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望退休的时候，华西人能叫我一声“老书记”

吴协恩

◎1964年出生，江苏江阴人。现任华西村党委书记、村民委员会主任，江苏华西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1982年参军入伍，1985年入党，1986年退伍回村，先后从事企业管理、“华西村”品牌运营等工作。1995年赴黑龙江肇东扶贫，主持建设“省外华西村”。2002年11月，担任华西集团总经理。2003年7月，以全票当选华西村党委书记、华西集团董事长兼总经理。2012年，当选中共十八大代表，2017年，当选中共十九大代表，受到习近平等多位中央领导同志的亲切接见。现为中共江苏省委委员、江苏省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共江阴市委委员，兼任中国村社发展促进会会长、全国“村长”论坛执委会主任等职。

我出生于1964年4月，从2003年当选村书记，连头带尾至今已是第十六个年头。

我是家中最小的孩子，上面有三个哥哥一个姐姐。父亲吴仁宝给我们四兄弟起名——协东、协德、协平、协恩，分别纪念中国的四位伟人——毛泽东、朱德、邓小平、周恩来。

我还记得，1975年的夏天，村民孙良庆12岁的独生子下河游泳不幸溺亡，全村人都陪着孙家流泪。我父亲上门劝慰，可在农村，独生子没了就意味着天塌了。孙家人的悲痛怎么也止不住，我父亲也劝不住，当即做了个决定，他对孙良庆夫妇说：“人死不能复生，别哭啦，我有四个儿子，送一个给你们，为你们养老送终。”

几天后，我就被父亲送到了孙家。孙家欢喜不尽，给我吃红蛋，塞到嘴里我吐掉；给我压岁钱，塞进口袋，我掏出扔地上。那年我11岁，从小受妈妈溺爱，淘气任性。可胳膊扭不过大腿，我拗不过父亲的决定，过继给了孙家，从此两边住。

1981年，养父孙良庆因病去世，养母吴士娥改了主意，不要我当儿子了，希望我当上门女婿，真正成为一家人。

对于这个想法，我开始并不愿意。但父亲告诉我：“阿四，这件事就这么定了，以后你会明白的！”

直到参军到了部队，我才逐渐理解了父亲。他的心胸不是一般的宽广，他早已把华西村的村民都当作了自己的家人。把儿子送给孙家，是父亲当年能给出的最大帮助。

80年代，苏南乡镇企业遍地开花，欣欣向荣。父亲紧紧抓住这个机遇，华西村才逐渐富裕起来。我在部队也知晓家乡的巨大变化。我对改革开放充满期待和信心，想尽快返乡大展身手。当时我一心想要为华西村挣足5000万元，为父亲减轻负担。

初闯商海

1986年，我退伍回到华西村。第一份工作是在机修厂当供销员，整日奔波在外，为华西村办企业推销产品。

那一年，华西村办起了铝制品厂，需要在太原重型机械厂订购一台矫直机。刚好那年“太重”承接的国家重点项目多，时间紧，任务重，华西订购的设备一直安排不上。为完成任务，我在太原一待就是两年，天天泡在车间里，陪着工人加班。后来，“太重”的工人们都成了我的好兄弟。

我就是这样开始搞经济的，但那时还是村里叫我干啥就干啥。

80年代中期，华西村飞速发展。依托和上海“横向联营”的政策，每到礼拜天我就把上海的工程师请到华西来，把上海的技术移植到华西的乡镇企业。最多的时候能来100多人。这些“礼拜天工程师”不仅为华西创造了财富，更重要的是提高了华西年轻人的综合素质，打下了华西今后工业大发展的基础。

当时，苏南很多乡镇企业都是贴牌生产，贴上海的商标，产品卖到全国。我由此想到了品牌的重要性，它蕴藏着无形的资产价值。90年代初的华西村，已经是全国人民心中的一个响亮品牌，可华西这个品牌在市场上到底值多少钱呢？

1992、1993年，我经常出去看市场、找市场。当时青岛海尔的品牌战略对我的触动最大。我逐渐明白，无形资产必须经过转化，使其实体化、资本化、产业化，才能由“无形”变“有形”，产生实际效益。

从1993年起，我找到已经亏损两个多亿的淮阴卷烟厂合作，允许对方使用华西的品牌，但华西不投钱，还要收取一定的品牌使用费。双方一拍即合，第一年的效益就超过千万。随后，我们又与五粮液酒厂合作，联合推出“华西牌”酒。

