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不被看好的笨小子——童年时期的自我觉知

无论儿时还是少年时代，我都特别腼腆。在学校我从不主动发言，若被老师点名回答问题，我总是结结巴巴，面红耳赤。相反，哥哥贾森则是明星人物，总是魅力四射。光彩照人的贾森仿佛是笼罩在我头顶的阴影，但我知道，就算移走这片阴影，露头的也不过是个资质平平、腼腆无趣的笨小子。

父母总爱向别人讲述自家孩子的故事，但他们并未觉察到孩子们也在竖着耳朵听。记得最早有关我的一个故事发生在我一岁左右。母亲经常不厌其烦地把这个故事讲给朋友们听。某个大冷天，母亲放我在婴儿车里推去公园玩。“其他宝宝的脸颊都浮现出健康红润的颜色，”她说道，“可埃利奥特却冻得脸色苍白，嘴唇发青。他就是这样一个一脸病容的孩子。”每每听到母亲提及此事，我都能感受到她的尴尬，因为我没能像其他母亲的宝宝那样漂亮，这让我心生歉意。

出生贫民区

1932年我出生在马萨诸塞州切尔西。这是个贫民聚集的城市，隔着米斯蒂克河，与波士顿遥遥相望。切尔西城里布满了垃圾场、二手衣店和储油罐。我三岁时全家搬到邻近的里维尔，那里也是一个贫民聚集地。由于坐落在萨福克·唐斯赛马道和万德兰赛狗道之间，里维尔市里随处可见小本钱的赌徒、赌马人和形形色色的粗鄙之人。这里的主要产业就是赌博。但里维尔的优势在于它是一座海滨城市，拥有一个不错的浴场和一条木板道，还有一个货真价实的木质过山车。我对年轻人的建议是，如果你不得不住在贫民区，务必选坐落在海滨的地方。

喜剧演员山姆·莱文森（Sam Levenson）回忆他在布鲁克林度过的孩提时代时，对埃德·沙利文说：“那时我们其实很穷，但我们自己并没有意识到。”这句感人肺腑的话语却与我的经历不符。我们贫穷过，而且完全知晓。对那段经历，我有着栩栩如生的记忆：没有供暖设备的严冬，为了驱除寒意，我们饿着肚子早早上床，用毛毯和大衣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没钱修补鞋底的破洞，我只能把硬纸板塞进鞋里；没钱买新衣，总是穿哥哥嫌小的旧衣服。我记得有一次因为拖欠房租，我们被迫半夜搬家。我还记得因为经济拮据和父亲无力养家糊口这类问题，父母声嘶力竭地争吵。

我父亲名叫哈里·阿伦森，1909年他8岁时全家从俄罗斯移居美国。13岁时他辍学了，在波士顿推着一辆手推车沿街叫卖袜子和内衣。后来他挣到了足够多的钱，开了一家小服装店，改在柜台后兜售袜子和内衣。我母亲叫多萝西，在10个兄弟姐妹中排行老大，他们都出生在美国。母亲的父母也是俄罗斯移民，其父本·范戈尔德是个裁缝，靠着经营一家名叫“范戈尔德店——最棒！”的男式晚礼服出租店，逐渐跻身中产阶级。母亲的几个弟弟靠着努力工作摆脱了贫穷，分别成为医生、牙医、手足病医生和小业主。

我父母在1927年结了婚。从两方面来考虑，母亲都觉得自己下嫁了：一来，父亲连小学五年级都没念完，母亲却一向以自己的高中毕业学历为傲；二来，父亲是新移民，而母亲出生在美国。不过当时母亲已经27岁了，那年头这种年纪很难找到丈夫，况且哈里还是一位家底殷实的服装店老板，还开着一辆新款轿车。婚后不久，父亲就买下了第二家店面。那段时间他们过着富足的生活。对于从手推车叫卖起家，到拥有自己店铺的奋斗经历，父亲倍感自豪。他们的第一个孩子贾森出生于1929年，时值美国股市大崩盘后不久。我出生于1932年，6年后有了妹妹葆拉。

