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龙，大哥的迟暮

成龙，1954年4月7日出生于香港，中国香港男演员、导演、动作指导、制作人、编剧、歌手。代表作有动作片《新精武门》《蛇形刁手》《醉拳》《红番区》等。2010年获得第54届亚太影展杰出电影成就奖。2012年被美国《纽约时报》评选为“史上20位最伟大的动作影星第一位”。2016年获得奥斯卡金像奖终身成就奖。截至2017年，其主演电影在全球的总票房超过200亿元。

成龙大哥在2015年出了本书《还没长大就老了》。俗话说，美人怕迟暮。看起来英雄也是。有一次他和欧美流行乐坛的教父大卫·福斯特聊天，福斯特告诉他：“人过了80，每一天都是捡回来的。我还有16个春天。”成龙听了很揪心，从此以后，就开始掰着手指算自己的年月：“现在就是19了，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很快我就没有了！”

英雄人物可以战死沙场、马革裹尸，也可以无声无息地慢慢终老。成龙盘算着，最好的离开方式是怎样的？想象着80岁的自己，在某部片子里客串一个爷爷的角色，然后悄无声息地不见了。一向处于焦点的他不能接受。

这时候，他羡慕起了李小龙，生命在辉煌的时候戛然而止，成就一段传奇。“有时候想开着飞机去旅行，忽然消失不见。但又舍不得。舍不得工作，舍不得走，舍不得死。”他注定还抛不开俗世繁华，要留下来继续和自己缠斗，还远远没到谢幕的那一天。

60岁还能打吗

成龙的父亲是一名厨师，曾对他说：“儿子，我已经60岁了，但还能做饭，我可以靠做饭谋生。你现在20岁，你到60岁还能打吗？”

2014年4月7日，成龙在清华大学做演讲，影迷们为他唱生日歌，这一天他61岁。在他上一部电影《天将雄狮》里，他扮演了一名将军，依然身手矫健，骁勇善战。这部电影取得了7亿多的票房，动作加喜剧的模式、国际化的制作班底、英雄情结加主旋律色彩，“成龙电影”的商标在今天的市场仍然奏效。

问起成龙为何有今日之成就，他会归结到小时候在戏剧学校的经历：“那段时间暗无天日，但也造就了今天的成龙。”7岁时，他就被父母送到师父于占元身边。他和师兄弟们打着地铺睡在某个阴暗的角落，吃喝拉撒都在那条地毯上。除了没完没了的训练，各种体罚、藤条加身是常事。棍棒式教育使他到现在生活上还是一板一眼，比如吃饭，不允许有一颗米粒在外面：“掉一粒饭，师父的大嘴巴就抽过来了。”

带着这种旧式戏班子里培养而成的精气神，成龙拍起戏来是出了名的拼命三郎。“当年我拍电影没有人性的。拍《警察故事》的时候，从大厦顶上跳到游泳池里，我喊‘Action’（开拍），Duang！一个人摔下来，断手断脚，抬走。Duang！再来一个，头破了，又抬走。演员站在那里不敢跳，我都是恐吓、大骂。最后没人敢上了，我来！换衣服上，然后被送到了医院吐血。这个才叫老大，年轻时候我要的就是这种气场。”有人说，在香港众多动作班底中，成家班之所以能够胜出，就是因为残废的人多。

坚持亲自上阵，拍摄一些高危镜头，是成龙一向引以为傲的傍身绝技。但一个伤痕累累、眼看着又在日渐衰老的残破躯体在不断地提醒着他，“功夫皇帝”也不得不妥协服软，“不想坐着轮椅过下半辈子。”电影中，他开始经常使用替身，“希望你们看到后，能原谅我。”

一不留神讲一句话，后悔一辈子

拍电影的时候，成龙是条硬汉，从70多米的高楼一跃而下眼睛都不眨。但生活中的成龙并不是天不怕地不怕。他不飙车、不滑雪，开车过天桥的时候，甚至担心天桥塌下来。“生活中我不做无谓的牺牲，所有的牺牲都在电影里。”

他最怕打针，偏偏身体上的伤病，又让他经常得和医生护士见面。打针时，他害怕到被护士追着跑。检查身体前，他都会精神紧张，这种时候，他就一直扫地、收拾屋子。脚踝脱臼，他自己扭一扭；肩膀需要打入钢钉，他一直拖延着。

他对媒体的畏惧，更是经常溢于言表。在清华讲座的时候，他说：“在片场我最厉害，讲粗话、发脾气、拍台子。面对你们大学生，我是真不知道该讲什么。还有媒体在现场，我更要小心。”

