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港海外形声
通过韩国革命家金山的华文作品看其思想的变奏
[韩]朴宰雨、金英明
（韩国外国语大学 中文学院，韩国 首尔）
内容摘要：《阿里郎之歌（Song of Ariran）》是美国女记者尼姆·威尔斯于1937年在延安与韩国人金山进行了22次的访谈后编写的一部纪实性文学作品。内容讲述了中国革命中的韩国抗日独立运动家所经历的艰苦历程，是一部历史性和文学性极强的难得的杰作。我们在追溯《阿里郎之歌》的撰写和出版以及在韩国、日本、中国等地翻译出版、传播等过程中，看到了其中融入着错综复杂的革命史与复杂多变的政治现实以及思想和思潮的兴衰、出版制度等有关的文化史。这些问题需要学界给予持续的关注，并有待于从学术的角度更深层次地去研究和探讨。以往对金山的评价大部分都是从中国革命中的韩国独立运动家、韩国革命家等层面去考察，从诗人、作家等作为文学家的层面去系统地整理资料和评价金山文学成就及特点的研究少之又少。本文通过对金山作品的分析，探寻了金山思想意识的变迁过程。
关键词：金山；尼姆·威尔斯；《阿里郎之歌》
一、前言
一直以来，在中国活动的韩国革命者金山（1905—1937）的生平与思想以及他在二十世纪前半期在东亚语境下的历史角色的学者身份，一直都是依靠以金山和尼姆·威尔斯联名出版的那部英文书《Song of Ariran（阿里郎之歌）》所为人知晓的。
众所周知，“阿里郎”是韩国代表性的传统民歌，很能表达出韩国人的一种低沉的民族情绪，也能表现出韩国民众长期以来受压迫的无奈心态与反抗情绪。那么，《阿里郎之歌》是怎样的一部书？1937年5月秘密访问延安的美国女记者尼姆·威尔斯（当时她是埃德加·斯诺的夫人）采访了一位流亡中国的韩国革命者金山（Kim San，本名为张志乐）22次，然后偷偷带资料回到北京，又去菲律宾抽空编写，1941年回美国以金山（Kim San）与尼姆·威尔斯（Nym Wales）联名将其出版，这就是《Song of Ariran（阿里郎之歌）》。这部传记首先从尼姆·威尔斯的立场写出序章，然后主要从金山的立场写下金山从1905年到1937年参加革命运动的艰难生涯。《阿里郎之歌》是韩国革命者与美国女记者合写的一部纪实性文学作品。内容讲述了中国革命中的韩国抗日独立革命运动家所经历的艰苦历程，可以说是一部集历史性和文学性的难得的杰作。
历史学家们对《阿里郎之歌》的评价一直很高。因为该书记录了参加中国革命的韩国革命家的故事，留下从韩国人的立场参加中国革命与抗日运动的许多宝贵资料，填补了许多现代革命与抗日历史上的空白。其中韩国革命精英参加广州起义、海陆丰农民斗争等历史事件的真实体验被认为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这部书出版后对美国人理解韩国人的抗日独立运动起了很大的作用。日本投降之前1943年联合国首脑召开的开罗会议上，与会的三巨头之一美国总统罗斯福主导了在日本战败后保障韩国独立的宣言。而罗斯福总统对韩国抗日独立运动的理解就是通过《阿里郎之歌》形成的。可见该书的内容及其历史意义，在东亚的格局的变化中产生了重大影响。
在此我们关注的是《阿里郎之歌》的文学性。一个韩国革命家在中国革命中参加过各种生死未卜的战斗，如地下党活动、两次被国民党逮捕以及日帝的严刑拷问、来自中国和韩国同志的误解和怀疑，在各种逆境中内心永不放弃对韩国独立革命的坚强信念，其不屈不挠的意志和人生的苦恼等等，具有很强的文学感染力，使《阿里郎之歌》的每一位读者深受感动。那么，这种突出的文学性主要来自谁呢？虽然尼姆·威尔斯说，《阿里郎之歌》未加任何加工，忠实地记录了金山的口述，但她也曾经承认自己为了使作品富有文学性付出了努力。由此看，这种文学成就归功于金山与尼姆·威尔斯这两位作者，才可以说妥当。
根据《阿里郎之歌》，我们可以了解金山的生平脉络。他1905年在韩半岛的北部平安北道出生，1919年参加韩国的“三·一”抗日独立运动，之后去日本东京留学，不久中途回国。1919年年底想要去世界革命的新中心莫斯科，但是在哈尔滨被军队挡住，就不得不回到满洲。金山到满洲以后，在韩国独立运动团体创办的新兴武馆学校受训了三个月，然后到上海加入了韩国民族主义抗日队伍，并参加了韩国无政府主义抗日义烈斗争，后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配合了中国革命的抗日活动。金山从1927年到1928年参加了广州起义与海陆丰农民起义，1929年以后参加了北京中共地下党活动，后来两次被国民党逮捕并交给了日帝，他在日帝警察那里受到难以忍受的严刑拷问，释放后被中国和韩国同志误解并怀疑，党籍也被保留。1935年金山组织了朝鲜民族解放同盟，1937年为恢复党籍去了保安与延安，在延安金山认识了尼姆·威尔斯，接受了她的采访，并详细地说出了自己艰难的革命生涯与当时的立场，这样才有了今天的《阿里郎之歌》，他的经历也被世人所了解。
1938年在延安，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金山被当时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康生怀疑为托派或日寇间谍而处以死刑。
在金山下落不明的情况下，1941年《阿里郎之歌》英文版第一版终于在美国问世（美国John Day出版社出版）。但是“很快就被人全部买下，全国各地图书馆买的书，也都神秘地、慢慢地不见了”。这估计和当时在美国流行的麦卡锡反共旋风有关系吧。还好，1973年登载乔治·托滕序言的英文版第二版，由Ramparts出版社出版。英文版第二版在美国的图书馆中借阅者甚多，被一些大学在教学中指定为补充读物，慢慢成为研究现代东亚历史的必读书了。
《阿里郎之歌》最先翻译成外文的是韩国语版。1946年由辛在敦在韩国的《新天地》杂志10月号到1948年1月号上连载，共连载了13次，翻译书名是《阿里郎》，副标题是“一个朝鲜反抗者的一生”，作者是“金山”一个人。这与1984年韩国东方（dongnyuk）出版社出版的《阿里郎》的作者只挂尼姆·威尔斯一个人之名形成对比。在韩国1993年出版第二版的时候，才变成了金山和尼姆·威尔斯共同署名的《阿里郎》。而译者的名字依然是笔名赵宇华，到了2003年译者才敢于把自己的真实姓名宋永仁公开出来。
日语版于1953年由安腾次郎翻译，朝日书房出版，书名是《阿里郎之歌：一个朝鲜革命者的生涯》，由于刚刚结束的韩国战争造成的恐惧，一开始销路不佳，以致出版商破产。但是1965年第二版增订本甚为畅销，不过，署名的作者依然是尼姆·威尔斯一个人。到了1987年以1973年美国第二版为基础，由松平五百子重新翻译，书名叫《阿里郎之歌：一个朝鲜革命者的生涯》，署名的是金山与尼姆·威尔斯两个人，由日本最大出版社之一的岩波书店出版，取得了巨大成功。被岩波推选为“世界名著一百选之一”，成为畅销书。
中文翻译本1977年在香港南奥出版社出版第一版，由江山碧翻译，书名叫《在中国革命的队伍里》。它作为第一本中文译本虽有意义，但翻译粗糙，还有很多错误与遗漏。1993年由赵仲强重新翻译，新华出版社出版的《阿里郎之歌：中国革命中的一个朝鲜共产党人》，作者署名是金山与尼姆·威尔斯二人。在中国出版的朝鲜语翻译本是延边历史研究所翻译的《白衣同胞的影子》，1986年由辽宁民族出版社出版。