到了1994年，“华西村”系列产品陆续面世，效益非常好，我逐步实现了赚5000万元的目标，我在部队立下的要为家乡出一份力的理想终于实现了。

主动扶贫

90年代的华西村，在老书记吴仁宝的带领下，全村集体经济红红火火，村民们住进别墅，开起汽车。富裕了的华西人并没有忘记还在贫困线下挣扎的农民弟兄们。

1995年，老书记决定在宁夏、黑龙江两地建立“省外华西村”，帮助当地农民脱贫致富。会上，老书记让大家自己报名。我赶紧站起来第一个报了名，我想，做儿子的这时就应该带头支持父亲的工作。

后来才知道，我们去的是祖国北端的黑龙江省绥化地区（今绥化市）肇东市的五站镇南小山屯村。那个村，不仅小，而且穷，只有58户人家，258口人，来自全国9省18个县，大多是各个年代闯关东落户到此的。全村共有800亩耕地，产量低，人均年收入不足千元。

刚去的时候，村里百姓睡火炕，我们只能睡地铺，铺下垫些稻草，吃的是生菜蘸酱。村里没有多余的钱、粮，连种子、农药都要去赊来。我自己也是农民，对他们充满了感情。经过一番考察，我决定首先帮助他们开垦土地。村里有一大片盐碱地，我带领当地村民发扬华西“造田”精神，挖沟引水治碱，用两年时间平整出了3500亩良田，筑就了10多公里引水沟，在改良过的土地上种植水稻。同时，带领村民们养鸡养鸭发展养殖业，盘活了一个濒临倒闭的电缆厂……几年下来，这个全县“最穷村”变成“富裕村”。当地村民人均年收入由原先的不足1000元增加到4500元。

挑起重担

进入新世纪，父亲已经70多岁了，他开始考虑交班的问题。2002年，他找我谈了一次话，希望我接班。

我一听就急了，抗拒心理非常重，不想干，真不想干！我觉得当书记的压力特别大。我就嚷嚷，我不合适，我不要干，村里有的是比我干得好的人，真要我当，我明天就离开华西！老书记说，好了好了，不跟你谈了。

后来，村党委班子开会，老书记一落座，就让大家谈谁适合当华西集团董事长。我一听，就觉得不对了，我抢着第一个发言，推荐了一位同志。谁知其他人一致推荐我，我猜老书记私下里跟哥哥们、村里的老人们都沟通过了，就我一人蒙在鼓里。

虽然是被“逼上梁山”，但作为华西人，要有大局观念，到了这个份上，刀山火海也要上了。令我开心的是，这十几年来，家里人、村民、社会各界都很支持我，我感到很幸福。

2003年7月5日，华西村党代会投票选举村党委书记。我全票当选，自己也投了自己一票。

那一年，我年龄39岁，党龄18年。

为什么要投自己？谁叫我是吴仁宝的儿子呢？父亲对我的器重，也是党委和民众对我的器重，我不能辜负父亲，更不能辜负组织和华西村民。所以，我投了自己一票。我一定勉力而为。

担任村党委书记第一天，我就当众宣誓：“我们新一届党委要按照‘美丽的华西村，幸福的华西人’的标准，为共同建设一个更加名副其实的‘天下第一村’而努力奋斗！”

随后，我花了半年时间，带着班子成员北上东北，南下深圳，考察学习，调查研究。只有对瞬息万变的商海风涛有清醒务实的研判，才能找到最切合实际、最正确的发展方向。归来后，我们决心推动华西产业战略转型升级。

转型升级

转型不是我的独创，老书记从创业伊始就一直在转，从农业到工业，再到三产服务业，转型始终没有停滞过。新世纪开始，人工和土地资源日趋紧张，社会对环境保护的重视，决定了我们不可能再像以前那样经营企业。我们从实际出发，果断决策：开拓发展金融等服务业，实现华西转型升级。

与老书记不同，我对投资工厂不是特别感兴趣。老一辈喜欢“看得见、摸得着”。做了一辈子实业的老书记，摸到机器他就踏实、高兴；而我喜欢做资本运营，对资本市场、智力劳动很感兴趣。我比较“懒”，喜欢以最小的代价、最省事的办法在最短的时间内获取最大的利润。

我认为，专业的事就要让专业人士去做，有风险，但风险肯定比自己做要小。如果没有合适的人才，宁可不做也要等。为了发展金融业，我看好一位在国有银行工作的朋友，但这位朋友当时做得风生水起。我耐心等待，一等就是三年。

