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辑

我的母亲

我的母亲叫陆英（1885年5月27日—1921年10月16日），原籍也是合肥，因为外祖父做盐务官，才搬到扬州的。

祖父在为我爸爸选佳偶时，知道扬州陆家的二小姐贤良能干，小小年纪在家就协助母亲料理家事，托媒人定下了这个媳妇。

当时张家在安徽合肥是有名的官宦人家，又要娶名门之女，婚礼自然非常隆重。据说，外婆花了整整一年时间置办嫁妆，东西多得吓死人。陆府从扬州雇船装载嫁妆运到合肥，婚期前雇夫用抬盒装摆好，吹吹打打好不热闹，张家所在的龙门巷外十里长亭摆满了嫁妆，全城轰动。光紫檀家具，就有好几套，不光新房里是全新的，因为张家是几进的大院子，陆家就连大堂、二堂也都陪了全套的家具。金银首饰更是不计其数，尤其是翡翠，因为母亲喜欢翡翠。嫁妆中一应俱全，扫帚、簸箕也都是成套的，每把扫帚上都挂了银链条。

当地有个习俗，喜庆日里一定要拿拿新娘子的脾气，杀杀她的威风。所以新娘子的轿子到了张家大门口时，大门紧闭，必须用红包一一打点门房。至于每个红包里有多少钱我不大清楚，反正在当时也不算是个小数。进了大门，到二堂仍有人挡驾，过了这关，到新房门口，伴娘、喜娘们的关最难过，红包的分量要格外重。婚礼中的多少繁文缛节，干干（奶妈）对我们讲时也讲不清许多，她只说坐床撒帐后，媒婆替新娘挑盖头时嘴里不停地说：“小小秤杆红溜溜，我替新人挑盖头，盖头落床，子孙满堂，盖头落地，买田置地……”盖头掀开，新娘子羞怯怯抬眼一看，所有的人都愣住了——不得了！新娘子太漂亮了，一双凤眼，眼梢有一点往上挑，光芒四射，太美了。姨祖母却心头暗想：太露了，留不住，会不长寿的。

果然，母亲二十一岁嫁到张家，三十六岁就去世了。母亲一年生一个，十六年怀了十四胎，留下了我们姊弟九个，还真应了“子孙满堂”这句口彩。

母亲是在生第十四胎后因拔牙引起血中毒而死的，不知是不是现在人们说的败血病。病倒后，她晓得自己要死了，就把九个孩子的保姆和奶妈都叫到身边，给他们每人两百块大洋，要他们保证日后不管遇到什么事情，无论钱够不够用，不管自己有多苦，一定要坚持把孩子带到十八岁。因为她结婚时娘家不但陪嫁的东西多，在她手里的现款也有上万。张家也很有钱，用不上，母亲去世前把余下的所有的钱都还给了娘家。母亲死时我十二岁，那是1921年。

保姆们都遵从了母亲的遗愿，陪伴自己负责照顾的孩子到十八岁。母亲在家里是非常有威望的，她待人接物、理财和办事能力很强。长辈夸她，同辈赞她，幼辈服她。遇事得心应手，安排得妥妥当当，我觉得她比父亲还能干。我长大后常常自鸣得意地讲：在我们四姊妹中，我的组织能力最强，这大概就是从小从母亲那里学来的。

母亲一年生一个孩子，所以家里总有三个奶妈。上有曾祖的高老姨太，我们叫她老太太；又有大大（母亲）三位孀居的婆婆及叔婆，还有我祖父在四川的徐姨奶；中有我父亲、叔叔、姑姑们；下有我们姊弟。还有管事的、教书的、门房、花匠、厨子、打杂的男女工人们。每天光吃饭就有近四十人，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大家庭。母亲忠厚而多才，在她的管理下，大家庭总是平和安稳，从未有过小孩子打架骂人、佣人闹纠纷，甚至连男工、女工谈恋爱的事情都没有发生过。她对人之爱，不分主仆。我们叫母亲为“大大”，每个孩子叫人家的保姆为“干干”，管自己的保姆叫“娪妈”。每天早上吃早点，无论吃什么都要分给保姆一半，比如吃稀饭，总归有点心，大多是大饼油条，随小孩子喜欢留大饼或油条，有时干脆两样裹在一起再分成两半。

元和姐姐记得家中大人们常夸赞说，大大送亲戚或长辈寿礼是“桃”（寿桃一高盘）、“面”（寿面一高盘）、“烟”（皮丝烟一包）、“酒”（酒一大坛）、“茶”（上等茶叶双罐）、“腿”（火腿一条），另配两色物件，共计十样礼品，派人用抬盒抬着送去。

大大样样事做得周到妥帖，从不失礼。

在苏州寿宁弄8号，家里有四个书房，父亲一个，母亲一个，孩子们共用两个。别人家的书是放在书架上的，我们家的书到处都是，连地上都堆满了书报。父亲不光是收藏各种各样的书，还把当时所能看到的所有大报小报都配齐。家里虽然专门给我们请了一个先生教古文，但书房里的古书、新书尽我们自由翻阅。比如《红楼梦》，我很小就读了。当时还很看不起，认为白话文不如文言文深奥，我也会写。现在到了八十九岁，越看越不会写了。张家的读书风气很浓。母亲的书房门口有一个匾额，上面的字我实在记不全了，只记得有一个“芝”字，一个“兰”字。母亲还让家里所有的保姆都学认字读书，带三妹的朱干干学得最快，她每天早上替母亲梳头时，面前摆二十个我们家自制的生字块，梳好头也认完了二十个字。那时我觉得脸上最无光的事是带我的保姆认字顶笨了，家里常有人问她：“窦干干，窦大姐，你认得多少字呀？”她说：“西瓜大的字我识得一担。”我是她的小先生，真觉得丢人，气得要死，总埋怨她“笨死了，笨死了！”

母亲教我们几姊妹唱《西厢记》的扬州歌，我还记得清清楚楚：“碧云天气正逢秋，老夫人房中问丫头，小姐绣鞋因何失，两耳珠环是谁偷，汗巾是谁丢？红娘见说纷纷泪，‘老夫人息怒听情由，那日不该带小姐还香愿，孙飞虎一见生情由……’”

还教我们唱：“杨八姐，去游春，皇帝要她做夫人。做夫人，她也肯，她要十样宝和珍。一要猪头开饭店。二要金银镶衣襟。三要三匹红绫缎，南京扯到北京城。四要珍珠穿面盆。五要金盆……六要天上星一对。七要七盏九莲灯……九要仙鹤来下礼。十要凤凰来接人。皇上一听纷纷怒，为人莫娶杨八姐，万贯家财要不成。”

母亲的这张照片是在上海拍的。辛亥革命刚过，我们全家搬到上海，当时我只有二十二个月大，父亲、母亲很喜欢看戏，我从三四岁开始就随他们看戏。因为是包厢，即使有时父母不去，保姆也可以带着孩子去。父亲还喜欢摄影，这在当时是很新鲜的事。他有好几架照相机。母亲很喜欢拍照，这张照片是在上海的照相馆里穿西洋装照的，究竟是哪一年照的实在是搞不清楚了，大约总是在辛亥革命三年后吧。

母亲应该能留下许多照片，但却只剩了这一张。弟弟曾在一篇文章里写过这样的一句话：“其余的照片都在二姐的哭泣声中，被人毁掉了。”