上述几种翻译本中，翻译得最好的应属宋永仁翻译的韩国东方（Dongnyuk）出版社的版本和安藤次郎翻译的1965年Misuzu书房的增订本，以及松平五百子翻译的岩波版本。
韩国革命者金山（Kim San），由于《阿里郎之歌》广泛流传于美国、日本、韩国、中国等，为很多人知道。但是金山究竟是谁，很长一段时期内没有人知道。这个情况，到了日文版改正版《阿里郎》1965年出版时，登载尼姆·威尔斯对金山的英文真名“Chiang Chirak”的说明，读者才知道其本名。不过，汉字本名“张志乐”到了1980年代初才能被确认。而且到了这个时期，张志乐（金山）1938年在延安被康生怀疑为托派和日寇间谍而处以死刑的事实也被确认。由金山的儿子高永光向上级机关申请调查金山被处死真实内幕，恳切希望得到平反，因此经过中国共产党党内严格的调查，金山终于被平反了。
我们在上面扼要说明了围绕金山《阿里郎之歌》的前前后后情况与主要内容以及《阿里郎之歌》的传播过程以及核实原名与平反的历史过程。
后来，关注金山的学者与报刊撰稿人，断断续续地出现，后来就出版了韩文本《金山评传》，大大扩大了《阿里郎之歌》的视野。不过，大都从历史与传记或者报刊出版的角度进行研究或者叙写，至于尼姆·威尔斯所说的作为“诗人暨作家”的金山，很少有人注意到。
本报告从探索“诗人暨作家”的金山这样的角度，收集了他留下的中文短篇小说《奇怪的武器》与中文诗歌《同志啊，斗争吧》、《吊韩海同志》以及《奇怪的武器》里登载的中文诗歌《黄浦江啊》与只是提到题目的《东校场的人性》，加上《阿里郎之歌》所载的反映金山当时思想的、把中国革命队伍里韩国共产党人比喻成“水中之盐”的文章，重新对其思想的演变轨迹进行了考察。
很可惜，他在《阿里郎之歌》里提到的几乎写好的长篇小说《白衣同胞的影像》与他用暗号方式写下来的日记里的许多诗文，不知所踪。
我们通过能收集到的这些作品，首先可以确认1920—30年代流亡中国的韩国独立志士或者革命家中也有使用汉语白话文写出文学作品的，这是难能可贵的，这可以说提供了重新书写韩国的现代华文文学史或者汉语文学史的空间。
本论文主要考察《阿里郎之歌》以外金山的亲笔作品，尤其是系统地整理了金山用中文发表的作品，从中考察金山思想变化的轨迹。因为这是金山用中文写的文学作品，与尼姆·威尔斯联名写的《阿里郎之歌》可能有一些不同风格，因为《阿里郎之歌》中毕竟融入着尼姆·威尔斯思想，这是难以否认的。不过，很多事实还需要依靠《阿里郎之歌》来互证。
通过金山的这些中文亲笔作品，我们可以了解金山在革命与抗日活动各个阶段里的思想意识重点的变化轨迹以及情感表达的变奏情况，也可以从中了解到其文学才华。
本文就对此加以分析，并加以梳理整合。
二、金山亲笔作品全貌
金山在上小学时就开始学习韩语、日语和汉字。但据金山的回忆，他在1919年秋第一次流亡到中国时“连一句中文也不会说。”，只好手捧着一本《汉韩辞典》，与中国人沟通。不过，金山的语言天赋和长期在中国展开的革命活动把他锻炼成了能用中文沟通的韩国革命者。以下是威尔斯对金山的英语、中文等语言天赋进行的描写：
一开始，他的英语讲得结结巴巴，而且很慢，可是，很快就突然变得流利起来，而且富有表达力，他的词汇很丰富——虽然发音是很不标准的，全是从书本上学来的。他还任日语教员，中文很好，稍通蒙古文。作为一个医科大学生，还学过德文和拉丁文。
金山从1927年开始用现代白话文进行诗歌及小说的创作，而且将日文版马克思著作也翻译成了中文。
那么，金山构思、创作或发表过什么样的作品呢？首先要考虑的是在金山的记忆基础上写成的“暗号日记”。据尼姆·威尔斯回忆，“他多年来一直用暗号写日记，虽然定期地把日记烧毁掉，但很多事件在他脑海里记忆犹新”。虽然现已不知道这“暗号日记”是通过什么方式写成的，而且“定期烧毁掉了”，也就不存在了，但尼姆·威尔斯采访金山访谈录的相当一部分就是“暗号日记”中的内容，因此可以认为金山的“暗号日记”已溶解在《阿里郎之歌》之中。
其次是金山构想并用韩国语开了头、接受尼姆·威尔斯采访时还未完成的《白衣同胞的影像》。《阿里郎之歌》中尼姆·威尔斯曾经这样问过金山：“我不理解你自己为什么不写一本关于朝鲜的书，这方面的书太少了。”金山就这样回答：“其实，我已开始用韩国语写一本有关在满洲的一个朝鲜流亡者的书。我取的书名是‘白衣同胞的影像’，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完成它。在我重返满洲参加游击队之后，将要搜集最后一部分的材料。”
在日韩人作家李灰成根据自己的推理和1987年在美国采访尼姆·威尔斯后写的文章中，对《白衣同胞的影像》是这样解释的：“这是一本未完成的小说。去延安时，金山是拿着这部小说的题目去的，而且在延安的窑洞里完成了相当一部分，接受尼姆·威尔斯的采访时，只有最后一个场面没有写完。……小说的稿件他没有给尼姆·威尔斯看，这部小说只差最后一章没有完成就被埋没掉了。”
李灰成曾问过尼姆·威尔斯该小说的主人公是不是真实人物，尼姆·威尔斯这样回答：“小说的主人公可能是把他的几个朋友组合在一起的。比如吴成伦还有一个姓朴的人……哦，我想起来了。金山经常提到过朴氏兄弟。他要写的人物就是朴氏一家人。他们是金山的朋友，金山很喜欢他们。”这里的朴氏兄弟就是在《阿里郎之歌》中登场的朴进夫妇和他的兄弟们，金山评价他们是“来广东的朝鲜革命家当中最优秀的典型人物”。
1986年中国辽宁民族出版社出版朝鲜语版《阿里郎之歌》时，是以“白衣同胞的影子”之名出版的，如果在翻译和出版时并非另有目的，可能是他们以为金山要写的小说《白衣同胞的影像》故事情节与《阿里郎之歌》并无区别，可见这与李灰成和尼姆·威尔斯的想法是不同的。总之，金山没有把这部未完成的稿件交给尼姆·威尔斯保管，这部小说也就失传了。
再则就是金山用中文完成的诗歌创作。在《阿里郎之歌》中，金山多次提到过自己用中文写过诗并发表过。
“吴成伦的一次重大的个人行动是1924年在上海义烈团企图刺杀田中义一的时候。……我把他的越狱、逃亡等行动写成诗歌发表过。”“吴成伦……不喜欢诗歌，他看见我有时候写诗，认为我很幼稚。”“我回到宿舍，我亲眼看到罗刘梅死后眼睛里闪现的泪花写了一首诗。题目是：‘东校场的人性’”。
于1930年发表的《奇怪的武器》中就有长篇抒情诗歌《黄浦江啊》提及金山针对吴成伦刺杀田中义一失败的事件，这可能就是金山上面提到的诗歌。还有《阿里郎之歌》中，金山看到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4月18日罗刘梅等三位年轻人为了动员总罢工发传单时被捕，并当场拉到刑场执行枪决的场面后写的诗歌，题目是《东校场的人性》，但现在还没有找到其原诗。但从文中的前后脉络能猜到大致的内容。
还有日本的金山研究者水野直树在《中国大陆朝鲜人革命家金山激动的三十三年（创作活动1929—1932）》中介绍了自己发掘的、可能是金山于1930年写的中文诗歌《同志啊，斗争吧》的全文。另外，1993年由中国学者崔龙水发掘的金山的中文诗歌《吊韩海同志》，于2005年5月6日在中国《延边日报》的第四版翻译介绍，后来被李元奎所著的《金山评传》收录了进去。
