孝祥心里有数。我认为这是旧戏新做，结尾是有风趣的。可是因时间的限制，把我们听惯了的“长清短清”主曲《朝元歌》删去，对曲友来说有点扫兴。这首《朝元歌》是很典雅的曲子。

至于《痴诉·点香》，胡锦芳的亮相很别致。这是清朝朱佐臣所作《艳云亭》中的两折。写肖惜芬以一弱女子避难装疯，沿途求乞，到一个算命瞎子的庙里，打听她未婚夫的消息，胡锦芳演假疯女，姚继荪演真瞎子诸葛暗。这两个角色出场亮相，不同于其他亮相。本来“亮相”中的“亮”字，主要是眼睛，瞎子就不能亮眼睛，他出场前在台里一声叫：“××，课桌摆好没有？”下场角内有人应：“摆好了。”诸葛暗左手抱着课箱，右手拿着一根竹竿出场。他的眼睛不但看不见台上的东西，也不能看见台下的观众。眼珠儿呆呆地不动。一步一步稳稳地向前移动。这种亮相很特别，你说他没有亮相吧，他亮了相。台下人知道他是瞎子，说话的调子很低沉。他的手脚没有舞蹈的身段。

胡锦芳的肖惜芬上场第一次亮相是动的。她是一个装疯的小姑娘，双手高举和台内戏弄她的孩子们告别，一面招手一面说：“你们再来耍呀！”她眼看孩子们走远了。胡锦芳动的亮相已经做出来了。但是我觉得应做得更足一些。我记得我第一次（“七七事变”前）看我四妹充和演《痴诉·点香》的时候，四妹的二次亮相演得很足，她望着孩子们走远了，嘴里还在叫：“来呀！来呀！再来耍呀！”孩子们走远了，她收回了眼光，放下高举的双手，看交叉的双袖，看到她的衣衫又破又龌龊，摇头。有一个无可奈何装疯的亮相，同时也是装疯装得精疲力倦的亮相，然后双袖低垂，人几乎摇摇欲坠，这二次亮相是充满悲哀凄恻的眼神。这样一来，观众才知道，她是假疯。

这次，胡锦芳和姚继荪，一个真瞎，一个假疯，演来十分紧凑、精彩。昆曲青年演员后来居上，昆曲是有前途的。

说来《痴诉·点香》有一个前奏曲。1934年四妹充和在青岛，由沈传芷为她拍《痴诉·点香》的曲子。当她向传芷老师讨教身段时，传芷说：“我没有这折戏的身段，我老娘家（父亲）也许有。这时候沈传芷的父亲沈月泉还在苏州。传芷回苏州，果然把这折戏的身段，向父亲学来了。再教给四妹。后来沈传芷又传教了江苏昆剧院。

我很爱这折戏，这是一套南北曲合套的曲子。通常南北合套是女角唱南曲，男角唱北曲。《痴诉》这折戏是女角唱北曲，男角倒是唱南曲。女疯子唱北曲，表示高亢凄恻；真瞎子唱南曲，表示安静平稳。

由这两出戏的二次亮相，我想到《风筝误》中《惊丑》的二次亮相。

我看过多少次的《惊丑》，有华传浩、朱世藕等人的。我自己也和袁敏宣排过这折戏，我演丑小姐，我的初排老师是沈盘生，二排是华传浩，三排是徐凌云老先生。

剧目叫《惊丑》，丑小姐有丑的一面，也有不丑的一面。她毕竟是大家闺秀，虽不会做诗，但是念过《千家诗》。她的诗是《千家诗》第一句“云淡风清近午天”。她的扮相有两种：一种是奇丑，不下于《照镜》（《望湖亭》）中的颜大麻子，我想不合乎剧中人的身份；另一种一半是俊扮，一半是丑扮。华传浩的扮相是不吊眉，一半脸美，一半脸丑，我认为华的扮相最好。照例丑小姐詹爱娟以一张大红手帕遮面出场，到九龙口，第一次亮相，是半面美得很庄重，和一般旦角没有什么两样。给观众一看，丑小姐并不丑；再次用红手巾遮了脸，走到台中，放下手巾，亮的是抹黑的一面，也并不十分丑。可是小嘴那么一撅，来一个die脸，表示这位千金有点“十三点”。

我有个女朋友胡子婴（章乃器夫人），现已去世。她说：“詹爱娟勇敢主动追求男子不错，不过她不好的是冒名顶替。貌既不扬，肚子里也无货。”她不知道那位戚公子也是冒名顶替的。这出戏京戏叫作《凤还巢》。

二次亮相在昆剧中不多见，但是其他剧目也有。尤其是女扮男装，男扮女装可以见到，譬如川剧中的《乔老爷上轿》，男扮女装，假新娘戴了盖头，在走路时，亮出男子的靴底，不是亮脸而是亮脚。我认为都是二次亮相，二次亮相表示剧中人两种不同性格。

