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不断攻克难关

●陈景润后来回忆说：“《堆垒素数论》我一共读了20多遍，重要的章节甚至阅读过40遍以上……”

●在北上的列车车厢里，年轻的陈景润兴奋而又紧张，他有些担心地问李文清：“老师，我能宣读好论文吗？”

●孙克定后来回忆说：“因为陈景润经常半夜在走廊里大声朗读他的论文，引起代表们的一致注目，一时被传为笑谈。”

在厦门大学刻苦钻研

1956年，毛泽东向全国知识界科技界提出了一个响亮的口号：

向科学进军！

接着，周恩来亲自主持制定了国家科学发展的远景规划。

厦门大学深受鼓舞，根据国家科学发展的远景规划，组织数学系制定自己的科研工作规划，提出在12年内赶上或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此时，陈景润是厦门大学数学系的一名资料员。他一边工作，一边研究数学问题。

数学系的领导根据陈景润的科研方向，除了让他在资料室工作外，特地安排他担任“复变函数论”的助教，希望他借此可以得到锻炼。

此时，陈景润才23岁。他住在名叫“勤业斋”的教工宿舍。

“勤业斋”是一排矮小的平房，共有10来个小房间，住在这里的都是身体比较差或患有慢性病的教工，每人一小间，每间7平方米。

“勤业斋”背山面海，周围的环境非常幽静。

陈景润的邻居们常常早起，爬上房后的大山，尽情地享受着自然的美景和清新的空气到了夏季，他们就结伴去海滨游泳场，泡泡海水，晒晒太阳，显得十分悠闲自在。陈景润却从来不参加这些活动。

当时的陈景润几乎没有作息时间表，不论上班、下班、白天、黑夜、走路、吃饭，他都在不停地构想和思索，尝试用各种可能的方法推演运算，在一张张稿纸上书写、涂改……

陈景润几乎停止了其他一切与数学无关的行动。

为了提高自己的理论水平，陈景润设法找来大量的数学著作，认真地学习着，思考着。

每天晚上，陈景润都会在灯下苦读。他担心夜晚开灯读书太迟，会影响别人的休息，就做了一个巨大的黑色的大灯罩，然后在蒙上了大灯罩的电灯下刻苦攻读数学著作。

由于陈景润做灯罩的手艺不太高明，灯罩做得不端正，又有漏洞，这才泄露了秘密。

有一次，夜已深了，整个“勤业斋”静悄悄的，在一片朦胧的夜色中，却有一个窗口漏出了一点微弱的光。

两个担任巡逻的学生经过这里，感到非常奇怪，他们小声地议论着：这是怎么回事？是老师在开夜车吗，他为什么不把电灯开亮？

两个学生走近窗口，向里窥视：一个很大的黑色灯罩，不但遮住了灯光，也遮住了灯下的人。

这种情景越发让人生疑。

两个学生终于忍不住敲开了房门。

门开了，刚从沉思中清醒过来的陈景润惊讶地望着两位不速之客。

原来，陈景润又在熬夜钻研他的数学问题。两个学生了解其中缘由之后，才放心地离开了。

后来，陈景润在谈到自己在厦门大学潜心读书的情景时，他说：

我读书不只满足于读懂，而是要把读懂的东西背得滚瓜烂熟，熟能生巧嘛！

我国著名的文学家鲁迅先生把他搞文学创作的经验总结成：“静观默察，烂熟于心，凝思结想，然后一挥而就。”

当时，我走的就是这样一条路子，真是所见略同！

当时我能把数、理、化的许多概念、公式、定理，一一装在自己的脑海里，随时拈来应用

陈景润在资料室工作期间，只要有空，他都会埋头于各种数学专著之中。他到底读过多少书，实在很难计算。

陈景润知道：要想攀登科学高峰，必须打下坚实而深厚的功底。

当时，不少数学著作又大又厚，携带十分不便，陈景润就把它们一页页拆开来，随时带在身上，走到哪里读到哪里。

就是用这些方法，陈景润把不少优秀的数学著作读得滚瓜烂熟。

据陈景润的同事后来回忆：

这些书，陈景润从头到尾钻研七八遍，重要的地方甚至阅读过40遍以上！

此外，陈景润还广泛阅读国内外数学刊物，努力吸收前人的成果

数学系的老师时常看到陈景润拿着一页页散开的书在苦读，以为他把资料室的书拆掉了。

后来，经过查实，大家才知道陈景润拆的书全是自己的。

对于公家的书，他惜之如金，从不去拆。陈景润后来说：

白天拆书，晚上装书，我就像玩钟表那样，白天把它拆开，晚上再一个原件一个原件地装回去，装上了，你才懂了。

陈景润的好朋友林群说：“陈景润的治学精神和研究风格都使我钦佩。”