1935年经济大萧条最严重的时候，父亲的商店倒闭了，银行没收了我们抵押的住所，我们变成了穷光蛋。直到美国参战后很长一段时间，我们都在贫困中挣扎。伴随着物质匮乏，我们也成了精神上的穷光蛋。父母对任何观点或思潮都提不起兴致，他们从不讨论政治、音乐、艺术、历史或时事。尽管母亲自恃高中毕业，我却从未见她读过一本书。家里仅有的书籍是《圣经·旧约》（Old Testament）和一些希伯来语祈祷文。母亲的主要消遣是收听日间肥皂剧广播，特别是《海伦·特伦特的罗曼史》（Helen Trent）、《女孩桑迪》（Our Gal Sunday）和《凡人比尔，哈特维尔镇的理发师》（Just Plain Bill，Barber of Hartville）。父亲的主要消遣则是赌博。不幸的是他赌瘾很大，什么都赌，赌马、赌狗、赌棒球赛，甚至还赌三分钟内将有多少辆轿车经过雪莉大街和北肖尔路的拐角。

母亲一直不能原谅父亲让全家沦落到一贫如洗的境地，她将之归咎于父亲好赌以及缺乏经商才能。商店已经赔钱了，父亲还不肯解雇员工，而且依然习惯性地赊账给好赖账的顾客。“一旦这些家伙挣了钱，就会到别家商店购物，根本不用和你打照面！”母亲斥责父亲道，“况且自己家都三餐不继，你哪有钱给员工发工资？”

自我服务的偏见

将失败和不好的事情归因于外部环境，将成功和好的事情归因于自己，如个人的性格及特质。

父亲则将家境贫穷归咎于经济大萧条，他的蓝领顾客们丢了饭碗，所以不得不赊账。我10岁那年，父亲曾试图向我解释他的观点：“我还有别的选择吗？他们是我仅有的顾客。他们真的没有钱！如果我不允许他们赊账，我就会失去所有顾客。再说，我怎么忍心解雇那些为我工作、依赖我过活的员工啊？”父亲认为是这些原因导致他没钱付租金，所以才丢了商店。我不能确定，父亲到底是不是那场席卷全球的经济大萧条的受害者，如果他不嗜赌，又会做生意，没准儿就不会变得一贫如洗。

家庭由富变穷的事实令母亲感到无比羞耻和难堪。经济大萧条中，父亲的大哥阿伦设法保住了自己的店，母亲的父亲本也千方百计将礼服店维持了下来，母亲很纳闷，为什么唯独自己的丈夫丢了商店呢？

我不敢想象母亲接受救济时的心情，然而这是全家唯一的活路。我能理解她为何总是忧愤不已：马萨诸塞州的冬天十分寒冷，家里却没钱取暖；要抚养三个幼小的孩子，而家里所有人都饿着肚子；偶尔有亲戚来访带来一袋苹果或橘子，就会令全家人兴奋不已。母亲不得不放下自尊，每周一次穿过小城到救济站排队领面包和麦片。三岁的我跟着母亲一起去。我坐在婴儿车里被母亲推着去救济站，回来时就跟她一起走路，因为车里装满了救济食品。我不知道自己是真的记得这些事情，还是母亲讲述的故事建构出了这段记忆。

母亲常用一个事例概括那些年她所承受的屈辱。父亲的大哥阿伦伯伯和太太戈尔迪都在他们家的服装店工作。那年是1937年，我即将上小学。母亲推着手推车去东波士顿阿伦伯伯的店里给我和贾森买校服。戈尔迪在柜台旁把衣服包好递给母亲。母亲一边接过衣服一边跟她说：“戈尔迪，我们现在没钱，但我保证几个月后一定把钱付上。”戈尔迪立刻从母亲手上抢回那包衣服，说道：“你把上次那包衣服的钱付清了再来拿这些衣服吧。”母亲见状目瞪口呆。