母亲陆英留下的唯一照片

亲爱的父亲

1938年深秋，那时我和有光在雾重庆有一个温暖的小家。一天早上我正要到枣子岚垭去参加曲会，有光问我：“今天还要去吗？”我说：“是呀，有什么事吗？”他支吾着：“我没什么事，你去吧。”往日我每次去，他总要说“早点回来”，今天话语有些吞吞吐吐，神色不对。我有些迟疑，但还是去了。心里不踏实，只唱了一个曲子就匆匆赶回了家。一切却是很平静的样子，照常的午休、下午茶。晚饭后，有光轻轻地走到我身边，拿给我看一封电报：“父逝，告弟妹。”是大姐打来的。

我把电报放在枕头底下，整整哭了一夜。

人一落生，世上最亲最亲的两个人，顶顶疼爱我们的爸爸、妈妈，都没有了。爸爸在世时，即使相隔再远，也总幻想有一天能全家相聚，再重温童年幸福的生活。爸爸去了，那无限美好的时光将永远只能留在梦里了。

1921年，父亲坐在母亲的棺木旁，久久凝视着母亲年轻美丽苍白的脸，凭人怎么劝也不让盖棺盖的情景，一遍遍在我眼前出现。如今他们又团圆了，妈妈还是那么漂亮吗？我的永远不老的爸爸、妈妈……

父亲张吉友和三弟定和（1918）

我的曾祖父张树声清同治年间曾在苏州任江苏巡抚，后升任两广总督等职。曾祖父生有九个儿子，祖父张云瑞是长子，曾任过四川川东道台。祖父膝下无子，父亲是从五房抱过来的。父亲四个月时正好祖父要上任，就带上父亲和奶妈乘船同去。船日夜行驶在惊涛骇浪中，巨大的声响伤害了小婴儿的耳膜，父亲从此终生听力不好。

祖父死在任上，父亲回到安徽合肥张家老宅。

当时合肥有五大家族——周、李、刘、蒯、张，张家敬陪末座，也算得是望族。合肥西乡的田大多是张家的，东乡的田大都是李家（即李鸿章）的。刘家后来到上海办金融，很开明。张家和刘、李两家都有姻亲。

当地有民谣《十杯酒》，记得其中两句：一杯酒，酒又香，合肥出了李鸿章……三杯酒……合肥又出张树声……

家里有万顷良田，每年有十万担租，是典型的大地主家庭。父亲可能是因为很早就离开了老家接受了新思想，他完全冲出了旧式家庭的藩篱，一心钻进了书堆里。这个家庭带给他的最大便利和优越条件是他可以随心所欲地买书。他痛恨赌博，从不玩任何牌，不吸任何烟，一生滴酒不沾。

父亲十七岁结婚，妈妈比他大四岁。达理知书温良贤德的母亲不但担起了管理一个大家庭的重任，而且一直像大姐姐一样爱护、关心、帮助父亲。

辛亥革命后，1913年，父亲带全家搬到上海。那时我二十二个月，叫名（虚岁）三岁。我们住的是一个石库门的大房子，七楼七底，还有亭子间，院子很大，可以摆十几桌酒席，月租金是二百两银子。如果不是发生了一个意外事件，也许我们还会在上海住下去。

1916年，祖母去世了，丧事办得场面很大，家里每天有十几桌客人，还请了和尚念经和放焰口。忙乱中，突然有一天发现大门口有一颗炸弹，全家人都吓坏了，出丧的日子比预定提前了几天，家里怕出问题，没让我们站在孝子孝孙的队伍里，孝棚里的许多东西也是假的。好在没出什么大问题。为了避免再有意外，1917年，全家搬到苏州。

在苏州，我们度过了一生中最幸福的日子，父亲对书籍的热爱和对知识的渴求也得到了最大限度的满足。当时能订到或买到的所有报纸他都要看，《申报》《新闻报》《苏州明报》《吴县日报》等，以及一些比较出名的小报，如《晶报》《金钢钻报》等。至于家里的藏书，在苏州是出了名的，据讲不是数一也是数二。家里专门有两间很大的房间，四壁都是高及天花板的书架，整整齐齐摆满了书。除了为数不少的善本和线装书外，父亲不薄古人也爱今人，现代和当代出版的书籍，各种名著和一般的文艺作品他都及时买进。尤其是“五四”以后一些最新鲜最富营养的作品，如鲁迅先生的作品和许多流派的新书名著他都一本不漏。

大姐元和曾回忆说：“父亲最喜欢书，记得小时候在上海，父亲去四马路买书，从第一家书店买的书丢在第二家书店，从第二家买的书丢在第三家书店……这样一家家下去，最后让男仆再一家家把书捡回来，住的饭店的房间中到处堆满了书。”在苏州的闹市观前街上，有两家规模较大的书店，老板、伙计都与父亲很熟悉，父亲一去他们就陪着在书架前挑选。平时书店进了新书就整捆地送到家里来，父亲买书都是记账的，逢年逢节由管家结账付钱。当时苏州的缙绅富户不少，但像父亲这样富在藏书、乐在读书的实在不多。

父亲的藏书我们可以自由翻看，他从不限制，书籍给我们的童年和青少年生活带来了巨大的快乐。但钟鸣鼎食、诗书传家的生活并没有使父亲满足，他想让更多的孩子，尤其是女孩子接触新思想，接受新生活，用知识和文化的力量，使她们摆脱旧的陈腐的道德观念的束缚，成为身心健康的对社会有用的人。父亲开始办了一个幼儿园，他的初衷是想完成一个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大学的系列规划，但因力所不及的种种原因，真正办成并坚持了十七年的只有乐益女中。为乐益，父亲倾注了全部的精力和财产。余心正先生在《启蒙先贤张冀牖》一文中曾经写道：

自古以来，教育成家，在质不在量，更不在规模之大小，学生程度之高低。张老先生仰慕“乐土吴中，开化早，文明隆”，辛亥革命后举家来苏，筑小小园林，从办幼儿园、小学开始，再办平林男中、乐益女中。接着两次办起高中部，皆因时局变迁，当局掣肘而匆匆下马。他原想学马相伯老人办一个“苏州复旦”的心愿，亦因世事茫茫，终成虚话。

……

然而，学校之尊严，维护不易。老先生捐出祖产巨资，让出宅园二十余亩，建校舍四十余间，应有的教学设备，无不具备。他有十个子女，如按三千大洋培养一个留学生计，有三万元亦能全部出国留学了，但他连这笔钱也省下来，用于学校。为的什么？为的坚决不拿别人一文钱，无论是当局的津贴、教会的赞助、好心人的募捐，一概谢绝；惟如此，方始做得我行我素，独立自主。可是，他又决非一钱如命，迥异于一般私立学校之以“创收”为目的，每年拨出十分之一的名额，招收免费生，以便贫家女儿入学。比例之高，江浙一带罕见。老先生对莘莘学子如此厚爱，对诸亲好友却悭吝异常，凡有告贷，均以“闭门羹”却之。

父亲对我们四个女孩子尤其钟爱，他为我们起的名字不沾俗艳的花草气：元和、允和、兆和、充和。后来有人在文章中说，张家女孩子的名字都带“两条腿”，暗寓长大以后都要离开家。我想，从小父亲给了我们最大限度的自由发展个性、爱好的机会，让我们受到了尽可能好的、全面的教育，一定是希望我们不同于那个时代一般的被禁锢在家里的女子，希望我们能迈开健康有力的双腿，走向社会。

