蟋蟀谱

舍间有一部王世襄先生纂辑的《蟋蟀谱集成》，上海文化出版社一九九三年八月刊行，精装一厚册，除卷首放了一些彩色图片外，正文全都影印，这正合我意，如果是排印本，即使有几处鲁鱼亥豕，心里也会很不舒服的。这书不但影印，并且印得清楚明晰，不像最近缩小影印的《文渊阁四库全书》或《列朝诗集》那样，几乎要借助放大镜了。当然，这是题外的话。

在京城老人中，晚年以文化成就得享盛名的很有几位，张中行和王世襄大概最为突出。张先生以回忆往事故人入手，且有一副耐人寻味的笔墨，故而“负暄”之谈，令人爱读。王先生则有点不同，他是大“玩家”，不但玩得好、玩得精，并且研究玩。他既玩又做研究的，类如家具、竹器、漆器、木雕、葫芦、鸽哨等器物，类如秋虫、鸽子、金鱼等小小宠物，对于实际生活来说，有的尚有实用意义，大多则一无用处，属于闲者的雅玩，也就是文震亨拿来写书的“长物”。其实，这些“长物”正是传统文化的载体，具体而微地保留着古人生活情趣、审美意识、技术水平等诸多方面的深刻痕迹，可以折射出那个时代的光影。因为它本来就是边缘学问，自古以来，关心的人不多，著作也不多，晚近以来，更几乎成为绝学。这并没有什么奇怪，文化的一脉远水，只有流到今天，才能够被认识，去承认它的价值，去发掘它丰富而深厚的意义。如果要追求民族文化的广度和深度，不研究这些充满民间趣味的百工器物，乃至草木虫鱼，不能不说是残缺的、不全面的。如蟋蟀，仅是小小秋虫而已，但它蕴含着有关民俗学、社会学、心理学、经济学、昆虫学等多方面的内容，在这个意义上，它便不仅仅是小小的秋虫了。王先生的研究，从趣味入眼，从广博入手，经数十年的钻研、探索，才得以完成一本两本著作，显示了他对于民族文化的执着精神。他所做的事，有的是承先启后，嘉惠来者；有的则是筚路蓝缕，以启山林。近年来，王先生印出几十种著作，正如启功先生说的，“一本本、一页页、一行行，无一不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注脚”。这部《蟋蟀谱集成》虽是文献的纂辑，但也是一种研究的方法，如今已经很少有人肯去做这种拾残集丛的事了。