这件事她翻来覆去地唠叨了很多遍，还给我们表演戈尔迪是如何从她手里抢回衣服，塞进柜台，双手抱在胸前，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阿伦伯伯，一位懦弱的小个子男人，一声不吭地目睹了整个过程。他不敢跟太太唱反调，只能躲避母亲的目光。母亲总以这几句话作为故事的结尾：“那包衣服里没有任何一件是我自己要买的衣服，也没有什么值钱货，不过是几件孩子的衣物：一件衬衫、一条裤子和几双袜子。”随即她开始借题发挥起来，一再强调伯伯依然在做生意，可我父亲却破产了的事实。她反复念叨自己推着手推车跑了老远却一无所获，都是拜父亲所赐才遭受如此奇耻大辱。母亲显然并未意识到，平素自己对父亲的慷慨大方横加指责，这会儿倒期望戈尔迪允许她赊账。

父亲经常一连数月都找不到工作。即便有活可干，也都是一些临时性的体力活，比如为公共事业振兴署修建高速公路。一天深夜，我从床上爬起来上洗手间。我迷迷糊糊地穿过厨房，见到父亲独自坐在餐桌边，双手抱着头，满脸泪水。我能想象父亲有多么深的挫败感，多年来一直拥有自己的店铺，如今却沦落到干体力活维生的境地。

然而跟无活可干相比，这点挫败不值一提，所以父亲一直尽己所能养家糊口。有一段时间他从事保险代理工作，挨家挨户向穷人推销小额人身保险。不过后来保诚保险公司（Prudential）发现他挪用了200美元公款，立刻就解雇了他。那笔钱被父亲用来赌马，很快就输光了。父亲解释说他只是借了那笔钱，下次比赛他的马笃定会赢，他很快就能还上钱。最终还是岳父本·范戈尔德替他还了那笔钱，父亲才免受牢狱之苦。为了还债，父亲不得不去岳父店里帮忙送晚礼服。他痛恨这份工作，因为他讨厌替本工作。本总是不断提醒父亲，如果不是他帮忙，父亲早就坐牢了。但其他工作的确难找，尤其是像父亲这样的人，以前是商人，没什么专业技能，又差点因挪用公款而坐牢。

父亲的苦恼一半来自于钱的问题，另一半来自于母亲就钱的问题对他永无休止的唠叨。母亲的唠叨让父亲一刻也无法忘记，因为自己无能失去了商店和房子，母亲彻底丧失了安全感和自尊心。母亲经常提醒父亲，自己当初应该嫁给马克斯·平卡斯，这个人经营着一家生意很好的五金店，“日子过得很舒适”。餐桌就是父母的战场，他们常常在那里吵得脸红脖子粗。仿佛早就编排好的一样，每晚都重复着同样的模式。先是母亲纠缠不休，父亲随即勃然大怒，用力将手里的刀叉扔向盘子，然后气冲冲地离开家，拉上几个朋友到埃尔克俱乐部的棋牌室或者麦克理发店打发时间。理发店里生意不多，三张理发椅其实是个幌子，遮掩着里屋的赌博行为。

很久以后我突然明白过来，也许父亲是将家庭战争作为到麦克理发店赌博的借口。等我们兄妹几个睡着之后，父亲才会回家。要是父亲上白班，我和贾森起床上学时，他早就出门去工作了。因此我们通常要到第二天晚餐时才能再见到他，这时前一天的唠叨和争吵又重新来过。眼见母亲又要唠叨，贾森向我做出一个“我们还是快走吧”的无奈表情。我们就躲起来，直到听见刀叉哗啦作响，门被砰地一声关上后才默默走出来，继续吃晚餐，喉咙却哽住了。

这种事情多长时间重复一次？是一周三次？还是一个月三次？我不太相信自己的记性。按常理来说有些夸张，但那极富戏剧性的场面令人感伤不已，清晰地印在我的脑海中，如同每天都在发生一般。后来我明白了，一旦循环开始，就很难打破。如果母亲迫切渴望向父亲发泄自己的痛苦和挫败感，我确信她觉得晚餐时间是最好的时机。

父亲总是坐在桌边，餐巾一角塞进衬衫领口，另一角垂在胸前，叉子刚举到嘴边。我想父亲对自己的破落和跌出中产阶级圈子的事实感到非常痛苦，他当然不想反复听到母亲的唠叨，更不想听到马克斯·平卡斯之类的废话，尤其是在晚餐时间。因此他经常声嘶力竭地喊道：“真希望辛劳了他妈的一天后，能他妈的安生一会儿！”