父亲在家里从不摆架子耍威风，甚至对佣人也没有训斥过，只有一次门房杨三赌钱，父亲敲了他的“栗子”（用指头敲脑门儿），因为父亲最最恨赌钱。我们四姊妹中，大姐元和文静端庄，是典型的大家闺秀；三妹兆和忠厚老实、聪明胆小，但有时也非常顽皮，因为是家里的第三个女孩子，没有人娇惯她，她也习惯了在做了错事后挨罚时老老实实的，不哭也不求饶，处罚决定都是母亲作出的，大多是罚坐板凳或关在房间里不让出来；四妹充和聪慧乖觉，规规矩矩，加上从小过继给了二祖母当孙女，很少和我们在一起，印象中她从不“惹事生非”。我是家里男女孩子加起来的头号顽皮大王，从小体弱多病，仗着父母的疼爱“无法无天”，有时还欺负好脾气的父亲。父亲年纪轻轻就有些秃顶，没有几根头发却很欢喜篦头，一有空就靠在沙发上说“小二毛，来篦头”。我站在沙发后面很不情愿地篦，篦着篦着他就睡着了。我拿梳子在他脑袋上边戳边说：“烦死了，烦死了，老要篦头。”他只好睁开眼睛躲着梳子：“哎，哎，哎，做什么，做什么戳我。”我顺势扔了梳子，父亲并不真生气，自己把头发理好找话逗我开心：“小二毛，正在看什么书？”

父亲在这种时候常给我讲故事，他讲的故事不但有趣味还有文采，让人一辈子也忘不了。比如近八十年前讲的一则成都诗婢家的小故事：那个注四书五经的郑玄（郑康成），家里尽为诗婢、书婢。有一天一个丫头跪在院中，另一丫头看见问：“胡为乎泥中（为什么滚一身泥巴）？”跪着的丫头答道：“薄言往愬（也曾向他去倾诉），逢彼之怒（他反而向我大发怒）。”家中，丫环玩笑时皆用《诗经》中语，可见文采通过细微言行所倡导的家风是什么了。这样的小故事还有几则，我给孙女庆庆讲过，可惜这一代人都太忙，不一定记得住也不一定感兴趣。重孙小安迪五岁正是可以听这样的故事的年龄，可他在加拿大，不可能有人给他讲，每次回来的时间太短，玩还不够呢。

我是急性子，说话快，走路快，做什么事都快。我看书一目十行，父亲更快，一目十二行。我做过试验，和父亲同看书，我还有几行没看完他已经翻页了。父亲爱看书不但影响了我们，连家里的佣人、保姆做的时间长了都染上了书卷气。他们从识字开始，到看书甚至评论故事情节和书中人物。我还能记起他们常说的有《再生缘》和《天雨花》。

父亲从小喜爱昆曲，年轻时就对曲谱版本进行研究。我十一岁左右，1921年前，昆曲传习所尚未成立，爸爸就带我们到全浙会馆（苏州养由巷）看昆曲。全是曲友演戏。有教育局局长潘震霄的戏，其他的戏全不记得了。我爸爸带去的曲谱好多好多，比我们的个子还高。他要我们看戏时对照看剧本。我们只顾看戏，怎么也对不上台词，看戏又看剧本我们认为是苦差事。父亲请了专门的老师在他的书房里教我们姐妹识谱拍曲，让我们看书看戏。我淘气得要命，只看戏不看书。大姐顶规矩，认认真真学，后来又参加曲社，拜名师，习身段，生旦两角都擅长，以至终身姻缘、爱好、事业都因昆曲而起。父亲的爱好多种多样，尤其对新出现的东西，从不放过。当时照相机是极新鲜的东西，我们家里有近二十台，小孩子可以随便玩，我们几姊妹都没有兴趣，五弟寰和喜欢摆弄，父亲和蔡元培先生的这张照片就是他照的。留声机家里有大大小小十几台，各种唱片不计其数，架子上放不下就放在地板上，有些受潮都翘起来了。百代公司出品的家庭小型电影放映机一问世，父亲就买了一台，这在当时是再“新潮”不过的事了。

1935年张吉友到中央研究院沪办访问，与蔡元培先生在办公室门前合影

我们在苏州的家里，爸爸和大大各有一间书房，中间隔着一个芭蕉院。有时可以看到他们隔窗说话，那永不落叶的芭蕉像一条绿色的绸带连着爸爸大大的心。书房平时没有人去，我曾偷偷钻到母亲的书房看过，记得最清楚的是母亲的书桌上有一个铜镇尺，上面刻着七个字“愿作鸳鸯不羡仙”，这一定是爸爸妈妈的共同心愿。

距父亲去世整整六十年了，父亲的言谈举止在我心里依然那么鲜明、亲切、温暖。

本来没有我

1909年，在安徽合肥龙门巷的一所大院里。夏天的早晨，不到三点钟。中国人说这是丑时。一个女娃娃离了娘胎。人家都是哇哇地生下来的，而我是默默无声地落草的。一个没有生命的小东西。

老人们告诉我，脐带紧紧绕了我的细脖子三圈。窒息得太久的婴儿，小脸已经发紫。我的老祖母，坐镇在产房里，千方百计要把死的搞成活的。

这一年夏天，比往年更热。我是阴历六月初九，也就是阳历7月25日生的。在这六月的天气里，产房里的一群妇人围绕着这个不满四斤重的婴儿，忙得汗流浃背，气都透不过来。比起鲁迅文章里的九斤老太，我是惭愧得很。

收生婆先把三圈脐带解开，再把婴儿倒拎起来，给我挨了几十个屁股，我不怕痛，不吭声；又用热水、冷水交替着浇婴儿的背和胸，我不怕热，更不怕冷，也不吭声。人工呼吸，那时是新的玩意儿，也算是采用了。我只是不吭声。先后用了十几种方法，我就是不吭声嘛！时间一分、一刻、一小时地过去了，已经过了上午10点钟。我始终绷着越来越紧的小脸，仍旧不吭声。

少女时代的张允和

有人说，这个女娃娃不会活了，已经花了七个多钟头抢救。她是老天爷没有赋予生命的小东西，再花多大的气力也是没有用。

可是老祖母不同意。我的祖母没有生过孩子，我的父亲是五房承继到大房来的。在生我之前，我母亲已经生过三个孩子，只留下一个比我大两岁的大姐。祖母已经六十多岁了，盼孩子盼得快要发疯了。

男孩子好，女孩子也好。她想，能生女孩子，就能生男孩子。

这时候老祖母坐在那张紫檀嵌螺钿的古老的圈椅上，像一尊大佛。她既是命令，也是哀求那些七手八脚的女人们：“再想想，还有什么好办法没有。”

一个喜欢抽水烟的圆圆脸、胖乎乎的女人说：“让我抽几袋水烟试试看。”大家心里都嘀咕：方法都使尽了，你又有什么神通，从来也没有听说过喷烟会喷活了婴儿。但是谁也不敢反对。

于是乎这一个女人忙着找水烟袋，那一个女人忙着搓纸芯，一大包上等皮丝烟已经端正好了。胖女人忙着点起烟来。

收生婆小心地捧起了婴儿。胖女人抽了一袋又一袋的烟，喷到婴儿的脸上。又是一个钟头过去了，产房里除了抽水烟的声音，什么声音也没有。收生婆心里数着一袋一袋的烟，已经五十多袋了。婴儿板着越来越紧的小丑脸，始终不吭声。婴儿的身体也越来越发紫，蒙古斑也看不清了，她只有一个瘦瘦的小尖鼻子还算逗人喜欢。