最后就是金山的中文小说《奇怪的武器》。该作品是金山于1930年3月在《新东方》第一卷第四期以笔名“炎光”发表的。小说的内容后面要提到，大致是1922年在金益山的领导下吴成伦等人在上海暗杀田中义一失败的事件，小说把吴成伦被捕后越狱及逃亡的经过写得详细而惊险。大致的内容虽然在《阿里郎之歌》中包括了进去，但《奇怪的武器》中写得更具体，内容也更多，主题思想和构思也很独特，而且是金山一个人的独立作品，因此也有必要囊括进来加以分析。
三、金山的人生历程与思想意识脉络
金山1905年出生于朝鲜平安北道龙川郡，自11岁离家独自生活到1938年在延安被康生下令处死，辗转韩国、日本、满洲、上海、北京、广州等地，经历了坎坷不平的革命家的生涯。
金山是实践型的革命家，他寻觅人生的真谛，《阿里郎之歌》里金山的思想是很有深度的，并且他的思想意识前前后后的变化幅度是非常大的。《阿里郎之歌》里有金山自己回顾自身人生与思想历程的段落：
我分析了我的经历，并深入而严格地做了自我检查。从1919年到1924年，我渴求知识，寻找道路和方法。在这个第一阶段，我接受一个又一个理论。从1919年到1920年，我是一个朝鲜民族主义者。从1920年到1922年，我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力求找到一个前进道路上的牢固立足点。从1922年到1924年，我在马克思主义中找到了这个立足点，这时我加入了共产党。我生平的第二阶段就是从1925年到1928年，这是参加中国革命的革命浪漫主义行动的时代。广州公社、海陆丰。这些阅历摧毁了我的健康，可是锻炼了我的精神。……在北京和满洲处于地下状态的那些日子里，我在领导秘密工作中学到很多东西。监狱生活磨掉了我的许多棱角，使我较为老练了些。我满脑袋暗杀自杀绝望的那些日子，使我通晓了人情，对人的本性采取了宽容和理解的态度。……我的判断是稳妥可靠的，不再是感情用事和死抠理论，而是求实和明智的，因为有着精神和体力上的长期斗争这一坚实的背景。
如果说以上是金山对自己革命思想理念和实践轨迹做的总结，那么他也提及过自己儿时所受到的宗教伦理思想的影响：
在三·一运动前，我经常去教堂。尽管我认为祈祷是无用的，但我从未怀疑过教会是朝鲜最好的机构。
尼姆·威尔斯后来在回忆录中说，金山是在“新教伦理的背景下长大的”，强调金山儿时所受到的宗教伦理意识。尼姆·威尔斯强调说：“金山不但自己不会撒谎，而且也不宽恕撒谎的人”，“他追随了光明正大的竞争精神”。但“三·一”运动以后，金山对新教彻底绝望，开始喜欢上托尔斯泰，《阿里郎之歌》是这样叙述的：
我向自己问道，为什么只有朝鲜这个国家应该实行基督教的伦理道德？……打仗就是要获得胜利，祈祷只能招来失败。我对年轻时学到的一切感到不满。
从中学开始第一次接触托尔斯泰到1922年，我是托尔斯泰式的理想主义者。从1919年到1920年我是倾向于无政府主义的民族主义者，从1921年到1922年我是无政府主义者……就像过去人们喜欢老师那样，我到现在还喜欢托尔斯泰。从1921年到1927年广州起义，我口袋里一直揣着托尔斯泰的书，几乎每天都在读。
而提及禁欲主义伦理时，金山认为这是受到安昌浩和托尔斯泰的影响：
我本人是一个严格的清教徒，……我认为一个坚强的男人能够而且必须克制他身上的欲望。我们革命工作者需要的只是坚强的人，安昌浩首先使我深信这一点。托尔斯泰的思想也给了我很大影响。我从托尔斯泰那里懂得了牺牲哲学，不仅牺牲生命，还包括牺牲欲望。
金山中文作品中贯穿着当时所面临的大大小小事件与解决事件的决心。不过，我们在分析作品的过程中就会发现，金山的个人思想除了在上面提及到的基本伦理精神以外，还有多种思想复杂地混合在一起，单从革命思想的不同发展阶段来说明是远远不够的。
《阿里郎之歌》不仅仅是用钢铁般不屈不挠的共产主义斗士精神来铸造的个人传记，更是一部托尔斯泰式的人道主义赞歌，因此，在文学性方面托尔斯泰对《阿里郎之歌》的影响很大。
金山的短篇小说《奇怪的武器》和诗歌《黄浦江啊》、《东校场的人性》、《吊韩海同志》、《同志啊，斗争吧》等亲笔作品，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不同时期金山的思想。
短篇小说《奇怪的武器》中的《黄浦江啊》，虽发表于1930年，但体现着1919年到1920年初金山刚到上海时的思想意识和情感，即体现着为民族而流亡与斗争的决心和基督教的救援意识。而《奇怪的武器》虽然也是1930年正式发表的，但故事的背景是描述1922年暗杀日本陆军大将的事件和反映当时吴成伦的思想，而且主题思想也在赞美民族主义抵抗情绪下对日帝实施的无政府主义义烈斗争，因此小说中体现着理想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思想意识。
短篇小说《奇怪的武器》叙述的是1922年暗杀日本陆军大将田中失败的事件，小说歌颂日帝统治下无政府主义的抗日义烈斗争，并体现当时金山对革命浪漫主义精神和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向往。
诗歌《东校场的人性》写的是大革命失败后，1927年4月18日三位未满20岁的共产主义青年被国民党处于死刑的场面，金山怀着悲痛的心情流泪而写成该诗。
《吊韩海同志》是金山得知朝鲜共产党韩海同志在监狱中去世的消息后，为了怀念他而写的。这两首诗歌虽有革命家对敌人的愤怒，但更多的是金山伦理意识中潜在的托尔斯泰式的人道主义情怀。托尔斯泰式的人道主义情怀确实对《阿里郎之歌》的影响很大。
诗歌《同志啊，斗争吧》，据水野直树考证，可能是金山1929—1932年在北京时期，更准确一点说可能是1930年创作的。诗歌里面体现着金山作为国际共产主义战士的革命斗志。
在金山的一些韩国同志们脱离中国共产党后，被保留党籍的金山在1935年和他们一起缔结了朝鲜民族解放同盟。为了补充这一时期金山思想意识的流程情况，这里把《阿里郎之歌》里设置为小题“水中之盐”的文章拿出来，以便考察在中国革命队伍里韩国革命家们的苦恼与思想。金山曾这样说过，“不能只为中国而牺牲，也要为朝鲜独立而战”。
四、诗歌《黄浦江啊》：体现金山为民族独立的流亡与斗争以及基督教式的拯救意愿
金山1919年抵达上海，白天在《独立新闻》做韩国语校正工作，月薪只有20美金。晚上就去韩国人成学校学习英语和世界语、无政府主义等。同时和很多流亡上海的韩国革命家结识了。 认识韩国独立运动的著名武将李东辉先生也是在这个时期。1920年刚抵达上海的时候，金山自己也承认自己是有些倾向于无政府主义的民族主义者。
他的短篇小说《奇怪的武器》第三章中收录了一首抒情长诗。因以“黄浦江呵”起首，将这首诗歌取名为《黄浦江啊》也无妨吧。小说讲的是吴成伦、金益相和李钟岩等人的故事。这首诗是1919年末或1920年金山流亡上海时看见黄浦江后感受到民族主义的抵抗情绪和基督教的救援精神而写的：
黄浦江呵！黄浦江呵！
我们最亲爱的黄浦江呵！
我们永远不能忘的黄浦江呵
你那一幅清波悠森的笑靥，
含着深沉的怜悯恤的笑靥
从那狂暴的洪涛中，迎接救我们深深地躲在你的怀里，
现在又把我们安然地送上岸来。