“你觉得自己这一天过得很辛苦？”母亲大声反问道，“在所有邻居的注视下步行四千多米去救济站领食物，你有没有想过我的感受？”父亲一听这话就愤怒地夺门而出，一直挨到母亲熟睡后方才回家。这样母亲要等到第二天晚餐时才有机会逮着他，然后又开始新一轮的循环。

作为孩子，我自然无法理解他们的无穷斗志从何而来。如今回想起来，我断定，无论结婚早期他们彼此如何恩爱，从第一次开战的那一刻起，浓情就被冲淡了。但我仍然认为他们彼此在心底有一丝心意相通，只是缺乏有效的沟通，如果他们能坐下来好好谈一谈，也许就能相互扶持，而不是满脑子的责备、自怜和苦恼。

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后，父亲总算被一家工厂录用为半熟练工人。薪水不高，但工作稳定。他还兼职为一个大赌场跑腿，向工人们讨债。家庭经济危机总算减轻了，父母的争吵却未见减少。

明星哥哥与木讷弟弟

无论儿时还是少年时代，我都特别腼腆。在学校我从不主动发言，若被老师点名回答问题，我总是结结巴巴，面红耳赤，很少能回答上来。小学三年级的一天下午，老师被惹怒了，罚每位同学抄写50遍“我再也不在课堂上喧哗”，然后才准回家。写了大概30遍后笔尖突然断了，我吓得半死，根本不敢问老师是否可以削铅笔。眼见其他同学交了作业纷纷离开，我仍然一声不吭地坐在位子上。

我害怕自己会一直坐在那里，脑子里浮现出一幅画面：母亲用力握着双手，在厨房里烦躁不安地来回走动，猜想着我到底去了哪里。最后我终于坐不住了，绝望中居然试着用牙齿咬铅笔头，但还是不行。我鼓起所有勇气走到讲台旁，举起铅笔，怯生生地问老师：“我可以用一下削笔刀吗？”老师一把夺过铅笔，仔细观察过后对我厉声喝道：“果然不出我所料，你居然咬断铅笔头来气我。”我呆呆地站在那儿，窘迫得无法替自己辩解。虽是几十年前的往事，现在想起来仍不禁感到一丝战栗。

相反，哥哥贾森则是家里的明星人物。范戈尔德家族里的舅舅和姨妈们对于第一个外甥的出世充满了期待。他们清一色是年轻人，还没准备好生儿育女，因此贾森很快成为大家的特殊玩具。他是个惹人喜爱的小孩子，漂亮而健壮，浑身洋溢着活力和欢乐，简直是天生的讨喜宝。关注他的人越多，他就越发开心和自信。我记得大家得意地逗他说：“贾森，唱个歌吧！贾森，跳个舞吧！贾森，让利奥舅舅看看你的画！我们要发财了，他简直就是诺曼·洛克威尔！”一家人把小家伙从头到脚夸了个遍。

我讨厌哥哥吗？当然啦。无论是家庭聚会，还是在操场上玩乐，只要我们同时出现在一个地方，他总是魅力四射，映衬出我的暗淡无光。1939年我7岁，那年夏天，范戈尔德家族在马萨诸塞州东部组织了一次周日湖滨野餐，所有的姨妈和舅舅都去了。我和贾森把一只棒球抛来抛去，互传高飞球和地滚球，玩得正开心。此时几个舅舅过来说打算租一条小船去钓鱼，邀请贾森一同前往。他们非但没邀请我，还抢走了我的玩伴，令我郁闷不已。于是我怯怯地问是否能跟着一起去。麦克舅舅带着歉意对我说，船太小坐不下，而且我年纪太小，肯定不喜欢钓鱼。我的眼里霎时噙满泪水，千方百计想拦住他们，但却是白费力气。纳特舅舅见状只得说：“还是带着他吧，我们挤一挤。”于是我就跟着去钓鱼了。