抽烟的胖女人虽然过足了烟瘾，但是她很疲倦，汗从脖子一直流到脚跟。收生婆更是疲倦，捧着我，两只手酸得要命。别的女人忙着替她们俩擦汗。这么个大热天，谁也不敢用扇子。

这正午的时候，天气热得叫人一无是处。产房里的人们希望来一阵暴雨，似乎这个希望比救活婴儿更重要。

大家望着白发苍苍满脸皱纹的老祖母。老祖母坐得笔直，把她的驼背都几乎伸直了。她把眼睛睁得圆圆大大的。从半夜到现在，快八个钟头了。她老人家，巍然不动。女人们除了给产妇喝些汤汤水水外，谁也没有想到自己喝水和吃饭。

时间过得真快，也真慢，又是一个钟头过去了。时钟响亮地敲了十二下，老祖母闭上了眼睛。她是信佛的，嘴里想念佛，但是产房是个不洁净的地方。不能念。老祖母夺取婴儿的战斗是没有希望了。她知道这些女人只要她一声命令，马上就会停止这种艰苦的工作。

收生婆捧着婴儿，手酸得抬不起来。她把婴儿放到她的扎花布的围裙里，深深地喘了一口气。为了解除她的疲劳，她默默地算着喷烟的次数，是整整一百袋烟了。她无可奈何地对老祖母说：“老太太，已经一百袋烟了。老太太，您去歇歇吧？”她说着说着，就把围裙里的婴儿不经心地抖落到脚盆里去了，因为是个“死”孩子。婴儿滚到盆里，三百六十度的大翻身。我的小尖鼻子掀了掀，小嘴动了动，是受了很大的震动。可是谁也没有注意。

老太太眼里满是泪水，伤心地说：“再喷她八袋烟，我就去休息。”老太太手里平常总有一串佛珠，珠子有一百零八颗。她相信一百零八才是功德圆满。

胖女人无可奈何地再抽烟，喷到脚盆里。她决定以后要戒烟，这烟抽得太不顺利了。她抽了喷，喷了抽，喷得又利落又爽快。她不屑顾盼这个死丫头、丑丫头。喷完了八袋烟就可以休息了。一袋、两袋、三袋、四袋，时间更是飞快地过去。

老祖母颤巍巍地站起来，走到脚盆边。孙女儿是完了，看她最后一眼吧，总是我的后代。

她老人家泪眼模糊地向烟雾中的孙女儿告别。她似乎看见婴儿的小尖鼻子在掀动，小嘴似乎要讲话。老祖母想：我是眼花了。她阻止胖女人再喷烟，用手帕擦干净自己的眼泪，再度低下身子去仔细盯着婴儿。

奇怪，不但鼻子和嘴唇在动，小瘦手似乎也要举起来，仿佛在宣告：“我真正来到了人间了！”

这一下老祖母又惊又喜，站立不稳，身子几乎倒下来，布满了红丝的眼睛闪烁着生命的光耀。她忙叫着：“活了，活了，你们看！”大家拥向脚盆边。果然，婴儿十分轻微的啼声都能听见了。一屋子的人都沸腾起来。人们忘记了疲劳，忘记了是在闷热的产房里，大家高兴地叫喊：“活了！”“真的活了吗？”门外的人也跟着喊，“真的活了吗？”

天空闪烁着电闪，照得产房里通亮。天空中霹雳响的雷声像炸弹一样爆炸开来。人们所希望的大雨，马上就要来临。可是产房里的人们没有看见明亮的电光，看到的是一个小生命的更大的光亮。她们的耳朵也对雷声没有感觉。这小小婴儿的十分轻微的哭声，不是哭声，是笑声，遮没了巨大的雷声。

老祖母阻止了人们的欢呼，生怕把那娇小脆弱的孙女儿吓死。收生婆连忙从脚盆里轻轻地抱起了婴儿，这真是捧了一个活宝贝了。

真是奇怪！一个平凡的女人，就是这样不平凡地诞生的。

1988年6月

寿宁弄——我们的乐园

（一）花园

1918年，我们全家离开上海搬到苏州。从上海到苏州，我们的最大兴趣是夏天的晚上在凉床上学唱苏州话民歌。最爱的是：“唔呀唔呀踏水车，水车盘里一条蛇。牡丹姐姐要嫁人，石榴姐姐做媒人。桃花园里铺房架，梅花园里结成亲……”

寿宁弄8号，我在这里度过了一生中最甜蜜、最幸福、最无忧无虑的时光。可惜只留下了这张最痛苦的照片，这张照片预示着我童年生活的结束。1921年10月大大去世，冬天我和大姐、三妹在后花园的假山石边照下了这张照片。在服丧期间，照片中我们还身着孝服：三个人都是灰色半长棉衫，黑裤子，灰黑色的棉鞋，头上戴着绿丝绒的帽子。

寿宁弄8号，我们童年的乐园，这里可能是以前一个大官宦人家的宅子，可我们哪里顾得上去考证宅子的历史，去打听这里曾发生过多少悲欢离合的故事；我们甚至没有耐心去细数那些大大小小数也数不清的房子。我们三姊妹的闺房在第三进房子的楼上，开窗就可以看到后花园。

1921年母亲去世后，摄于寿宁弄老宅后花园假山上（左起：元和、兆和、允和）

花园大极了，有水阁凉亭，有假山，有花草，有果树。粉墙黛瓦幽美雅静，此景只应天上有、梦中有、书中有、戏中有。可它不是《牡丹亭》中的花园，小姐们进去也不必红娘引路偷偷摸摸。每天我们只要离开了书房，放鸟归林，这里就不再安静。我们有时文文雅雅地学王羲之“临池洗砚”，更多的时候是疯疯颠颠爬山、玩水。姨祖母房间的一个保姆姓赵，赵大姐的丈夫在我们家吃闲饭，他手巧得很，常用竹子劈成竹片编成小花轿给我们玩。我们那些大大小小的洋囡囡就派上了用场。穿上我们给做的滚了花边的衣服、帽子，坐在花轿里，保姆郭大姐走在最前边，嘴里“哐，哐”地学锣声，我们抬着轿子浩浩荡荡从花园这边走到那边，满园子笑声。几次之后觉得玩假的太没有意思了，就找来大弟当新娘。那年大弟六岁，白白的脸，头发有点长，我们把大大房中的胭脂花粉刨花水拿来，替他擦粉点胭脂，把刨花水拼命往他头上擦。大大找来红头绳给他扎了四个朝天辫，我找出十岁穿的镶着花边的殷红的中式上衣……都穿戴好了，真像一个俏新娘，就是找不到合适的裙子。还是大大想出了办法，找来一块很大的绸手帕塞在大弟的裤带上，又请出了二弟作新郎和穿了半边裙子的新娘拜堂，一本正经拜祖先、拜父母、拜客人。磕好头起来时，新郎倌踩掉了新娘的裙子，“父母高堂”“来宾”哄堂大笑，新娘子嘴瘪瘪地要哭，大姐忙搂过去：“弟弟不哭，新娘子不能哭。”

