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在新世界的门槛上

13岁那年，毛离开了私塾。教他的私塾先生教学方法简单粗暴，经常打学生。这个具有叛逆性格的少年忍受不了这些，在离开学校的时候给他所不喜欢的老师留下了一首打油诗，诗中表达了自己的叛逆思想：

独坐池塘如虎踞，绿荫树下养精神。

春来我不先开口，哪个虫儿敢作声？

他的父亲并不反对他退学。他对儿子说：“我原本就没有指望你去考秀才。”秀才是中华帝国（清朝）的最低一级“学位”，只有通过本地区的科举考试才能获得这个“学位”。不管怎么说，那时科举制已被废除，让这个孩子继续念书已经没有意义了。“田里的活忙不过来，你回来也好。”毛贻昌想让儿子帮他打理家事，首先是记账管账。但毛想用自学的方式继续他的学业。读书的渴望使他欲罢不能，他贪婪地阅读除了经书以外所有能够弄到手的书。他通常在夜里、在油灯下读书，读的时候用土布做的被单把窗户遮住，以免灯光透过窗户而被父亲发现他在读书。只要看到儿子手里拿着书，做父亲的就勃然大怒，哪怕是在毛泽东无事可做的闲暇时间也不例外。毛泽东的女儿后来写道：“爷爷是十分精明的人，瞒不过他，起床看见爸爸还在看书，吼道：‘哪里这样的喊不赢哪！一夜熬掉了多少桐油，一个月就是几百文铜钱，这样下去，还了得！’”

就是在那个时候，毛泽东读到了唤起他的政治兴趣的第一本书，这本书把这个年轻人头脑里的反叛导向了爱国的方向。此书就是著名的改革家和买办郑观应于1893年出版的《盛世危言》。此人的另一个名字也很有名：郑正翔。这本书号召中国人研究“富强之学”，就是说，要运用欧洲的工业化经验，以便完成中国的现代化；书中还提到了在中央建立英国式的君主立宪的必要性。作者反对延续传统的儒教秩序，主张进行有限的资产阶级改革，以达到强国的目的。

要想理解这本书对少年毛泽东的震撼有多大，我们必须简略地概述一下中华帝国当时的内外形势。由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入侵，20世纪初的中国是一个经济依附性很强的半殖民地国家。1840—1842年和1856—1860年先后发生了两次鸦片战争。第一次鸦片战争是英国发动的，意图在于使鸦片贸易合法化；第二次鸦片战争是英国伙同法国一起发动的。两次战争的结果，迫使这个中央王国与“多毛的洋鬼子”签署了多个不平等条约。“多毛的洋鬼子”是中国人背后对这些白皮肤的殖民主义者的称呼。征服者通过战争攫取了对中国关税制度的控制权，中国因此而失去了经济上的独立。外国商人还获得了在华境内贸易中的免税特权。当时，一种被称为“厘金”的国内贸易税是在跨省贸易中必须缴纳的，中国商人都要缴纳厘金，洋商则可以不交，仅此就决定了中国商人在与西洋商人竞争中的劣势。英法还为其国民攫取了在对外贸易口岸定居的权利，其他国家也先后获得了这个权利。1860年《北京条约》签订前，已有15个对外通商口岸。外国人还获得了治外法权，也就是领事裁判权。换句话说，中国领土上的外国人不受中国法庭的管辖。

廉价的西方商品如洪水般涌入中国市场，导致数以百万计的中国手工业者破产。与此同时，中国人民的税负急剧增加。在一系列战争中的失败，使得中国不得不向胜利者支付战争赔款。

中国被纳入世界经济体系，引发了深刻的经济和社会危机。危机的一个结果，是“太平军”的一场巨大的、震撼全国的反抗清政府统治的起义，许多贫困的农民和手工业者参加了这场起义。起义军的领袖洪秀全原是位于中国南方的广西省的一个乡村教师，他号召建立一个基于平等原则的“太平天国”。他的灵感来自基督教，特别是其中的浸礼会和清教这两个教派的教义。但他也往基督教教义里添加了一点他个人的思想。比如说，他相信自己是耶稣基督的弟弟，他说这是天父即上帝通过一个梦亲口告诉他的，在这个梦中和上帝一起向他显现的，还有耶稣。太平天国将在腐败的清王朝的废墟上庆祝自己的胜利；起义者将用剑与火披荆斩棘，杀出一条通向理想的和平和正义的道路；在这一过程中，杀戮和劫掠的对象不仅是满族统治者，还有土豪劣绅。