像这样：你的慈惠，你的仁爱，你的那颗比明月还亮着的心，
我们是应该如何地如何地纪念你，感激你，羡慕你！
黄浦江呵！黄浦江呵！
我们最亲爱的黄浦江呵！我们永远不能忘的黄浦江呵！
你怎知道，我们是失巢般的鸟，涸水了的鱼：
你才本着慈惠的心肠，带着怜爱的笑靥，把我们从那滔滔暴水的狂涛中拯救出来的？
假使，你如果不拯救我们的话，
那么，我们是，无论如何要被那凶恶的狂涛淹死的，
何至于还能够在这天国似的黄埔滩头徘徊呢？！
又何至于还能够有和你谈话的今日呢？！
黄浦江呵！黄浦江呵！
我们最亲爱的黄浦江呵！我们永远不能忘的黄浦江呵！
你大概就是人间的上帝吧。
你把我们救出来了，
这儿：是何等美丽，何等繁盛的都城哟！唉！只可惜，只可惜，
我们这失了巢的鸟，涸水了的鱼，
怎么能够忍心在这儿住得下去呢！
我们想起，我们祖国的被难同胞，
我们想起，我们的家庭，父母，兄弟，姊妹和爱人，
我们想起，我们家庭门外常常排列着的高车驷马，
我们想起，我们那繁华的城市，山清水秀的园村，
这些，一切，都已经被那些毒龙带来的暴水淹没殆尽了，
我们还有什么可以生的必要呢？！
我们还有什么可以生的必要呢？！
黄浦江呵！黄浦江呵！
我们最亲爱的黄浦江呵！我们永远不能忘的黄浦江呵！
你真是人间的上帝！
上帝啊！谢谢你，把我们救起来，
也许你的慈爱，就是要我们为你去救那一些正在暴水中挣扎着的难民吧！
好，好，好！我们决计做你的一个重视而勇敢的信徒，
我们决计去救那无数被难的同胞，
我们现在就任着我们的热泪，一点一点地抛聚在你的身上，让他慢慢地涨大起来，然后要他向着那毒龙的巢穴，猛烈地扑去，淹没得他一个干干净净。
呵！上帝呵！你放心吧，我们是决不会不忠实的。
我们要为你的慈爱而战，我们要为我们的家庭，父母，兄弟，姊妹，戚友，爱人而战！我们更要为我们有四千余年历史的祖国而战！我们去了！我们准备去战！
这首诗是继他的《阿里郎之歌》之后被发现的重要作品之一。在作品中还留有金山在民族主义阶段的思想意识和基督教救援意识，因此是研究金山思想意识的轨迹的重要资料之一。《黄浦江啊》是分为五分段的抒情诗。语言非常流畅并优美。诗歌用象征手法表达了流亡作家的忧愤和对日帝统治的憎恨，以及对祖国和受难同胞的思念。可以说这首诗最能体现金山出色的汉语驾驭能力与诗歌创作天赋。诗歌中“黄浦江呵，黄浦江呵，我们最亲爱的黄浦江呵！我们永远不能忘记的黄浦江呵！”这四句在诗中的四分段中被反复引用。从表面上看，“黄浦江”好像指“中国”。《奇怪的武器》共8章，前3章是抒情部分，后5章是叙事部分。第一章只有一句：“这个故事记述的是1923年在上海黄浦江沿岸发生的重大事件。”第二章中把日本比喻成毒龙，揭露日本的帝国主义本质和对台湾和朝鲜的侵略本质。第三章介绍了故事的主人公金益相、吴成伦、李君（李宗岩）三个人的家庭与出身，还叙述了日帝侵略以前故乡安定和平的日常生活，以及日帝的侵略，流亡上海，还有失去自由的故乡的悲哀，然后写了诗歌《黄浦江啊》。小说的前三章是诗歌的背景，而诗歌是对前面内容的象征和隐喻。可以具体分析如下：
诗的第一分段和第二分段中把自己比喻成“我们是失巢般的鸟，涸水了的鱼”，“黄浦江”会以“慈惠”和“仁爱”“把我们从那滔滔暴水的狂涛中拯救出来的”，因此说黄浦江是“人间的上帝”即救世主，黄浦江沿岸是像“天国”一样的地方。第三分段中说，虽然上海“何等的美丽，何等的繁盛”，但“不能够忍心在这里住下去”。到第五分段中说，“要去救那些正在暴水中挣扎的难民和同胞”，“决计做黄浦江的忠实而勇敢的信徒”，“向那毒龙的巢穴猛烈地扑去，淹没得他一个干干净净”。在第四分段中用“家庭门外常常排列着高车驷马”来描述主人公家庭的富有和美丽以及回忆过去生活的幸福与美好。然后还说“繁华的城市，山清水秀的园村”，金山在《阿里郎之歌》中也多次提到过朝鲜山水的美丽与干净，可惜这些江山已被日帝蹂躏，以此来突出对日帝的仇恨。然后还说“我们是绝不会不忠实的”，这体现着金山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和坚定的独立意志，而这一切是为了“我们的家庭、父母、兄弟、姊妹、戚友、爱人”以及“有四千余年历史的祖国”而战。
对诗歌更深层次的理解，我们可以在《阿里郎之歌》中找到答案。《阿里郎之歌》第六章的题目是“上海，流亡者的母亲”，针对上海和大韩民国上海临时政府，在《阿里郎之歌》中是这样描述的：
对我来说，上海是一个新的世界。我第一次目睹了西方的物质文明和西方帝国主义的所作所为。我被这个巨大的、说多种语言的城市以及它的富有和贫困的魅力，弄得迷惑不解。在1919年的三·一运动被日本人镇压下去之后，上海法租界成了朝鲜革命活动的主要指导中心。那里聚集了三千名朝鲜政治流亡者，他们建立了独立的朝鲜临时政府，以对抗日本人在首尔建立的组织和总督斋藤建立朝鲜“自治政府”的计划。成立朝鲜临时政府的最初几次会议是在1919年8月开始的。同一年冬天，政府在法租界正式成立，办公楼上高傲地飘扬着太极旗。临时政府的主要创建者是李东辉将军和一些海外回来的留学生。它从朝鲜和满洲的同情者那里得到秘密财政支持，李承晚当选为总统，李东辉将军任主席，或成总理，政府有自己的议会和报纸，并在海外朝鲜人聚居的地区设有办事处。它在上海办了一所军校，第一期毕业了200人，第二期80人。
从诗歌中的“慈惠”和“仁爱”，“纪念你，感激你，羡慕你”，“任着我们的热泪，一点一点地抛聚在你的身上，让他慢慢地涨大起来，然后要他向着那毒龙的巢穴，猛烈地扑去，淹没得他一个干干净净”，我们可以知道，金山甘心成为临时政府的一员及其与日帝战斗到底的决心。正如上面提到的那样，上海临时政府成了朝鲜运动的指导中心，聚集了三千名朝鲜政治流亡者，展开了独立运动，海外也设立了分支机构，大力支持了独立运动。因此，在这里我们可以知道“黄浦江”并非指“中国”，而是上海的“大韩民国临时政府”。
我们从诗歌《黄浦江啊》就可以看到金山的基督教“救援精神”。这首诗里“黄浦江”“以慈悲和怜爱去拯救我们的同胞”，而“成为黄浦江信徒”的我们反过来又去拯救同胞。这和金山从小接受基督教洗礼是有关的。他从小就读于约300人左右的基督教学校。在学校，老师说基督教会统一朝鲜，是朝鲜独立运动的母体。尼姆·威尔斯说“金山受到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民族主义等影响，但其决定性影响是他从小受到的基督教的影响”。但金山在“三·一”运动爆发之后，对基督教徒的无抵抗主义等感到失望，几个月后金山去日本留学，后来又去了满洲和上海。
五、小说《奇怪的武器》：赞美无政府主义的抗日义举行为
1920年刚抵达上海时，金山自认当时是稍倾向于无政府主义的民族主义者。第一次加入民族主义者的文化圈子，通过一定程度的学习和观察后倾向于无政府主义的义烈斗争。当时共产主义运动处于萌芽阶段，因此，他对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并不了解。当时金山在上海结交了两位知名韩国抗日斗士金元凤和吴成伦。当时义烈团成员的吴成伦与金益相、李钟岩参加了1922年3月在上海的暗杀日本大将军田中义一的义举，但是这次行动失败，他们被捕。
短篇小说《奇怪的武器》如上所说是金山在1930年4月在《新东方》第一卷第四期以炎光的笔名发表的，是描写这件义举的小说。故事的梗概是这样的：