他的畏惧并非无来由。比如一句“中国人需要管”就被香港媒体大加挞伐，斥为“奴才”“小丑”“香港之耻”。他自己有理也说不清，越描越黑。多年来，他声名日隆，却争议、是非不断。他的形象已经超过了一位单纯的娱乐明星，但进入到公共政治领域，他又并不擅长。言论和形象的落差，便不断地经由媒体重复、强调和放大。

这令他很苦恼，时常想躲起来，不见媒体：“一不留心讲一句话，会让我后悔一辈子。为什么你们老是针对我呢？有时候想想，我真的蛮可怜的。”而最终他把这归结为自己从小没好好学习，文化水平低所以才“说不过别人”。这也是他这辈子最遗憾的事情。在那次清华讲座中，他把“历历在目”说成“目目在历”，把“无地自容”说成“无脸自容”，一旁的主持人白岩松忙着替他打圆场。

“以前有书不好好读，现在就是通过交朋友，去慢慢丰富自己。”由此他获得的一些经验和知识，也务实而朴素，比如他常说：“来说是非者，便是是非人。”“有些人可以重用，但是不能做朋友。”

他有老式家长的做派，唠叨、苦口婆心。比如对待儿子房祖名，他向来看不惯：“你看他一回到家，永远是一下两下把鞋子踢飞，然后穿个白袜子走来走去，他不知道有多难洗。可是怎么办，你打他一耳光，他是可以去告你的。”后来儿子出事坐牢，他说：“坏事变好事，我管不了他，让国家来管他。”记者问他心不心疼，他说：“不心疼，我当年可比他苦多了。”

他电影中经常出现的“说教”也让一些人诟病，但他很坚持：“我每拍一部电影都是有话要讲的，比如《新宿事件》，我想和中国人讲，别移民，没有一个国家比自己的国家好。《十二生肖》，讲失窃文物归还原主。电影反映的都是我的亲身经历，是发自肺腑的。比如说好好学习，在国外看见那些优秀的留学生，我打心眼里高兴，我就是特别希望年轻人好好学习。”

用工作填充生命

成龙说，他没有宗教信仰，努力工作就是他的信仰。近几年的《绝地逃亡》《铁道飞虎》《功夫瑜伽》《灭火群雄》等拍摄制作。“耳顺”之年的他，还在用紧锣密鼓的工作填充着自己的生命。他说：“我站在这里，随时准备被淘汰。”

《环球人物》：有没有想过，万一有一天不能工作了，会过怎样的生活？

成龙：也许会去环球旅行。希望到时候，我这个满身旧伤的身体可以顶得住。

《环球人物》：为什么想到出书？

成龙：我是个武行出身，没怎么读过书，小时候在戏剧学校，是那种老先生的私塾式教育，背了一些四书五经。这么多年来，我都是在片场学习，在生活中学习，所以对我来讲，写书是想都不敢想的事情。但是几年前我的朋友朱墨说，希望站在旁观者的角度，把我这几十年生活里或无奈，或辛酸，或有趣的故事讲出来，我才决定试一试。

《环球人物》：2015年第一个流行热词“duang”，就是您创造的。这事您怎么看？

成龙：现在网上的年轻人真的很会玩，我完全不知道怎么回事，结果一下子就火了。后来我的工作人员拿给我看，我觉得那是一种善意的调侃，挺有趣的，我就在微博里也用了，陪大家一起玩。

《环球人物》：成名多年，对金钱、财富这些，看法是不是和早年有很大不同？

成龙：刚成名的时候，看见什么都要买。买红酒就买一个酒庄，买衣服买空了一条街，我香港家里囤积的东西多到吓人。但是随着年龄增长，得多少奖，挣多少钱，有多少存款，我现在对这些真的不在乎了。以前什么都想买，现在什么都想捐。

《环球人物》：当初和娇姐（林凤娇）是奉子成婚？还是有爱情的吧？

成龙：对，是奉子成婚！什么叫爱情？我不懂爱情。当初我有很多女朋友，各有各的优点，娇姐很重要的一点是被成家班认可。

《环球人物》：电影之外最珍视什么？

成龙：我从小到大都没什么家庭概念，从7岁开始到现在，基本上每天吃饭睡觉都是一堆人在一起。电影之外，我比较注重江湖兄弟，很多事情的解决方法也都是江湖道义。也因为这个，很多人批评我离家庭太远，不负责任。所以，我现在也一直在反思，特别是“小房子”出事之后，我觉得可能以前给他压力比较大，也忽略了他妈妈。父母与孩子的爱本质上是别离，孩子总有一天要远走高飞，“小房子”以后肯定是自己干自己的，由他去吧，娇姐就跟我一起，我好她就好，她好我就好，我们一起变老。（文/赵晓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