两千多万人在这场内战中被杀害。国家处于崩溃的边缘。从1861年到1894年，慈禧太后领导下的大清朝廷，在“自强”的口号下尝试了一系列旨在建设国家的改革。慈禧和已故皇帝的弟弟恭亲王，以及有势力的权贵们和包括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在内的镇压了太平天国的征服者们，共同致力于中国的工业化和近代化事业，以便使其成为军事强国。使用机器的近代工厂、兵工厂和可以停泊轮船的码头、铁路和开放性的近代意义上的大学，就是由他们首先建起来的。报刊的出版也始于那个时期。这时的国家也正式停止了对私营企业经营活动的干预，这就为企业家的事业提供了激励。然而，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非常缓慢，充满了矛盾。腐败的官员和地方上的权势人物为了阻止竞争，纷纷利用其地位限制私营企业家的首创精神。大多数工业企业属于官僚资本，为地方大员所控制。地方大员中最有权势的少数人甚至能够控制军队，把政府军变成了自己的私家军。曾国藩控制了湘军，这是一支在与太平军的战争中成长起来的军队。李鸿章控制了淮军，左宗棠则控制了所谓的常捷军。中国的资本主义从一开始就具有垄断性。20世纪初中国产业工人的人数只勉强超过1 200万，其中的四分之三，即900万左右的工人是在雇工超过500人的特大企业中就业的。正是由于国家开始鼓吹自由市场的教义，中小型的本土企业才得不到适宜的发展条件。当时中国的情况很像今日的俄罗斯，只有一点不一样：俄罗斯的大员们没有自己的私家军。说实在的，当时的中小企业家也很难说是安分守己的生意人，因为他们中的每个人都离不开某个具有犯罪性质的黑社会组织来给自己的实业撑腰，也就是用武力来看家护院。

像郑观应这样的思想开明的爱国者，并不反对在与自强直接相关的领域里开办国有企业，与此同时，他们对政府高官们执行的垄断性的经济政策颇有微词。他们建议取消对中小企业的限制，深化改革，哪怕矫枉过正一点也无妨。偶尔也有人鼓吹民主理念。许多建议认为有必要同时进行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同时进行政治体制和司法体制的自由化改革。但是，掌权者对他们的呼吁置若罔闻，改革最终以失败告终。

1885年，中国输掉了与法国的又一场战争。1895年，又在中日战争中战败。中国人此前一直认为日本是一个虚弱的国家，因而这次战败对中国人来说是一大耻辱。尽管中国军队败给日本天皇的军队这件事引发了如熊熊烈火般的爱国激情，但改革家们的蓝图仍逃脱不了失败的命运。新一轮改革运动的领导人康有为和梁启超都是出类拔萃的哲学家和作家。此二人恳请年轻且又思想开明的光绪皇帝做中国的彼得大帝，敦促他实行君主立宪，使军队和教育西方化，鼓励民营企业的发展。1898年出现了一个长达100天的改革运动。同情改革派的光绪帝推出了众多新的改革措施，甚至考虑发动宫廷政变，以剥夺太后干预政治的权力。为此，他求助于一个名叫袁世凯的强有力的将军。但所有这些努力都白费了，袁世凯背叛了皇帝，向慈禧太后告了密。保守的太后被自己外甥的激进政治主张吓坏了，遂迫使后者宣布自己心智失常。光绪皇帝自此彻底失势，被软禁在宫中。许多改革者被砍了头，康梁二人则被迫亡命海外。

中国没有市民社会，所有政治上的反对派在国内都受到镇压。因此许多清醒理智的知识分子不得不在海外从事政治活动。在当时流亡海外的这类人中，除了康有为和梁启超以外，还有一个来自南方的广东省的、名叫孙中山的人。此人的真实姓名是孙文，是郑观应的学生。