我们在船上待了两个半小时。钓鱼的确很无聊，但至少我和哥哥待在一起。上岸后赫比舅舅问：“嗨，埃利奥特，玩得开心吗？”

“很开心。”我答道。

“看来你没白哭。”艾迪舅舅在一旁说。

“哎！快别逗他啦。”利奥舅舅说。可惜这份敷衍的好意来得太晚了。我沮丧万分，早知道就不跟着去钓鱼了。

我讨厌自己在家人心目中的形象，但是也无法否认。一个周六下午我去看电影，那个月正在播放根据一本漫画书改编的系列电影。片中的主人公神奇小队长平日里叫做比利·巴特森，是个唯唯诺诺、书呆子气十足的少年。不过一旦危险降临，比利就高喊咒语“变！”随着一阵轻烟飘过，比利变身为一位高大健壮的超级英雄。与超人克拉克·肯特不同，比利·巴特森并非天生的超人。他不能轻轻一跳就跃上高楼，也并不比火车头更有力量。如果朝他开枪，子弹不会弹飞，只会要了他的命。但这恰恰吸引了我：比利只有变身才能成为超级英雄，而且他只能拥有短暂的超能力。

看完电影回家，我满脑子都是比利·巴特森和神奇小队长。我将旧浴巾当做披风往脖子上一系，然后登上屋前门廊的第三级台阶，右臂笔直地伸向前方，左臂伸向后方，大喊一声“变！”，随即勇敢地跳下门廊，结果落地不稳扭伤了脚踝。见我一瘸一拐地进屋，妈妈数落道：“这次又干了什么坏事？”

几天后去参加家庭聚会。见我跛着脚进屋，一位姨妈问：“埃利奥特怎么啦？”一位舅舅回答说：“他当自己是超人，从台阶上跳下来，以为自己能飞。”“埃利奥特……超人？”不知是谁发出的声音，引得大家哈哈大笑。我想辩解说自己并不想当超人，只想做神奇小队长，但没人听我说话。

社会比较理论

当没有客观的评价标准时，人们往往通过与他人的比较来衡量自己的观点和能力。社会比较又分为上行的社会比较和下行的社会比较。前者是指将自己与某种能力或特点比自己出色的人进行比较，后者即将自己与比自己差的人相比较。

贾森本来就是任何弟妹都难以企及的榜样，何况像我这样的笨孩子，更加没法跟他相提并论。上学时我比贾森低三个年级，当老师们得知我是贾森的弟弟，就立刻认定我和他一样优秀。其实我在小学和初中表现很好，但缺乏老师期待的那种明星气质。一年级时老师就发现我并没有贾森那么机敏、迷人、聪明和自信，按学校的行话说，我缺乏像他那样的“领导才能”，我能够读出老师脸上的失望。当然这不是贾森的错，我从未有意归咎于他。不过有时我也嫉妒他的魅力，想着自己要是没有哥哥就好了。但自小我就强烈意识到，自己的不足与别人无关。即便没有哥哥，自己身上的不足依然存在。光彩照人的贾森仿佛是笼罩在我头顶上的阴影，但我知道，就算移走了这片阴影，露头的也不过是个资质平平、腼腆无趣的小子。

撇开偶尔的嫉妒心理不谈，我爱贾森，并且敬重他。他也很爱我，处处关照我：给我示范篮球的运球动作，教我如何将橄榄球抛出一个完美的弧线；他还告诉我，过度手淫不会导致失明或者手掌上长毛（那时青春期男孩子普遍担忧这档子事）；他教我体会坐过山车的乐趣；教我打棒球时如何投球、接球和击球。

年幼时我和贾森常常一起去一个棒球场玩，那里到处是结块的土壤、卵石和杂草，比拥有齐整草坪和光滑地面的芬威公园棒球场差远了。在这样的球场上，如果对方猛击一个地滚球，你根本不晓得球会往哪里弹。因此，我总是将身体偏向球的左边或右边，这样不管球弹向哪里都不会击中我的脸。贾森却反对我这么做。他连续打地滚球给我，直到我克服恐惧，敢站到正对着球的位置上。儿时付出的心血在少年时获得了丰厚的回报。笨头笨脑的青葱岁月里，我唯一引以为傲的就是凭本事成为了一名棒球选手。

