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APTER 01
走出自然界

在它身上自然界达到了自我意识，这就是人。

——恩格斯

〚一〛

这个课题把我们带到一个遥远得无法回忆的时代。

神话学的原始宇宙学和原始人类学告诉我们，世界在时间上的始端，可以一直追溯到那个神秘混沌的太古时代。那时，没有天空，没有大地，没有海洋（在某些神话中有无边无际的水），当然也没有人类。整个宇宙，不过是一个既无所不包，又形态不定，既变幻无常，又死寂一片的浑然整体。然而，正是在这貌似死寂的混沌统一体中，蕴藏着生命的种子，蕴藏着由绝对统一走向无限多样的潜在可能性。终于有一天，由于神的作用（没有这一点便不成其为神话），混沌整体突然阴阳大裂变，它一分为二又合二而一：那最轻扬、最活跃的飞腾上升，成为浩渺长空；那最凝重、最持久的沉积下坠，成为广袤大地；而它们的精华则交相汇合，成为人。人是神按照自己的模式和尺度创造的（没有这一点，也不成其为神话）。一个伟大的、富于创造精神的神——普罗米修斯、女娲或者耶和华，用构成大地的质料——泥土和清水，参照自己的形象造出了人，并灌注以生命和灵气。由于人是天地之精华和神灵之特创，他才成为所谓“万物之灵”，能够在所有其他动物都不得不臣服于自然、不得不匍匐而行、两眼向下时，昂首直立于天地之间，并从中悟得宇宙的真理。

这就是宇宙的起源和人的起源。希腊神话这么说，中国神话这么说，希伯来神话大体上也这么说。

神话不是信史，神学也不是科学，它当然不足为凭。但当我们发现，不同民族的创世神话竟然有如此之多的共同之处时，我们便不能不猜测：这当中是不是含有某种尚未被发现的合理内核，有着某种被神秘化了的规律性的东西呢？

我们知道，创世神话是几乎所有文化较发达民族的神话中最普遍的主题。如果对这些创世神话进行哲学的抽象，便不难发现：第一，世界的诞生几乎都被无一例外地描述成一个过程，一个从无到有、从静到动、从混沌整一到无限多样的过程。如波利尼西亚人（Polynesians）^[1]的创世神话《长者纳拉乌》中，所谓“纳拉乌”（Narreau）就相当于一种“混沌”状态，同时也是改变混沌状态的创世神。“那时世界上既无动物，鱼，鸟，也没有人类，围绕着纳拉乌的是一片黑暗和虚空；那时也没有食物，因为纳拉乌从不感到饥饿，也不需要进食；那时也没有昼和夜，因此纳拉乌不需要睡眠，那是一个没有时间的时代，纳拉乌就单独栖居于黑暗之中（在这个意义上，纳拉乌就是‘无’——引按）。渐渐地，几乎是不能觉察地，纳拉乌开始变化了，本来只有一个纳拉乌，你无法从中抽引出时间的一瞬间，而现在，它变成了两个纳拉乌，一个是长者纳拉乌，另一个是幼者纳拉乌”^[2]。从此，混沌变成了多样，静变成了动，“无”中产生了“有”，而且首先是从有时间开始的。所以，在中国神话中，相当于纳拉乌而生在混沌之中的，是“盘古”。有学者认为，盘古可以解释为“盘绕起来的古代”。“原始人认为时间也可以像线状物体那样被‘盘绕’起来，就像他们制作陶器时所做的盘绕一样，唯有这种盘绕，才可能把一万八千年的时间紧缩在一个蛋形的实体之中。”^[3]这也许的确是“天地混沌如鸡子，盘古生其中，万八千岁”^[4]的最好解说。

“混沌如鸡子”（蛋）的说法是有世界普遍性的，这也许与原始人看到许多动物的生命是从蛋的混沌状态中诞生有关。也有一些民族的神话把世界之始描述为一片汪洋，如西伯利亚的古代神话。《圣经·创世记》也说：“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更有趣的是在印度神话中，既有水，也有蛋：“创世之时，什么也没有；没有太阳，没有月亮，也没有星辰；只有那烟波浩渺、无边无际的水。混沌初开，水是最先创造出来的。而后，水生火。由于火的热力，水中冒出了一个金黄色的蛋。这个蛋，在水里漂流了很久很久。最后，从中诞生了万物的始祖——大梵天。这位创造之神将蛋壳一分为二，上半部成了苍天，下半部变为大地。为使天地分开，梵天又在它们之间安排了空间。这位始祖在水中开辟了大陆，确定了东南西北的方向，奠定了年月日时的概念。宇宙就这么形成了。”^[5]

