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敢游杭

春天又来了，春天不是读书天，遑论写作？我近来已经看准，做人比做文重要，一人吃睡做事要紧，文章只是余事罢了。就是读他人作品，也不看人文章，只看人的行径，虽然有些人要因此着慌，也顾不到许多了。单说我刚在菜圃上看那天种的菜子已经萌芽出土了，一对一对的嫩叶，正像两个眼睛在引颈观望这偌大世界。我知道过不几天就可长寸许，那时茎又高，要环观宇宙更便利了。周围的地半月前还不见生意，现在已苔锦成茵了，绿茸茸怪可爱的。墙头两只虾蟆也在那边挺肚晒日。但我非进来写作不可！

在这时候，满心想到杭州一游，但是因为怕革命党，不大敢去，犹豫不决。（以后或者偏偏仍然要去，也把不定。）所谓革命党，不是穿草鞋戴破笠拿枪杆杀人的革命党，乃是文绉绉吃西洋点心而一样雄赳赳拿笔杆杀人的革命文人。虽然明知这班人牛扒吃的比我还起劲，拿起锄头，彼不如我，那里革什么命，其口诛笔伐，喊喊大众，拿拿稿费，本不足介意，但是其书生骂书生英勇之气，倒常把我吓住。我回思一两年来我真罪大恶极了，游山只其一端耳。让我算算账吧。这账算来，虽也有四五条，却也都颇滑稽，虽然不敢完全自护，却也觉得只有充满方巾气冷猪肉气的人群里才会发见。使我生在异世，或在他国，这罪都不易成立。于是使我益发仰慕一种近人情的文化了。我生不能救国，又不能结纳英雄、欺骗民众，只愿做做人，也盼望人人可以做人的一个天下而已。做人不能不具喜怒哀乐之情。有谁肯让我过近人情的生活，我便让他治天下。若必叫人不近情，不许喜笑悲啼，这种的天下我便不爱了，也不大愿交给这班人去治了。

第一条大罪，便是在本刊提倡幽默。革命者说，在帝国主义压迫中国农民之时，你还有心说笑话么？你不敢正视现实，不敢讽刺，只要把帝国主义的黑暗笑笑完事而已。细想本刊创办就是叫人正视事实，叫青年头脑清楚（见第三期《我们的态度》），本心也重幽默，不重讽刺。然而结果一看，左派刊物，除了避开正面，拿几个文弱书生辱骂出出气以外，倒也不见得比本刊大胆讽刺，所暴露之残酷矛盾顽固，也不比我们多，所差我们不曾为人豢养不会宣传什么鸟主义罢了。我虽也想抓孔夫子作护身符，说孔子处乱世之秋还能幽默，想浴乎沂风乎舞雩，并且不曾亡周，然而总是没用，因为由革命党看来，孔子还不如什么鸟斯基呢！所以我一时聪明起来，只好指给他们看，高尔基，陀斯托斯基，羊头斯基，狗肉斯基也都有幽默，而且容得下幽默。于是他们才无言，因为我已经找到一位苏俄祖宗了。

第二条大罪，是由《人世间》提倡小品文，不合登了人家两首打油诗，又不合误用“闲适”二字翻译familiar style（娓语笔调）。于是革命者喊起来（此不是冤枉，因为开火的××君已经被捕，不肯反正，自认为革命者）：“什么！你要提倡闲适笔调，你有闲阶级！”这有点近似因见“马”字禁读《马氏文通》一样滑稽吧！你想中国人怎样能不幽默，古香斋材料怎样能不丰富？又不合发刊词说两句“宇宙之大，苍蝇之微”都可做小品文题材。革命者即刻嚷道：“什么！宇宙不谈，来谈苍蝇！玩物丧志，国要亡了！”时至今日，看看左派刊物，也不见得人家宇宙谈得比我们多，苍蝇谈得比我们少，而且小品文反大家仿效盛行了。这过十年后说来，必定有读者不敢相信，但是今年此日确有此事，而且文章做来才是今天天下好听呢！我虽也曾经举出苏东坡、白居易、陶渊明都做过好的感怀抒情小品，而都不曾负亡国之罪，但是明知这也都无用，因为这些人革命者是看不起的，因为苏东坡是“封建人物”，白居易是“知识阶级”，陶渊明是“不敢正视现实”的隐士。我没法，只好用一条老计，指出法人孟旦、英人兰姆都曾写过极好的小品，而且真正闲适，然而孟旦不曾亡法，而兰姆也不曾亡英。我又说中国人如果一作小品便会丧志，而中国人的志如果这样容易丧，则“丧之不足惜，不丧亦无能为也”。此后彼辈遂亦无言，且大做其小品，因为我已找到一位法国及一位英国祖宗了。