小小蟋蟀，大约在唐代中叶才成为人们的玩物。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卷二说：“每至秋时，宫中妃妾辈皆以小金笼捉蟋蟀，闭于笼中，置之枕函畔，夜听其声。庶民之家皆效之也。”这是捉养蟋蟀的最早记载。顾文荐《负暄杂录》则说：“斗蛩亦始于天宝间，长安富人镂象牙为笼而畜之，以万金之资付之一啄，其来远矣。”但蟋蟀作为赌斗之虫，唐代似乎并不流行，至多属于萌芽阶段。蟋蟀赌斗至宋代开始兴盛，时人作辞赋以描述，俞允文在《蟋蟀赋序》中说：“蟋蟀，秋虫也，猛性嗜斗，志在必胜。其鸣声又特悲壮，庶几感灵激神，固虫豸之可畏。”高承埏《蟋蟀赋》更将捉、斗、赌、观的诸般情景做了形象描绘。在赌斗蟋蟀人中，最有名的就是“湖上平章”贾似道，《宋史·贾似道传》记道：“时襄阳围已急，似道日坐葛岭，起楼阁亭榭，取宫人娼尼有美色者为妾，日淫乐其中。惟故博徒日至纵博，人无敢窥其第者。其妾有兄来，立府门，若将入者，似道见之，缚投火中。尝与群妾踞地斗蟋蟀，所狎客入，戏之曰：‘此军国重事邪？’”至明代中期，赌斗蟋蟀的风气弥漫，宣宗朱瞻基更沉湎于此，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十四记道：“我朝宣宗最娴此戏，曾密诏苏州知府况锺进千个，一时语云：‘促织瞿瞿叫，宣德皇帝要。’此语至今犹传。苏州卫中武弁，闻尚有捕蟋蟀比首虏功，得世职者。今宣德蟋蟀盆甚珍重，其价不减宣和盆也。近日吴越浪子有酷好此戏，每赌胜负辄数百金，至有破家者，亦贾之流毒也。”蒲松龄《聊斋志异》有一篇《促织》，就写宣德年间因宫中之好而荼毒百姓的悲惨故事。清兵入关，南明小朝廷虽苟安一隅，岌岌可危，然赌斗蟋蟀之风仍不稍衰，王应奎《柳南续笔》卷一说：“马士英在弘光朝，为人极似贾秋壑，其声色货利无一不同，羽书仓皇，犹以斗蟋蟀为戏，一时目为‘蟋蟀相公’。迨大清兵已临江，而宫中犹需房中药，命乞子捕虾蟆以供，而灯笼大书曰‘奉旨捕蟾’。嗟乎，君为虾蟆天子，臣为蟋蟀相公，欲不亡得乎。”明亡以后，这种荒业废事耗财之戏又随之入清，终为法律禁止，《大清律例》有条例规定：“凡开鹌鹑圈、斗鸡坑、蟋蟀盆并赌斗者，照开场赌博枷责例治罪。”即“俱枷号二个月，杖一百”。但如何真能令行禁止，光绪间发行的《点石斋画报》上，就有多条新闻与赌斗蟋蟀有关。

赌斗蟋蟀的风气既如此炽盛，就会有人去研究蟋蟀，蟋蟀谱的刊刻也就在情理之中。今存最早的蟋蟀谱，便是置于卷首的《重刊订正秋虫谱》两卷，嘉靖丙午刊本，今藏宁波天一阁。既云“重刊订正”，当由旧谱增益而成，但旧谱已无可寻觅。作者署“宋平章贾秋壑辑，居士王淇竹校”，贾似道以斗虫误国，被推为斗虫的鼻祖，但未必纂辑此书，故疑出自书坊的伪托。万历刊本的《鼎新图像虫经》两卷，亦署“宋平章贾秋壑辑，明居士王淇竹校”，刊印晚于《秋虫谱》数十年，内容在《秋虫谱》的基础上有所增辑，卷首有版画十三幅，描绘了泥盆、关笼、筒罩、比匣、菣筒等用具，在明清所刊蟋蟀谱中未见更有插图的。万历间所刊《夷门广牍》本《促织经》两卷，署“宋秋壑贾似道编辑，明梅颠周履靖续增”，由“梅颠”可知成书已在周履靖晚年，当在《虫经》之后。比较以上三种，可知养虫经验或歌诀，在养虫家中流传，或口授，或笔录，时有出入，同时又不断承袭增益，由少而多。至于袁宏道《促织志》，除叙虫之外，尤以描绘捉虫者形色，惟妙惟肖，大有情趣，凡有如此经历者，必定首肯称是，继而哑然一笑。刘侗《促织志》辑自《帝京景物略》卷三《胡家村》，所记暖坑种虫之法，为如今所知最早关于孵育鸣虫的记载，可见北京冬月养鸣虫作为娱乐的民间习俗，明代已经流行，并且有人以育虫为业。入清以后，关于蟋蟀的谱录类著作更其多矣。如梦桂《蟋蟀谱》一卷，较早归结北方蟋蟀体系，文字多出己手，并非因袭旧谱而来。再如朱从延《蚟孙鉴》三卷，有专门关于运菣的内容，论方法，记名家，足见对掌菣的重视；《苏杭斗彩局规》则记录了乾隆前的赛场惯例，不失为蟋蟀史的重要史料。这部《蟋蟀谱集成》共纂辑十七种，每种之前有提要一篇，简要介绍了作者、版本及其内容。