起初，老书记不同意我搞金融。我就学老书记搞“地下工厂”的方法，悄悄地开起了“地下公司”，成立了一家只有十几人的投资担保公司。到2006年年终盘点时，这家公司实现利润3000万元，老书记发现财务报表中多了这部分盈利，才放心让我们去干。

从2005年起，华西村先后成立了两家投资担保公司和一家典当公司。2009年又成立了集团财务公司和咨询公司。

我们的原则，能拿到牌照的，我们就自己做；拿不到的，我们可以参股做。2015年，一个260多人的金融团队，就创造了超过10个亿的净利润。

在开拓新领域的同时，华西关掉了染料化工厂、带钢厂等9家能耗高、效率低的企业。这些企业虽然还能赚钱，但还是要关掉。由此，在村民当中也产生了一些议论。但我不争论，而是加快对传统企业的技改升级。从2013年到现在，用于冶金、化纤、棉纺以及海运、海工等企业的技改资金，累计已达17.9亿元，实现环保能耗指标全部优于国家相关标准。

据美国《财富》杂志报道，一般的跨国公司平均寿命只有10～12岁，像柯达、诺基亚、摩托罗拉等家喻户晓的跨国公司，如今不是倒闭了就是被收购了。美国的雷曼兄弟、安然公司，也是一夜之间就没了。它们这么大的公司，华西跟它们比才多大？所以，我们做企业一定要时刻保持“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心态。华西开始实行集团多元化、下属企业专业化的发展战略：2003年投资仓储物流，2005年进军金融领域，2008年投资海运海工，2011年涉足矿产资源，2012年做农产品批发。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后，借着“一带一路”机遇，华西放眼世界，确立了“走出去”的投资方向。

“走出去”不是简单在国外开个厂，关键是要有全球化思维。比如海洋勘探开发需求出现上升势头，华西海洋工程业务就拓展到马来西亚、中东；黄金、天然气、石油投资成本上涨，华西就另辟蹊径到莫桑比克开采石材，现在那里已有220平方公里矿山，开采出来的黑花岗岩在日本是抢手货。

我感到，发展的能力是在潜移默化中培养出来的，所以要善于思考，有些点子今天看可能脱离实际，明天说不定就能做了。老书记就是个不断创新的人，他总能比别人快一步，除了天赋之外，就是学习，他每天必看新闻，我现在也在这么做。长期积累，保持敏锐性，就能够对国家的政策有一定的预期，就比别人快了一拍。

传承精神

父亲在弥留之际，始终在说要贯彻好“两会”精神，落实好十八大精神，要“小华西”帮“大华西”建设好。家里的事，他一句也没交代。父亲走得很安详……

呼吸停止不等于生命终止，高尚精神的延续才是最重要的。老书记用毕生奋斗锻造出的“吴仁宝精神”永远不会结束，为党、为国、为人民的奉献精神永远不会结束，对亲、对友、对自己的严格要求也永远不会结束。这种精神和要求已经像血液一样，流淌在和我一样的每一个华西人的血脉里。我最大的梦想，就是在我退休时，华西人能叫我一声“老书记”。

从2013年起，我每月只拿3500元的基本工资，还把这些年上级批给我的1亿多元奖金全部留给集体。我虽然可以理直气壮地接受上级的巨额奖励，可我思来想去，权衡利弊，还是把它都留给了集体。

我是华西村的“一把手”，又是老书记的儿子。老书记在时，我是大树底下好乘凉；老书记不在了，我只能给他老人家增光而不能抹黑。我的一举一动，全村人都在看着。我们常对群众讲：号召群众做的，干部首先做；不让群众做的，干部首先不要做。我不拿这个钱，就是用行动践行这一理念，也只有这样，我才能对群众说，富脑袋比富口袋更重要。

多少事例告诉我们，干部出问题，很多都是从家属身上引起的。几十年来，我母亲有一个“两问两不问”原则：只过问老书记穿暖了没有，吃饱了没有，不问政务，不问村务。无论是谁托人、托情办事情，她总说“我管不着，有事找老书记当面说”。我母亲的这一做法，已成为我们家的家训在传承。

我也让我爱人向我母亲学习。其实，我挺感谢我爱人，这几十年来，她真的没对我开过口。若开了口，我虽然不会去办，但我会很纠结，很为难。我早就约法三章，工作在办公室谈，厂长、经理，包括村里人从不到我家里来。