孙中山生于1866年，先后在夏威夷、广州和香港受过教育，1892年毕业于一家医学院。1894年，对改良运动失去信心的他离开中国去了美国夏威夷，他的哥哥就住在那里。1894年11月，孙中山在夏威夷的檀香山建立了近代中国第一个革命团体“兴中会”。孙中山博士的主张与改良派截然不同：后者提倡通过君主立宪来改革中国的社会政治制度，孙博士则要求走共和之路，对中国进行脱胎换骨的革命性改造。1895年1月，兴中会在英国租借地香港建立了一个支部，不久之后又在临近香港的大都市广州建立了另一个分会。接着，孙本人迁居广州。同年秋天，兴中会的会员们在广州发动了他们的第一场反清起义。不幸的是，起义失败了。在清廷出高价要他的脑袋的情况下，孙中山被迫流亡海外。他在海外度过了16年的流亡生涯，在此期间一次也不曾回国，直到一场成功的反对君主制的革命爆发后两个月，他才得以回国。

尽管这次起义败得很惨，但兴中会还是幸存下来了，而且很快就恢复了其革命活动。1901—1904年，一系列革命组织在中国出现了。1905年，这些组织中的多个团体合并为“中国革命同盟会”，其简称，就是著名的“同盟会”。这个新的革命组织是在东京的成立大会上正式宣告成立的。孙中山当选为同盟会的总理，接着他就宣布了他的名为“三民主义”的激进的政治纲领，三民主义指的是民族、民权和民生这三大主义。

在孙中山看来，民族主义的内容就是推翻清王朝；民权主义的内容就是建立共和制度；民生主义则意味着平均地权，换言之，对中国的最基本的生产资料实行国有化，以加强国家对经济的调控能力。孙中山的国家社会主义是一种旨在保证国家对经济生活的至高无上的主导地位的政治纲领，其所竭力反对的，是寡头资本主义，即一种只允许少数爬到权势顶峰的人富起来的制度条件。民生主义的目标，是以国家权力为杠杆，推动中国中产阶级的发展。孙中山视国家为一种兼具控制和引导职能的力量，而具有进步作用的土地税将在国家的经济政策中发挥重要作用。孙相信这种税的征收能够终结寡头—官僚结构下的垄断政策，催生出一个机会均等的“正义社会”。他公开宣示的最终理想是“天下为公”。

就在康有为和孙中山各自探索其革故鼎新、振兴中华的道路之时，在华北爆发了又一场气势磅礴的农民起义。起义针对的目标是“多毛的洋鬼子”，起义的领导者是一个名曰“义和团”的秘密宗教社团。义和团的成员大多擅长武术，他们和前文中提到的当时中国其他讲究习武和江湖义气的地下组织一样，认为他们所佩戴的神符、念诵的咒语、拥有的武艺和精神修炼，可以让他们免受敌人的子弹、炮弹和军刀的伤害。他们的作战方式类似于拳击和肉搏，所以与他们第一次发生冲突的外国人称他们为“拳民”。这场起义于1898年在山东和直隶的其他各地陆续爆发。1900年6月13日，义和团占领了中国的首都北京。在那里，他们洗劫了富商们的住宅和店铺，纵火烧毁了数千栋房屋，还包围了外国使馆区。他们不反对清廷，他们的怒火是直接冲着外国传教士和中国基督徒来的。当然，他们也不分青红皂白地抢劫和杀害了一些富有的中国人。

匪夷所思的是，慈禧支持义和团的起义。她先是决定测试一下这些拳民是否真的“刀枪不入”。一群自称具备神奇能力的义和团战士受邀进入紫禁城。在她的命令下，拳民们在一堵墙前站成一排，慈禧卫队的士兵们用洋枪对准他们来了一次齐射，结果是无一伤亡。这一奇迹真把太后给镇住了。于是，1900年6月21日，慈禧向整个世界宣战。

可惜，奇迹只是昙花一现。由奥匈帝国、英国、德国、意大利、俄国、美国、法国和日本这八个国家的军队组成的八国联军击败了义和团和清朝政府军。入侵的军队还占领了北京。1901年9月7日，位高权重的李鸿章和庆亲王代表中国政府与有关国家签署了又一个不平等条约。这个所谓的“最后议定书”规定，中国必须在今后39年内支付高达4.5亿两白银的赔款。也就是说，中国得交给列强1.4万吨白银。考虑到还有4厘的年息，实际赔款总额是3.06万吨白银。根据条约，中国军队不得不撤离北京，列强军队开始在中国的首都驻扎。