寿宁弄8号，我们的“夏宫”，门前两棵玉兰树，左边一棵是紫玉兰，右边是白玉兰

花园中还有一个花厅，冬天我们的书房是在大厅旁的一间屋子里。我们叫它冬宫。春暖后我们挪到花厅里念书，书房只占花厅的三分之一，放四张桌子，三姊妹和一位老师，还有两个伴读的小“春香”，是奶妈和保姆的孩子。书房前是两棵大玉兰花，一棵紫玉兰，一棵白玉兰。刚一有点春信，就满树的花，我们不但看而且吃，求伙房的厨子把玉兰花瓣放在油锅里一炸，像慈姑片一样，又脆又香。花厅还有三分之一是我们的戏台，门窗上有红绿色的玻璃。靠近书房后墙的花园里有杏子树和枣子树，摇头晃脑念书时听到屋外杏子落地的“啪，啪”声，三姊妹互相看看都坐立不安起来，好容易盼到老师休息一会儿，三个人抢着往外跑，大大的荷包杏子甜极了，没吃够老师又回来了，赶忙藏在书桌里。再下课又忙着去捡新掉的，三个小姐的书桌抽屉里常能找到烂杏子。

我们念的书在当时人的眼里甚至在现在一些人的眼光中都是不成章法的，我们的教材常常是由父亲和两位老师一起筛选编辑的，那时刚刚有了钢板蜡纸，记得是一个叫郑谦斋的人给我们刻印。我贪玩，晚上从来不念书。哪天知道老师要检查了，早上起来囫囵吞枣背一气应付老师。一天老师让我背《孟子》，我哇哇哇不打磕巴背得飞快，老师都来不及翻篇更没有发现我的偷工减料的秘诀。我自鸣得意，还把这种方法向大姐、三妹推荐，她们一个规矩一个胆小都不学我，所以直到现在她们说话还是慢条斯理、文文静静的，我快90岁了还没有学会慢慢地讲话。

每天早上一吃过饭我们就往花厅跑，上午读书，下午唱戏，从没觉得读书是苦事情，我一生再没碰到过这么美的书房。

（二）“丑死了”

这张照片是在寿宁弄我们三姊妹的书房花厅后拍的，看到身后的树了吗？就是能结大大的荷包杏子的那两棵杏子树，我们在书房中总为它坐立不安。

家里请了两位先生教我们白话和文言文，稍大一些父亲又请了一位叫吴天然的女先生，教我们音乐、舞蹈、算学。吴先生和叶圣陶先生很熟，叶圣陶先生在《三叶集》中还提到她。

我们对算学没什么兴趣，学舞蹈的兴趣大得不得了，家里专为我们置办了练功衣和软底鞋，我们穿上得意地照了张照片。照片拿来后，三姊妹争着看，三妹顶顽皮，抢过去大叫：“丑死了，丑死了！”我们拦也没拦住，她把自己的脸抠掉了。

没想到去国离乡半个世纪的大姐一直保留着这张残破的照片，1992年大姐给我和三妹每人翻拍了一张寄来。一拿到照片，我耳边马上响起了三妹调皮的声音：“丑死了，丑死了……”

1922年摄于寿宁弄8号。兆和嫌自己照得丑，把脸部抠去了（左起：允和、元和）

王觉悟闹学

1920年，是我一生中最美好的一年。在我的记忆中是一个又甜又嫩的童年。那年我十一岁。我们有姐妹兄弟九人，父母双全。第二年，我们的母亲就去世了。

很奇怪，前面四个都是女孩，后面五个都是男孩。最大的十三岁，最小的一岁。孩子们都在双亲的爱护教导下，健康地成长。

我们四姐妹，大姐元和、我允和、三妹兆和、小四妹充和。前三名没有进过小学，就是四妹后来也不过象征性地进了一年小学。小四妹，这生下的第四个女孩，一断奶就送给合肥二房亲奶奶做孙女了。这1920年的春天，小四妹才七岁，回到了苏州——她的亲姐妹的家里。我们三个大姐姐欢喜得要命。小四妹神得很，她小小年纪，临碑临帖，写两个字，还真有点帖意，我们三个大姐姐都不及她。虽然我们也在书房里念了些四书五经、诗词歌赋。我们不但念司马迁的《史记》，还念王孟鸾老师教的白话文。

我们三名女学生，就有四位男女老师教学，还有两位刻蜡版、抄讲义的先生。我们私塾里的老师多于学生。

我们的妈妈名字叫陆英，拥有自己一个小书房。我记得书房墙上，有一个精致的横匾，四个字我只记得两个，一个“兰”字，一个“室”字。书桌前是一排大玻璃窗子。窗子外面有一个小小院子，院子里有假山，假山上有芭蕉。院子对面就是我爸爸张冀牖个人的书房。只有爸爸的书房有门通这个小院子。爸爸书房前面是一排落地的大玻璃窗子。可是妈妈的书房没有门通这个小院子。爸爸妈妈可以隔窗相望。

张家姐妹们在下棋娱乐

就在1920年，我们家掀起一个教保姆认字的高潮。最聪明而又用功的是三妹的保姆朱干干。她每天早上为妈妈梳头篦头的时候，要念十个到二十个方块字。我的保姆窦干干是我的学生，成绩最差。人家问她认识多少字，她说：“西瓜大的字，我认识一大担。”我这位小先生很丢面子。

小四妹回来了，妈妈就派我当她的小先生，因为我比她大四岁。大姐教大弟宗和，三妹教二弟寅和。三位小先生很来劲。妈妈买了蓝布，教我们为每一个学生做一个书包。书包做好后，三位小先生都认为得替学生起个学名。每位小先生都对自己的学生特别巴结。尤其是我，我认为我的学生最难对付。她虽然只有七岁，可是她在合肥有两位老学究教她念古文，古文的底子比姐姐们强。但是姐姐们知道胡适之，她就不知道。我们新文学水平比她高。我左思右想，要替小四妹改上一个名字，叫“王觉悟”——不但改了名字，连姓也改了。我在四妹书包上用粉红丝线，小心地绣上了“王觉悟”三个字，我好得意。大姐规规矩矩绣了“宗和”两个字，三妹不会绣，只好作罢。小四妹不及大弟二弟乖，看来她对我这样的老师不敬重，不怎么佩服。有一天，四妹忽然问我：“我为什么要改名觉悟？”我说：“觉悟么，就是一觉醒来恍然大悟，明白了一切。”她又问：“明白了什么？”我支支吾吾地说不出所以然，就煞有介事地回答：“现在新世界，大家都要明白道理，要民主，要科学，才能救中国。”她摇摇头说：“就算你起的名字没有道理也有道理，我问你明白道理的人，你为什么改我的姓？我姓张，为什么要姓王？大王、皇帝也要觉悟，老百姓可不是要吃苦。什么王觉悟，我不稀罕这个名字。”她撇撇嘴：“还是老师呢，姓名都起得不通，哈哈！”这一笑可把我气坏了。我不能打她、骂她。我说：“把书包还我，我不当你的老师了！”我拿了一把小剪刀，一面哭、一面拆书包上“王觉悟”三个字。“王”字好拆，“悟”字也不难拆，就是“觉”字不好拆，是有二十笔划的繁体字。

1945年允和和四妹充和在四川华西坝上。此时的小老师和“王觉悟”成了互相切磋学问的对手

1978年，小四妹带了洋女婿Hans H．Frankel（傅汉斯）回来。我们谈到五十八年前的往事，哈哈大笑。我说：“王觉悟呀，王觉悟！你到现在‘觉悟’了没有？”时间过得好快，一晃就是1995年10月了。我们四姐妹都是八十岁以上的人了。小四妹真正觉悟了，她成了我的老师。我的旧诗词做不过她。我做的歪诗都要请她大笔斧正。过去十一岁的“拆字先生”的伤心往事，现在成了姐妹间最最甜嫩和美好的回忆。

