望月楼随笔

举头望明月，

低头思故乡。

——李白

《荒芜了的花园》

《荒芜了的花园》是巴金先生写的一篇散文。1948年我在当时的建阳县高作区高峰小学读五年级时，语文课本上选有此文。近几年来，我常常想起故园大卜舍，不禁联想到这篇课文，感慨久之。1946年秋，在土地改革运动中我家分到16亩地，三间房，都在大卜舍，遂举家从大西庄迁此定居。这是一个小村庄，但风景甚佳：村前有数株枣树，果实虽不大，但秋至渐红，我与小伙伴嬉戏树下，口涎欲滴；打谷场右侧，有香橼树、皂角树，皂角树当在百年以上，满树肥大的皂角，是村民洗衣、洗澡的天然肥皂；村后河岸旁，遍植柳树、杨树、榆树、桑树及白果树，浓荫蔽日，更有郑和下西洋携归，能够预卜年景的非常神奇的五谷树，常有外村人前来观瞻。因树木葱茏，附近河流、水田交错，喜食小鱼、小虾的伯劳，成群结队，栖息、盘旋于树梢，翱翔在蓝天白云下。可是，曾几何时，香橼树、皂角树、白果树、腊梅、桃树、五谷树，都被村民砍伐殆尽，伯劳也就飞得无影无踪。最可惜的是，前年我回故园扫墓，一村民告诉我，五谷树被伐后，树根上曾又冒出不少新枝，他嫌讨厌，干脆把树根都刨掉了。是的，村民日渐富裕，家家都盖了宽敞的瓦房。但是，他们在文化上并不富有，甚至可谓荒芜。否则，怎么会让那些好花、佳树、名木，荡为冷烟寒灰？尤其是五谷树，更令我魂牵梦萦，曾先后在海峡两岸的《人民日报》、《自由时报》著文介绍，可惜它早已是历史的陈迹。故园何日不荒芜？南望家山，翘首而待。莫道关山远隔，“一枝一叶总关情”也。

韦大先生

人民是历史的主体。但人民的绝大多数，从来都是默默无闻的。韦景尧先生就是其中的一位。他生于1895年，读过私塾，启蒙老师是淮安的一位老秀才。他也曾教过私塾，因此村民都呼为韦大先生，其夫人也就成了韦大师娘。他俩无子女。韦大师娘不识字，但主政，她对韦先生的读古书、作古诗，说话动辄引经据典，诗云子曰，十分反感，竟以“大痴子”称之，韦先生无可奈何，真乃隔膜之悲哀也。我第一次见到韦先生，是在抗日民主政权建立后的一次乡民大会上。韦先生上台演讲，说：“我家有一头牛，准备卖了，买枪打鬼子!”这在我童年的记忆中留下了难忘的印象。我家搬至大卜舍后，与韦先生家仅一河之隔，他常来我家，与家父、家兄或寒暄，或闲聊。韦大师娘，人甚畏之，我也不例外，故并未到其家玩耍。1948年夏天，韦大师娘有病，执意要童子(迷信职业者)来她家驱邪，而在童子做法事过程中，需要二位少年手抱雄鸡，跟在童子身后，韦先生特来邀我与小伙伴孙宝堂(现任高作中学教师)去充当抱鸡使者。我们受宠若惊，欣然前往，事毕，韦大师娘赏给我们一块高作街上买的大饼。自我读高中后，与韦大先生来往渐多，因我爱好文史，与他的共同语言日渐多了起来。我曾向他学做古诗，但终究因不愿戴格律的枷锁，半途而废。1960年夏，我在复旦大学历史系毕业，留校读研究生，遂返乡探亲。韦先生闻讯，来我家，邀我去吃饭。这时，天灾、人祸已经横行，父、母的口粮是每天四两大麦。因此，我以及双亲都一再婉言谢绝，但终究拗不过韦先生的坚请，我只好从命。桌上摆着二碗大麦片饭，一碗咸肉，一盘炒韭菜，一碗蛏干汤。韦大师娘不上桌，却一再要我多吃菜，韦先生则连连说：“菲薄甚矣，又无酒，务望海涵。”我一边吃着，一边心中非常不安：在这饥馑的年代，穷乡僻壤间能弄到这些菜，太不容易了，而一碗饭就得花去老两口的一天多口粮!这些年来，我在国内外出席过很多次盛宴，并在香港赴过金庸先生豪华的家宴，但留给我的印象日渐淡薄，多数已抛诸脑后。但韦先生夫妇请我吃的这顿饭，我是永远也不会忘记的。他们敬重我这个当年在他们家跟在童子身后、抱着公鸡围绕神像转圈的放牛娃，居然成了名牌大学研究生。韦先生说：“你现在已由大学生而大学士矣。”我虽不敢当，但二位老人家尊重知识的热忱实在感人肺腑。韦先生大概是预感到生命之火行将熄灭，饭后叹息着说：“我将与草木同朽。”并作了一副自挽联，贴在家中。我一再安慰他，但他只是苦笑着摇头。后来我才知道，他终于未能走出那个特殊年代的死亡线，默默地倒下了。