故事的主人公金益相、吴成伦、李君是朝鲜世代书香门第之家的弟子，经济地位也是中产阶级以上。由于日帝侵占了朝鲜，打破了他们幸福的日常生活。后来他们三个人来到了上海，组织了“韩国义烈团”，他们认为这是为祖国报仇的武器。有一天，他们在报纸上看到日本陆军大臣田中义一乘轮船来上海的消息。于是，他们三个人做了暗杀田中的计划。吴成伦在黄埔滩码头向田中开了三枪，以为田中死了，但死的是一位美国贵族资本家的女儿。李君因胆小临阵脱逃，吴成伦和金益相被捕。吴成伦和金益相被关在不同的牢房里。跟吴成伦关在一个牢房的还有三个日本人，加藤和他的妹夫，还有一个是木匠，加藤和妹夫是作为无政府主义嫌疑犯被抓进来的，木匠是因诈财而入狱的。一开始他们不能沟通，后来用简单的英语沟通起来。有一天，牢房外响起了笛声，是加藤的妹妹给他们送梨来了，他的妹妹在梨筐里放了一把小刀，被吴成伦藏了起来。经过很久的努力，吴成伦终于跟加藤一起逃出了牢房。吴成伦在上海法租界藏了身，第二天逃出上海去了德国。金益相押往东京，被判处无期徒刑。后来吴成伦去莫斯科学革命去了。
到了1926年，中国革命蓬勃发展，吴成伦又想跃跃欲试了。他觉得中国革命运动和韩国革命运动，同样是要打倒帝国主义，同样是世界革命运动的一部分。所以，他认为现在只有压迫与被压迫，根本不存在国界与非国界，无论在哪个国家或什么地方，只要努力革命就可以。
《奇怪的武器》虽然记录事实，但同时也反映了金山的思想和意识。
《奇怪的武器》中有这样的叙述：
三个人从韩国逃亡到上海之后，面对为祖国怎样报仇这个问题，伤了几天脑筋。终于召集了上海的韩国青年们组织了“义烈团”。创立这个团体之后，他们觉得这就是为祖国的报仇的武器。将这个团体锻炼成为一个炸弹，爆破日本全土，在这地球上消灭。将日本人一个一个地炸死。
而在《阿里郎之歌》中有这样的记录：
我在家里偷了钱跨上行程。可是，未能越过西伯利亚外国干涉的前线。于是，我在满洲学习军事。然后前往上海，参加了那里的朝鲜革命者的一个小组。我成了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徒劳地寄希望于对朝鲜的征服者和卖国贼采取恐怖主义报复行动。至少我们可以英勇牺牲，以向全世界显示我们个人的勇敢，表明生养我们的国家不是无能为力的。
比较上面两段文章就会发现共同之处，即对日帝都是以抵抗民族主义精神和无政府主义义举行为来报仇，然后英勇牺牲。实际上，1919年有两个抗日义烈团秘密组织，一个是义烈团，一个是赤旗团。义烈团从1919年到1924年间，仅在韩国国内就对日帝进行了三百多次义举行动。义烈团在上海有十二处秘密炸弹制造所，但是后来随着革命形势的变化，1924年义烈团分裂为无政府主义、民族主义和共产主义团体。
在上海金山和金元凤、吴成伦关系很好，所以金山能详细地描写出吴成伦等人刺杀田中义一事件的经过。1924年对金山来说是充满希望的一年。这一时期，金山的思想倾向于浪漫主义。金山不仅是在上海跟吴成伦关系很要好，而且在广州起义和海陆丰苏维埃时期与吴成伦也是亲密的同志。因此《奇怪的武器》中，金山的思想与吴成伦的思想几乎一致。请看《奇怪的武器》中的最后一段落：
当前的任务，只有唤醒一切被压迫民族与一切被压迫阶级，大家联合起来，开始向那帝国主义者压迫阶级实行总攻击。必这样，然后各个帝国主义者才可以打倒！一切压迫阶级才可以消灭！亦必这样，全世界上被压迫民族和一切下层阶级，也才可以抬起头来，从新建筑自由平等的社会！他想到这地，他那胸中潜伏着的革命热潮，便一涌而起地把他驱逐到中国来了。
这一部分是金山的抒情部分，可以说代表金山当时的心情。而那时的社会氛围是义烈团的团员从无政府主义思想转换为国际共产主义的时期，其思想转换的契机和孙文1924年在广州发动革命不无关系。当时，金山等义烈团团员认为参与中国革命运动是解放朝鲜的第一步，于是1925年金山就到了广州。当时为中国“大革命”献身的朝鲜人有60余人，大部分都是义烈团的抗日义士。从义烈团成员参加中国广州革命这一事实中，我们可以知道他们的思想已经倾向于国际共产主义。这个转换时期大概是1924年到1925年之间。
六、诗歌《东校场的人性》、《吊韩海同志》：体现托尔斯泰式的人道主义
金山曾经说过：“我从小厌恶残忍的事情，看够了残忍的行为，因此就知道了人道主义的价值。”但尼姆·威尔斯眼里的金山是，“他不但没有任何惧怕的心情，而且面对这些事情他不会躲避。这位是铸造中国和韩国的现代史里许多大悲剧的火焰中成长的硬汉。”这种变化的契机到底是什么呢？这个解答我们可以在托尔斯泰那里找到。我们从《阿里郎之歌》里“从托尔斯泰到马克思”章中可以详细了解到，金山在一段时期里常常读日文版托尔斯泰《人生读本》，还读过《战争与和平》，因此他不再厌恶残忍的东西，将残忍升华到真理的层次。
《东校场的人性》是为了纪念1927年4月18日被国民党杀害的罗刘梅而作。金山目睹了罗刘梅被杀的全过程。虽然有数百名群众跟随到刑场，但为此流泪的人只有金山一个人。他详细地描写了当时的场面：
黄包车停下来的时候，正好是三点钟。囚犯的沉重镣铐被卸了下来，他们慢慢向行刑的地方走去。一位男青年的鞋子掉了，他走过去捡起来重新穿上。他动作很慢，用去很多时间。我看到这种情况时，心里想：“他希望哪怕多活几秒钟。”……最后一句口号还没有喊完，就被不到5英尺之外的步枪射杀了。我走到尸体旁边，看到这些勇敢的年轻人眼里闪着泪花。我站了一分钟，默默地对他们说：“我要喊完你们最后一句口号——打倒蒋介石！”然后我回到家里，就我亲眼看到的罗刘梅死后眼睛里闪现的泪花写了一首诗。题目是：“东校场的人性”。
虽然中文诗歌原本至今为止还没有发现，但从诗歌中的内容我们大概可以猜测到。金山对被拉到刑场枪毙的罗刘梅，好像根本不是将之当成共产党青年团员，而是作为一个持有平凡人性的少女来看待。
韩海也是为了韩国独立运动而牺牲的韩国革命者之一。广州时期的战友韩海在1930年6月17日被杀后，金山为了纪念他，就写下了这首《吊韩海同志》。
（一）哦，死者！死者！你直挺横陈的死者哟！
你已放弃这黑暗的人间了！
苦痛侵蚀了你的身心，
鲜血作最后的战争，
这残忍怅深的监牢，
消磨了你最后凄惨的年度；
这充满了食血喷人野兽的社会，
狠狠地绞死了这微弱的生命！
（二）哦，死者！死者！你一瞑不视的死者哟！
为着受不住现社会的压迫，
你不得不走向反叛的道口，
为着受不过布尔乔亚的剥削，
你不得不起而反抗，
为着看不惯人类吮吸着人类的血液，
你不得不高举革命的战旗红旗飘扬，
你，社会的叛徒哟！
你终于死在了这人间地狱！
（三）哦，死者！死者！你生命都被剥夺了的死者哟！
你这枯黄皱缩的长方颜面，
含着多少人类的悲痛？
你这骨干如柴的身躯，
忍受过多少人间的蹂躏践踏？
啊啊！看呀！这条含怨长蛇般的绞首台的绳子，
——这是社会对待你的刑罚，
套在你细致的颈上，还桎梏着你死后的尸体。
韩海的本名为张一阵，参加武装革命后被军阀所抓，后被送到日本警察处，遭到严刑拷问，在首尔的南大门监狱服劳役期间因肺结核复发而受苦，死于狱中。韩海与金山是至交，因此对韩海的离世，金山悲痛欲绝，为了缅怀韩海而作此诗。