创世神话的第二个共同特点是把人描绘成泥土所造。如希腊神话：“天和地被创造了，大海涨落于两岸之间。”“这时有一个先觉者普罗米修斯……他知道天神的种子隐藏在泥土里，所以他撮起一些泥土，用河水使它润湿，这样那样地捏塑着，使它成为神祇——世界之支配者的形象”。^[6]《圣经·创世记》第二章也说：“上帝用地上的尘土造了一个人，将生气吹进他的鼻孔里，于是人就成了有生命的东西。”苏美尔人则用诗的语言说：“洪荒时代的泥土混合成了你的心脏，泥土干了以后你就会有个好看和庄严的模样……”^[7]如果说这种惊人的一致自有其原因——犹太人的创造神话来自巴比伦人，而巴比伦人则是从他们的先辈苏美尔人那里转借来的，那么，中国神话关于“天地开辟，未有人民，女娲抟黄土作人，剧务，力不暇供，乃引绳于絙泥中，举以为人”^[8]的说法，就很难说与它们有什么渊源关系了。

毫无疑问，不是神创造了人，而是人创造了神，因此造人之神正是人本身。抟土作人的说法也许正是原始时代这样一个事实的颠倒了的反映：最早的一批按照人的形象造出的神像是泥塑的。尽管目前发现的最早的神像（或者说人像）主要是石刻、石雕和牙雕，但不难推测，用泥塑像总是比用石刻像来得便当。弄清了这一点，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抟土作人的说法会有世界性的普遍性。显然，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宗教是那些还没有获得自己或是再度丧失了自己的人的自我意识和自我感觉。”^[9]因此，作为“世界上所有创世神话所共有的一种特征”的“混沌”，也就未必一定起源于原始人对天与地的观察：“在远视的情况下，天与地都是连接的；而在近视的情况下，天与地却都是分开的。”^[10]事实上，无论远视或近视，原始人的视野中绝不仅仅只有天与地而已，而“混沌”状态却是一切全无的。所以，即便要对“混沌”概念的形成做视觉上的解释，用“雾”来说明都比上述解释好：大雾中，什么都看不见，而只有一片混沌，随着雾的逐渐稀薄，万事万物也就渐渐显露了出来，好像被神创造出来一样。但这种说法显然无法解释“蛋”的概念，也无法解释天地分开，清者上升、浊者下沉的观念。

本书认为，“混沌”概念和一切宗教观念一样，只能是“还没有获得自己或是再度丧失了自己的人的自我意识和自我感觉”。也就是说，不是天地混沌、世界混沌，而是我们那些半人半猿的远古祖先内心世界混沌。我们知道，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动物和它的生命活动是直接同一的”^[11]，“还没有获得自己”的“前人”，他们与自然界、与自己的生命活动也就必然是“直接同一”的，因此他们的“自我感觉”就只能是一片“混沌”。所以“混沌”并非真是天地未分之状，这个状态——宇宙大爆炸前蕴含着巨大能量的星云团，原始人是看不到的，也不大可能有什么外星人来告诉他们。与其把它解释为对这种状态的描述，还不如解释为人类尚处于半人半猿阶段时与自身、与自然“直接同一”状态的神话学表述，它可能是人类早期神学思想家们对人类自身认识的一种歪曲了的反映。这些思想家们是在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分离，意识“不用想象某种真实的东西而能够真实地想象某种东西”^[12]时产生的，因此“混沌”不是“某种真实的东西”，而是真实地想象出并用这种想象歪曲地反映的真实或真理。毫无疑问，“彼岸世界的真理消逝以后，历史的任务就是确定此岸世界的真理”；神学人类学的迷雾一经廓清，科学人类学就将做出它的解答。