1979年11月初稿

1995年10月修改

乐益女中

苏州的乐益女中是父亲1921年创办的。开学不久，母亲就去世了，乐益的许多同学都去给母亲送葬，阮咏莲也去了。

乐益的原址在苏州的憩桥巷，当时都传说那里是凶宅没人敢住，父亲租下来作了校舍。一年后，父亲买了皇废基的一大片桑园，盖起了新的校舍，大约有二十多亩地，建了四十多间宿舍和教室，还有操场。宿舍后面有一个别致的茅亭，我们常在亭里下五子棋。亭边是各种颜色的梅花，梅花不是我们种的，是父亲在朱家园买下了一个花园，把那里的梅花移植过来了。桑园对面是乱坟地，刚搬进去的时候还可以看到坟，我的堂房姐姐昭和胆子特别大，跑去敲骷髅头。

学校有父亲自撰的校歌：

乐土是吴中，开化早，文明隆。

秦伯虞仲，孝友仁让，化俗久成风。

宅校斯土，讲肄弦咏，多士乐融融。

愿吾同校，益人益己，与世近大同。

父亲的办学宗旨和校名“乐益”都在歌词中了。

在乐益中学，允和与同学阮咏莲（右），大约是1924年。“她长得比较粗大，我们演戏时，她常演男的，我一直演女的，同学们笑称我们是‘假夫妻’。苏州女子剪短发自乐益开始。咏莲又是学校中最早剪发的。”

“乐益”开风气之先，虽然我们也学旧体诗，但更多的是学习各种新知识。在这里我接触到了外国文学作品，学了数学、英文，开始离开闺房，离开了寿宁弄8号那片小小的乐土，走进了这片大乐土，跨出了进入社会的第一步。和来自不同家庭背景的姑娘们共同生活，给我们带来了极大的乐趣。课堂上我们学诗词歌赋、唐宋八大家，也学翻译作品，张闻天老师讲的《最后一课》给我的印象最深。当时只知道他的学问好思想新，不知道他是共产党员，更不知道苏州的第一个共产党支部——苏州独立支部就建立在乐益。

上海“五卅”惨案发生后，乐益停课十天上街宣传、募捐，分散在各个城门口、火车站口。那几天一直下雨。我冒雨守在城门口，脚下的新布鞋湿得一塌糊涂，心中却异常地激动和兴奋。乐益募捐得了第一名，上海、苏州各报都登了这条消息。为支持上海工人罢工，同学们自编自演了节目，父亲还请来了马连良、于伶等名演员义演募捐，共演了三天。上海工人罢工结束，多余的捐款退回苏州，乐益女中的师生和苏州工人、学生一起，自己动手，填平皇废基空场贯通南北的小路，开拓为大马路，取名“五卅路”。

1923年乐益组织了一次远足，这也是我生平第一次郊游，我和三妹兆和都做了诗，抒发了这次北固山之游的感慨。三妹比我强，她的诗老师一字没动，倒是爸爸替她改了几个字。我的诗老师给改了几个字。

1924年，乐益。左起：允和、凌海霞（舍监）、胡馥雯（表婶）、元和。“海霞是大姐的干姐，大姐遇到的不少困难都是她帮忙解决的。为表感激之情，大姐的第一个孩子姓‘凌’。表婶胡馥雯当时已二十多岁，成了家，是大姑奶奶的儿媳，丈夫叫刘荔生，是苏州学生联合会会长。”

1924年，与乐益潘承娟师（前坐者）合影，后排右二为允和

游镇江北固山

1923年

春风吹绿到天涯，遥望姑苏不见家。

西下夕阳东逝水，教人哪不惜芳华。

——兆和

高山枕大川，俯视意茫然。

沧海还如客，凌波谁是仙。

江山欣一览，帷读笑三年。

击楫情怀壮，临风好着鞭。

（后四句经先生改过）

——允和

乐益的学生最早剪短发，文体活动也是最活跃的。乐益对过的公共体育场很大，每有运动会，别的学校的师生都到这里集合，乐益的学生最后列队出场。学校经常开文艺会，次次都有我们两姊妹的《游园》。可我们已逐渐对话剧发生了兴趣，不耐烦总唱昆曲了。刚学了《木兰辞》，我们就改编成戏，兆和自小欢喜穿男装，就自告奋勇演花木兰。我们还演郭沫若的《棠棣之花》、英文的《一磅肉》。在《风尘三侠》中，大姐元和演红拂，三妹兆和演李靖。三妹坐在“龙椅”上，双脚够不到地，两腿荡荡的，还一副羞人答答的样子，好笑极了。三妹演这样的角色打不起精神来。她顶爱演的是滑稽戏，脸画得乱七八糟上台，自编自演“万能博士”“天外来客”。

我也算是南国社社员。我演过《苏州夜话》，台词很美：“淡淡长江水，悠悠远客情。落花虽有恨，坠地亦无声。”一次南国社演《卡门》，我到后台看田先生（田汉），他说刚好临时缺一个女工，只过场不说话。田先生说：“你鼻子高，不必装假鼻子。”我第一次接触到最好的化妆品，有各种颜色的粉，拍上脸很柔和，我记得我是穿一件天蓝色的纱衣。

三妹在学校里很活跃，常常出洋相。有时睡到半夜人不见了，大家起来找，原来她一个人在月光下跳舞。放在窗台上的糖爬满了蚂蚁，她说“蚂蚁是有鼻子的”；半夜三更同宿舍的同学笑得睡不成觉，她却没什么事呼呼大睡。那时的她和现在这个小心谨慎、沉默寡言的三妹完全是两个人。

在进乐益之前，我们三姊妹都进过苏州女子职业女中。在家里虽读过不少诗书，但没学过数学，大姐用功成绩还好，我与三妹还和在家一样，放了学就疯玩，结果期末考试数学都得了零分，哭哭涕涕地留了级。进了乐益后，我碰到了一位非常好的数学老师，叫周侯于。他上的第一节几何课先讲“什么叫点”，说世界上本没有“点”，“点”用显微镜放大，有面积有体积……唉呀，一下子抓住了我，我对哲学天生敏感，周先生第一节课分明讲的不是几何而是哲学，才奇怪呢，从此我的几何总是一百、一百，有一次证错一道题得了九十分，我拿到卷子当场嚓嚓两下撕了，大哭一场，对先生很不恭敬。周先生非但没有生气，反而安慰我。周先生有两个孩子都死了，待我就像自己的孩子，每个礼拜天必请我到他家吃饭。我那时怎么那么皮，饭量小，每顿只吃半碗饭，还不好好吃，饭桌上总是不停地讲话，老师把筷子一放：“个小娘唔（小女孩），不好好吃饭，要饿死的……”先生的江阴话我一直记得，先生家的清水虾现在还是我顶爱吃的菜。

夏天放学后，周先生走在五卅路上，我怕太阳晒，走在先生的影子里，穿长衫的影子拉得长长的，把我完全罩住了……

女大学生三部曲

我这个人不安分，共在三所大学读过书。从1929年到1932年先后在上海的中国公学、光华大学和杭州的之江大学学习，最后落脚光华，取得了光华大学毕业文凭。战乱时期，难得有一个安定的学习环境，那时大学里女学生很少，为了求学我辗转颠簸，志气不小，主意不小，胆子也不小。寿宁弄的“小二毛”“九如巷的张二小姐”，第一次用爸爸给的两条腿（爸爸给四个女儿取名：元、允、兆、充，均有“两腿”）走出苏州，独自面对世界。

