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编 比较文学视野下的中韩“底层文学”

一 中国的今朝与韩国的昔日

韩国，这个与中国一衣带水的邻国，为中国人，特别是年轻的中国人所熟知的恐怕是近几年席卷东亚甚至世界的韩流形象：热情奔放、时尚动感、靓男美女、绚丽多彩……而当你翻开其历史的另一页时，也许会为之大愕。

最近在网上看到这样一段话，颇有意思：

问：一个国家，其元首解散国会，集立法司法行政大权于一身，禁止一切政党活动。这是哪个国家？

第一种答案：也许是朝鲜。

另一种答案：这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经济起飞时期的韩国。问：一个国家，禁止公民出国旅游，禁止公民享用外国香烟和外国饼干。违反外币管制规定的人可以被判死刑。这是哪个国家？

第一种答案：也许是朝鲜。

另一种答案：这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经济起飞时期的韩国。问：一个国家，其工厂工作环境极端恶劣，工人们在里面牛马般非人劳动。每天工作9个小时甚至更长时间，就为了点儿仅够糊口的工资。这是哪个国家？

第一种答案：也许是中国。

另一种答案：这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经济起飞时期的韩国。问：一个国家城市边上遍布贫民窟。在城市的扩张中，警察暴力拆除贫民窟，为建造新的城市商品房腾出空间。这是哪个国家？

第一种答案：也许是中国。

另一种答案：这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经济起飞时期的韩国。问：一个国家是世界上的“盗版胜地”。盗版影碟和盗版书籍充斥着该国市场，冒用美国品牌的商品肆意流通。这是哪个国家？

第一种答案：也许是中国。

另一种答案：这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经济起飞时期的韩国。

上述情景正是韩国曾经迈过的步履，而当时文坛的关键语便是书写底层民众的“民众文学”。

文学是了解一个民族或集团的重要窗口。萨特曾叹息过：在将死的儿童面前文学无能为力。的确，文学并非万能之药，尤其是近代以来，文学功能岌岌可危，其存在的意义甚至令人怀疑。但在记住萨特的叹息的同时，我们更不能忘记Jean Ricardou的反驳：正是凭借文学自身的存在，才引出作家对饿死现象的追问。诚然，文学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国度中以其不同的面孔存在着，而无论这张面孔是熠熠生辉的还是千疮百孔的，始终是能够发出声音的，有其历史社会意义的。中韩两国的“底层文学”同是书写“底层”这一群体，面孔相同，却因不同的生长环境而具备了不同的特征。这么说是因为，他们的出生根源十分相像，但后期讨论、发展过程却又迥然不同。

谈到韩国的“底层文学”，要追溯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当时，韩国在五个五年计划的指导下，经济取得了腾飞发展，步入了产业化时期。1961年开始到70年代中期，韩国经过三个五年计划，朴政熙政权为了动员全民发展经济，提出了“成长、安定、均衡”等口号，始终都在遵循“发展至上”的路线。其结果，从1960年2.3%的GNP增长率腾飞到1976年的15%^[1]，其产业化和城市化的速度足以让世人惊叹。这种情况和21世纪腾飞的中国经济不无相似之处，虽然时隔30年，但1992年邓小平南方讲话中提出的“发展压倒一切”、“发展才能稳定”等口号也带动了中国经济的腾飞，甚至，具体经济发展模式也同出一辙，例如：21世纪初中国政府倡导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也和70年代韩国政府的“新村运动”有不少相似之处。

由于当时朴政熙政权采取的是军事独裁专政，特别是朴政府实行维新体制后，通过改宪强化了总统的职能，政府推出各种紧急令，通过军事化制度管制民间社会，例如：彻底贯彻反共意识形态的宣传，禁止市民的民主自由活动，设定晚上11点后为禁止出行时间等。这些政策对刚刚在惨痛的朝鲜战争中妻离子散、南北分割、拼命苦干却始终难以维持生计的韩国国民来讲是雪上加霜，因此当时反对独裁统治、呼吁南北统一的声音此起彼伏。尤其是处于社会最底层的民众，他们背负的是双重的重担，政治上是军事化管理的管制对象，同时在经济上付出的是过强的劳动、过长的劳动时间，而获得的却是低廉的工资、严重的职业病、家庭的离散、恶劣的劳动环境甚至永远的身体残疾等，书写底层的“民众文学”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衍生的。“民众”一词在当时泛指生活在社会底层的百姓，和中国“底层文学”中的“底层”概念是同一含义，其具体差异将在第二章中详述。为了便于与中国的底层文学比照而论，这里不妨将两者统称为“底层文学”。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韩国底层文学扮演了反思产业化的优劣、反思社会结构的不合理、反映底层民生的角色。