〚二〛

科学人类学告诉我们，人类的始祖，是一种特别聪慧、特别灵敏的林栖的灵长类动物，即在距今约三千万年至一千万年间，生活于地球某些热带和亚热带茂密森林中的古猿。我们知道，灵长目动物在生物的进化谱表上属于最高级的一档，其自身的进化持续了约七千万年。它们是遍体毛发的热血动物，而不是身披鳞甲的冷血动物，却又保留了所有爬行动物的共同特点——四肢的顶端都有五根指头，并且指头的顶端长的是扁平的指甲，而非锋利的爪子或笨拙的蹄子。这种长而灵巧的、带有扁平指甲的手指，非常适用于攀援树枝和抓举物体，再加上它们的眼睛大都长在脸的前面而不是两侧，能够看到三维世界，这就保证了它们能够自由而灵巧地从一棵树上跳到另一棵树上，甚至最高级的灵长目动物还能准确地投掷物体。

灵长目动物既然如此耳聪目明、身手矫健、灵巧敏捷，它在心理上也就不可遏止地萌发了一种好奇心。“最近的一些实验表明，即使没有除了摆弄或者注视某种陌生物体的机会以外的报偿，猴子也可以做相当多的事。人类婴孩也表现有这种探索性举止和好奇心。”^[13]现在几乎可以肯定，正是这种好奇心导致了我们始祖的“原罪”，而“蛇”的蛊惑不过只是一种诱因罢了。没有蛇，他们也终究会这么干的。总之，大约在距今一千五百万年至八百万年间，由于一种我们还不十分清楚的原因——有人说是造山运动引起的森林缩减等一系列原因，灵长目动物中最富于好奇心和探索精神的一支，便被迫地或自愿地或半被迫半自愿地告别了森林，走向开阔的平原地带，并一举使自己从林栖变成了地栖。几乎与此同时，它们也就由四肢攀援一变而为双足直立，成为古人类学上的所谓“类人猿”。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如果说我们遍体长毛的祖先的直立行走，一定是首先成为惯例，而后才渐渐成为必然，那么必须有这样的前提：手在这个时期已经愈来愈多地从事于其他活动了。”^[14]事实上，考古学的发现证明，腊玛古猿（ramapithecus）和南方古猿（australopithecus）已能利用天然石块敲骨吸髓，也能够用“双手”挥舞棍棒。总之，类人猿已能利用天然工具。被迫的地栖，使它们不得不大大发展了本来仅仅用于攀援采摘的前肢，并使之成为“手”；同时，由于更多地用手去抓握天然工具、使用天然工具，它们也就逐渐地由匍匐爬行而站立起来，“这就完成了从猿转变到人的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步”^[15]。

然而，类人猿之使用天然石块或棍棒，在严格意义上还不能算作是人的行为。因为许多动物也能做到这一点。比如海獭就能够用石块砸开贝壳，以便取食里面的肉；加拉帕戈斯岛上的一种啄木莺，也能用树枝掏取树洞中的食物；至于鸟类之筑巢，兽类之垒窝，都可以在最广泛的意义上看作对天然材料的利用。不同的是，我们的远古祖先并没有满足于天然工具的利用，而终于走向了人工工具的制造。这里无疑也有一个漫长的历程。大概起先是用爪和牙修整掰断的树枝，从而给天然工具打上了加工的印记；继而是利用天然石片加工木类工具，开始了用天然工具（而不是爪牙）制造工具的活动；最后，为了获得更为称手的加工木类工具的工具，石器的加工和制作被提上了工具制作业的日程，并终于开始了用人工工具制造人工工具的新阶段。从此，人类不但有了自己制造的工具，而且有了自己制造的“制造工具的工具”。这是一个质的突变，是人类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一次巨大飞跃，而人类的前史也就宣告结束，文化的历史便正式揭开帷幕，其年代，大约在三百五十万年前与一百十五万年前之间。