陈景润的朋友罗声雄后来也说：

陈景润的刻苦，不是常人能做到的，或者说，不是常人能忍受的。

此时，陈景润的住处离大海近在咫尺，多少人流连于大海之滨，尽情领略着大海的宽广壮阔之美，陈景润却从来无暇到海边游玩。

痴迷于数论的研究

除了出去上班，陈景润总是躲进图书馆或自己的那间小屋里，学习数学知识，潜心钻研数论。

年轻的陈景润胸怀大志，毅然选择数论作为突破口，但一直苦于无从突破。

一天，李文清老师到资料室来查资料。

李文清是陈景润最信赖的老师之一，陈景润时常向他请教问题。

当陈景润向李文清询问该读什么书时，李文清说：“要研究数论，你该读一读华罗庚的书，特别是《堆垒素数论》，如果你能改进华先生的任何定理，你就会在中国的数学界受到重视。”

陈景润对华罗庚的《堆垒素数论》十分感兴趣，时常读到痴迷的地步。

《堆垒素数论》像一块砖那么厚，为了方便阅读，陈景润又按照自己的阅读习惯，把它一页页拆开了。对于书中的每一个公式、定理，陈景润都进行反复的计算、核实。

《堆垒素数论》是当代数论精萃汇聚的结晶。它全面论述了三角和估计及其在华林—哥德巴赫问题上的应用。全书十二章，除西革尔关于算术数列素数定理未给证明外，所有定理的证明均包含在内。

据陈景润后来回忆：

《堆垒素数论》我一共读了20多遍，重要的章节甚至阅读过40遍以上，

华先生著作中的每一个定理我都记在脑子里了。

陈景润初出茅庐，就勇敢地向世界级的数学大师华罗庚挑战。他悉心攻读华罗庚的《堆垒素数论》，希望自己能够将华罗庚的成果向前推进一步。

厦门大学数学的一位主讲“复变函数”的老师热情地鼓励陈景润：“为什么不可推进前人的成果呢？不必顾虑重重了。现在的数学名著，它们的作者当然都是著名的，这些著作是他们的研究成果，但后来的年轻人如果不敢再进一步研究，写出论文来，数学又怎能向前发展呢？”

这位老师的话，让陈景润深受鼓舞，他向数论进军的决心更加坚定了。

住在勤业斋的人们，很少看到陈景润的身影，他们只看到陈景润的门一天到晚都关着，偶尔看到他出来买饭，但只见人影一闪，陈景润又走进了那间只有7平方米的小屋。

此时，陈景润的生活简化得只剩下二个字：数论。他日夜兼程地驰骋于数论的天地里，几乎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

为了心爱的数学研究，陈景润对自己的要求几乎达到近乎苛刻的地步。他的睡眠时间很少。在他的头脑里，没有失眠二字，陈景润多次对别人说：“失眠，就意味着不需要睡觉，那就爬起来工作吧！”

在夜间钻研数论的时候，如果实在太疲倦，陈景润就和衣一躺，一醒来，又继续工作。

有时，人们会好奇地来到陈景润的小屋中，想看看这个深居简出的怪人到底是怎样生活的。他们惊讶地发现陈景润的小屋里遍地都是草稿纸。

数论的许多领域，是靠极为抽象的推理演算的。为此，陈景润不分昼夜地演算着。他到底演算了多少道题，连他自己也没法计算了。

陈景润最美好的青春年华，完全消融在单调、枯燥而又神妙无穷的一次次推理和演算之中。似乎只有陈景润，才能领略其中的苦涩与欢乐。

当时，盘踞在金门岛的国民党残兵败将，不甘心自己在大陆的失败，时常无端地向厦门打炮，敌机也时常前来骚扰。

陈景润似乎对这些危险全然不知。

当凄厉的警报声响起的时候，陈景润仍然在数学王国中神游，一直到全副武装的民兵，焦急地推开他的窗户，大声地命令他立即撤离到屋后的防空洞时，他才惊醒过来，恋恋不舍地离开小屋。

临走时，陈景润还不忘捎上几页书。

防空洞中，人声嘈杂，陈景润却借着微弱的光亮，认真地阅读着令自己心醉神迷的数学书籍。

在拥挤而嘈杂的防空洞里，陈景润竟然完全沉浸在奇妙的数学王国里了。

就这样，陈景润以滴水石穿的精神和超凡的韧劲，终于把华罗庚这本极难啃的《堆垒素数论》吃透了。

攻克他利问题的难关

陈景润熟读华罗庚的《堆垒素数论》全书之后，他发现用第五章的方法可以用来改进第四章的某些结果。这便是当时数论中的中心问题之一“他利问题”。它跟哥德巴赫问题一样，吸引着数论学者的注意和探讨。