以上诗歌单单以托尔斯泰的人道主义说明，可能不免狭隘，但是我们在此诗中能找到人道主义因素，这点是无可厚非的。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也强调人类应该反抗历史决定论。金山强调高举红色革命的旗帜，成为社会的叛逆者，而对已经倒下的同志表示无比的伤心和哀悼。
七、诗歌《同志啊，斗争吧》：发挥国际共产主义斗志
对金山的一生有决定性影响的人当属来自金刚山的和尚、共产主义战士金忠昌（原名金星淑）。他向金山介绍了共产主义，并使金山最终成为国际共产主义战士。金山所写的《同志啊，斗争吧》很好地体现了金山的这种思想意识的轨迹。
当我们的生存，
走上革命的路：
为杀我们现存的敌人，
执起刀枪在手，
为明日世界的光明
呵！高举起赤血的红旗狂舞！
钢铁般的坚固
是我们的营垒
胶漆般的团结
是我们的队伍
前仆后继的冲锋
是我们的步伐
十二万五千万被压迫者
是我们的朋友！
杀不尽的是我们的头
流不尽的是我们的血
战斗啊！战斗啊！
明天就要实现英特纳逊纳尔！
这首诗与上面所说的《黄浦江啊》是完全两种风格，首先在选用语言上也有所不同。例如，从“上帝”、“天国”、“慈悲”、“怜爱”、“救援”转换到“刀枪”、“队伍”、“团结”、“突击”、“斗争”；从“家庭”、“父母”、“兄弟”、“姐妹”、“爱人”、“同胞”转换到“同志”、“革命”、“红旗”、“被压迫人民”、“英特纳逊纳尔”等。诗歌虽然属于抒情诗，但从生活抒情诗转变为战争抒情诗，这体现着金山思想转变的轨迹。从1922年到1930年战争前后，还不到8年的时间里，金山从无政府主义者、民族主义者、托尔斯泰主义者转变到共产主义战士，他最终表达出了国际共产主义战士的思想意识。
尼姆·威尔斯说：“金山是追寻真理的殉教者。（……）金山毕业于但丁的心理，经历了托尔斯泰主义和无政府主义，不久就步入了社会主义现代哲学的马克思主义。”她还评价他：“金山是日本警察记录中所说的‘混合的马克思主义（Mixed Marxism）’或者在东方1920—30年代所经历过的时代孕育出的殉教者。”
八、文章“水中之盐”：体现中国革命中的韩国独立思想
1935年夏秋之际，朝鲜革命领导者们在上海秘密会晤，发表了重要宣言。第一句如下：“我们不能再像水中融化的盐一样，我们不能遗忘自身的处境。”我们当然可以把它当做题目，但是文章较长，所以可以取《阿里郎之歌》中往往被简称的“水中之盐”为文章题目。从《阿里郎之歌》的上下文来看，我们可以推测出这句话是金山起草的。
我们一致同意：“我们再也不能像水中撒盐那样分散力量，我们必须与中国互相结为一股力量，而不是各干各的。我们必须迅速集中一切精力推进韩国的革命运动，准备在将来采取行动，因为日本帝国主义的迅猛前进。”
1919年金山想指导在满洲和西伯利亚住的200万朝鲜游民夺回祖国。但因没能通过战线，他只好到上海加入义烈团，成为无政府主义义烈斗士。他想通过抗日活动等个人英雄行为来打破世人对韩国人天性软弱无能的偏见。但这样的“正义”行动遭失败后，他领悟到了有组织的国际主义的意义。所以，金山加入了中国国籍并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金山说：“我将苏联视为母亲一样爱戴，将中国视为兄弟一样爱护。”但是广州起义时拥有数百名党员的韩国革命运动指挥部几乎全部毁灭。 还有1927年大革命时，蒋介石处决了200多名韩国人，从1928年到1931年之间，张学良政权处决了数十名朝鲜共产党人。如果说这些事件是从外部来的打击，那么，他入狱后所受到的苦难到释放出来后在党内受到的猜忌和怀疑，就是对他内心的打击。他绝望地说：“我在为你和人类的自由而斗争中自己的身体都崩溃了，在不知恩惠的异国他乡只是变成了一抔肥料，什么也没有剩下，甚至连灵魂都死去了。”这句话体现了金山内心的绝望。
九、结语
我们在考察《阿里郎之歌》的撰写和出版以及在韩国、日本、中国等地的翻译出版、传播等过程中，看到其中融入着错综复杂的革命史、复杂多变的政治现实、思想和思潮的兴衰以及与出版制度等相关的文化史。这些问题需要学界给予持续的关注，并有待于从学术的角度更深层次地去研究和探讨。
以往对金山的研究大部分都是从中国革命中的韩国独立运动家、韩国革命家等层面去着手，从诗人、作家等作为文学家的层面去系统地整理资料和评价文学成就及特点的研究寥寥无几。
本研究通过对金山作品的分析，探寻了金山思想意识的变迁轨迹。1920年金山16岁时乘坐奉天号游轮，逆流黄浦江到达了上海。到上海之前，金山在学生时期受到过基督教影响，后来参加三·一运动和在新兴武馆学校受训后成为民族主义者。他到达上海以后，开始倾向于无政府主义，加入义烈团，对日帝的反抗意识加深。《奇怪的武器》中的诗歌《黄浦江啊》可以说是反映此时金山思想意识的轨迹。
在诗歌《东校场的人性》中，金山揭露了敌人的残忍，哀悼少年革命者的牺牲。在该诗中，我们可以读到金山托尔斯泰式的人道主义情怀。金山受到托尔斯泰的影响，力图把思想意识从憎恨残忍升华为揭露残忍的存在并呼吁人们成为反抗者与敌人进行斗争。从诗歌《同志啊，斗争吧》中，我们可以感受到金山思想从民族主义、人道主义到共产主义的变迁轨迹。但是金山对共产主义的接受，并不是从理念或者意识形态的接受，而是为了让韩国早日独立所选择的最佳途径。这一点从1935年韩国革命领导人在会议中宣布的“水中之盐”宣言文中可以知道金山对祖国独立的强烈立场。
总之，金山的这几篇亲笔作品，和《阿里郎之歌》有着有机的呼应关系。金山悲哀的时候唱了“阿里郎”之歌，高兴的时候唱了“英特纳逊纳尔”之歌。当时，对金山来说，国际共产主义是救援“阿里郎”民族的方法，也是出路。不过，我们可以在金山身上发现在一般共产主义者身上往往缺少的托尔斯泰式的理想主义与人道主义情怀。金山是出色的革命家，也是诗人兼作家，这点吸引了尼姆·威尔斯，使她深受感动，才写出了《阿里郎之歌》。这部书也让很多读者深受感动，直到现在。
金庸武侠小说中的异域书写与历史省思
[香港]陈岸峰
（香港大学专业进修学院，中国 香港）
内容摘要：金庸武侠小说中之异域书写，并不能简单地概括为中原与异域之对立，或推崇与贬抑之非此即彼的二元模式，而是彼此互相渗透，既互侵，复互补，实际亦就是对中原的另一种书写，可以说是作为小说家与史家的金庸超越历史与意识形态的历史省思。
关键词：金庸；武侠小说；异域；历史
一、前言
在金庸的武侠小说中，异域与中原的关系错综复杂。异域高手、喇嘛常带有颠覆中原政权的阴谋而在江湖兴风作浪，由此亦为主人公带来成长的考验，并构成故事的冲突张力。异域与中原既有抗衡、冲突之处，然又不乏包容互补之所在。当中原侠义沦丧之际，往往有新一代的少年在异域潜心修炼，在遭遇连番奇迹之后，返回中原武林，骤然崛起，一鸣惊人。此外，成名的大侠又往往在故事结束之前，自愿或被迫隐居异域。故此，金庸武侠小说中之异域书写，并不能简单地概括为中原与异域之对立，或推崇与贬抑之非此即彼的二元模式。本文聚焦于金庸武侠小说中的异域书写，以揭示其主要特征及功能，再下及异域与中原、文学与历史之省思。
二、西毒东来
海登·怀特（Hayden White）指出“历史”之要务在于具体事物，而不是对“可能性”感兴趣，而“可能性”则是“文学”著作所表述的对象。因此，西毒东来，邪功异能，魅影妖魂，形成了异域所带来的异国情调，震撼读者。金庸武侠小说中的一切有关毒的事物，大多来自异域或异族，西毒欧阳锋及欧阳克，乃此中赫赫有名的人物。《射雕英雄传》与《神雕侠侣》中的欧阳锋，其武器毒蛇杖有以下巧夺天工的设计：