值得一提的是，王世襄先生将自作《秋虫六忆》作为附录，印在书末。他回忆自己玩蛐蛐的经历，忆捉，忆买，忆养，忆斗，忆器，忆友，反映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北京的风俗民情，情文俱至，乃是我近年读到的一篇好文章。

补记一

此文写了，夜色已深，倚枕读蒋一葵《长安客话》，不期又见蟋蟀。蒋一葵字仲舒，号石原，明南直隶武进人，万历二十二年举人，授灵川知县，官至南京刑部主事。一度曾任京师西城指挥使，故此书署“西城吏隐晋陵蒋一葵”。其婿张三光《蒋石原先生传》有曰：“先生遐搜广讨，童好老笃，有疑必识，是处咨询，车辙所到，必从耆老访古迹遗文，得即贮之奚囊。”寓京期间，他到处访古问俗，且于稗官野史中搜罗北京风土史料，遂成此书。明人专记北京之地方文献，今存者寥寥，此书即其中之一，问世后即被传抄，如万历间姚士粦编《日畿访胜录》，即抄撮此书及孙国敉《燕都游览志》而成。孙著姚编都已湮没，唯此书尚在。兹将卷二“皇都杂记”中之“斗促织”条抄录于下，或可作《蟋蟀谱集成》的小小补录。

“京师人至七八月，家家皆养促织。余至郊野，见健夫小儿群聚草间，侧耳往来，面貌兀兀，若有所失者。至于溷厕污垣之中，一闻其声，涌身疾趋，如馋猫见鼠。瓦盆泥罐，遍市井皆是，不论老幼男女，皆引斗以为乐。又有一种似蚱蜢而身肥大，京师人谓之聒聒，亦捕养之，南人谓之纺织娘，食丝瓜花及瓜瓤，音声与促织相似而清越过之。又一种亦微类促织，而韵致悠扬，如金玉中出，温和亮彻，令人气平，京师人谓之金钟儿，见暗则鸣，遇明则止。两种皆不能斗，故未若促织之盛。有《观斗蟋蟀》诗，失其名：‘蟋蟀著豳风，泉壤乃食息。迎阴已振羽，欲鸣先鼓翼。藓墙催络纬，床下入促织。气候感化机，吟秋式其职。于世无所争，岂有刚膂力。都忘一点形，自负万夫特。见敌竖两股，怒须如卓棘。昂藏忿塞胸，膨脝气填臆。将搏气蹲踞，思奋却匍匐。盘珊勇回旋，唐突势凌逼。啖噬屡吐吞，楛斗几翻覆。既却还复前，已困未甘踣。雄心期决胜，壮志必在克。依希触与蛮，蜗角并开国。干戈日相寻，拓地互逐北。螗臂当辙横，怒蛙致凭轼。亦似蜉蝣生，驹隙竞矢得。智哉刘伯伦，韬精比鸡肋。知雄守其雌，老聃亦渊识。一笑披陈编，冥洞古颜色。’”

《古今图书集成·博物汇编·禽虫典》之“蟋蟀部”艺文引录此诗，唯不是全篇，缺失颇多，作者则明确署作顿锐。顿锐字叔养，号鸥汀，明北直隶涿州人，正德六年进士，由知县官至代府右长史，著有《鸥汀长古集》《渔啸集》《顿诗》等。

