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依淮剧情
我是研究历史的,又是写杂文、随笔的,说得雅一点,是文史两栖,说得俗一点,是觅食于文史两界。曾有读者、报刊记者问我是如何走上史学道路,并从事文学创作的?我曾经在不同场合做了回答。回首往事,我深深感到,在我的童年、少年时代,散发着浓烈盐阜平原乡土气息的淮剧,是我的文化启蒙老师。从草台戏到县城简陋戏台、到地级市正规剧场演出的一幕又一幕的淮剧,像长长的流水,滋润着我的心田。
我1955年考入复旦大学历史系后,一直留意江苏地区的方志、文集、笔记,都没有淮剧起源的相关记载。淮剧老艺人代代相传的口述历史,能够追溯的最早年代,也不过是一百多年前的清末。我1937年生于苏州,因避日寇战火,随母亲、长兄春友(参加革命后改名王荫)逃亡至水乡建湖县,在那里度过童年、少年艰苦的岁月。我三岁记事,那时我家住在蒋王庄。在炎热的夏天的晚上,人们在打谷场上乘凉时,俗称唱晚场者,撑着小船,在庄后小河上停下,然后走到打谷场上。庄上热心人士,搬来一条长凳,请他们坐下。其实就是两个人,一个拉胡琴,一个中年男人只是把头部装饰一下,脸上涂了些脂粉,扮成女人模样,一身旧布衣,用现在的话说,真是寒碜。三岁的我,根本不懂他唱的什么。我问母亲:“他唱的什么呀?”母亲告诉我:“他唱江淮戏呢!”这是淮剧给我留下的最初印象。过了几年,我长大一些了,才知道唱晚场的人,并不是职业淮剧演员,是会唱一些淮剧的民间艺人,白天务农,晚上出来唱戏文,唱完后,庄农凑几斤稻谷给他们,作为报酬。他们根本买不起戏装。不过,近七十年过去了,这位民间艺人的面影,还清晰地浮现在我的脑海。
淮剧第一次给我留下完整的美好印象的,是1945年深秋,看阜宁县一个戏班子演出的古装戏。这一年,邻庄吕老舍一位吕姓地主,稻子丰收,而且收割后,过了两个月,稻茬上又长出二季稻,收割后,居然还打出好几担谷子,吕家高兴不已,以为是神灵保佑,便按乡俗,唱戏谢神,俗称香火戏。庄民在庄前打谷场上搭起戏台,坐南朝北。消息不胫而走,乡农平时难得看戏,都焦急地等待着,包括我在内的小孩子们,更急切地等着看热闹。此时我已八岁,读小学三年级,能看懂《盐阜大众报》,还看了《隋唐演义》之类几本历史连环画,可谓茅塞初开。演出那天,锣鼓震天,乡民纷纷赶往戏台下。这个戏班的演出非常正规。演出前,一位武生爬上一根很高的木头上做各种杂技动作,身上不系保护绳,观众不时发出惊叹声。最惊险的是,他表演“乌鸦攘翅”。肚皮贴着木头顶端,身体连续做360度旋转,观众惊呆了,发出一片欢呼。这项表演结束,便是“跳加官”,在锣鼓声中,跳了很久,直到观众挤满了打谷场,才结束,开始了正式演出。第一出戏,当时就没看懂,只记得一位白发苍苍的土地爷,托梦给一位书生,不知道干什么,我看了觉得乏味。但第二出戏,是王宝钏抛彩球,击中一个讨饭花子,这就是中国老百姓几乎家喻户晓的王宝钏与薛平贵故事中的一段,现在京剧、地方戏舞台上仍在演出抛彩球、投军别窑、探寒窑、大登殿,可谓久演不衰。这出戏很热闹,我觉得太有趣了,势利的王丞相、坚贞的王宝钏、有志气的薛平贵,从此作为历史人物,深深在我脑海里打下烙印。但是,接下来的《活捉张三郎》,更给我留下终生难以磨灭的美好享受。其中扮演张文远的演员,表情丰富,动作灵活,最后被阎婆惜追命,用白素练勒死,伸出长舌头,欢众一阵欢呼,觉得大快人心。更使我心灵震撼的是,扮演阎婆惜的女演员,也不过二十岁左右,身材苗条,扮相俊美,唱腔悦耳。在我的童心里,颇为惊诧世界上还有这样美丽的姐姐,真正是貌若天仙。这次演出结束后,听大人们说,他们还要再来唱戏的。但是,我和小伙伴们,从秋盼到春,从春盼到夏……望穿秋水,再也没有看到他们来演出。我急切地想看到他们的演出,很大程度上,是想再见到那位阎婆惜的扮演者。岁月悠悠,这位姐姐如健在,至少也有85岁了。她的美丽形象,是我童年时代最美好的记忆之一。
