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今天的我们

马 云

◎1964年出生，1988年毕业于杭州师范学院外语系，同年担任杭州电子工业学院教师，1995年创办中国第一家互联网商业信息发布网站“中国黄页”，1998年出任中国国际电子商务中心国富通信息技术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1999年创办阿里巴巴，并担任阿里巴巴集团CEO（首席执行官）、董事局主席，2013年5月10日，辞任阿里巴巴集团CEO，继续担任集团董事局主席。

一、中美邦交正常化，给我这个喜爱英语的孩子带来了接触外界的机会

我出生在美丽的杭州。我爷爷给我取了“马云”的名字，本意是希望我能够乖巧懂事。但说实话，小时候的我还挺皮的，成绩不怎么好，中考考了两年，才上了一所普通高中。但是我有一个特别的兴趣爱好，就是学英语。

说起这个爱好，它是在我12岁的时候偶然培养起来的。那时候根本看不到电视机，能听听收音机就算是莫大的享受了。有一次，家里给买了一台袖珍收音机，我可开心了，整天揣在衣袋里带进带出。我最喜欢听的是英语广播节目，开始虽然根本听不懂，但在一个少年的心中，那咿里哇啦的外国话特别有趣、特别神秘，所以就激起了我浓厚的兴趣。我每天都听，有时还会情不自禁地跟着念。结果上初中后，我的其他功课都挺勉强，但英语成绩却特别好。

我们的英语老师是由语文老师客串的，水平实在不怎么样。刚好那年中美邦交实现正常化，尼克松访华到了杭州，我们这座素有“人间天堂”美称的城市一下子就吸引来了很多外国游客。我这个人，从小就喜欢做有挑战性的事情，于是就想着要找机会跟老外直接对对话。我跑到外宾聚集的香格里拉饭店，主动找他们聊天，一边带他们游览西湖，一边练习我的英语口语。从13岁开始，我就每天早上五点到香格里拉门口报到，这个习惯整整保持了九年，一口流利的英语就是这样练出来的。我每天都会思考一下，今天跟谁讲了话，都说了些什么，这段经历锻炼了我的开放思维，使我从小就比较能够理解西方的观念。

1980年我16岁，那年，我在西湖边结识了澳大利亚来华旅游的肯·莫利（Ken Morley）先生。我像往常一样带他游玩了西湖，不同的是我们还交换了联系方式，并且从此开始保持通信联系。肯·莫利非常热情地帮我修改英文，他还特意提醒我，在写信的时候要把行距留大一点，以便他写下修改意见。

那时候，我在亲友眼里其实是个挺失败的人。1982年我第一次参加高考，结果考得很惨，数学等于交了白卷，这让我很有挫败感。更受打击的是，落榜后我去一家酒店面试，别人都被录用了，就我一个人没通过，原因很简单，我又矮又瘦，长得也不帅。我爸怕我意志消沉，给我介绍了一份临时工作，蹬着三轮车给别人送书。

送书这活儿虽然很累，但空下来可以翻翻书，这是我喜欢的。一天，我在杭州火车站的角落里看路遥的小说《人生》，读着读着，就不知不觉把整本书读完了。当时我的心潮那个澎湃啊，我觉得必须振作起来，继续参加高考。

1983年我第二次参加高考，虽然成绩有所提高，但最终还是落了榜。父母劝我还是好好学门手艺，可是我却不肯放弃。这个时候，我的英语爱好不仅给了我支撑下去的信心，还助我敲开了大学之门。1984年我锲而不舍地第三次参加了高考，这次发挥得不错，但离本科线还是差了5分，非常幸运的是，我凭着英语特长，最后还是被杭州师范学院外语系破格录取了。

二、邓小平南方谈话后，我越来越有要与时代合拍，做一点事情的冲动

进入大学后，我的人生状态有了很大的变化。因为我的英语成绩特别好，还被选为学生会主席，我满怀热情地东奔西跑，组织各种学生活动。我在学校里的知名度越来越高，自信心也变得越来越强，成了老师和同学们心目中“品学兼优”的好学生。