补记二

寒冬将至，夜来寂寂，以杂书遣怀。

谢肇淛《五杂组》卷九有记赌斗蟋蟀，曰：“三吴有斗促织之戏，然极无谓。斗之有场，盛之有器，必大小相配，两家审视数四，然后登场决赌，左右袒者各从其耦。其赌在高架之上，只为首二人得见胜负，其为耦者仰望而已，未得一寓目，而输直至于千百不悔，甚可笑也。”又曰：“促织与蜈蚣共穴者，必健而善斗，吴中人多能辨之。小说载张廷芳者，以斗促织破其家，哭祷于玄坛神，梦神遣黑虎助之，遂获一黑促织，所向无前，旬日之间，所得倍其所失。此虽小事，亦可笑也。”张廷芳之事，颇为荒诞，陆粲记之甚详，《庚巳编》卷四曰：“吴俗喜斗蟋蟀，多以决赌财物。予里人张廷芳者好此戏，为之辄败，至鬻家具以偿焉。岁岁复然，遂荡其产。素敬事玄坛神，乃以诚祷，诉其困苦。夜梦神曰：‘尔勿忧，吾遣黑虎助尔，今化身在天妃宫东南角树下，汝往取之。’张往，掘土获一蟋蟀，深黑色而甚大。用以斗，无弗胜者，旬日间获利如所丧者加倍。至冬，促织死，张痛哭，以银作棺葬之。”同书卷八又记一事曰：“相城刘浩性好斗促织，尝侵晨出楼门，见水滨一大蜂，以身就泥中展转数四，起集败荷叶上，心怪之。还过其地，见蜂犹在，身已化为促织，头足犹蜂也。持归养之，经日脱去泥壳，则纯变矣。健而善斗，所当无不胜者。物类之相感化固然。”上述都是明代苏州传说故事，从中可见赌斗蟋蟀风气的炽盛，痴迷于此者，自然会怪力乱神起来。

顾禄《清嘉录》卷八“秋兴”条，记清代苏州赌斗蟋蟀风俗，曰：“白露前后，驯养蟋蟀，以为赌斗之乐，谓之秋兴，俗名‘斗赚绩’，提笼相望，结队成群。呼其虫为将军，以头大足长为贵，青、黄、红、黑、白，正色为优，大小相若，铢两适均，然后开栅。斗时，有执草引敌者，曰菣草。两造认色，或红或绿，曰标头。台下观者，即以台上之胜负为输赢，谓之贴标。斗分筹马，谓之花。花，假名也，以制钱一百二十文为一花，一花至百花、千花不等，凭两家议定，胜者得彩，不胜者输金，无词费也。案陆玑《诗草木虫鱼疏》：‘蟋蟀似蝗而小，正黑，目有光泽如漆，有角翅，善斗。’幽州人谓之趣织，督促之言也；吾乡谓之赚绩，其义本通。陆佃《埤雅》：‘蟋蟀善跳，其鸣在股。吴人取其雄而矫健者，驯养以斗。’贾秋壑《促织经》：‘虫之色，白不如黑，黑不如赤，赤不如青。’又，陆丹扆《小知录》云：‘有红铃、月额诸名，吴人养之，以仰头、卷须、练牙、踢腿为四病。’《吴县志》：‘出横塘、楞伽山诸村者健斗。明宣德中，有朱镇抚者，进此得宠，遂加秩。’《厉樊榭集》注：‘远客泊舟来斗蟋蟀，俗称客虫。’先希冯公《玉篇》云：‘同菣，牵去声。’《尔雅·释草》：‘蔚，牡菣。’注：‘蔚，即蒿之雄无子者。’家景星作《斗蟋蟀记》有云：‘菣，一茎六穗或三穗，对节生，取茎长五寸馀，披其首如氂，蒸熟用之，以便驱拨。’又云：‘江北呼为窸窸，江南呼为赚绩。白露后开斗，重阳后止斗。’”