这样一来，当历史进入20世纪的时候，中国在经济上完全是列强的附庸，政治上也部分地是列强的附庸。外商支配着中国市场。在国际分工中，这个中央王国只是个三流国家。

经过这次彻底的失败之后，1901年，清政府又一次转向改良，这一次的改良被称为“新政”。朝廷开始讨论立宪的可能性，出台了一系列旨在刺激私营企业发展的措施，新军的组建也开始了。36个具有近代意义上的作战能力的镇取代了早已过时的、中世纪式的军队。表面上位居改革运动的权力顶峰、实则一直处在软禁中的光绪皇帝，于1908年11月14日驾崩。他的姨母、嗜权如命的慈禧太后，只比他多活了一天，享年73岁。慈禧死前一天，指定了她的姨外孙溥仪继承大统。临终前，据信，眼中含泪的慈禧对溥仪的父亲醇亲王说：“我老了，我统治了几十年，但没有为国家带来一点好处。”接着，她沉默了片刻，用痛苦的目光凝视着惊恐不已的醇亲王，然后说道：“今后决不能让女人统治国家。”这就是她最后的遗言。

巨大且又深刻的变革在各个领域都出现了。国家的两个新的统治者是醇亲王和庆亲王，前者还被任命为摄政王。此二人实施了旨在实施宪政的各种措施。1909年，各省选举产生了咨议局，这是为宪政做准备的一个步骤。这些咨议局立刻成为自由主义的反对派的力量中枢。官方宣布的国会选举时间是1913年。

与此同时，中国对帝国主义列强的依附地位仍在深化。1912年时，国债总额已达12亿多两库平银，对外开放的条约口岸已达107个。社会政治危机越来越严重。

少年毛泽东对上述事态几乎一无所知。即使偶有所闻，也没有对他产生任何影响。逝者如斯，那个时代的重大事件就这样在与他毫不相干的情况下一个个发生了。值得注意的是，在他与埃德加·斯诺的多次会谈中，毛泽东一个字都没有提到太平天国和义和团这两次造反运动。估计当时没有人告诉少年毛泽东任何有关义和团的事情，韶山也确实是一个连一份报纸都没有的闭塞的小地方。甚至连皇帝和太后驾崩这样的大事也是在溥仪登基两年之后才传到韶山的。但他对太平天国肯定有所耳闻。当年的那些恐怖事件的目击者有很多后来还活了很长时间。毛泽东的父亲在19世纪80年代曾在湘军中服役，而湘军就是在他服役前20年镇压了太平军的那支军队。

尽管如此，激起毛对政治的兴趣的，却既不是某个革命家的著作，也不是农民领袖们留下的亲历亲闻，而是一个爱国的改良主义者写的一本书。正是郑观应的书促使毛下决心继续上学。写“土匪”的那些书在少年毛泽东心中点燃的社会抗议激情和他个人对造反的向往，至少暂时地消失了，现在抓住他的心灵的，是民族主义情绪。

他与父亲之间的又一场冲突爆发了，冲突的原因是，父母决定要他结婚。他们为他相中了一位姑娘，相中的时间不是1907年末就是1908年末。这位姑娘像是来自一户体面的人家，也是毛泽东的远亲。他的祖父毛恩普和姑娘的祖母是堂兄妹。她名叫罗一姑，生于1889年10月20日，比毛泽东大四岁。她的父亲罗合楼因为有点文化，名义上算是绅士了，但实际上是个农民。罗家非常穷，也非常不幸。罗合楼夫妇先后生过五个儿子和五个闺女，但是只有三个闺女活到成年，其余的都在婴幼儿时期夭折了。儿子们的早夭对罗家是沉重的打击，因为在中国，只有儿子才算是上天的恩赐，女儿对一个家庭没有多大用处。罗合楼没办法让家里的四个女人吃饱肚子，因此，能将大女儿嫁到毛贻昌家做媳妇，对他来说是喜从天降。毛贻昌的妻子这时也急需一个帮手。虽然文素勤当时的岁数不算大，但由于过度劳累，身体每况愈下，操持家务和做饭使她越来越不堪重负。

依照习俗，媒人们先去了未来新娘的家里去说亲。虽然罗合楼对此事乐不可支，但是把婚事定下来还是耗了点时间。女方不能立刻接受男方家的通婚要求，因为这样是不体面的。最终，两家交换了彩礼，订下了婚约。在当时的中国，这样订下的婚约不管怎么说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即使新娘没等到举行婚礼就死了，写有她的名字的一块木牌也要送到新郎家里，安放在供桌上。如果新郎在婚礼前死了，新娘也要嫁到她“丈夫”的家里去，为他守寡。