淮剧名伶杨桂芳女士。
淮剧名编、画家乐民先生年轻时。他是我几十年的好友。
这次演出,是我第一次完整地看淮剧古装戏演出,萌生了我对遥远的过去——也就是历史的爱好。我找来一些当时乡下流行的小唱本阅读,如《韩湘子出家》、《拔兰花》等。虽说这些并非淮戏剧本,但可用淮调来唱,而且有一两页画得不错的插画。读了《韩湘子出家》,我知道唐朝有个韩愈,记住了他的诗句“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更使我难以忘怀的是,这个唱本中丑角的道白谓:“放屁咕咕咕,放到清江浦,四千人马来看戏,一屁打死三千五。”好不吓煞人也!其实,连一个蚂蚁也打不死。这种来自民间文学的夸张手法,相当别致。我注意到明清文学作品、包括民间文学作品中,涉及屁的不少,《绿野仙踪》中还有一首《臭屁行》,开头二行是“屁也屁也何由名,谓其所味而无形”,但都不及前述小丑说的屁话,让人过目不忘。记得当时我读唱本读到这里,笑得肚子疼。前几年我在一篇杂文中,还引用它,讽刺说大话者。我的童年是在盐阜革命根据地度过的,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我参加了儿童团,当过区儿童团文娱委员。淮剧在“二战”期间,发挥过重大作用。家兄王荫是新四军到家乡后,参加革命工作的,当小学教师、校长、文教区员,建国后在县政府、行署文化部门做文化干部,又担任过“江苏省淮剧团”第一任支部书记兼团长,可以说他的大半生都贡献给了淮剧事业。1943年他成立了“峰北乡淮剧团”,集编、导、演于一身。找不到女演员,他年轻时皮肤白净,五官秀气,身材也很好,便扮女角,很受欢迎,轰动乡里。从他们的演出中,我受到了反抗日寇侵略、揭露国民党政府苛捐杂税、地主压迫农民的爱国教育、阶级教育。新四军老战士、抗日民主政权阜宁县文教科长黄其明(已故)编的淮剧《渔滨河边》,盐阜地区不少淮剧团都演出过,其中女主角受到地主欺凌的贫苦农民女儿郑廷珍唱的淮调“郑廷珍一路上气冲冲,好一似钢刀刺在胸,那一家女儿家不知礼数,从今后再不做这个针工。”以及“四季游春”调:“交军粮,真好似催命神符,要军款,又好似斩草除根。我家穷真好似大水冲洗,数九天三九寒,破衣单衫遮不住个身。”这些唱词通俗易懂,曲调苍凉、悲愤,至今我仍记忆犹新,每一回首,还沉浸在当年看演出的悲壮氛围中。淮剧中有不少小调,妇孺都会唱几首,我几乎全部会唱。久而久之,我悟出了什么叫“顺口”,也就是按韵。我读高小时,就能编顺口溜了,读初中时开始写打油诗,最近十余年来,我写的杂文中,常常夹有打油诗,讽刺政坛、文坛的歪风邪气。饮水思源,我这点小本事,是童年淮戏熏陶的结果。