（一）落花时节

1929年在中国公学读一年级时，学校刚刚开始收女学生，班里的男同学占绝大多数，他们对女生感到新奇，有时不免恶作剧捉弄人。有一位姓李的先生是扬州人，他出了个作文题目“落花时节”，发卷子时，全班都发了就是没发我的。我很奇怪，以为一定是文章出了什么问题，在课堂上没敢出声，下了课急急忙忙找到老师追问，李先生用扬州话拉着长音小声说：“莫慌——莫慌——跟我来。”到了他的宿舍，他拿出一个很旧的皮箱，打开上面一只很蹩脚的锁，拿出了我的文章。先生不马上把文章给我，而是捧在手里，很慈爱地看着我笑着说：“你的文章很好，很好，我怕在课堂上讲了男学生会抢去，就锁在箱子里了。”我拿到文章，看到上面先生批了一句话：“能作豪语，殊不多觏。”

写落花时节，尤其是女孩子写，都要写秋风秋雨满目愁，我没有这样写，记得我写的是：落花时节，是最好的季节。秋高气爽，是成熟的季节、丰收的季节，也正是青年人发奋读书的好时候。伤春悲秋，是闺中怨妇的事，我生长在一个开明、快乐的家庭，又自认为是“五四”以后的新女性，我为什么要愁，要悲？……

母亲怀胎七月，我就急匆匆来到了人世，先天不足，身体一直不好，天生就的急性子，手急、眼快、腿勤、话多。因为我性格开朗、活跃，进大学不久就当选为女同学会会长。有的男学生不服气，常常打碎女同学会会刊的玻璃。一次开会我有事告假，在一项表决时，一女同学受托替我举手。一个姓包的男生刁难说：你能代表吗？如果还有人没来你举三只手呀？第二天我知道了这件事，坚决不答应他，在饭堂门口截住他凶巴巴地问：密司特包，你昨天讲的什么话？什么叫三只手？难道你看见她做什么事情了？你不可以这样，你要道歉，赔偿名誉。这个男同学以后再也不敢欺负女同学了，相反对我特别好，放假我回苏州，他替我拎行李。

中国公学教学楼外景

当时我已是南国社的社员，女同学会成立一周年纪念。田汉专门为我们写了一出全是女人的戏《薜亚萝之鬼》，我在里面演一个资本家的丫头。

中国公学在吴淞炮台湾，我们几个要好的女同学常相邀在校门口不远的吴淞小酒店一聚，学红楼诗社行酒令，当然是浅尝辄止。

我和周有光刚刚有初恋感情的萌芽，他有时小心翼翼地到学校来探望我，我总是矜持地从东宿舍躲到西宿舍，嘱舍监对周有光说“张小姐不在家”，有光怅怅然归。这样反复多少次，才有了“温柔的防浪石堤”。因而酒令中有“梨花满地不开门”和“雨打梨花空闭门”，都是给我这“避客不见者”饮的。还有：

云髻梳罢还对镜——喜修饰者饮

能饮一杯无——不饮酒者饮

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亭台六七座，八九十枝花——善数学者饮

声声燕语明如剪，呖呖莺声溜的圆——善英语者饮

来时醉到旗亭下，知是阿谁扶上马——醉者扶者饮

……

我现在还坚持作“曲谜”，定期寄给三五好友。喜庆的日子有晚辈的朋友来聚会，我还是要行令，不是酒令是水令，都是由我事先准备的。

在中国公学读书时的兆和（1928）

三妹兆和和我从启蒙到中学、大学一直同班，在中国公学她也很活跃，当时中国公学女子篮球队“五张”名声在外，照片还登过报纸，我和三妹都在其中。三妹尤其好运动，曾得过中国公学女子全能第一名，谁知上不得大台面，参加上海全市运动会，得了个第末。

（二）“现在”

大学二年级我转到了光华大学，又被推举为女同学会会长。光华的女同学会非常活跃，下设好几个部，在学校里影响很大，校长召开会议研究学校的事情，女同学会会长不到都不开的。我什么活动都参加，在男生面前也从不服输。

学校年年举行国语演讲，我去之前的几年据说都是一个姓赵的男生得第一。我鼓足勇气参加，精心准备了一篇讲稿，题目叫“现在”。我正和周有光谈恋爱，他在杭州民众教育学校教书，我把讲稿寄给他看，他回信说“太哲学了”。我忘了是用一种什么统计方法把大学四年凡是上课念书的时间都加起来，用24小时一除整整只有八个月，慷慨激昂语重心长地劝大家要珍惜大好时光，抓住“现在”，好好念书。真是好笑，自己不用功，却一本正经地劝人家。

光华大学时的张允和

1927年允和与中国公学的同学章以仁（左）

那次演讲是在光华大学的一个大饭堂里进行的，评判员中有校长和留学法国的哲学家李石岑先生。姓赵的男同学的讲演题目是“铁”，他因为参加了多次演讲，国语讲得比我好。全体参赛者讲完都坐在第一排等待评判结果，会场里安静极了，大家心里都忐忑不安。校长宣布：“第三名……第二名……”我泄气了，总归没有希望了。报到第一名时，校长好像卖关子，半天不报名字。突然，像打了个雷一样——“张允和”三个字一出，全场轰动。我的一个堂房姐姐张镇和，是大伯伯的女儿，我们叫她七姐，是光华大学篮球队队长，从最后一排冲到前面，一下子把我举了起来。这是我一生一世最快乐的时刻。现在！现在！现在！这两个字对我的一生都产生了影响，后来知道法语的“抓住”和“现在”是同一个词，“抓住现在”几乎成了我办一切事的座右铭。

后来听说现场的评定结果是我和姓赵的男同学分数一样，应该是并列第一，请校长作最后的裁决。校长说赵同学年年第一，女学生还从没得过第一，既然分数一样，就张允和第一。原来很危险的，这第一来之不易。

在光华大学还有一件事给我的印象很深，教我们国文的钱基博先生（即钱锺书先生的父亲）从不给我们出题目要求作文章，只给一句话或一篇短文要求作注。如《大学》的第一句话“大学之道在明明德”。为完成他的作业，要去查大量的古书，这种训练使我终生受益。

大姐元和在大夏大学读书，因品貌出众多才多艺而引人注目。当时校中有所谓“四大天王”之说。这是1929年，在中国公学读书的兆和（左一）和在光华大学读书的允和（前蹲左）与“四大天王”合影。“皇后”元和（前蹲右）、“安琪儿”方英达（中）、“玫瑰”李芝（后左）、“蝴蝶”李芸（后右）。“四大天王”除李芝外，都先后去了台湾，有的又从台湾去了美国。

（三）毕业

“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帝国主义得寸进尺，企图侵占上海，作为进攻中国内地的基础。1932年1月28日夜间，日军借口日本和尚被殴，向上海闸北一带发起进攻。位于吴淞口的中国公学毁于日军炮火，我所在的光华大学也岌岌可危，为了安全，只好又转到杭州的之江大学借读。

我十分珍惜在这危机四伏动荡不安的时期还能有一个安静的读书环境，又埋头圣贤书。记得写了一篇论文《塞上岑参》，很得老师好评。

其时周有光正在杭州工作，这和我敢于只身来求学有很大关系。每逢周末，我们相约在花前、西湖月下，漫步九溪，“重重叠叠山，曲曲弯弯路，叮叮咚咚泉，高高下下树”，良辰美景伴着我们的恋情由朦胧走向成熟，一双惹人羡慕的“才子佳人”，一对洋装在身、洋文呱呱叫的新式青年，却怎么也鼓不起手搀着手并肩走的勇气。