一饭之恩当永报。可是，我竟无从报答韦大先生夫妇，思之凄然者再。他写过不少诗，去世后，都亡佚。所幸的是，近四十年前，上海乐天诗社出版过《纪年诗集》，内收韦先生六十三岁时写的诗一首，现抄录如下：

六十三年春夏秋，

浮沉身世去悠悠。

心雄从未嗟垂老，

体健何尝论退休。

发掘技能蠲旧习，

钻研学理逐新流。

洞明世务称先觉，

不让他人据上游。

诗如其人。读此诗，一位不甘落伍的乡村老知识分子的形象，便生动地展现在眼前。在我的心中，韦大先生并未与草木同朽。

乡音古义

盐城土话中有不少古义，有的需认真查考文献，才能知道其确切含义，有的则妇孺皆知。如：我幼年时是住在蒋王庄，常在打谷场上玩耍，每值风雨将至时，即与群儿边跑边唱曰：“风来了，雨来了!和尚背了鼓来了!”及稍长，觉得纳闷：风来雨来，跟和尚有什么关系？而且怎么会背着鼓来呢？但问谁也答不出来。直到我后来研究历史，读杜文澜辑《古谣谚》卷25引《帝城景物略》，才知道我幼时唱的那首儿歌是古代的求雨歌，原文是：“凡岁时不雨……小儿塑泥龙，张纸旗，击鼓金，焚香各龙王庙……初雨，小儿群喜歌曰……风来了!雨来了!禾场背了谷(原注：声作古)来了!”这才使我恍然大悟：原来“和尚”是“禾场”之误，“鼓”是“谷”的讹音。虽然如此，家乡的儿歌竟与古代京城的儿歌一样，耐人寻味。

懂得盐城话——包括其周边地区的方言，对阅读、研究古典小说《水浒》、《金瓶梅》、《西游记》，颇有裨益。如《水浒》中的好汉“浪里白条”(又作白跳)张顺，有的学者释“浪里白条”为“白浪滔天”，纯属想当然，“白条”即盐城人所说的白条鱼，又叫参子鱼，在水中颇活跃，穿来穿去，游速甚快，故“浪里白条”，不过是形容张顺在水中如白条鱼，功夫甚佳而已。《西游记》中有“不当仁子”(即谦称“罪过”、对不起)，《金瓶梅》中有“淘碌”(即哀伤过度)，某些学者均不解其意，因而注错。而今天盐城人、淮安人、扬州人的口语中，仍均有此词，虽童稚亦解词义。凡此，借用胡适先生当年的话说，有的学者真是“不值乡下人一笑”了。