毛泽东和他的未婚妻只是在定亲的那一天见了一面。我们不知道他到底喜不喜欢罗一姑，但不管怎么说，当时他一心想的是念书，而不是结婚。然而，除了顺从父母的意志，他别无选择。等到他知道父母的决定时，一切都已不可挽回。婚约已经签字了，婚礼的日子也定下了，毛贻昌已经把聘金和其他为习俗所要求的礼物交到了罗合楼手里。万事俱备，就等着喝喜酒了。毛贻昌在他所在的村子里是一个富人，罗合楼识文断字，在认识他的所有人眼里，也是一个有身份的人。

依照当时当地的风俗，喜宴在婚礼的前一天就要开始，地点就在新郎家，众多亲朋好友应邀前来赴宴。婚礼这一天，新娘一身红妆，坐着一顶红色的轿子来到新郎家。她的脸被一块红纱布遮住，双唇抹着口红。按照习俗，新娘子必须装出一副不乐意出嫁的样子，不仅要哭，还要骂她未来的丈夫，骂他是“毛毛虫”，是“懒鬼”、“烟鬼”和“酒鬼”等等。新娘到新郎家门口的时候，要放鞭炮。然后，这对新人就得在新郎家里供奉祖先牌位的供桌前跪下来，拜天地，拜日月，拜“龙王爷和土地爷”，最后还要拜列祖列宗的在天之灵。然后，新郎新娘以鞠躬的方式对拜。婚礼至此结束，这对年轻人从此正式结为夫妻。但宾客们还要再吃两天的喜宴，每个客人都要给新婚夫妇送礼，一般送的都是钱。婚礼当天，吃饱喝足之后，对新婚夫妇的“观摩”就开始了，这是一种逗乐的仪式，叫做“闹洞房”。仪式的主持人假装自己是“地方官”，把脸抹得黑黑的，穿着装饰有树叶的、异常花哨的衣服，引导宾客们进入洞房。他们对着新人做出各种不雅的姿态，有时还唱着下流的小曲。为了结束这场粗鲁的闹剧，年轻的丈夫必须贿赂客人。新婚之夜过后，新娘必须让自己的婆婆看一下沾有血迹的床单，以证明自己是黄花闺女。

毛泽东很难忍受这些仪式带给他的折磨。按照他自己的说法，他没有和新娘共寝，也拒绝和她共同生活。“我从来没有和她一起生活过，后来也没有。我并不认为她是我的妻子，这时也没有想到她。”他对斯诺如是说。一个意味深长的细节是：毛是如此不屑于他的第一次婚姻，以至于他后来甚至忘记了订婚的时候新娘子有多大年纪。在漫不经心地提到这桩婚姻的时候，他说：“我14岁的时候，父母给我娶了一个20岁的女子。”事实则是，罗一姑当时只有18岁。一方面，很难相信一位14岁的少年会拒绝与一位18岁的妙龄姑娘同床；另一方面，也没有证据表明，毛泽东对斯诺说的不是实话。《韶山毛氏族谱》非常奇怪地记载道，毛泽东和罗一姑生有一个儿子远志，但不知为什么送给了一个姓杨的人家抚养。究竟是不是这样，没人知道。但多半是记载族谱的人搞混了：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毛泽东和罗一姑生过这个孩子。

我们能够知道的只是，新婚不久毛泽东就离家出走，在一个辍学在家又没有工作的旧日同学的家里住了半年，这个人的家也在韶山。这一年里，毛泽东依旧如饥似渴地读书，对中国古代史学家司马迁的《史记》和堪称其姊妹篇的班固的《汉书》更是爱不释手。这些书叙述了包括英雄和奸雄、将军、政治家和哲学家在内的中国古代伟大的统治者们的活动。这时的他也开始痴迷当代人的著述，潜心研读了《校邠庐抗议》。此书出版于1883年，作者是改良派的又一领袖人物冯桂芬。这本书叙述了洋人侵略中国的历史，建议在不改变中国固有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的根基的前提下，通过学习西洋技术来达到自强的目的。也是在这一时期，他读到了年轻的革命党人陈天华写的一本小册子。他后来称，这本叙述了列强对中国的瓜分的小册子给了他强烈的震撼：