但最重要的是，我喜欢贾森为我指引方向，提出建议，帮我击退小混混。“等着吧，看我哥怎么收拾你，他会把你揍得屁滚尿流，大笨蛋！”每次有大孩子欺负我，我就这样对着他们狂叫，然后贾森就会把他们揍得半死。我们是这块穷人区唯一的犹太家庭，街坊邻居大多是信奉天主教的工薪阶层，他们特别仇视犹太人。事实上大多数邻里孩子对我们颇不友善，仿佛我和贾森就是耶稣受难的罪魁祸首。贾森高大强壮，他们不敢欺负。可我弱不禁风，首当其冲成为他们攻击的对象。我经常进退两难，不知是战还是逃，逞英雄就会被打得鼻青脸肿，想不挂彩就得当缩头乌龟，每次都是贾森保护我。我对他既感激又怨恨：有保镖的感觉很爽，可需要保镖保护又很丢脸。

从希伯来语学校步行回家的确需要保镖。学校坐落在小城另一头的小型犹太人区内。自从贾森13岁那年毕业后，我就得独自放学回家。秋冬季节步行回家时天色已晚，我只得选择僻静没人的小路往家走，远离人多的危险地段。尽管万分小心，我还是常常遭到埋伏，被人欺侮，偶尔还被一帮高呼反犹太口号的小子殴打。

记得一次遇袭后，我垂头丧气地坐在马路边，擦着流血的鼻子和破裂的嘴唇，心想我跟他们根本不认识，他们为什么如此痛恨我？他们是生来就憎恨犹太人，还是被父母和牧师洗过脑？我想知道，如果这些孩子多了解我一些，发现我是一位没有任何恶意的邻家男孩，他们会不会喜欢我一些？如果他们喜欢我，会不会减少对其他犹太人的恨意？我以为总被欺负的自己会变得更富有同情心，希望这段经历能促使我在其他小孩子受欺负时能挺身而出。挺身而出？见鬼，我才不干呢。我巴不得离其他受气包越远越好。所以我加入了小混混的行列，决定让那些高大威猛、凶残好斗的孩子相信，其实我与他们的关系更亲近。我并不想欺侮弱小的男生，这样做只是为了避免自己受欺。

从希伯来语学校毕业后，母亲提议我出去挣点钱贴补家用。她让我从贾森以前做过的事干起：到各个杂货店转转，问他们是否需要冷饮售货员。贾森曾在一家杂货店干了三年。我就这样亦步亦趋地跟随着贾森的脚步——进同一所学校，遇见同样的老师，尝试同样的工作。

“没有一家杂货店的窗户上挂着‘招聘员工’的牌子。”我反驳道。

“能干的人总能找到饭碗。”母亲很坚决，她要求我自己去店里询问是否有活可干。这对我无疑是一种折磨，但我还是照办了。我去了四家杂货店，通通吃了闭门羹。母亲得知后以嘲弄的腔调对我说：“是啊，我都猜得到你会怎么问人家：‘你们不需要冷饮售货员或其他员工，是吧？’”她这样说有些伤人，但并不离谱。

最后我总算在埃尔姆农场超市生产部找到了一份工作。我的工作是确保货架上随时都放满商品，给蔬菜喷水以便保持好卖相，以及把土豆和洋葱分装到4斤半的袋子里。我自认为干得很出色，不料几个月后就被解雇了。原因是我无所事事时不会佯装忙碌，而且装进袋子里的东西常常超重约2两。“这是在浪费公司的钱！”经理为此十分生气。就这样，14岁的我已尝到失败者的滋味。好年轻，但是好无能！