陈景润决心攻克“他利问题”。

陈景润的好朋友罗声雄后来回忆说：

在五六十年代，陈景润几乎是每天打一壶开水，买几个馒头和一点小菜，回到他的小屋，一干就是一天。在他的房间，一张床，一个小课桌，一把木椅，剩下的就是他写下的一堆一堆草稿纸。他像一个辛勤的淘金者，通过这些稿纸，寻求数学成果，他的全部生活就是研究数学。

陈景润当时的同事后来也回忆说：

当时，在数学的海洋里，他不仅沉溺其中，而且开始往深处下潜了。

他已经看不见、听不见岸上的一切，甚至

水面的一切。他已经没有作息时间表，不管上班，下班，白天，黑夜，走路，吃饭，他几乎不停地、反复地构想、思索，他尝试用各种可能的方法去推演、运算，在一张张稿纸上书写、涂改。

除了上班不得不去阅览室，买饭不得不去食堂外，他几乎哪儿也不去，人们难得看到他的身影，包括那些勤业斋的邻居们。

吃饭的时候，邻居们都喜欢围着翠绿的芭蕉和竹子下面的小石桌，坐在光洁的小石凳上，边吃边聊天。而他，却悄悄地拿了粗茶淡饭，闪进那7平方米的房间，马上把门关上了。

人们很难猜想他到底是在吃饭，还是在演算，或者同时进行这两项。只是在他进门的一刹那，有人偶然看见地板上杂乱地堆积着不少涂写过的纸片或纸团，桌上杂乱地堆放着书籍和稿纸。那上面，多少复杂的符号、数字、等式、不等式，记录着它们的主人在抽象思维王国所经历的欢乐和苦恼、成功和失败。

经历过多少个辛苦的日日夜夜，小房间里的地板上纸片和纸团越积越厚了，它们慢慢地凝聚、结晶，终于在上面形成了工工整整的稿纸，稿纸上是一篇关于“他利问题”的论文。

华罗庚对“他利问题”十分重视，他除了在《堆垒素数论》一书进行探讨之外，还曾在1952年6月份出版的《数学学报》上发表过《等幂和问题解数的研究》一文，专门讨论“他利问题”。这个问题归结为对指数函数积分的估计。

华罗庚自己的文章中满怀期望地写道：“但至善的指数尚未获得，而成为待进一步研讨的问题。”

如今，这个问题被初生牛犊不怕虎的陈景润攻克了。

但是，陈景润迟迟不敢把他的论文公之于世。他一直在犹豫：

这可是我国著名数学家华罗庚的著名论作啊！像他这样一个初出茅庐的年轻人，能推进华罗庚教授的研究成果吗？这样做是不是有些不自量力呢？

陈景润想来想去，他实在舍不得让自己的成果无人问津。几经犹豫，陈景润终于偷偷把他的论文拿给了李文清。

李文清看完之后，十分高兴，他热情地表扬了陈景润的研究工作。

后来，李文清把这篇《他利问题》的论文寄给了中科院数学所的关肇直先生，并由关肇直转交给华罗庚。

华罗庚认真审阅后，交给了数学所数论组的一批年轻人。

经过大家反复核审，证明陈景润的想法和结果是正确的。

华罗庚对陈景润取得的成绩感到惊喜，他十分感慨地对他的弟子说：“你们呆在我的身边，倒让一个跟我素不相识的青年改进了我的工作。”

陈景润攻破“他利问题”难关的消息震惊了数学界。

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的行家们这样评价陈景润的这篇论文：

一个数学家一生中能有一个这样的发现，便算幸运了。

研究成果得到公认

1956年的一天，陈景润收到一份来自北京的电报，电报最后的署名是华罗庚。华罗庚邀请陈景润去北京报告他的论文。

拿到这份电报，陈景润兴奋极了，他用最快的速度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他的老师。

在北京的数学论文宣读大会上，陈景润要第一次当众宣读关于《他利问题》的论文。作为他的老师，李文清也和他一起参加数学论文宣读大会。

在北上的列车车厢里，年轻的陈景润兴奋而又紧张，他有些担心地问李文清：“老师，我能宣读好论文吗？”

李文清面带微笑，亲切地鼓励陈景润：“能，一定能。”