三妹谈恋爱时也和我“同学”，她和沈从文的爱情也在这时有了眉目。

大学的最后一年我又回到了光华，和我同时上大学的三妹这时已毕业，她大学念了三年，我跳了三个学校，四年半才毕业，最终拿到了光华的文凭。

（四）封面女郎

在光华的同班同学有储安平、赵家璧等，在学校时和他们来往不多，没想到一走出校门碰到的两件事都和他们有关系。

这张照片是在上海王开照相馆拍的，不久有人告诉我，发现店里放了一张很大的放在橱窗里作广告。那时认为这是一种很不光彩的事，我气冲冲地跑到照相馆和店主大吵了一顿，他们自知理亏，马上道歉并撤下了照片。谁知不久赵家璧办的杂志《中国××》用这张照片作了封面，我也当了一回封面女郎。

（五）女人不是花

1936年春天，我到了苏州，我因为有了小平、小禾两个孩子，辞去工作定定心相夫教子。城市不大，熟人很多，经过朋友的介绍，《苏州明报》托人找我希望能帮他们主编《苏州妇女》，这是《苏州明报》的一个版面。我当然愿意，念了这么多年书，自己本来又欢喜动动笔，这一下真的当了编辑、记者，自己写自己编，我的干劲很高。

南京的《中央日报》有“妇女家庭”版和“文艺副刊”版，主要是由我在光华的同学储安平、端木新民夫妇负责的，有一段时间他们去英国留学，光华同学代储安平编“文艺副刊”，我代端木新民编“妇女与家庭”版。我为“妇女与家庭”写的第一篇稿题目是“女人不是花”。那时妇女参加工作的很少，有一些部门虽要女人来，也多是只起一些点缀作用，当摆设，做花瓶。我不愿意做这样的人，也希望天下所有的姊妹都不做这样的人。我原是很喜欢养花花草草的，这时候却为了实践自己说过的话，连花也不养了。一种幼稚的决心，一种自觉的反叛，缤纷的鲜花在我的眼里竟一直成了过眼浮云，以至现在我还是只养草不养花。

封面女郎，张允和在光华大学任女同学会主席时摄于上海王开照相馆（1930）

我的编辑记者生涯很短暂，“七七”卢沟桥事变改变了所有人的生活，我走上了逃难的路。

结婚前后

1925年，周有光的妹妹周俊人和我是乐益的同学，她小我两岁。进乐益时刚十四岁。两家的兄弟姊妹间常相往来。我们认识后有四年时间彼此并没有来往，我考上中国公学来到上海时，他在上海光华大学念书。他回到杭州后，一次他的姐姐到上海来玩，他借询问姐姐的情况给我写了第一封信。拿到这封信我吓坏了，六神无主地拿给一位叫胡素珍的年龄大一点的同学看，让她帮我拿主意。她看过之后很老练地说：“嘿，这有什么稀奇，人家规规矩矩写信给你，你不写回信反而不好。”从此以后我们开始通信，暑假我回到杭州，再见面时，我和他都没有了以前的自然，一层淡淡的羞涩罩上了脸颊……

（一）偷听的和尚

1931年我在杭州之江大学借读，周有光在杭州民众教育学院教书，这正是我们的恋爱季节。

一个冬日的周末，我们相约在灵隐，天相当冷，我穿了一件式样比较考究的皮领大衣，上山的途中，我们低声交谈，但始终不敢手搀着手。一个老和尚一直跟在我们后边，我们走他也走，我们停他也停，我们的声音越来越小，他和我们的距离越来越近。多么不识相！走累了，我们在一棵大树下找到了一块能容下两个人坐的树根休息，老和尚竟也侧身坐了下来，凑近有光低声问：“这个外国人来了几年了？”有光笑答：“来了三年了。”“难怪中国话讲得那么好。”他的好奇心终于得到了满足。

1932年春，张允和留影于杭州六和塔下。“恋爱中周有光第一次为我拍照片。我穿着映山红色旗袍，被绿树、绿草拥抱着。”

1932年春，杭州灵隐，张允和在“老和尚偷听”的途中

原来我们的悄悄话全被他听去了。

（二）尽头日子

爱情像一棵甜果树，八年花开叶绿该结甜果了。1933年，两个满脑子新思想的年青人当然是要举行一个新式的婚礼，为了让尽可能多的朋友参加，我们选了一个周末的日子。二百张喜帖印出来了，大姑奶奶是张家女眷中最年长的，当然要先送给她。姑奶奶看看帖子上的日子，吩咐让拿过皇历来查，果然出了麻烦：“不行啊，小二毛，这个日子不好，是尽头日子（阴历的月末），不吉利的。”没有办法，我们只能顺从，选了一个远离尽头日子的礼拜六，先不印帖子，把选好的日子禀告大姑奶奶，姑奶奶点着头说“这个日子很好”。我们第二次印了二百张喜帖发了出去，心中暗暗好笑，我们选中的正是真正的尽头日子——1933年4月30日，只不过姑奶奶躲的是阴历尽头，我们选的是阳历尽头。

家里的干干（保姆）还不放心，又拿了我和有光的八字去算命。算命先生说：“这两个人都活不到三十五岁。”

1933年4月30日我们结婚了，我相信旧的走到了尽头就会是新的开始。

（三）佳期

在荒野中行路的人见到马蹄印的激动心情只有很少的人能亲身体验到。马走过的地方就有路，有水，有草，有人，有生命，有幸福……

婚礼的桌椅布置成幸福的马蹄形，在上海八仙桥的青年会，两百多位来宾使这马蹄不再属于荒漠，青春、热情像一匹越起腾飞的骏马，我和有光并肩面对这幸福的马蹄，心中默念着“我愿意”。

证婚人是我的恩师李石岑先生。仪式很简单，但使人终生不忘。一个十四岁的白俄小姑娘哥娜弹奏钢琴；小四妹充和唱昆曲《佳期》，顾传玠吹笛伴奏。

留下吃饭的客人刚好一百位，加上新郎新妇，两元一客的西餐，共一百零二客。

结婚前，周有光在信中有些忧虑地说：“我很穷，怕不能给你幸福。”我回了一封十张纸头的信，只有一个意思：“幸福是要自己去创造的。”

结婚照（1933年4月30日），照片背面有沈从文写的“张家二姐作新娘。从文”

结婚时亲友合影

我们虽不是“私订终身后花园”，但我总是浪漫地畅想着“落难公子中状元”，相信我自己选中的如意郎君一定会有所作为的。

我从小手快嘴快脑子快，是“快嘴李翠莲”，这次又是我最快，张家十个姊妹兄弟，我第一个披上了婚纱。

（四）长崎丸

父亲疏于理财，对钱、物从不清点，我们结婚时家境已大不如前。从小受父亲的思想品格影响，本来也不准备在婚姻大事上依赖家庭，量力而行，我只是定做了一件婚装，也没有婚纱，配了一条水钻的项链。正巧这时，一位在银行工作的表叔在清理账目时偶然发现父亲在汇丰银行中还存有两万元钱，父亲却早已搞丢了存单忘到五里云外了。有了这笔“意外”的收入，父亲给我两千元作“嫁妆”。

我们没有用这笔钱置办任何家产，婚礼用掉了四百多元，却收到了八百元的贺金。

10月份，用父亲给的这笔钱，我们暂别家人，实现了有光的也是我的留学梦，登上了日本的“长崎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