显然，“突变”也好，“飞跃”也好，都只是哲学意义上的。在考古学和进化史上，这一跃也许竟是数百万年。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在逻辑上把它看作一条界限，不但是人与非人的界限，而且是“完全形成的人”与“形成中的人”的界限。因为当一个类人猿偶然拾起一根树枝，把它当作棍棒来胡乱挥舞，以便吓退异类或掘土觅食时，它是不自觉的、无意识的，这些棍棒也是随手拾来，用完即扔的。但是，当一个类人猿把天然石块打磨成一片用来修整树枝的石刀时，他的工作就已经是自觉的和有意识的了。这个过程已经具备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谈到的“专属人的劳动”的特征：“劳动过程结束时得到的结果，在这个过程开始时就已经在劳动者的表象中存在着，即已经观念地存在着。他不仅使自然物发生形式变化，同时他还在自然物中实现自己的目的，这个目的是他所知道的，是作为规律决定着他的活动的方式和方法的。”^[16]也就是说，这时，他的行为已不再是无意识的，而是有意识的；也不再只是在利用自然，而是在改造自然。这样一来，他就由非人变成了人，即由自然向人生成了。因为“动物仅仅利用外部自然界，单纯地以自己的存在来使自然界改变；而人则通过他所做的改变来使自然界为自己的目的服务，来支配自然界”。恩格斯指出：“这便是人同其他动物的最后的本质的区别。”^[17]

〚三〛

的确，工具的制造与使用，最终使人发生了最根本的转变——从无意识的存在物变成了有意识的存在物，从而使自我感觉和对象感觉上升为自我意识和对象意识。

的确，自我意识作为对自我的意识，只能建立在自我感觉的心理基础上。一般说来，动物也有自我感觉，如一只猫绝不会咬断自己的尾巴，因为那会使它自己感到疼痛。所以，动物在机体受到刺激时会感觉到自己的存在，但也只有在这个时候才能感觉到自己的存在。它不能通过他物的反映来感觉自己。一只猫在镜子里看见自己会扑过去，以为那是另一只猫。只有在见得多了以后，才会见惯不惊，但也不会意识到那就是它自己，也不会“认得”它自己的照片或画像。甚至很小的小孩子也是这样。同样，它也不能通过对象的创造来确证自己。一只猫不会把它抓住的老鼠当作自己本质力量的确证而加以欣赏，不会像原始猎人炫耀自己的猎获物那样，把吃剩的老鼠尾巴做成装饰品挂在身上，别的猫当然也不会来对它的成功表示祝贺、钦佩或嫉妒。显然，动物只有对自己机体存在的本能反应，而没有自我意识。由于它没有自我意识，它的这种感觉也就在严格意义上不能称之为自我感觉，而只能称之为机体感觉。

动物既然没有自我意识，它当然也就没有对象意识，因此同时，它在严格意义上也就只有机体反应，尽管在一般人看来，它至少是也有对象感觉的。兔子听到狼嚎就知道躲避，老鹰见了小鸡就知道去抓捕，说明动物确有一种对外界事物的反应能力。非但如此，较高级的动物还有表象能力和联想能力。一只鸡能够准确地识别白米和白色碎石，一只猫在闻到鱼腥后，头脑里也会出现鱼的表象。但是，任何一只鸡都不会把米或鱼看作是“我的对象”，而一切对象都只有在成为主体的对象时才是对象。所以，动物只能感觉到外物的存在，却不能把它当作对象来感觉；正如它可以感觉到自己的存在，却不能把它当作自我来感觉一样。

因此，甚至感觉，也只有在意识的基础上，才能成为自我感觉和对象感觉，而意识一旦成为意识，则人对自己和外物的把握，也就不再只是自我感觉和对象感觉，而是自我意识和对象意识了。也就是说，人不仅能感觉自己的存在，而且能意识到自己的存在。他不用在自己身上捏一把，也不用去照镜子，仅仅在思想中就能意识到自己，而且只要他思想，他就能获得这种意识，所以笛卡儿才说“我思故我在”。非但如此，人还能在观念上把自己“化分为二”，把自己当作一个非我的对象来看待，并在一个非我的对象那里复现自我。因此，具有自我意识的人就能够自我认识，即能够对自己产生好奇心，把自己当作一个有规律的存在而加以客观的考察与研究。他既能把自己的肉体作为考察、研究、认识的对象，并由此建立起生理学、医学和体质人类学；又能把自己的精神当作考察、研究、认识的对象，并由此建立起哲学、心理学以及思维科学、行为科学和艺术科学。具有自我意识的人也能自我完善，即能够把自己当作一个合目的的存在而加以现实的加工与改造，一方面通过体育锻炼和医疗卫生使自己的肉体更健美强壮，另方面则通过知识积累、道德修养和艺术熏陶使自己的心灵变得更加丰富、高尚和美好。毫无疑问，具有自我意识的人还能够自我欣赏，即能够把自己当作一个超功利的存在而加以审美的观照和体验，不但欣赏自己的体格、容貌、神采和风度，而且欣赏自己的智慧、才干、意志和情感。上述各方面都首先取决于一个共同的前提，即能够在观念上“化分为二”，使自己的生命活动成为自己意识的对象。唯其如此，人才能在自我认识的前提下自我设计，在自我完善的前提下自我调节，在自我欣赏的前提下自我表现，而这一切，都显然是动物所没有而只为人所独有的超生物性心理和行为。