肯·莫利得知我上了大学非常高兴，他没读过大学，因此经常写信鼓励我，每隔6个月还给我寄来一张支票，连续两年总共寄了200澳元。1985年，肯·莫利邀请我去澳大利亚旅行，他说：“试试看，说不定你能拿到签证！”

所以说，肯·莫利是为我打开世界之窗的导师。在澳大利亚，我第一次发现，原本感觉很遥远的资本主义国家原来近在眼前，我甚至还在一个公园里看到有人在打太极拳，这让我既惊喜又新奇。

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杭州电子工业学院任教。那是我最幸福、最快乐的一段日子，虽然每个月只有92块钱工资，但想法特别单纯，一想到工作几个月后就可以积下钱买一辆自行车就特别开心。

其实那时候诱惑还是挺多的。深圳有一家公司想让我去他们那里工作，给我开出了1200元的月薪，但我没有动摇，因为我刚进杭州电子工业学院的时候，校长就对我说过，五年之内不许出来。那时候师范学院的学生毕业后都是去中学教书的，我算一个例外了，假如我没干满五年就离职，那会影响到师范学院以后的分配。后来海南开放，那边又有一个单位动员我过去，每月的工资有3000多元，我还是放弃了。既然我已经承诺过校长，那就必须坚守诺言。

但我实在不是一个安分的人，我感觉有浑身的能量。于是业余时间，我就跑到杭州解放路基督教青年会里的那家英语夜校班去教英文。我跟别的老师教法不一样，不喜欢按部就班地给学生讲语法、讲词句，我喜欢抛开课本，想尽办法鼓动大家进行口语交流，用英语展开主题辩论。这个效果很好，学生们也很欢迎。

除了外出教学生英文，我还热衷于组织“英语角”活动。当时西湖边的六公园就有一个英语角，每个礼拜天上午都有许多人在那里练习英语对话。去多了之后，我发觉大家学英语的热情都很高，一周一次的英语角根本不够，于是我就带领那些夜校班的学生，在青少年宫门口又办了一个英语角，每个礼拜三的晚上都搞活动。有意思的是，我们这个英语角，比六公园那个还要火爆，原因嘛很简单，因为晚上谁也看不清谁，说得不好也不用难为情。练习外语口语，最关键的就是要放得开。

1992年，邓小平到南方视察并发表重要讲话后，我越来越有要与时代合拍，做一点事情的冲动。当时我组织的英语角名气慢慢大了起来，找我做翻译的人越来越多。我索性成立了海博翻译社，请了几位退休教师一块儿来做翻译。为了生存，我们的翻译社做过各种业务，卖鲜花、卖礼品甚至做医药销售，忙活了两年才实现收支平衡。

一次，一位来自美国西雅图的外教老师比尔和我聊起了因特网，这勾起了我极大的兴趣，也激发了我开始正式创业的念头。

三、接触因特网之后，我就认定了网络必将改变我们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

1995年，是我在杭州电子工业学院工作的第六年，我已经兑现了当初对校长的承诺，现在到了我该对自己的人生负责的时候了。

这一年我刚好接了一个活儿，就是作为翻译去美国洛杉矶沟通落实一个项目，正好我也想看看比尔跟我提起过的那个因特网到底是怎么回事儿，于是就跟着他们去了美国。谁知那是一个很不靠谱的项目，我差点被他们软禁起来。在洛杉矶经过一番波折后，我终于飞到西雅图找到了比尔，他带我去了一家名叫VBN的因特网公司。那是一家刚刚起步的搜索引擎公司，他们的员工指着屏幕对我说，这是个很有趣的东西，只要键入想要查的字，网络都可以查得出来。我试着输入“啤酒”，电脑上出现了几家国外啤酒公司的信息；我又输入“中国”，搜索结果却只有一段几十个单词的中国历史介绍。在他们的鼓励和指导下，我做了一个海博翻译社的英文版网页，让他们放到了网上。我的海博翻译社因此就成了第一家上网的中国企业。