又，袁学澜《吴郡岁华纪丽》卷八“秋兴斗蟋蟀”条曰：“白露前后，驯养蟋蟀，以为赌斗之乐，谓之秋兴。秋七八月，吴城内外，闲游人提竹筒、过笼、铜丝罩，诣田野丛草处，缺墙颓屋间，砖甓土石堆叠中，侧听徐行，若有遗亡。迹声所缕发而察其穴，操以尖草，灌以筒水，跃斯出，视其跃，逐且捕之。色辨、形辨之，辨审养之。得其性若气试之，试而才，然后蓄其锐以待斗。养有饲焉，有浴焉，有疾用医焉，人子之事其亲，无是周也，如是促织之性良气全矣。贮以瓦盆，养以粟粒。设场聚斗，名曰开栅，呼其虫为将军。斗时相配两虫，身等色等，纳虫比笼，铢两适匀，然后入笼起闸。执草引敌者，曰菣草。两造认色，或红或绿，曰标头。台上下分曹赌胜负为输赢，谓之贴标。斗分筹马，以钱一百二十文为一花，豪者花数以千百计，不惜也。虫胜主胜，虫负主负，胜者翘然长鸣，以报其主。然必无负而伪鸣，与未斗而已负走者，虫之信，虫之忠也。虫有斗口者，勇也；斗间者，智也。斗间者俄而斗口，敌虫弱也；斗口者俄而斗间，敌虫强也。促织感秋而生，其音商，其性胜，秋尽则尽。其斗也，贵游旷厥事，豪右销其资，士荒其业，下至闾巷小儿，闺房娇姹，亦复斗嬉未休。嘻，其甚矣。”

咏蟋蟀者，名作甚多，如姜夔有《齐天乐》一阕，小序曰：“丙辰岁，与张功父会饮张达可之堂，闻屋壁间蟋蟀有声，功父约予同赋，以授歌者。功父先成，辞甚美。予徘徊茉莉花间，仰见秋月，顿起幽思，寻亦得此。蟋蟀，中都呼为促织，善斗，好事者或以三二十万钱致一枚，镂象齿为楼观以贮之。”词曰：“庾郎先自吟愁赋。凄凄更闻私语。露湿铜铺，苔侵石井，都是曾听伊处。哀音似诉，正思妇无眠，起寻机杼。曲曲屏山，夜凉独自甚情绪。西窗又吹暗雨。为谁频断续，相和砧杵。候馆迎秋，离宫吊月，别有伤心无数。豳诗漫与，笑篱落呼灯，世间儿女。写入琴丝，一声声更苦。”其刻画甚工，蟋蟀无可言，而言听蟋蟀者，正如姚铉所谓赋水不当仅言水，而言水之前后左右也。张镃先成《满庭芳》一阕，词曰：“月洗高梧，露幽草，宝钗楼外秋深。土花沿翠，萤火坠墙阴。静听寒声断续，微韵转、凄咽悲沈。争求侣，殷勤劝织，促破晓机心。儿时，曾记得，呼灯灌穴，敛步随音。任满身花影，犹自追寻。携向华堂戏斗，亭台小、笼巧妆金。今休说，从渠床下，凉夜孤吟。”不唯曼声胜其高调，兼形容处心细如丝，皆姜词之所未发。

更有相传以蟋蟀诗而成一段姻缘者，陈世宗《随隐漫录》卷五曰：“陆放翁宿驿中，见题壁云：‘玉阶蟋蟀闹清夜，金井梧桐辞故枝。一枕凄凉眠不得，呼灯起作感秋诗。’放翁询之，驿卒女也，遂纳为妾。方馀半载，夫人逐之。”这个故事深入人心，《蜀中广记》《宋诗纪事》《历代诗馀》《词苑丛谈》等都照此移录，诸家选本皆有，作者署“陆游妾”或“陆放翁妾某氏”。结果还是给王士禛看出了破绽，这原是陆游七律《感秋》的下半首，改易数字而已。《池北偶谈》卷十三曰：“按《剑南集》，此诗乃放翁在蜀时所作，前四句云：‘西风繁杵捣征衣，客子关情正此时。万事从初聊复尔，百年强半欲何之。’玉阶作画堂，闹作怨，后人稍窜易数字，辄傅会，或收入闺秀诗，可笑也。”此事固然可笑，但要领略蟋蟀的秋韵，总在这下半首的四句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