我喜欢看二次亮相的戏。它表现的是复杂的人生。

1983年初稿

1998年修改

八十六岁学电脑

1988年4月26日，日本夏普公司送来一部WL-1000C中西文电子打字机，给我的老伴周有光。有光用它写文章、写信，工作效率提高了五倍。

1995年初，我们的儿子晓平给我们又买了一部GMS-2000的中西文文字处理机。有光就用这部新的，我把旧的包好，放在大衣橱里。

1995年2月21日，是一个好日子。我忽然异想天开，试试用打字机写信。可是我一不会汉语拼音，二不会普通话，三不会打字。但是我有一位好老师，是我的老伴周有光，又有一部文字处理机放着不用太可惜。我不当它是工作，当它是娱乐。这样，我就发现了我的“新大陆”。

我是用双打全拼的汉语拼音转变汉字的。双打全拼也就是所谓声韵双拼。一个字有声有韵，例如：“zh”加“ong”就转变为“中”字。我很喜欢这个办法。打起来比较省力。因为我会做旧诗。

我开始的时候，不是一个字、一个字输入，而是多数场合用汉语拼音的语词和词组转变汉字的。我打出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后来，我又打我家的地址和亲友的地址和姓名。这样，我足足打了一个星期。到了2月28日，我才写第一封信。我很笨，打到第五封信的时候，我还是先写好汉字后打字。到打第六封信的时候，我才由看打改为想打。两个月来，我打了九封信，四篇文章。实际上我在电脑上只花了六十小时左右。《新华字典》和《汉语拼音词汇》是我的工具书。

周有光教张允和用电脑打字

我初步的学习是这样的：

（1）最好一开始就多多用语词输入，而不是一个一个字输入。我们的语言很多都是双音节的，许多成语是四个字的。我第一个打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这就给了我最大的兴趣。

（2）其次，我对拼音不熟悉，我就用机上的“常用字”。这四十八个“常用字”对我非常有用。

（3）一个字一个字输入的时候，我得耐心寻找我需要的字。这是很好的机会让我学习拼音。

人们说，现代青年应该学电脑。我要说，我们老年人也应该有能力、有志气“玩”电脑。小孩儿玩电子游戏机，老头儿、老奶奶不妨也把电脑打字当作游戏。你看，我这个“一窍不通”的八十六岁老太婆，也会这玩意儿了。

1996年

喜的是《水》，忧的也是水

1995年10月，我给十个姐弟写了一封信，信上说：七十年前，我们姐妹兄弟办了一个叫《水》的小刊物，今天我建议继续办下去。

多少年来我有一个心愿，想写我们的爸爸张冀牖，特别是写他独资办学的经过。校董叶圣陶先生也几次催我写。现在头顶已经光秃秃的小五弟也来信要我写。可是我年老多病，提不起笔来。现在，我的白内障做了两次手术，植入人工晶体，眼睛几乎跟正常一样。我想，我可以动手写了。不但要写爸爸的事，还要写我们一家人的真人真事。不过，这不是我一个人的力量可以办到的。我要发动我们爸爸的十个子女和他们的配偶一同来写，也要他们的子女共同来写。

首先，大家都来写对我爸爸和大大（母亲）的回忆。可以抄录有关的日记、信件、文件等等。其次，写自己，写配偶，写子女，写孙儿女、重孙儿女都可以。还可以写在我家门里的外人，如教书先生、保姆、门房、厨子等。

我自幼在家塾念古书，最佩服的古人是司马迁。我想学习司马迁的体裁，写一篇叫《保姆列传》。

这封征稿信，果然发生了效果。1996年2月，我们的《水》复刊号问世了。我复印了二十五份，在十家姐弟和极少几位亲友中传看。现在已经出了三期。

张家自办刊物《水》

我们的《水》，写的都是家庭琐事，不拘一格，有文章，有诗词，有书法，有图画，还有蜡染。这是家庭里的小玩意儿。想不到被《群言》的名记者叶稚珊女士看到了，大为赞许。这是我的一“喜”。

叶稚珊女士来电话，要我为《群言》“喜与忧”这个专栏写点东西。接到电话的时候，我家正为没有水烧饭发愁。原来，我们大门外修马路，水管损坏，漏水不止。我们的胡同里尽是水，可是家里反而没有水。

十四年前，我家离开了沙滩后街的清朝老房子，搬来朝内后拐棒的新房子，非常高兴！但是不久，每间屋子都漏水。四楼王家的水漏到我家，我家的水漏到二楼的陈家。今天王家来我家道歉，明天我们到陈家说“对不起”。睡在床上，一睁眼就看到墙上漏水造成的“烟波万里图”，颇有些“黄河之水天上来”的担忧。这是我的一“忧”。

“水”是无罪的，它的泛滥成灾大都是人的问题。古人说，水可载舟，水可覆舟。《水》使我喜，水使我忧。

1996年11月16日

[1] 　杨度的女儿，当时国民政府外交官郭有守的妻子，演员、导演。

[2] 　莹环是俞平伯的夫人许宝驯的号。

[3] 　她旧家南窗下有小圃，狭不能转身，名“耐圃”，即以“耐圃”作自己的别号。

[4] 　无圃：“文革”浩劫，“耐圃”无存。

[5] 　俞平伯老终年赤脚，下放农村亦然，我们叫他赤脚大仙。

[6] 　“文革”前，俞平伯夫妇旧家住北京朝阳门内老君堂。

[7] 　“文革”后，旧家破毁，迁居永安里。

[8] 　莹环姐阴历六月二十七日生，正值荷花盛开时，每饮酒，红晕上腮，与白发相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