这趟西雅图之行给了我极大的启发。当时我的想法很简单，就是感觉如果我能帮助中小企业到网上去，肯定会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因为我一直觉得企业一定要依赖市场，而不是依赖市长，眼睛一定要盯着客户，只有客户才是企业能否成功的关键因素。

回到杭州，我就正式从杭州电子工业学院辞职出来，然后向亲友筹措了两万块钱，注册成立了杭州海博电脑服务有限公司。这是中国第一家互联网商业公司，当时公司的员工连我在内只有三个人。我们做了一个名叫“中国黄页”的网站，开始时没有客户，就只好从“窝边草”吃起。因为当时国内的企业还不知道上网，他们怎么会相信你？只有朋友信任你，知道你不会骗他。

第一家被我们搬上网的企业是望湖宾馆。我们通过宾馆的大堂经理要来了一份中英文的宾馆介绍，我把介绍打印好传到西雅图做网页，并挂到了网上。没过多久，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一些美国代表打电话到望湖宾馆来询问，说是希望入住。宾馆的人很惊讶，说我们这里离北京有上千公里呢，你们怎么会知道我们宾馆的？那些美国妇女代表说，她们是通过因特网搜索到的，这是网上唯一能搜到的中国宾馆。

这件事让我看到了网络的能量，坚定了我继续搞下去的信心。1995年8月中国电信接通互联网，我们成为中国电信的第七个客户。但那时候的互联网速度，真是慢得一塌糊涂。为了证明网络的存在，我找了很多媒体朋友到我家里，给他们演示拨号上网。大家带着摄像机等了三个半小时，图片还只出来了半张。所以刚开始的时候我们特别难，因为大家都认为在中国做这东西不靠谱。

为了鼓励大家的信心，我以比尔·盖茨的名义杜撰了一句名言：“互联网将改变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这话其实是我原创的，但当时马云说了没用，所以只好说是比尔·盖茨说的。

四、从北京回到杭州，我们“十八罗汉”在湖畔花园我家里创办了阿里巴巴

1996年3月，杭州电信也做了一个中国黄页。与其两败俱伤，不如联手合作。通过谈判，两家中国黄页进行合并，我获得了30％的股份。

虽然有了杭州电信做后盾，业务还是要靠自己跑的，所以几乎半个杭州的企业都被我们敲过门拉过广告，做得还是非常辛苦的。这时有人向我提议，说你们要是能把《人民日报》搬到网上，那就厉害了。我一听，很有道理嘛，于是天天跑北京，想尽一切办法，终于把《人民日报》放到了网上。这么一来不得了，果然名声大噪，连新闻出版局都为此专门发了文件。

1997年，我加盟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下属的中国国际电子商务中心。我把自己所持的股份以每股两毛多的价格全部卖给了公司，然后带着我的团队和十几万块钱来到了北京。给政府办电子商务网站，每个人都能拿几千块的月薪，大家都很开心，心想总算熬出头了。

北京毕竟是祖国的首都嘛，机会确实要多得多。我们替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成功开发了官方网站后，又陆续开发了中国商品交易市场、网上中国技术出口交易会、中国招商、网上广交会等一批网站，眼界也变得更加开阔了。

那时候，中国正在紧锣密鼓地筹备加入WTO（世贸组织），这意味着中国要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参与国际竞争了。我认为中国入关是大势所趋，中国会越来越强大，世界电子商务也会发展得越来越好。我看到了未来互联网的颠覆性、影响力和创造力，我觉得我们可以在帮助企业解决实际困难、培养中国市场方面大有作为。可是，我跟我的老板在理念上产生了分歧，于是我选择离开，从零开始创建我自己的理想事业。