我现在还记得这本小册子的开头一句：“呜呼，中国其将亡矣！”这本书谈到了日本占领朝鲜、台湾的经过，谈到了越南、缅甸等地的宗主权的丧失。我读了以后，对国家的前途感到沮丧，开始意识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可怜的罗一姑，用村里人的话说：“既不是已婚娘子，也不是黄花闺女。”她默默地忍受着这个屈辱的命运。毛泽东的一位传记作者、英国记者菲利普·肖特写道，某些村民认为，她在这个新家住了下来，后来成了毛泽东的父亲的小妾。这个说法也许是真的，也许不是，谁知道呢？我们能够知道的一件事就是，她死得很早。1910年2月11日，也就是农历新年的年初二这一天，她死于痢疾。死时刚满20周岁。

顺便提一句，不管怎么说，毛泽东对于他的第一位岳父及其家人，并没有什么恶感。在革命成功、他已经成为共产党中国的领导人之后，他给罗合楼写了封信，邀请他来北京。遗憾的是，罗已经没有这个福气了，他早已于1943年12月故去。

出人意料的是，在这件事情上，毛贻昌竟然原谅了这个令他在全村人面前丢脸的、“忘恩负义的儿子”。显然，他并不像毛泽东在自己的回忆中说的那么坏。在罗一姑死后数月，即1910年秋天的时候，毛贻昌的这个倔强的儿子要父亲出钱供他继续上学。他要付的学费不低，每5个月的学费、住宿费和图书借阅费合计1 400个铜钱，用当时中国的银元计，相当于一块大洋。在亲戚们和左邻右舍的劝说下，老头子很不情愿地答应了。毛泽东选中的学校是东山小学堂。这不是一所普通的学校，它教授包括自然科学在内的现代课程，教学方法也是欧洲式的。该校坐落在邻县湘乡县的一个名叫东山的村子里，距离韶山约有50里。

毛泽东入学的时候已经17岁了，这是他平生第一次离开家乡。一路陪着他的，是比他年长九岁的表哥文运昌。事实上，文运昌当时已是这个学校的学生，正是在这位表哥的怂恿下，毛才选择了这所学校。离开家去上学的那一天，令他愤愤不平的父亲和所有亲戚一直把他送到村口。毛贻昌回家后，在一张桌子上发现了将要成为东山小学堂的学生的毛泽东留给他的一张便条，上面写着一首诗：

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

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

那时的他，已有了青史留名的志向。有关历代中国雄才大略的皇帝们的那些书，整日盘旋在这个年轻人的脑子里。其中的两位皇帝，汉朝的刘邦（公元前256—前195）和明朝的朱元璋（1328—1398），都出生于贫寒人家。综观历史，使得来自普通人家的孩子成为杰出的科学家、作家和政治家的那股动力，都是这种要出人头地的激情。一个没有抱负的人，注定要在庸庸碌碌中度过一生。毛的爱国主义情感召唤着他去建功立业。这个外省青年心中那些高傲的灵魂，推动着他不断攀登人生的高峰。

通往成功的道路都是曲折的。这个衣衫破旧、又瘦又高的乡下孩子在这所学校的学生中间并不受欢迎。当时的他身高177厘米，而中国南方人普遍个子不高；他的新同学中的大多数来自富裕的地主家庭；还有，大多数学生是湘乡县人。这些学生一个比一个自负，对毛泽东这位只有一件像样衣服的不速之客压根就瞧不起。毛身上的一切都与他们格格不入，包括他的浓重的方言口音。

汉语中的方言多得惊人，11种主要方言彼此差异很大。至于地方性的方言和土语，简直是多如牛毛。比如说吧，北京人肯定听不懂广东人讲的话，北京人和广东人都很难听懂上海话。中国的官方语言普通话是北方人的方言，而非大部分中国人的共同语。在中国的许多地区，相邻的乡村和市镇都有各自的方言。毛泽东的出生地湘潭县和他母亲的娘家及东山小学堂所在的湘乡县，都在湖南，且是邻县，就是因为隔了一座韶山，两县就有了不同的方言。说实在的，生活在这两个相邻的县的人彼此还是听得懂对方的话的，不过比较吃力。这种方言林立的局面是自远古以来历朝历代的中国政府都不得不苦于应对的一大难题。