陈景润还是有些紧张，他说：“我的普通话讲不好，他们会听不懂的。”

李文清像慈父一样安慰陈景润说：“你是去北京宣读科技论文，又不是普通话比赛。你先把论文背熟，然后讲得慢一点，他们一定会听懂的。”

陈景润答应着，拿起论文，认真地背诵起来。

陈景润到北京报到以后，他与老一辈数学家孙克定同住一室。

据孙克定后来回忆：

当时参加大会的同志可谓人才济济，但瘦小寡言的陈景润在宣读他的论文之前，就已经是大会的新闻人物了，因为他经常半夜在走廊里大声朗读他的论文，引起代表们的一致注目，一时被传为笑谈。

这年8月，正值桂花飘香时节，“全国数学论文报告会”在北京隆重举行。

出席大会的代表有100多人，其中约半数是青年，在161篇论文里，青年数学家的成果占了很大的比重。

华罗庚在题为“指数函数和与解析数论”的报告中指出在数学的这个分支中大家所注意的中心问题：他利问题、高斯圆内整点问题、华林问题等，介绍了他们现有的结果，以及它们可能发展的途径。

华罗庚还十分幽默地说：“无论任何人，只要把现有的结果稍微往前推进一步，他就是世界记录的保持者。”

陈景润在当天下午的论文宣读中，证实了华罗庚的话。

陈景润被分配在数论代数分组，该组的论文宣读大会在古香古色的北京大学的一个教室中举行。

陈景润有些忐忑不安地走上讲台，当他看到台下众多著名的数学家时，他的情绪更加紧张了。

尽管陪同陈景润的老师事先不断给他鼓气，要他沉着、镇定，一定要有条不紊地按照论文进行宣读，但是，站在讲台上，陈景润发现自己几乎说不出话来。

论文宣读开始的时候，陈景润的头脑一片空白，他结结巴巴地勉强说了几句，才猛然记起，应当在黑板上写个题目。

陈景润有些慌乱地转过身，用颤抖的手在黑板上写完题目，然后说了两句话，他感觉自己再也无法开口了，只好又急匆匆地转身在黑板上演算起来。

陈景润感觉自己的手有点颤抖，好像不听使唤。

众目睽睽之下，陈景润像是一个胆怯的小学生，在黑板上画来画去，终于，他不知所措了……

台下的听众原本对陈景润充满希望，此时，他们却开始摇头，开始小声地议论起来。

讲台上的陈景润看到这种情景，更加慌乱了，他急得满头大汗，却不知道自己到底应该怎样做，他痴痴地站在那里，感觉难受极了。

此时，厦门大学的李文清老师眼看陈景润的论文宣读要失败，他自告奋勇地走上讲台，对参加会议的代表解释。

李文清十分诚恳地说：“我的这个学生怯场，他一向不善言辞……”

人们的目光里依旧充满疑惑。

陈景润则像是一个做错了事的孩子，怯生生地站在一旁，正等待着惩罚。

李文清十分大方地对陈景润的论文作了补充介绍。李文清讲完，人们还是感到不满足。

这时，华罗康健步走上讲台。

华罗庚颇有风度地向大家笑了笑，接着，他详细地阐述了陈景润这篇论文的意义和不凡之处，充分评价了陈景润所取得的成果。

台下的听众这时才露出钦佩的目光。他们开始热烈地鼓掌。

脸色苍白的陈景润这时才如释重负。

1956年8月24日，《人民日报》在报道这次大会时，特别指出：

从大学毕业才3年的陈景润，在两年的业余时间里，阅读了华罗庚的大部分著作，他提出的一篇关于‘他利问题’的论文，对华罗庚的研究成果有了一些推进……

陈景润的成果终于得到了公认。

华罗庚十分欣赏陈景润的才华与进取精神，

他考虑到厦门大学条件虽然不错，但远离北京，消息相对闭塞，如果把陈景润调到他身边，陈景润必定会有更大的成就。

华罗庚对陈景润的木讷与不善言辞毫不在意。他深有感触地对弟子们说：

我们应当注意到科学研究在深入而又深入的时候，而出现的怪僻、偏激、健忘、似痴若愚，不对具体的人进行具体的分析是不合乎辩证法的。

鸣之而通其意，正是我们热心于科学事业的职责，也正是伯乐之所以为伯乐。

陈景润载誉回到厦门大学以后，受到学校党委的高度赞扬。

陈景润在荣誉面前并没有骄傲自满，而是一鼓作气，继续在数论上的三角和估计等方面开展研究工作。

从此，陈景润房屋里的电灯，在夜里熄灭得更晚了。不久，陈景润又在《厦门大学学报》上发表了自己的第二篇论文，这篇论文的名称就是《关于三角和的一个不等式》。

与此同时，华罗庚极力推荐陈景润到中科院数学研究所工作。

从第一次见到陈景润开始，华罗庚就十分欣赏他在科学王国里努力钻研的精神，就产生了要把他调到中科院数学所工作的想法。

华罗庚是一个很善于发现人才的科学家，他一点儿也不在意陈景润的怪僻。

1957年，在华罗庚先生的建议下，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致函厦大，要调陈景润到数学所工作。