我们家还有一个氛围，就是敬老。我们婚后，岳母一直跟我们住。岳母还有个弟弟住隔壁村，小时候得过病，是五保户。我也把他接过来跟我们一起过。平时在家我最喜欢和岳母说话，每年也尽量让妻子带岳母出去走走。

敬老的氛围不仅存在于吴家，整个华西村都是如此。华西村的“敬老奖”远近闻名。但凡有80、90、100岁的老人，村里都要给他的直系亲属颁奖，鼓励人人敬老爱老。此奖由老书记设立。

2010年2月，我在村民大会上给百岁老人李满金全家颁敬老奖。年满100岁的李满金老人，有儿女辈、孙子辈、曾孙辈、玄孙辈共五代37人，共领奖金37万元，每人1万元。

家风好，就能家道兴盛，和顺美满。家风连着村风，身为村书记，家风好了，就会带好村风；村风好了，民风就好了；一个个家庭好了，一个村子也好了；全国的村子都好了，那我们国家也就好了。

我们用好家风带动好村风、好民风，还创造性地建立党员联户“1＋10”制度。由1名骨干党员联系10户左右村民，全村共有95名党员组长为970户村民家庭服务，每周入户，每月集中传达、学习从中央到地方各级组织的相关精神，并以“拉拉家常、谈谈家事”的方式，倾听、讨论村民诉求，从而拉近干群距离，促进邻里和睦。这样一来，一个个党员联户小组把所有的华西人联结起来，大家手牵手，组成一个大家庭，彼此间的联系就更紧密了。

百年梦想

在老书记口中，改革开放前的华西村历史浓缩成了三个字——“穷够了”，他说：“我是穷过来的，看到有人穷我就心疼，最大的心愿就是让穷人过好日子。”

个人富了不算富，集体富了才算富；一村富了不算富，全国富了才算富。

为了带动周边经济相对落后的村共同富裕，老书记建议建立大华西村，这一想法不但得到了上级政府的赞赏和支持，更得到周边村干部群众的热烈拥护。

老书记将此事交给我主持，华西村先后六次通过实施“一分五统”（村企分开；经济统一管理，干部统一使用，劳动力在同等条件下统一安排就业，福利统一发放，村建统一规划）的新机制，使原先只有0.96平方公里、千余人的华西村，成为一个占地35平方公里、人口3.5万的“大华西”。

为了使周边村老百姓过上更好的日子，小华西每年要拿出大约9600万元，为周边村农民发放粮食补贴、福利、养老金、老房拆迁补贴等。同时，还接纳安排4000多个村民到华西集团工作，间接带动的就业人数有上万人。到2016年底，周边村人均年收入已由原来的7000多元提高到了3万多元，实现了“基本生活包，老残有依靠，优教不忘小，生活环境好，三守促勤劳，小康步步高”的幸福生活。

如今走进大华西，老书记的规划蓝图已成现实：山北是“粮仓”，麦苗青青稻花黄；山南是“钱庄”，间间工厂运输忙；中间是“天堂”，别墅成片树成行。

为了把华西共同富裕的疆域延展得更远、更广，让全国贫困地区的干部群众共享华西发展成果，我们提出并采用了“精准扶贫、产业扶贫、智力扶贫”的新思路与新办法。

有时，我们到一些贫困地区去实施帮扶，当地领导和我说的大都是“作为贫困县，国家财政每年拨给我们多少款项”，但他们没讲，或者没有更多地讲“我们这个县的优势在哪儿”“我们如何发挥这种优势，让老百姓走向共同富裕”。老是等着国家输血，缺乏自我发展的内在动力。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我们把培训当作帮扶的主要模式之一，培训来自全国贫困地区的村干部，他们将是贫困村脱贫致富的“带头人”。

借助国家“一带一路”倡议，华西已经与新疆达西村、西藏曲水村、宁夏华西村、陕西梁家河村等结成对子村。在山东、江西、陕西、云南等省的经济欠发达地区，华西也已与它们签订合作协议，稳步推进项目开发。

华西人不仅要建设好华西，更要为全国做出贡献。华西的目标是通过各种形式的帮扶，到2020年让更多的人受益，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尽一份自己的责任。

共同富裕这条道路，我们华西永远不会改变。虽然方式、方法可能变化，但根基、底线永远不会改变！

20世纪60年代华西村小五金厂

20世纪70年代华西村住房

华西全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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