1949年秋,我考入盐城师范初中部(前身是苏北名校海南中学),在陈村,后迁上冈镇,1951年迁到建湖县治所在地湖垛镇。镇上有个剧场,虽简陋,但甚宽敞,可容几百观众,县政府开大会,也在这里举行。剧场常有淮剧戏班演出。有个剧团是以文武老生陈奎童、花旦万筱琴(已故)为首的,在海报上挂头牌。他们的演出,使我眼前一亮,觉得比前述阜宁那个戏班子高出一头。陈奎童台风庄重,武打到位,扮相英俊,万筱琴嗓音悦耳,有磁性,大段唱词,长的可达十分钟,越唱越快,但每个字观众都听得很清楚,唱毕,观众掌声雷动。她的丈夫黄桂成,是演小花脸的,不但表演幽默,有时会冒出几句话,说当下,用时下的话说,颇有杂文意味。让我佩服的是,他们并无剧本,演的是幕表戏,演员在台上的演唱,全凭临场发挥,这等于写文章,不打草稿。我从读初一开始,做作文就不打草稿了,进大学后至今,无论是写长篇学术论文,还是一本专著,都不打草稿,更不用说写杂文、随笔了。其中有一个因素,不能不是少年时看淮戏的结果。陈奎童、万筱琴演的《窃符救赵》,是配合抗美援朝演出的,可谓古为今用,这对我后来写以古喻今、以古讽今的文章,是有启示的。后来,我又看到了游月楼(已故)为团长的淮剧团的演出,他们的表演、服装,又上一层楼,特别是杜麟童(已故)、方素珍(已故)的精彩演出,使我对淮剧的欣赏水平,提高了一大步。游素琴(已故)反串小生和唐玉凤(已故)合演的《卖油郎》,无论是扮相、唱腔、表演都达到了戏曲表演的一流水平,令人难忘。80年代,我写过一篇《说卖油郎》,立刻想起她俩的精彩演出。愿二位大姐在天国里能继续演出《卖油郎》。1952年秋,我被保送读盐城中学。这时“盐城地区淮剧团”(60年代改为“江苏省淮剧团”)成立了,因长兄王荫担任党支书兼团长并兼“盐城人民剧场”经理,我常去看演出。这时淮剧已正规化,有了编辑、导演、舞台监督。他们演出的田汉名作《江汉渔歌》,以及《梁山伯与祝英台》、《灵堂化烛》等,都使我眼界大开,女小生周美云(已故)台风潇洒,唱词优雅。赵小秋演的祝英台也很得好评。看了这些演出,陶冶了我的情操,提高了我的文学素养。还使我难以忘怀的是,淮剧团有个学员班,多半是团中老演员的后代。1953年夏天,学员班演出《西厢记》,其中演莺莺小姐的王立珍、演老夫人的董爱玲,虚年龄才14岁,但王立珍的莺莺,把弱不禁风的大家闺秀演活了,多情而又婉委、含蓄,楚楚动人。她的扮相美丽得让我心跳,宛若莺莺再世。这年我虚岁17岁,对男女之爱,虽朦朦胧胧,但对漂亮女孩,心有向往。我跑到后台去看卸妆后的王立珍,见她亭亭玉立,面貌姣好,气质高雅。此后我有空就想去接近她,但始终没有勇气开口与她交谈,更没勇气给她写信,她成了我的青春偶像,梦中情人。1955年我上大学后,假期回到盐城,她已随父王汉臣(优秀老生,已故)去了射阳县淮剧团(后来她从该团的团长位置上退休),倩影难觅,甚感惆怅。直到去年夏天,我去盐城开会,回首往事,心潮难平,遂驱车射阳,找到她。她已虚龄70。射阳地临黄海,多年的海风把她吹黑,她抽着烟,听我追怀往事,只有感叹。她身世坎坷,已丧夫,为人质朴、善良。虽说她已是老妪,但当年的美少女形象,将常存我的记忆中,留下温馨。董爱玲曾经与我有过青梅竹马式的纯真友情,后来我们都很珍惜少年时的那份友谊。她成年后,不但越长越像林黛玉,而且成长为优秀的淮剧花旦演员。文学创作需要有浪漫情怀,立珍、爱玲美少女的形象,是激活我文学创作灵感的来源之一,是不会随着年华老去而消逝的。
2010年1月19日于老牛堂灯下
(《历史学家茶座》2010年第3辑)
少女时代的王立珍。
董爱玲1975年摄于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