父子隔阂

我和父亲的交流并不多，属于父子间的活动也就那么几次。1946年他带我去过一次芬威公园，花了55美分坐在中心看台观看红袜队比赛。那还是球星泰德·威廉斯（Ted Williams）、鲍比·多尔（Bobby Doerr）和多姆·迪马吉奥（Dom DiMaggio）的时代。有一次父亲还教我开车，耐心之极令我惊讶万分。我们在同一个屋檐下生活了17年，父子间仅有一次认真的交谈。那次他向我解释了自己失去店铺的原因，完全不同于母亲口中的版本。他从没向我讲述过他的童年、所受的教育、与兄弟姐妹的关系，以及自己的理想和对孩子的期许。

少年时代我的脑海中常浮现出这样的幻境：我和父亲一边散步，一边亲密、坦诚而深入地交谈着某些重要话题。背景往往是一派田园风光：有草地，有树林，都是现实中我们未曾涉足之地。年过半百后，这些幻境变成了我的噩梦，令我半夜惊醒，冷汗涔涔。我无法原谅自己在父亲生前跟他交流太少，对他了解太少。

我为什么从不打听父亲的人生经历？答案很简单，我认为父亲对我并不上心，我觉得自己总令他失望。“为什么你不能像某某一样？”他总是谈论某个孩子打三份工并兼职送报，还从不落下一堂小提琴课。“为什么你总是把精力浪费在棒球和篮球上？”那时的犹太父母都认为，无益于学业又没有金钱回报的活动通通是浪费时间。好孩子都应该努力工作，为家里挣钱；努力学习，成为尖子生；努力练琴，成为亚莎·海菲兹。

从更深一层来看，我不跟父亲交流是因为对他心存畏惧，害怕面对那张随时会勃然大怒的阴郁冷脸。他怒气冲天的样子比任何人都可怕。多年以后，当看到演员李·科布（Lee J.Cobb）在电影《十二怒汉》（Twelve Angry Men）中双拳紧握、怒火中烧的模样时，我惊呼：“天哪——跟我父亲一模一样！”虽然父亲并没打过我，但他经常向我挥拳头，那架势仿佛拳头立马就要落下来。我犯一点小错他都会暴怒不已，用意第绪语吼道：“我要把你揍得满地找牙！”他是家里专门唱黑脸的。

一个春光明媚的下午，我在外面打棒球。正玩得起劲，忽然发现上课时间已经过了半个小时。于是我决定继续打球，然后跟小伙伴们玩到放学时间再回家。不幸的是，学校打电话到家里问我在哪里，事情败露了。父亲放下电话便大怒，一拳砸在桌子上。

“到底是怎么回事？你还嫌我们不够心烦吗？”

“但是爸爸，其他孩子都……”

“我才不管其他孩子。你是你，他们是他们。再说他们怎么样关我屁事。再有下次，小心我揭了你的皮！”

从父亲的失望和愤怒中，我思忖他并不看重我，我甚至没法确定他是否爱我。

不久以后，也就是我15岁那年的一天夜晚，我出现了脑震荡的症状。当天的一场篮球比赛中，我抢篮板球时被对方一位球员的胳膊打中头顶——那是他的秘密武器。我昏迷了足足有半分钟，清醒后在长凳上坐了约五分钟，感觉好一些了，于是又上场继续打比赛。半夜我被自己的呻吟声惊醒，感到头疼欲裂。睡在同一间屋的哥哥急忙去叫醒父母。当我想告诉他们事情的原委时，却发现自己口齿不清。我脑子很清醒，但口中发出的却是毫无意义的声音，像是从别人嘴里说出来的，很怪异。但我并不害怕，因为自己脑子并不糊涂。可父母脸上痛苦而恐惧的表情吓坏我了。

父亲转向母亲，用悲痛的语调说道：“我们失去儿子了。”

为了平复他们的恐惧，我凝神静气，使出吃奶的劲儿叫道：“无无无无无无未未未未未未未未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我想告诉他们“我没事”。没有比这更让人安心的了。好在几小时后，失语症状慢慢消失了。我将事情的原委讲给他们听，立刻被他们数落：“被球砸昏了还继续比赛，你怎么这么蠢？”多年后，每每回忆起童年时代，思量着父亲是否爱我时，记忆中他悲痛的声音“我们失去儿子了”就会在脑海中清晰地重现，总会令我安心。然而若要如此费力才能找出父亲爱我关心我的证据，恰恰充分说明我对自己在家里的地位感到不安。