人类的自我意识建立于最原始的生产劳动之中，即建立在工具的制造与使用之中。在此以前，作为“正在形成中的人”，每个个体的存在是由他自己的机体反应来感觉的。但是，当人类开始“通过他所做的改变来使自然界为自己的目的服务”时，情况就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因为即使在最原始的形态中，人的劳动也表现出与动物的生命活动截然不同的本质特征，这就是劳动的自觉性和目的性。自觉性是人在劳动中与自身的关系——人使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意志和意识的对象；目的性则是人在劳动中与对象的关系——劳动创造的产品预先以表象的形式观念地存在于劳动者的意识之中。由于人在原始劳动意识中已包含有作为自我意识和对象意识之最初体验的自觉性和目的性，因此，当人类真正开始制造工具时，他就会惊异于自己的创造，并朦胧地意识到一个作为创造者的自我和一个被创造出来的对象。这个东西（工具）是从哪里来的呢？是“我”创造的。这样一来，“我”的存在就不再是靠自己机体的痛感或快感来感觉，而是由“我”所创造的一个对象来确证了。由对象来确证与由机体来感觉，这是意识与无意识的根本区别。因此，在漫长的工具的制造和使用的历程中，自我感觉就会上升为自我意识。而主体一旦意识到自我，就一定会同时把自我所面对的非我看作对象，看作客体，从而使对象意识也同时得到确立。于是，自我意识和对象意识就这样作为同格结构而以劳动意识为原始形式产生出来，人也就由无意识的存在物变成了有意识的存在物。

〚四〛

“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把人同动物的生命活动直接区别开来”^[18]，它不但使人自身发生了变化，也使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变化。

我们知道，在此以前，当人类还直接同一于自然界，即与自然、与自身处于“混沌”状态时，他是浑浑噩噩、懵懵懂懂、自然而然地生存着，并和动物一样，“不把自己同自己的生命活动区别开来”^[19]的。由于这个原因，“动物不对什么东西发生‘关系’，而且根本没有‘关系’，对于动物来说，它对他物的关系不是作为关系存在的”。因为“凡是有某种关系存在的地方，这种关系都是为我而存在的”^[20]。动物由于和自己的生命活动直接同一，所以不能把自己看作主体，也就不能把自己以外的世界看作对象和客体，因此也就既无法区分，也想不到要区分自我与对象、主体与客体，而它与自然界、与自己的生命活动之间也就根本没有“关系”，而只有一片“混沌”。

现在，“混沌”被打破了，打破“混沌”的不是神，而是人，不是盘古、纳拉乌、耶和华或者什么别的神，而是劳动的人和人的劳动。“劳动是从制造工具开始的”^[21]，“混沌”的打破也是从制造工具开始的。黑格尔在《历史哲学讲演录》中曾谈到过工具对于建立起人与自然的关系的意义。黑格尔说：“人为了自己的需要，通过实践和外部自然界发生关系；他借助自然界来满足自己的需要，征服自然界，同时起着中间人的作用。问题在于：自然界对象是强有力的，它们进行种种的反抗。为了征服它们，人在它们中间加进另外一些自然界的对象，这样，人就使自然界反对自然界本身，并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而发明工具。人类的这些发明是属于精神的，所以应当把这种工具看得高于自然界的对象……”对此，列宁批道：“黑格尔在这里已经有历史唯物主义的萌芽。”^[22]按照这个蕴含着历史唯物主义萌芽的观点，工具的发明意味着在自然中间加进“另一些自然界的对象”，从而“使自然界反对自然界本身”，这就打破了自然界的铁板一块，也就打破了自然界的“混沌”状态，而这种“混沌”状态是包括人在内的，即人与自然浑然未分的自然形态。所以，工具的制造就意味着在人与自然之间加进了一个中介，也就意味着人与自然的分离，以及人与自然之间有了“关系”。