从韩国底层文学的胎生情况来看，不得不令人联想到中国近些年来的“底层文学”。2004年5月的《当代》上发表了《那儿》一文，引发了一系列讨论，标志着中国文学界对“底层”文学的关注，文坛出现了“底层文学现象”。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被关注？无疑，这跟改革开放后的当代中国历史不无关联。从1978年的改革开放、1992年邓小平南方讲话、1998年国企改制到21世纪初加入世贸组织打入一体化的世界经济，中国GDP连续几年来一直保持了两位数字的增长速度。中国这样一个拥有12亿人口的大家庭今天的盛况对世界来说不能不说是一个旷世奇迹。但随之，中国的社会结构也在发生转变，在计划经济当中不曾有过的社会成员作为新的社会群体成长起来，例如：官二代、富二代、高富帅、白富美等。与其相对的有下岗工人、留守儿童、农民工、三八六一部队等。前者是改革开放大潮的利益既得者们构成的群体，而后者则是改革开放过程中利益空缺者们构成的群体。前后两者之间在物质资源、文化资源、精神资源等的获得指数上自然是天壤之别。伴随市场经济涌入中国的“自由”“民主”等概念曾一度让人欢欣鼓舞，但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后人们发现“自由民主”的价值观树立了，但没有钱的生活却离自由民主越来越远了。面对这一社会结构的严重不平衡，中国政府并未像当年的朴政熙政府一样实行军事化压制管理，而是进行了不断的调整。“2002年底召开的中共十六大试图重新解释‘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含义，使用了‘初次分配效率优先、再次分配注重公平’的提法。但贫富悬殊的残酷现实告诉人们，初次分配中的不公平问题（例如垄断行业与非垄断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老板、经理、干部与普通职工之间的收入差距）同样需要重视，单靠财税等再分配杠杆来调节是远远不够的。2003年10月，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虽然仍然沿用‘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提法，但其分量已被‘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大大冲淡。到了2004年，十六届四中全会没有出现‘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提法。2005年底，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又进了一步，提出未来中国要‘更加注重社会公平，使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2]2005年以来，中国政府将原来强调的“发展”转向了“和谐”。近些年来，社会整体的和谐发展、对弱势群体的关照成为政府提出的一个重要口号导向。受到这种政治氛围的影响，中国底层文学和韩国当时的底层文学分道扬镳、渐行渐远。实际上，在20世纪90年代初，伴随市场经济所带来的社会弊端，甚至连曾一度主张市场经济的自由主义学者们也备感惶恐。当时就有上海学者蔡翔于1995年发表了《底层》这一散文，引起了部分知识分子对底层认识的共鸣，应该说“底层”从那时起已经渐渐成为中国知识分子关注的对象。而2004年，《那儿》的发表顺应了当时主流意识形态，底层群体也成为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一种错综复杂的条件下，“底层”问题伴随部分小说的发表及评论再次被纳入知识界的眼中。

总的来说，从发生根源来看，中韩两国底层文学如同孪生，它们在问题意识上也有共鸣之处。两国的“发展”路线无疑带动了经济的腾飞，但不可避免地，底层民众为此付出的代价是极大的。两国的文学作品中大部分提出的问题都是拆迁、下岗、低收入高强度、农民的双重身份、职业病、子女教育、精神上的不安等底层社会的生存问题。尽管在文学作品中对这些问题描写的角度不同，而且不同国度下两国底层的问题解决方法也有所不同，但在“关注”和“提出”底层问题这一点上，中韩两国的底层文学可谓不谋而合。

这一时期，无论是韩国还是中国学界，都赋予了“底层文学”本国的原初解释。韩国将其解释为“民族文学”发展到后来的阶段性成果。而在中国学界则有的学者将其解释为“左翼文学”传统的继承者。这样的解释只能从文学史的角度将其大致归类。但中韩两国的“底层文学”产生于各自不同的语境，出自不同作家的笔下，因此其中蕴含了不同于任何一种文学现象的历史、个人写作的基调，我们又如何能够将其设定在“左翼文学”、“民族文学”等宏大的理论叙事中去考察呢？所以本文采取的是通过“底层文学”这一窗口，瞭望文学现象背后的具体历史状况，分析各自的人文思想感情，并通过异同的对比来放大中韩“底层文学”各自不同的因素，增强两国学界对彼此的了解。