1999年3月，我带着我的团队回到杭州，就在我的家里创办了阿里巴巴。我家在湖畔花园，当时这里还是杭州城西一个比较偏僻的城郊接合部。我相信自己能够成功，相信可以创造奇迹，因此给公司取名“阿里巴巴”。我们一起创业的团队算上我一共18个人，这就是我们阿里最初的“十八罗汉”。

五、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阿里巴巴电子商务平台开始焕发出巨大的能量

“十八罗汉”的创业团队尽管规模不大，但经过此前一年多在北京的磨炼，工作效率和创业热情还是非常高的。公司创立一个月后，阿里巴巴网站就正式上线了。没过多久，我们的网站便引起了Investor AB亚洲区副总裁蔡崇信的关注，他专程飞到杭州来跟我洽谈投资。当时蔡崇信还兼任高级投资经理，专门负责他们公司的亚洲私募基金。他对我的发展思路非常认同，也特别看好阿里的前景。我们谈了整整四天后，他就做出了一个让人大跌眼镜的决定：从Investor AB公司辞职，正式加入阿里巴巴。

蔡先生的加盟使初创的阿里如虎添翼，当年4月，他就作为先遣部队赴香港，成立了阿里巴巴集团香港总部。经过五个月的谈判，我们获得了第一笔融资，由高盛公司牵头，富达投资和Investor AB等联合向阿里巴巴注资500万美元。这年年底，我们的网站注册会员总数虽然只有8.9万，但我们的运作模式却被国际投资机构普遍看好。2000年1月，阿里又获得了日本软银等机构2000万美元的风险投资。

有了资金的强大支持，我们甩开膀子大干起来。2000年9月，我们在杭州搞了一场名为“西湖论剑”的因特网高峰论坛，吸引了全国数以千计的网民和上百家媒体前来参加。除了王志东、丁磊、张朝阳、王峻涛等几位当时风头最劲的网络英雄之外，我还请来了心目中的偶像金庸担任评委。“西湖论剑”高峰论坛的成功举办，使阿里巴巴在民众中的知名度大增。这年7月，阿里巴巴还被全球著名的财经杂志《福布斯》评为“全球最佳B2B站点”，我也因此登上了《福布斯》的封面。

2001年11月10日，中国正式加入世贸组织，中国经济由此开始腾飞，阿里巴巴电子商务平台也逐渐焕发出了巨大的能量，注册会员猛增到50万，开始让世人刮目相看。

不过你别看我们的业务发展得很快，却很难招到人。企业的发展急需大量的员工，没办法，我们就跑到大街上去招人，只要有来报名的，我们都要。那两年，我们还进行了各种应用系统的开发，我也一直在思考和探寻能够赢利的经营模式。到2001年的12月，阿里巴巴的注册商人会员数突破100万，成为全球首家会员超百万的商务网，公司也终于逐渐实现赢利了。

2003年，我们开始瞄准C2C（个人对个人的电子商务）市场发力。这年5月，阿里创办了淘宝网，直接叫板当时国内最大的在线交易社区eBay易趣。刚刚起步的时候，我们做得其实还是蛮痛苦的。老实说，那时候买家和卖家都不怎么信任我们。怎么办？我们就想了个办法，用一个独立的第三方支付平台来做支付体系。于是这年的10月，我们又推出了支付宝。

做这个也不是一帆风顺的。我们没有银行的牌照，是不能经营金融业务的。银行有牌照，但是他们不知道怎么做；我们知道怎么做，但是没牌照。这时候就有领导对我们说，你们要有责任感、使命感，如果开始做了，就要继续做下去，为中国建立自己的支付体系；如果你们不做，就会有跨国公司去做，那么所有的信誉就是跟着他们走的。