因此，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是由于工具的发明和制造而建立起来的。如前所述，工具的制造首先使人意识到一个“自我”，从而把自我与非我区别开来，继而便必然将“我们”即人类与“不是我们”即非人类区别开来，也就是将人与非人区别开来。但是，自我意识又不简单的只是对自我的意识，它在本质上是那种把自我当作对象来看待的心理能力。唯其如此，人才能够自我认识、自我完善和自我欣赏。同样地，由于自我意识与对象意识是一个同格结构，所以，对象意识也不简单的只是对对象的意识，而在本质上是把对象当作自我来看待的那种心理能力。这种心理能力对于人类来说同样十分重要。正如在艺术欣赏中，我们只有把艺术家或作品中人物的悲欢离合、喜怒哀乐都当作自己的悲欢离合、喜怒哀乐才能真正欣赏艺术品一样，我们也只有把世界、把对象看作自我，才能真正认识它、改造它^[23]。所以，工具的制造所导致的，是两个方面的深刻变化：一方面，由于意识到自我与对象的区别，世界就在人类的意识和观念中被化分为二，而不再是混沌的整体；另一方面，由于只有把自我当作对象才能把握自我，也只有把对象当作自我才能把握对象，因此，自我与对象之间就是一种相互确证的关系，而不仅仅是对立的双方。化分为二又相互确证，这就是人与他的世界之间的关系。而且，按照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说法，也只有这样一种“关系”，才是“作为关系存在的”，也才真正称得上是“关系”^[24]。

我们认为，由于“凡是有某种关系存在的地方，这种关系都是为我而存在的”^[25]，因此，凡是有某种关系存在的地方，被这种关系联系起来的双方都是相互确证的。但这绝不意味着在发生学上任何一方都可以作为起点，如某些唯心主义者或二元论者所说的那样。恰恰相反，在唯物主义者看来，首先是物质决定意识、非我决定自我。这个非我的物质存在就是劳动工具。但自我一经确定，对象意识也就随之确立，人就从混沌自然中分化出来，并把后者当作了自己认识、实践和审美的对象。自然，广而言之，整个物质的对象世界和精神的对象世界之所以能成为人的认识、实践和审美的对象，从而形成人与世界的认识、实践和审美关系，则完全是由于自我意识的确立，由于为我而存在着关系。因此，在这里，以自我意识为轴心出现了一个根本的逆转，即由非我决定自我一变而为由自我决定非我。从此，人就由被动的被决定者变成了能动的决定者，由被动的被赋予者变成了能动的赋予者，而人也就这样走出了自然界。

[1]波利尼西亚人是中太平洋波利尼西亚各岛的原居民，包括夏威夷人、汤加人、塔希提人和新西兰的毛利人等。公元初从东南亚陆续迁来。

[2]朱狄：《原始文化研究》，第727页。

[3]同上书，第721页。

[4]《太平御览》卷二引徐整《三五历纪》。

[5]《古印度神话》，湖南少儿出版社，1986，第5页。

[6]斯威布：《希腊的神话和传说》，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第1页。

[7]朱狄：《原始文化研究》，第723页。

[8]《太平御览》卷七十八引《风俗通》。

[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页。

[10]朱狄：《原始文化研究》，第729页。

[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96页。

[1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6页。

[13]博克：《多元文化与社会进步》，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第3页。

[1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09页。

[15]同上书，第3卷，第508页。

[1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72，第23卷，第202页。

[1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17页。

[1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96页。

[19]同上书，第42卷，第96页。

[2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5页。

[21]同上书，第3卷，第513页。

[22]列宁：《哲学笔记》，人民出版社，1974，第348页。

[23]详见本书第二章。

[2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5页。

[25]同上书，第1卷，第3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