厦门大学考虑到陈景润在数学系的工作无人接替，暂时不同意他调走。

1957年3月，中科院数学所陆启键先生应邀去厦门大学参加校庆活动中的科学研讨会。

陆启建是中国著名的多复变函数论专家，1951年到中科院数学所工作。

1966年，也就是在陈景润宣布证明（1＋2）的同年，陆启建在数学学报上发表了一篇论文，其中提到的一个猜想，被国际数学界称为“陆启建猜想”，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个为各国数学家普遍承认的猜想。

由于幼年患小儿麻痹症，造成双腿残疾，陆启建行走十分不便，数学系就派陈景润接待照顾他。

陈景润早就听说过陆启建的大名，他十分高兴地接受了这个任务。

每天早上，陈景润都会按时叫一辆三轮车把陆启建送到开会地点，他就跟在后面走，开完会再把陆启建送回住处。

由于同是数学家，陈景润和陆启建相处得十分融洽，他们在一起总有说不完的话。陈景润虚心地向陆启建请教一些数学问题，陆启建总是耐心地解答。

陈景润后来说：“我们就这样开始熟悉起来。”

天长日久，陆启建和陈景润产生了深厚的感情。陆启建十分欣赏勤奋好学的陈景润，陈景润也对学识渊博的陆启建深怀敬意。

活动即将结束，陆启建对陈景润赞许有加，认为他是一个极有前途的年轻人。

厦门大学的领导经过反复考虑，也认为陈景润到科研部门工作会得到更大的发展。

于是，厦门大学数学系主任方德植教授找到陆启建，婉转地表示，陈景润现在系里作助教，给学生讲习题课，他的语言表达确实有困难，学生们也多次反映。原来我们不同意他调到中科院工作，现在看来，他也许到科研部门工作更合适一点。

陆启建认为方德植说的很有道理。他也希望陈景润能够拥有更大的发展空间。

回到北京，陆启建立即向数学所领导小组长和办公室主任郑之辅同志转达了厦大数学系的意见。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的大门终于向陈景润敞开了。

刻苦钻研数学知识

1957年9月，陈景润正式调到北京，进入全国最高研究机构，即中国科学院，担任实习研究员。

在北上的列车上，陈景润想到将在一流的研究机构专心研究，与心爱的数学日夜为伴，感到十分高兴。

陈景润对自己去北京以后的研究工作充满信心。

陈景润十分感激华罗庚的知遇之恩，感谢华罗庚为他创造良好的科研条件，他一见到华罗庚，就十分诚恳地说：“谢谢华老师，谢谢华老师。”

据数论学家王元后来回忆说：

当时的印象是陈景润有些书呆子气，见到华先生，他可能太紧张了，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就不停地点头说“华先生好，华先生好”，结果华先生就说，你跟王元谈谈。我们就这样认识了。

陈景润觉得自己只有努力工作，才能不辜负华罗庚的殷切希望。

进京以后，陈景润仍然保持着自己独特的科研方式，他习惯于一个人独处，习惯于单枪匹马去叩响科学的殿堂。

王元后来回忆说：

陈景润到数学所后很努力，但最初研究的不是哥德巴赫猜想，哥德巴赫猜想是我的领域，他做的是球内整点问题、华林问题等，他在这些领域都做出了很好的工作，发表了论文。

应该说，到数学所后几年里，他是一个很好的解析数论学家。

王元说：“中国的哥德巴赫猜想研究始于华罗庚。”

王元还说：“华罗庚先生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开始研究哥德巴赫猜想，并得到了很好的结果。1953年冬，数学研究所建立数论组时，华先生就决定以哥德巴赫猜想作为数论组讨论的中心课题，他的着眼点与哥德巴赫猜想和解析数论中几乎所有的重要方法都有联系，他的下一步棋是让数论组的年轻人学一些代数数论知识，将解析数论中的一些结果推广到代数领域中去。至于哥德巴赫猜想本身，华先生没有预料到会有人做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