只有少数同学对毛示以同情。除了他的表兄以外，跟他关系最密切的是萧子嶂（又名萧三）。1920年，萧三赴法国勤工俭学。在那里，他成为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的一个成员。1927年，他又去了苏联，在那里一待就是好多年。再后来，也是在苏联，他用埃弥·萧作笔名，成为一个知名作家和诗人。他也是最早给毛泽东立传的作家之一。1934年，他参加了苏联作家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

一个朋友，再加一个表哥，是远远不够的。对个性高傲、张扬的毛来说，多数同学对他的敌意是一个不小的折磨。他后来回忆说：“我精神上感到很压抑。”

敌意增强了他对成功的渴望，侮辱刺激了他桀骜不驯的个性，对他的冒犯使他更坚强，不管在哪个方面超过他的人，都被他视为必欲战而胜之的对手。最终，毛通过自己的努力赢得了教师们的尊重。韶山私塾里那位严厉的塾师教给他的功课现在派上用场了：毛不仅勤奋好学，而且能用文言文写一手漂亮的文章。他依旧是一个嗜书如命的人。他终生保持着爱读书的习惯，尽管并非他读过的每一本书对他都有影响。在东山小学堂求学期间，他对历史的兴趣也一如既往，对古代中国的统治者尤其感兴趣，包括传说中的两位圣君尧和舜、嗜血的暴君秦始皇和威名远扬的汉武帝。其中，汉武帝是中国统治者中第一个制服了北方游牧民族匈奴的皇帝，也是第一个把东土耳其斯坦、越南和朝鲜置于中国控制之下的皇帝。在东山他还第一次接触到了地理学并且很快熟悉了有关知识。同时他也开始阅读外国历史。一本《世界英雄豪杰传》引起了他的注意，他从书中知道了拿破仑、叶卡捷琳娜大帝、彼得大帝、威灵顿、格莱斯顿、卢梭、孟德斯鸠和林肯等历史人物的事迹。他也想成为像他们那样的伟人。

在他当时读过的书刊中，有关康有为和1898年维新运动的文献对他影响最大。后者包括一套《新民丛报》的合订本，这份报纸是梁启超在横滨刊印的。他的表哥借给他的这些书刊使他感到一种刻骨铭心的震撼。“我读了又读，直到可以背出来。”他后来回忆说。梁启超的书《新民说》更是使他如获至宝。《新民说》最初是分期发表在1906年的《新民丛报》上的，是一部颇具哲理性的专著。用这位著名的改革家自己的话来说，此书旨在探究“新民之道”：“国也者，积民而成。国之有民，犹身之有四肢、五脏、筋脉、血轮也。未有四肢已断，五脏已瘵，筋脉已伤，血轮已涸，而身犹能存者；则亦未有其民愚陋怯弱，涣散混浊，而国犹能立者。故欲其身之长生久视，则摄生之术不可不明，欲其国之安富尊荣，则新民之道不可不讲。”

梁启超就立宪君主制的进步作用和专制君主制的消极影响所做的雄辩，给毛泽东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在读罢该书的“论国家思想”一章后，他写下了如下心得：

立宪之国家，宪法为人民所制定，君主为人民所推戴；专制之国家，法令为君主所制定，君主非人民所心悦诚服者。前者如现今之英、日诸国；后者如中国数千年来盗窃得国之列朝也。

毛泽东衷心服膺康、梁二人，相信一位“诚实、仁慈和英明”的皇帝迟早会征召康、梁来辅佐他，颁行宪法于全国。通过阅读维新派的著述，毛泽东心中早已沸腾着的民族主义感情越发强烈。梁启超和康有为都是极端的沙文主义者，他们相信，中国通过采纳英日模式振兴起来之后，中央王国就能够在世界各国的竞争中独占鳌头，建立霸权。否则——这两位维新派的吹鼓手断言——中国就将亡国。

在这所学校里，毛泽东听说了1905年日本对俄国的胜利。这个消息是一位曾在日本留学、当时教他们音乐和英语的年轻教师告诉他和其他学生的。毛和他的同学们听了都很激动，毛是如此为日本的胜利而高兴，以至多年后他在接受斯诺采访时还能哼出日本歌曲《黄海之战》。这是他那位老师当年爱唱的一首歌。在这首歌曲中，日本军队因打败了俄国军队而名声大噪，其中的几句歌词是：