于是我们就想出了这样的办法：当顾客买东西的时候，先把钱给阿里巴巴，等到货之后觉得不错，再通知支付宝付钱；如果觉得东西不好，可以把货退回来，我们把钱退给顾客。这种流程不仅简单方便，而且也使用户的利益得到了保障。这样的事情，即使是亏损的，我也愿意去做。

正是这套体系的建设，对中国电子商务之后的快速发展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

六、现在，阿里巴巴的平台一分钟内能够承受1700万人同时访问

之后的阿里巴巴，一直在快速发展的道路上前行，情况大家应该都比较清楚了。在将近十年的时间里，我们经受了许多考验，采取了许多应对措施，推出了许多新的业务板块，回头看看，我们所走的路基本都还是正确的。其间发生的一些事情，也还是值得说一说的。

比如2003年，我们创建淘宝网和支付宝的时候，日子并不好过。当时的阿里主要还是依靠B2B（企业对企业的电子商务）业务赢利，现金流量并不理想，而淘宝和支付宝都是免费的，需要大量现金输血才能维持下去。在那种情况下，很多人都认为淘宝没法赚钱，我们的投资人也希望能快速找到赢利模式。面对资金压力的同时，淘宝还要面对来自易趣等网站的激烈竞争，eBay甚至还想把我们给收购了。

在这个决定着阿里前途命运的关键时刻，我们顶住了压力，经过多方努力，最后找到了一条光明的出路，那就是与雅虎合作。2005年8月，阿里和雅虎正式宣布并购合作，雅虎以10亿美元现金加雅虎中国的全部资产为代价，换取阿里40％的股份，而雅虎中国则成为阿里的全资子公司，阿里巴巴由此成为中国最大的互联网公司。

这次合作，不仅使阿里获得大笔发展资金，而且也引入了雅虎中国品牌和大批优秀的技术人才，给淘宝和支付宝的高速发展提供了现金支撑和技术力量保障，为之后的B2B公司上市打下了基础。

之后几年，我们还战略投资了口碑网，携手e贷通进军银行业，推出了全新的互联网广告交易平台阿里妈妈，还在香港联交所主板挂牌上市，总之做了不少事情。当然，除了经营业务之外，我也做了一些其他方面的事情，比如说与杭师大合作，创办阿里巴巴商学院。

我曾经在多个场合说过，杭师大是我心目中最好的大学。这完全是发自内心的一句话，半点矫情的成分都没有。首先，我特别感谢杭师大在我人生低谷的时候，以极其宽容的胸怀给了我尽情发挥特长的机会，这对一个偏科严重的年轻人来说是一件多么重要的事情；同时，杭师大确实是一所了不起的大学，曾经出过像鲁迅、李叔同、经亨颐、丰子恺、潘天寿等一大批优秀的知名校友。所以，当我的事业经营到一定的程度，很想把自己这些年来在电子商务乃至经营管理上的经验和感悟分享给大家、分享给社会的时候，首先就想到了我的母校。2008年5月，我回杭师大参加百年校庆之际，与时任校党委书记崔鹏飞和时任校长林正范聊起了我的想法，表达了合作共建商学院的愿望，我的想法立即引起了两位校领导的共鸣。经过近半年的筹备，杭州师范大学阿里巴巴商学院就正式成立了。我们的目标是弘扬一种“有梦想、有激情、有责任感”的精神，力争打造一座国内一流、国际上有一定影响力的商学院。

2009年，在决定未来发展方向的时候，我们把目光投向了大数据和云计算。但具体怎么搞？技术人员说要发展5K技术，然后就讲了许多新名词，老实说我都没听懂。不过我觉得，计算机比人厉害的地方就是它的“智商”比人高，以前人们需要记忆很多东西，今天都可以由计算机来完成；而有了大数据之后，计算机的“情商”也有可能比人高。如果有一天，当计算机的“情商”和“智商”都比人高的时候，那将是一个非常巨大的变革，而这一定是未来的趋势。所以，不管怎么样我觉得都要做下去。因此，阿里云就在2009年诞生了。