本书在选题论证时首先想到的是两种文学现象的时期问题。相比之下，中国的“底层文学”集中讨论的时间较为明显，且距今时间也较短，所以比较容易判断。正如上文所述，可以将1995年蔡翔的散文《底层》的发表视为底层文学的萌芽，而正式受到文坛关注是2004年曹征路的小说《那儿》的发表。然而韩国的“民众文学”距今时间较长，且讨论的整个过程较长，很难清晰梳理。整个民众文学随着时期的变化，作品的形式和内容也随之发生变化。评论家金度渊曾经说过：

我们曾记得70年代使小说文学成果丰硕的亲民众作家的成就。他们在捕捉我们的社会所处的各种矛盾的根源的同时，将文学和社会科学性的视角结合了起来。实际上李文求、金春福、宋基淑、黄皙暎、赵世熙、尹兴吉、玄吉荣等的小说受到了文学界之外的读者们的欢迎，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培养了他们文学的社会科学性感悟力。（中略）可惜的是，到70年代中后期职业作家们的写作并没有继续发展下去，给人一种停滞的印象。^[3]

金度渊的评论尽管不能说代表全韩国文坛，但众所周知的是，20世纪70年代韩国文坛上涌现出一批关注底层的职业作家，他们写了不少底层小说。而到了80年代，特别是1983～1985年之间出现了大批工人创作的“劳动文学”作品。由于在美学程度和写作手法上较前者不够成熟，所以80年代后的民众文学实际上并没有继续发展，而是发生了向劳动文学的转型。民众文学这种历程同当时韩国的文化管制制度密切相关。1980年《创作与批评》等进步倾向的期刊被强令停刊，取而代之的是地下期刊的出现。金度渊对这一时期的政治氛围这样描述：

以“光州”为象征的80年代前期的政治状况连只占到文化界边缘的文学都给予了当头一棒。几个期刊登录号的取消，出版品新规的出台，紧接着就下令对舆论机关的合并废除等。其中包括在70年代的文学史上画出浓重一笔的《创作与批评》和《文学与知性》也在此时被迫退场。尽管将二者的消失在同一脉络上来判断有些牵强，但从它们都曾经是“季刊时代”的主角这一点上来看，80年代和70年代之间产生了外形上的断绝，更严重的是80年代意味着有力的发表媒体被封锁了。（中略）从此进入被称为“地下时代”的历史，《实践文学》是“地下时代”的始祖，它折中了期刊和单行本的形态，成为一种不定期刊物，并作为代表80年代的媒体而稳定下来。^[4]

可以想象，在这种“发表媒体”被封锁的情况下，70年代民众作家的创作也受到了很大的约束。但十分反讽的是，这一时期现场工人的创作却出现了空前的繁荣景象。1980年到1987年之间，在所剩无几的典型的地下期刊《实践文学》登载了大量工人文学作品。1983年的《实践文学》登载了至今家喻户晓的朴劳海的劳动诗——《劳动的黎明》，此外，该期还单独开设了“生活的劳动与文学”特辑，并登载了“劳动谣”和“工人文学的现况”等资料。尽管在韩国“民众文学”的叙述中也包括“劳动文学”，但从上述的变化中不难看出，以1980年为界限来看“民众文学”时，其前后的变化是十分明显的。“劳动文学”是民众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与中国90年代后的“打工文学”一样，创作主体都是一线的劳动者，对它的论述需要搜集更多的资料。由于本书更重要的意图在于突出中韩两国知识分子运作知识权力的异同点，再加上资料的受限，所以本书所论证的对象仅限于专业作家所创作的小说。

[1] 〔韩〕韩国历史研究会现代史研究班：《韩国现代史3》，绿草出版社，1993，第140～163页。

[2] 王绍光：《从经济政策到社会政策的历史性转变》，成均馆大学东亚学术院国际学术大会论文集，2007，第47页。

[3] 〔韩〕金度渊：《为了扩展体裁》，载白乐晴、廉武雄编《韩国文学现阶段3》，创作与批评社，1984，第279页。

[4] 〔韩〕金度渊：《为了扩展体裁》，载白乐晴、廉武雄编《韩国文学现阶段3》，创作与批评社，1984，第27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