麻雀唱歌，夜莺跳舞，春天里绿色的田野多可爱。

石榴花红，杨柳叶青，展现一幅新图画。

毛告诉斯诺：“这首歌是歌颂日本战胜俄国的，我当时从这首歌里了解到并且感觉到日本的美，也感觉到一些日本的骄傲和强大。”毛对日方的同情，并非如他的某些传记作者所说的，是在为“黄种人战胜了白种人”而高兴。据此认为毛泽东是种族主义者的说法十有八九是站不住脚的。当时的毛是一位爱国的民族主义者，而非种族主义者。鉴于在掠夺他的国家方面日本人的贪婪一点也不亚于欧洲人和美国人，毛有什么理由幻想与日本结盟对付白种人呢？“日出之国”对沙皇俄国的胜利之所以使他兴奋不已，是因为在毛看来，它用事实证明了立宪君主制对专制君主制的优越性。日本的胜利同样也证明了毛所敬爱的维新思想家的如下断言：一个亚洲国家一旦走上政治现代化的康庄大道，被专制主义枷锁牢牢缚住的欧洲强国也会被它碾为齑粉。

毛泽东在东山小学堂总共只待了六到七个月。1911年初，毛决定去湖南省省会长沙，报考那里的一所中学，这所学校也招收来自湘乡的学生。带着东山小学一位老师的推荐信和很少的行李，他在这年早春徒步走了120里路，前往那个他尚不熟悉的大都市。他就是这样告别了他的孩童和少年时光，离开了有着堡垒式围墙的东山小学堂、瞧不起他的同学和对他期许有加的老师们。等待着他的，是一个既诱人又充满了未知风险的新世界。

高凯、于玲主编：《毛泽东大观》，886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

李敏：《我的父亲毛泽东》，106页，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01。

李敏：《我的父亲毛泽东》，107页。

参见郑观应：《盛世危言》，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

Гельбрас В.Г.Социально-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струк-тура КНР.50-60-е годы.М.，1980.

Edgar Snow，Red Star over China，p.135.

毛泽东极有可能不喜欢这位姑娘。根据他的外孙女孔东梅的说法，时年14岁的毛泽东喜欢的是一个叫王十姑的姑娘。她也是毛的表妹。不幸的是，他和她命中相克，因此算命先生不赞成他们结合。王十姑后来嫁给了一位姓赵的人。参见孔东梅：《改变世界的日子：与王海容谈毛泽东外交往事》，16~17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

参见[美]埃德加·斯诺：《红星照耀中国》，董乐山译，99页，北京，作家出版社，2008。

参见马社香：《红色第一家族》，10~11页，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4。

参见《韶山毛氏族谱》，第7卷，387页，北京，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2002。

关于族谱的记载者经常记错的情况，详见宋平生：《新发现的〈韶山毛氏族谱〉叙略及毛泽东家族史事考订》，载《毛泽东思想研究》，1990（2）。

参见逄先知主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

[美]埃德加·斯诺：《红星照耀中国》，董乐山译，90页，北京，作家出版社，2008。

Philip Short，Mao：A Life，New York，Henry Holt,1999,pp.29，649.

参见马社香：《红色第一家族》，11页，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4。

参见李敏：《我的父亲毛泽东》，108页，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01。

廖盖隆等主编：《毛泽东百科全书》，第5卷，2658页，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03。

Stuart R.Schram，Mao's Road to Power：Revolutionary Writings 1912—1949，Vol.1，Armonk，N.Y.and London，M.E.Sharpe，1992，p.60.

[美]埃德加·斯诺：《红星照耀中国》，董乐山译，91页，北京，作家出版社，2008。

Edgar Snow，Red Star over China，p.135.

[美]埃德加·斯诺：《红星照耀中国》，董乐山译，91页，北京，作家出版社，2008。

梁启超：《新民说》，46页，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

逄先知主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

[美]埃德加·斯诺：《红星照耀中国》，董乐山译，92页，北京，作家出版社，2008。

[美]埃德加·斯诺：《红星照耀中国》，董乐山译，92页，北京，作家出版社，2008。

菲利普·肖特就持此论。参见Philip Short，Mao:A Life，New York，Henry Holt,1999,p.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