大数据和云计算，现在大家都能接受了，但是在刚出来的时候，很多人还是觉得非常遥远。开始其实也有别的企业做过，但它们没有坚持下去，因为它们的领导都很懂技术，都知道这个技术有多难，所以反而放弃了。而我真不知道这个东西有多么难，所以就大胆地说了“不管怎么样，一定要坚持下去”的话。当时其实网上有很多人，包括我们公司内部也有一大部分人说我被忽悠了，5000台计算机加在一起，这个云计算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

好在我不懂技术，所以才特别尊重技术、敬畏技术。我只是朴素地认为，如果这个技术能解决社会的问题，那就应该做下去。我希望阿里巴巴能为技术增加生命力，为数据注入灵魂。现在，有几千万家小企业在用阿里巴巴的服务，有几亿消费者在用，我们的平台一分钟内能够承受1700万人同时访问，这就是好技术。

七、如果没有改革开放，没有四十年来走过的路，就不可能有我们的今天

如今的电子商务已经很热了，我们并不是今天一下子就成功的，这是我们近二十年来坚持每一天、每一个月，挡住各种诱惑的结果。大家知道，那时候短信最赚钱，后来游戏又最赚钱，各种商业模式都出来了。我们有没有眼红过？当然有。其实压力不可怕，可怕的是诱惑。我们看着人家挣那么多钱，但我们做不到，心里能不羡慕吗？当然羡慕。比如在几年前，我们全年的收入还不如腾讯一个季度的收入，我们当然羡慕啦。好不容易拼了两年，眼看着快要赶上了，人家又弄出个微信。但羡慕归羡慕，阿里没有停止过，一直在不断地努力着，所以才会有今天的成绩。

随着阿里巴巴的社会影响力越来越大，我越来越感到自己不应该再被公司的具体业务缠身，而应该去做一些对整个社会更加有意义的事情。所以2013年，我决定辞去阿里巴巴的CEO，只做董事长。我给全体员工发了两封邮件，坦露了我的心迹，并宣布了我的决定。

在淘宝十周年庆上正式卸任CEO之后，我有了更多的时间去做以前想做但没有精力做的事情，比如公益慈善。早在湖畔花园创业的艰难岁月里，我就和夫人定下这样一个规划：50岁之前赚钱，50岁之后做公益。2014年12月，我以个人名义发起并捐赠成立了“马云公益基金会”，集中在教育、环保和健康三个领域从事公益。尤其是教育，我特别有信心，因为教育是我感兴趣的，而且有把握能做好的。

感恩是一种处世哲学，更是一个人应该拥有的美好品性。我感恩这个时代，感恩这个社会，也感恩曾经给予我鼓励、帮助和支持的每一个人。这种感恩之心是博大的，没有国界的。比如在我青少年时代为我打开世界之窗的肯·莫利先生，尽管这位澳大利亚老人已经不在人世了，但他当年对我的知遇之恩却是我没齿难忘的。所以去年2月，我通过“马云公益基金会”向肯·莫利先生故乡的澳大利亚纽卡斯尔大学捐赠了2000万美元，设立了Ma－Morley（马－莫利）奖学金。

今年是我国改革开放四十周年，我坚信如果没有改革开放，没有四十年来我们走过的路，就不可能有我们的今天。正因为大家满怀希望和信心地参与到中国改革开放的大市场中，才有了今天的我们。我们既是改革开放的实践者，更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因此我的心中充满了感恩与感动，我感恩生活在这个时代，能够亲眼看到祖国的崛起。同时，我也始终没有忘记自己的初心，那就是帮助中小企业成长，所以直到今天为止，我从来都没有把阿里定位成高科技公司，也没有把它定位成互联网公司，我们的定位，始终就是一家服务公司。这一点，永远不会变。

（马云／口述 真柏／撰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