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土之恋

我的远在澳洲的儿子宇轮，看了我写的《塔树之恋》、《卖糖时节忆吹箫》等怀念故土的散文来信说：“你还未老，怎么老早就有那样强烈的怀旧情绪？”这也难怪，在城市里出生、长大的人，很难理解像我这样在乡间泥水里泡大的放牛娃，对土地的深深的眷恋。“野人怀土”，离开对土地的依恋，哪里还有故土之恋？是的，故土上还有先父母的坟墓，以及诸多亲友。但是，离开土地这最伟大的母亲，既不会有他们，当然也更不会有我。

作为史学家，三句不离本行：一部中国古代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中国土地关系史，或者说争夺土地的历史。我从三岁记事起，就感受到家中“上无片瓦，下无寸土”的痛苦：年年佃别人家的土地种，因而年年就得租别人家的房子住。母亲、大嫂，年年要和大量的泥巴，糊租来的茅屋墙，那是一件非常累的活，至今我还能回想起她俩糊墙时沉重的叹息。五岁时，我跟着母亲下地割麦，我不听她的劝告，拿起她的镰刀就割，但毕竟人小力弱，第一刀下去，麦子没割到，倒把左脚砍了一个大口子，鲜血直淌，母亲急忙往伤口上撒了一把土，血也就止住了。至今，伤疤犹在。这也是故土打在我身上最早的烙印，让我永远记住了农夫的艰辛。1946年夏天，在翻天覆地的土地改革运动中，我家分到了地主的三间房、十六亩稻麦两季的好地。从此，我家彻底告别了年年搬家的日子，也告别了贫困。这年的春节，在大年三十晚上，母亲看着满桌丰盛的年夜饭，含着泪花，动情地说：“我家什么时候过过这样的好年？这要感谢共产党的土改啊!”从那个时候起，我进一步懂得了，土地是我家——也是亿万农民的安身立命之所。

黄永厚先生插图。

在寂寞的书斋，我常常仰望窗外蔚蓝的晴空，思绪随冉冉白云，飞向故乡，回到那洒下我多少汗水，给我带来多少欢乐的十六亩地上。靠近打谷场的那块二亩地，因地势低洼，他们叫它“小洼塘”，土质特别肥沃，亩产稻子四百斤(这在半个世纪前，已是高产量了)。割稻时，往往能在水中捉到黄鳝、螃蟹、鲫鱼之类，今日思之不禁食指频动。紧挨二亩地的，是三亩地、四亩地……田埂上，每当“春风又绿江南岸”，蚕豆花的清香，沁人心脾；夏天时，碧绿的毛豆，颗颗饱满；而清晨，带着露珠的青草，更是翠绿欲滴，我不到半小时，就能割满一筐，老水牛吃得头都不肯抬；秋天，割完稻子，就得赶紧将稻把挑上谷场。13岁那年，我年少气盛，特逞能，一鼓作气，挑起了将近150斤的稻把!可是，坏了——突然觉得全身力气在猛然下沉，两粒睾丸竟随阴囊一下子垂下几寸长，着实吓我一跳，赶忙回家，告诉母亲，母亲看了一眼，说：“不要慌，没事的!”说着就很快煮了一碗不切碎的长粉丝，让我慢慢吸下去，一碗粉丝还没吸完，两只宝贝就安然无恙地“官复原位”，而且从此再也没“下放”过。走笔至此，我深为少年时的莽撞哑然失笑。秋深时节，北雁南飞，薄暮时分，我赤着脚，拎着木桶，跟在父亲身后，为老水牛拉的犁铧不时注水，不远处传来邻人孙五爹苍凉、悠远的赶牛歌声，在晚风中飘散，飘向邻村，飘向天涯。

故园大卜舍，家兄春才1959年5月初摄。正值“大跃进”，砍光了树木炼钢铁，村庄变得光秃秃一片。所谓的“共产风”使得十室九空，农民终日挨饿。

说实话，恋故土，最恋是春天。春末夏初，经常下起毛毛细雨，我放学后，最喜欢骑在牛背上，到一大片尚未开垦的荒地上去放牧。北庄——叫西北厢的一位孙姓少女，也最喜欢骑在牛背上，到这里让牛吃草。她家比较富裕，她放牛时，居然手拿短笛，呜呜地吹着，这在方圆十里内，堪称独一无二。她比我大两岁，性格爽朗，很喜欢我，聊天时，经常放声大笑。转眼间，我已是六十一岁的老翁了。不知这位孙姐现在生活得怎样？呵，曾记否？两小无猜放牧时……

“但存方寸地，留与子孙耕。”愿故土安然无恙，我的心永远与之同在。

(《中国土地报》1998年5月6日；《盐阜大众报》1998年7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