原来欧阳锋杖头铁盖如以机括掀开，现出两个小洞，洞中各有一条小毒蛇爬出，蜿蜒游动，可用以攻敌。这两条小蛇是花了十多年的功夫养育而成，以数种最毒之蛇相互杂交，才产下这两条毒中之毒的怪蛇下来。欧阳锋惩罚手下叛徒或强敌对头，常使杖头的怪蛇咬他一口，遭咬之人浑身奇痒难当，不久毙命。欧阳锋虽有解药，但蛇毒入体之后，纵然服药救得性命，也不免受苦百端，武功大失。
以毒中之毒的怪蛇伤人，说到底亦即对自身武功不够自信，方才以此等下三滥手段攻击对手，其实又何异于《鹿鼎记》中备受批评的韦小宝的手段呢？即使他号称“西毒”，实亦不配与“东邪”、“北丐”、“南帝”及“中神通”并列当世五大高手。至于其与嫂嫂私通的私生子欧阳克及其手下光天化日驱赶大批毒蛇，场面吓人，令洪七公亦大为震惊。后来，洪七公想出以飞针破毒蛇阵，才免受其害。西毒欧阳氏叔侄（父子）二人之毒害中原武林，可见一斑。多年之后，当金庸在《鹿鼎记》中提及“化尸粉”，仍忘不了将此“十分厉害”的药物追溯到欧阳锋身上：
韦小宝从海大富处得来的这瓶化尸粉十分厉害，沾在完好肌肤之上绝无害处，但只需碰到一滴血液，血液便化成黄水，腐蚀性极强，化烂血肉，又成为黄色毒水，越化越多，便似火石上爆出的一星火花，可以将一个大草料场烧成飞灰一般。这化尸粉遇血成毒，可说是天下第一毒药，最初传自西域，据传为宋代武林怪杰西毒欧阳锋所创，系以十余种毒蛇、毒虫的毒液合成。
“化尸粉”中的主要元素仍是蛇，金庸即以此来揭示使用者之毒如蛇蝎。蛇之为毒，又见于《笑傲江湖》中的五毒教，其创教教祖和教中重要人物均是云贵川湘一带的苗人，善于使瘴、使蛊、使毒。令狐冲喝下五仙教教主蓝凤凰的五宝花蜜酒，其中包括五条小小毒虫，分别是青蛇、蜈蚣、蜘蛛、蝎子以及小蟾蜍。五仙酒使令狐冲血中有毒而性命无碍，因其不惮于喝此五毒酒之坦荡胸怀，从而令一众异域江湖人物拜服，一反蓝凤凰心中“汉人鬼心眼儿多”的成见。关于蛇更为恐怖的书写，乃是《碧血剑》中五毒教的毒龙洞，此中万蛇蜿蜒，场面吓人：
毒龙洞里养着成千成万条鹤顶毒蛇，进洞之人只要身上有一处蛇药不抹到，给鹤顶蛇咬上一口，如何得了？这些毒蛇异种异质，咬上了三步毙命，最是厉害不过。因此进洞之人必须脱去衣衫，全身抹上蛇药。
夏雪宜在毒龙洞中引诱了何红药，除了获得金蛇剑外，又尽得五毒教的二十四枚金蛇锥与藏宝地图。何红药却因犯了教规，只服解药而入蛇窟，受万蛇咬啮之灾而变得奇丑无比，出洞之后又行乞二十年。此外，《天龙八部》中，西夏一品堂的“悲酥清风”是一种无色无臭的毒气，最终死于“悲酥清风”的并非与西夏抗衡的中原武林或丐帮中人，而是段正淳，可谓风流业报。《飞狐外传》中的石万嗔号称“毒手神枭”，在与师兄“毒手药王”无嗔大师斗毒时，为“断肠草”熏瞎双眼，遂逃往缅甸野人山，以银蛛丝逐步拔去“断肠草”毒性，却因此而目力大损，在天下掌门人大会上无法分辨程灵素在玉龙杯上所沾的赤蝎粉与旱烟管中喷出的烟雾的颜色，因此而中毒。《连城诀》中的番僧宝象饿了会吃人肉，竟想吃了狄云，后来在狄云的游说之下改为喝老鼠肉汤，却因此而中了老鼠肉中的金波旬花之毒而亡。至于万圭则中了言达平的花斑毒蝎，乃回疆传来的异种，中毒者不会立刻毙命，要受折磨一个月才致死。以上这些令人毛骨悚然的关于毒物的书写，无疑为金庸的武侠小说增添了不少神秘诡异的异国情调，而这恰好是一般读者匮乏而充满好奇之所在。
与此同时，主人公总是因缘巧合地喝了百毒不侵的蠎蛇血或药酒，由此快速进入高手的行列，否则必定受挫而令小说无法继续。例如，《射雕英雄传》中的郭靖初出道时笨手笨脚，被梁子翁的大蟒蛇所缠绕，而此蛇却来历不凡：
药方中有一方是以药养蛇、从而易筋壮体的秘诀。他照方采集药材，又费了千辛万苦，在深山密林中捕到了一条奇毒的大蟒蛇，以各种珍奇的小动物与药物饲养。那蛇体色本是灰黑，长期食了貂鼠、丹砂、参茸等物后渐渐变红，蛇毒也渐化净，喂养十余年后，这几日来体已全红。
在情急之下，郭靖咬死蟒蛇并吸取其血，却因祸得福而百毒不侵，甚至内力大增。故此，梁子翁便矢志要吸食郭靖之宝血。
以上关于异域毒物的书写，为异域增添了几分神秘而邪恶的氛围。而在毒物之外，更有相关的邪功异能以作配合，成为江湖风波的另一条导火线。
三、邪功异能
毒药必配邪功异能，方才相得益彰，以增强杀伤力。金庸武侠小说中的邪功异能以及五花八门的修炼方法及器具，几乎全来自异域。《连城诀》中青海黑教血刀门的血刀老祖所使用的血刀每逢月圆之夜，“须割人头相祭，否则锋锐便减，于刀主不利”。欧阳锋赖以成名的“蛤蟆功”，名称极之不堪，其练习的姿势亦类同蛤蟆之姿态：
只见欧阳锋蹲在地下，双手弯与肩齐，宛似一只大青蛙般作势相扑，口中发出牯牛嘶鸣般的咕咕声，时歇时作。
从其毒蛇杖之以怪蛇伤人，及至于夜间对着月亮中的黑影练习蛤蟆功，均可见欧阳锋此人物之形象的邪恶与卑下，堪称集众恶于一身。《天龙八部》中，阿紫的毒功来自星宿派丁春秋的神木王鼎：
这座神木王鼎是本门的三宝之一，用来修习“不老长春功”和“化功大法”的。……这神木王鼎能聚集毒虫，吸了毒虫的精华，便可驻颜不老，长葆青春。
而其修炼邪功的方法更是恐怖﹕
这蚕虫纯白如玉，微带青色，比寻常蚕儿大了一倍有余，便似一条蚯蚓，身子透明如水晶。那蠎蛇本来气势汹汹，这时却似乎怕得要命，尽力将一颗三角大头缩到身子下面藏了起来。那水晶蚕儿迅速异常的爬上蠎蛇身子，从尾部一路向上爬行，便如一条炽热的炭火一般，在蠎蛇的脊梁上烧出了一条焦线，爬到蛇头之时，蛇皮崩开，蠎蛇的长身从中分裂为二。那蚕儿钻入蠎蛇头旁的毒囊，吮吸毒液，顷刻间身子便涨大了不少，远远瞧去，就像是一个水晶瓶中装满了青紫色的液汁。
由此神鼎所修炼的邪功，损人利己，自然是阿紫不惜背叛师父丁春秋，亟于据为己有的宝物。阿紫既修炼邪功，其行止亦具有不可理喻之毒：
阿紫嘤咛一声，缓缓睁眼，突然间樱口一张，一枚蓝晃晃的细针急喷而出，射向萧峰眉心。
本来一直善待她的萧峰亦不禁怒骂：“这妖女心肠好毒，竟使这歹招暗算于我。”阿紫乃段正淳的私生女，一出场即害死大理四大护卫之一，可见其狠毒。故此，倪匡代笔期间而令阿紫因为丁春秋所伤而失去眼睛亦是合理而智能之举，她基本上是个没有灵魂的人物，以至倪匡事后仍对她恨恨不已。恶之化身的阿紫及其所属的星宿派之所作所为，尽显不可理喻之恶。“恶”乃是人间众生相的其中一种，而集中写“恶”则乃文学创作中极少有的尝试，金庸将至恶之人阿紫与至善之人萧峰置于同一时空，结伴而行，亦是深层次的人性拷问。同样，在《倚天屠龙记》中因家庭不睦而杀害父亲殷野王小妾的殷离（阿蛛）亦修炼“千蛛万毒手”：
从怀中取出一个黄澄澄的金盒，打开盒盖，盒中两只拇指大小的蜘蛛蠕蠕而动。蜘蛛背上花纹斑烂，鲜明夺目。
殷离语音娇柔，举止轻盈，无一不是绝色美女的风范，可就是因为修炼“千蛛万毒手”而变得丑陋。不同的是，殷离善良依旧，甚至终生惦记童年的张无忌，以至于疯疯癫癫。《天龙八部》中，流落辽国的“聚贤庄”少主游坦之为获得阿紫的芳心，亦继段誉误吃蛤蟆而因祸得福之后，因被冰蚕所咬而练就邪功。游坦之的邪功，犹如段誉无形无相的六脉神剑，“触不到、摸不着，无影无踪”。当他心中不再存想，冰蚕便即不知去向，若再存念，冰蚕便又爬行。游坦之继而又修炼腐尸毒：
游坦之的“腐尸毒”功夫的要旨全在炼成带有剧毒的深厚内力，能将人一抓而毙，尸身上随即沾毒。