第三条罪状是翻印古书，提倡性灵。“什么叫做性灵？就是违背社会环境的个人主义”，革命者又盲人谈象式的喊着。“读古书就是落伍！”“袁中郎是遁世！”言不对题，狺狺之声充耳。性灵说在文评理论上有什么错处，没人能说出。袁中郎文学见解及其文字有什么不好，也没人能指出，只在题外生枝。这本可不理，因为我不曾叫天下人都去姓袁，学中郎想“娶短命妾”。至于今人不可读古书，话更奇了。因为说古书有毒的人天天教古文，偷看古书，也曾标点古书，也曾谬误百出，而且做出文章来，古书就抄一大堆。我也没话，只指出健出的国民不曾认外人为祖宗者。如英人、法人、德人，都爱珍藏本国古书，而彼辈不曾因此玩物丧志也是实。如果这话还不大好，说革命的苏俄人就不要他们的古书，那末我还可指出，此刻现在，莫斯科演莎士比亚戏剧还是全璧演出，不如以前删削，不定要宣传主义，这样革命者便也不能不屈服了。何况斯太林还看得起我们的梅兰芳呢？说不定梅兰芳一游俄，梅剧就变成革命的艺术了。

第四条大罪便是游山。这回不是左派，而是右派了。“你要游山做名士，充风雅！”南京某月刊的主笔词严义正的责斥我们“论语社”的朋友。我也不辩，也不敢辩，只轻轻指出该月刊同期的一条编辑启事，大意说：近因春假，多半撰稿诸君游兴甚浓，未能按时返京，前经预告之专号容下期出版云云。这回我口里真骂出“妈的×”来了。不合此回游山，偏偏是应浙江公路局之请，所以我也不辩，只答应将来替他们做《讨中国旅行社檄》及《讨浙江公路局提倡游山陷人丧志檄》。檄之开端，已登本刊第五十五期。我去冬游杭，怕革命者看见我赏菊的窘状，已经在该期发表了。

第五条罪状是吃牛扒及听蛙声。这本来太滑稽，因为与以上四条是一气相贯的，所以顺便带一笔。有一位横冲直冲沽名甚急之文人说他在我家吃牛扒。老实说，当日他牛扒跟我吃的一样多，而且那时尚未翻脸，所以牛扒他也可吃，我也可吃，都不是消闲落伍，到了一篇故意颠倒藉凑热闹的演讲笔记做出之后，于是他吃牛扒便是革命，我吃牛扒，便是落伍了。这话妙着呢！他吃牛扒时，一心想农人耕牛之苦，而我专想牛扒之味啊！此非悬拟，青天白日真真有同类文章为证，就是关于听蛙声。据某并不落伍的文人自道，他一听蛙声马上就革命的想起“农夫在插秧了”，而我只在说蛙声“很有诗意”，这不是落伍么？原来革命是那末容易的。这样革命也就等于画符，只会拿管笔画符，便可行医，也可革命。固然，吃牛扒，想耕牛，穿皮鞋，想插秧，看跑狗，想农夫，也是革命文人之韵事，但是有时也得脱裤子，撒泡尿，不然农夫要被革命文人想杀哉！

昔有腐儒讥白太傅官杭，“忆妓诗多，忆民诗少”，然而平心而论，腐儒虽然天天嫖妓，但诗文必不敢有一妓字，句句忧君，字字忆民。但是据我笨想，腐儒做起官来，未必比白乐天爱民，所差乐天不曾板起道学脸孔等吃冷猪肉罢了。原来这并不难，因为苛捐杂税局，向来是挂“裕国富民”的招牌的，想到此地，肚里一阵凉爽，那里又会对方巾派生气呢？

（《论语》第64期，1935年5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