1949年我上高一时，父亲被诊断患了侵袭性白血病。有一天他突然说，自己日渐消瘦，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想去看医生，三个月后他就去世了。父亲只活到47岁。在死亡临近的日子里，我越发渴望跟他交谈，从他那里学到人生经验和教训。好多事情我都想知道，尤其想听听父亲自己的故事——他的个人历史。

然而，虽然知道父亲不久于人世，我仍未能跟他好好说说话。我不知道该如何向他提问，怕他不耐烦或生气。以前父亲总是为生计担忧，如今又在为死亡将至担忧，其实他根本无暇顾及聊天时冲我发火这档子事。可我当时却没想明白这些道理，虽然满肚子问题，却依然被动地坐在那里，找出各种借口阻止自己向父亲发问。我对自己说：父亲身体健康时，我都觉得自己没有资格向他问东问西，现在他病了，我怎么可能去打探他的想法和心愿呢？

每天晚上我开车送母亲去探视父亲，跟着母亲走进病房，向父亲问好，然后就无话可说了。因为感觉有些尴尬，也为了给他们独处的时间，我总是移步到窗口，待在那儿观赏外面的风景。临终前的某天晚上，父亲意识到自己的病情无法好转，便对母亲敞开了心扉。当时他并未在意我也在场。父亲向母亲表示抱歉，自己走得太早，丢下了一个既无银行存款又无经济来源的家，尤其抱歉让孩子们生活得如此拮据。父亲并不特别担心“宝宝”，也就是11岁的女儿葆拉，认为她总能找到可靠的丈夫。他当然也不担心“大儿子”，已经上大学的贾森被父亲称为“一个能干的人”。可是他对母亲说，他很担心“小儿子”，认为如果没有他的支持和督促，我不会有大出息。父亲的言辞刺痛了我，但当时我对这样的评价并无异议。

10年后，朋友们为我举办了一场欢送会。那时的我婚姻美满，刚刚拿到斯坦福大学心理学博士学位，准备启程赴哈佛大学担任助理教授。那天我喝多了，醉醺醺地走到门外。美丽的夜晚星光璀璨，我仰望星空泣不成声。我告诉父亲，他可以安息了，儿子今天的成就远远超乎他的想象。这番举动颇为奇怪，可见我当时肯定醉得厉害。平素我不信来世，更别说和死者交流。但我渴望让父亲知道，他的“小儿子”总算走上了一条有可能通往成功之巅的道路。

哲学家萨特说过，从我们脱离母亲子宫的那一刻开始，我们就“命中注定”要追求自由。要不是自由那般沉重，我们不惜为了它在苦难和失去中付出代价，他又怎会用“命中注定”这个词呢？恰恰是因为我们出生的那一刻并不是自由之身。人们通常要等到步入中年后父亲已经去世了才能享受到无拘无束的滋味。然而17岁时，我的自由就降临了。失去父亲固然悲伤无望，但不用面对父亲的厌恶、失望和怒意，令我霎时感到解脱。然而这种不期而遇的轻松感又激发出强烈的罪恶感和困惑感——父亲去世我不该感觉解脱了。多年以后我慢慢理解了那些复杂的心绪，心底的阴影总算消散了。

然而长大成人后，我总是遗憾未能对父亲有更多的了解。有时我在想，如果他活到耄耋之年，看到不长进的儿子总算有所成就，是否最终会以我为傲，跟我说他的心里话，讲述他的人生故事呢？但也许正是因为父亲的死令我得以解脱，最终才得以成为他认定我无法企及的人。

埃德·沙利文（Ed Sullivan）：美国电视节目主持人，因主持《埃德·沙利文秀》而闻名。——译者注

诺曼·洛克威尔（Norman Rockwell）：20世纪美国著名画家、插画家。——译者注

亚莎·海菲兹（Jascha Heifetz）：20世纪杰出的小提琴家，美籍犹太人。——译者注

意第绪语：由古犹太人的希伯来语与德语混合后形成的一种犹太语言。——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