亟于报仇，亟于超越，游坦之从此沦为半人半兽，甚至善恶不分。游坦之因缘际会，于苦难中练成毒掌，人性之书写至此又另辟新章，原本身处优越之善良少年，忽惨遭家门巨变，历尽磨难，几被兽化。
阿紫的师父，青海“星宿派”的丁春秋的“化功大法”，更是令人闻风丧胆：
……“化功大法”，中掌者或沾剧毒，或经脉受损，内力无法使出，犹似内力给他尽数化去，就此任其支配。
然而，丁春秋的下场却极为悲惨：
这个童颜鹤发、神仙也似的武林高人，霎时间竟形如鬼魅，嘶嘶有如野兽。
与丁春秋同样以不同方法修炼长春不老神功的天山童姥，在缥缈峰灵鹫宫的“天长地久不老长春功”时，犹如鬼魅妖魔。
天山童姥本以喝人血而存活，及至受了虚竹规劝后，方以鹿血代替，场面残忍血腥：
那女童喝饱了鹿血，肚子高高鼓起，这才抛下死鹿，盘膝而坐，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又练起那“天长地久不老长春功”来，鼻中喷出白烟，缭绕在脑袋四周。
在虚竹眼中，天山童姥乃“借尸还魂的老女鬼”。天山童姥虽炼成了长生不老之后，却每隔三十年便要返老还童一次。因此，天山童姥的身子从此不能长大，永远是八九岁的模样，亦因此而失去师兄无崖子的爱，遗憾终生。天山童姥藉“生死符”以控制别人，令中此符者“似狼嗥，如犬吠，声音充满了痛楚，极为可怖”，其功效类近于《笑傲江湖》中明神教的“三尸脑神丹”及《鹿鼎记》中神龙教的“豹胎易筋丸”。从丁春秋、天山童姥、任我行以至于洪安通等人，均是金庸藉此对政治偶像操纵、愚弄群众的批判。
诺思洛普·福莱（Northrop Frye，1912—1991）指出，“每一个文学作品都具有虚构面和主题面”。从异域的毒物之东来到邪功异能之修炼，金庸以其巧独匠心的虚构服务其胡汉之争的主题，令彼此之角力更为惊心动魄。海登·怀特（Hayden White）指出，如用历史编纂学（historiography）的方式将奇异、宗教信仰及故事模式放进文化范畴之内，而这些“数据”与我们的时间距离与生活方式都离得较远时，便会产生“异国情调”。《倚天屠龙记》中有关摩尼教的书写，原本是我们所陌生的，而透过金庸的武侠小说，摩尼教与明朝之间建立的关系才为柳存仁先生所关注并作出论述，一般读者亦因此而了解了这一历史事实，从而将陌生变成熟悉，甚至由此对中国历史与文化中所存在的异国文化因素，“获得更多的信息”。柯林伍德（R．G．Collingwood，1889—1943）把历史学家的这种敏感性称为对事实中存在的“故事”或对被埋藏在明显的故事里面或下面的真正故事的嗅觉。他得出的结论是，当历史学家成功地发现历史事实中隐含的故事时，他们便为历史提供了可行的解释。异域之邪功毒器，丰富了阴谋的悬念与武侠打斗过程的惊险，从而为阅读带来更多的紧张与快感，同时亦是对主人公成长的考验。异域中存在的对中原文化、历史进展之可能影响的书写，亦是进一步深入挖掘中原与异域彼此碰撞所发出的火花，由此充分发挥文学之想象。
以上形形色色的邪功异能，反角的功夫之诡秘恐怖，益突显主人公降妖伏魔的武功之高超。邪功异能之别出心裁，最终亦是为了突出邪不胜正的思想。同时，以上对异域毒物以及邪功异能的苦心孤诣的书写，则为了衬托出异域书写的另一关键──胡汉之争。
四、胡汉之争
正因为历史迷雾重重，文学才有得以展开想象的空间。因此，金庸武侠小说大都选择了易鼎之际的书写，如两宋、元明及明清之际。正因为长期以来，这些关键的历史时刻基本已构成了国人的精神创伤，大批与以上国族灾难相关的戏剧、小说以至于说唱均叙述了民族的哀伤，同时反映了时间的长河亦冲刷不掉国民对“靖康之难”、“甲申之变”以及国家沦亡于异族铁蹄之下的创伤与困惑。金庸的武侠小说则明显异于传统的政治叙述，以逆向的书写，走向江湖，走向民间。
金庸武侠小说中往往是多国共存的状态，此中包括宋、辽、契丹、汉、满、蒙、回、藏、契丹，甚至罗刹国的多民族共存的格局。亦因如此，胡汉之争及其所衍生的民族大义，基本便是金庸武侠小说中的主旋律。此中，最为突出的书写莫过于《天龙八部》中世代梦想复国的慕容氏家族，然而慕容复的胸襟却极为狭隘：
他是燕国慕容氏的旧王孙。可是已隔了这几百年，又何必还念念不忘地记着祖宗旧事？他想做胡人，不做中国人，连中国字也不想识，中国书也不想读。
相对于身为大理王子的段誉之仁义之心与文化修养，数百年来念兹在兹地图谋入主中原的慕容复，却不读中国书，这亦是历代入主中原的异族成败的关键所在。然而，慕容家族抛开文化的软技巧，直接以阴谋胁迫中原武林，以致江湖上人人皆知慕容家“只想联络天下英豪，为他慕容家所用”、“要做武林至尊”。原来，慕容家族的复国大梦及其家族历史源远流长：
慕容复的祖宗慕容氏，乃鲜卑族人。当年五胡乱华之世，鲜卑慕容氏入侵中原，大振威风，曾建立前燕、后燕、南燕、西燕等好几个国家朝代。其后慕容氏为北魏所灭，子孙四散，但祖传孙、父传子，世世代代，始终存着中兴复国的念头。中经隋唐各朝，慕容氏日渐衰微，“重建大燕”的雄图壮志虽仍承袭不替，却眼看越来越渺茫了。
一如几部长篇中的大理段氏与蒙古王室，金庸在此将来自纪录（records）的历史事实（facts），移植入故事（story）之中，从而以江湖武侠的角度诠释历史，释出新义。慕容家族被镶置于大历史的兴亡之中，慕容博的野心在于挑起宋辽纷争，令两国兵连祸结，闹得两败俱伤，从而坐收渔人之利。故此，他先诱骗中原武林人士袭杀萧远山一家，复以武力胁逼中原武林，然却功亏一篑。或因终日纠缠于复国大梦，金庸笔下的慕容复几乎甚少心理活动与情感，他远至辽国参与驸马招亲为的亦是伺机崛起，却料想不到竟连番受辱，后来又以诡计胁迫段正淳传位于段义庆，并企图作为段义庆的义子以继其皇位，意图以大理之兵入侵中原以图复国。然而，无论是慕容博之苦心孤诣地挑起宋、辽争端以及江湖风波，或是慕容复之四处钻营，虽徒劳无功，同时却正是整部《天龙八部》中导致主人公萧峰于忧患中成长的肇事者，又阴错阳差地将萧峰推至风口浪尖，从而成为一代大侠。如此书写技巧，同样出现于《射雕英雄传》中的郭靖与《倚天屠龙记》中的张无忌身上。这正是金庸以历史意识融入武侠小说而令笔下人物串演出易鼎之际的种种可能性，由此突显其武侠小说之寄托所在，即侠客的一切所为，非止于江湖风波，而是与国家兴亡息息相关，由是展开犹如史诗般的画卷，进而增强侠客行动的正义性。金庸武侠小说书写了由中原武林自发的保家卫国的行动，其可歌可泣，较之《说岳》、《杨家将》、《呼家将》、《万花楼》、《五虎平西》、《五虎平南》等演义小说的官方抗战，可谓不遑多让，而其细腻动人之处，有过之而无不及。海登·怀特指出，心理治疗过程是在情节结构中换掉占主导地位的那些事件，“以另一个情节结构取而代之”。金庸成功的武侠小说总是在国族濒危之际，不采用正史般之君庸臣奸、忠臣受害之结构模式，而是突出江湖少侠从磨难中崛起以拯救天下苍生，如《天龙八部》、《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倚天屠龙记》、《书剑恩仇录》、《鹿鼎记》，皆是如此。海登·怀特又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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