家是一滴水

家是一滴水。从这一滴水，可以观察我们的国家、社会正经历着何等深刻的历史巨变。

虽说历经战乱及“文革”的十年动乱，我们家的修于六十多年前的家谱，却幸运地保存下来了；听内人说，她的原籍河南淇县的老家，家谱也保存下来了，她的伯伯看过家谱，曾经向她介绍过家族的历史。我们两家的共同点是祖上世代务农。在我家的祖辈中，足迹最远不过是南到苏州，北到灌云县，始终没有走出过江苏省。妻家祖辈的足迹所至不太清楚，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从未有一人走出国门。

但最近二十年来，尤其是近十年来，家人越走越远。我的儿子、儿媳去了澳洲，并已入籍，他们也有儿子了；妻无弟兄，有两个妹妹，一个在墨西哥定居，一个在美国定居。如果说到亲友，十几年来赴国外留学或定居者，则俄罗斯、加拿大、日本等国，以及台湾、香港地区，都有他们的足迹。三年前，我们家出了一件大喜事，我一一告知亲友，大家都笑说这是“国际新闻”。即以不才而论，虽然终年在书斋沉湎文史，去过的地方不多，但十多年来也曾四次跨出国门，自信比只进过三次大观园的刘姥姥强多了。

我们都是“寻常百姓家”。二十多年前，当我在受“四人帮”迫害，扫马路、打扫厕所时，做梦也没有想到家中会有今天的变化。当然，家中的巨大变化远不止这一些；家人的出国、由中国人变为“外国人”，只不过是巨变中的一个侧面而已。但是，这一侧面，不正是活生生地显示出我们国家改革开放的历史巨变吗？如果没有改革开放，我们家的任何人恐怕都没有机会迈出国门一步。我并不认为西方的月亮比中国的圆，但能在西方看月亮，总是一件赏心乐事。

滴水观沧海，滴水观大千。从家这一滴水，看看我们的国家、社会，能不动情、振奋吗？

“青灯有味似儿时”

“青灯有味似儿时”，这是陆放翁的诗句。对于今天都市里的青少年来说，用植物油点燃的青灯，已经是个遥远的梦。而对我来说，每当想起这句诗，便想起儿时家中及学校里的油灯。

我的童年是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艰苦岁月里度过的。家贫务农，分外节省。有时吃晚饭天已很黑，家母却舍不得点灯，笑着对我们说：“反正也没有什么好吃的，总不会把稀粥喝到鼻子里去吧!”但是，吃完饭，母亲、大嫂、姐姐不是忙着洗锅、刷碗，就是忙着针线活，包括给新四军战士纳鞋底，以及为打破日寇对根据地的封锁，养蚕、纺纱等等。常常因封锁买不到火油(这是当时的叫法，即煤油)，只好以豆油、猪油代替。在穷苦农民的心目中，豆油、猪油都是精贵之物，吃都舍不得，现在被迫用来点灯，只能把灯捻子做得细一些(当时灯草也常常短缺)，这样油虽耗得少了，但灯光如豆，在微弱的青焰中，发着暗淡的光。但正是在这样的灯光下，母亲、大嫂等做出了一双又一双军鞋，摇出了一锭又一锭纱，育成一斤又一斤的茧；而我也正是在这样的灯光下，写字、做作业、画画、读《水浒》等文学书籍，从小学毕业。

这时，已经是1949年的秋天。不久，我考取了海南中学。这是一所历史悠久、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学校，在战争年代，培养了大批热血青年走上革命岗位。但是，学校的办学条件简陋，生活艰苦。晚上，我们在教室自修，八个人共用一盏墨水瓶做的火油灯。油质太差，黑烟不断。教室的门窗都透风，坐在下风的同学，更不堪其苦：被烟熏得眼睛睁不开，擤出的鼻涕都发黑。于是，我们轮流坐下风，真个是：有烟同熏，有黑同擤。正是在这样的灯光下，我们修完了一年学业。第二年，随着新中国文教事业的发展，我们终于用上了汽油灯，从此在教室里与火油灯彻底“拜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