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比较文学视野下的中韩“底层文学”

将中国的“底层文学”与韩国的“民众文学”相提并论，不经过考证就不能顺理成章。毕竟两种文学现象的发生有30年的时差，且两国当时的政治体制完全不同。究竟能否纳入比较文学视野下进行研究，归根结底还要探讨一个问题：“何为比较文学？”“比较文学”四个字在中日韩文中通用，英语为Comparative Literature，法文为Littérature Comparée，德文为Vergleichende Literatur，西班牙语为Lileralura Comparada。以上几个国家在比较文学的创立及研究上贡献较大。比较文学的历史尽管不过短短几十年，却波澜起伏。其发展的历程也是其研究方法整理的过程。有关其研究方法众说纷纭，按照中国学者王向远先生的主张，它可分为影响论研究法、接受论研究法、平行比较研究法、跨文学研究法等几种。^[1]影响论研究主要是以法国学派的实证主义方法为基础而展开的。具体方法为搜集并整理比较双方的相关资料，从而去证实一方对另一方形成的实际性影响，以及这种影响的后续情况等。与其同理的是对被接收方的接受情况进行研究的接受论研究。影响论研究是比较文学最原始的形态，同时它也是为了使比较文学在当时欧洲文学研究法中谋得一席之地才创建的理论。但是，到了二战前夕，影响论研究成了德国纳粹主义的意识形态性产物，影响论为了夸大日耳曼文学在欧洲历史上的影响而被当作政治工具使用。因此，源于欧洲的比较文学（实际上主要是影响论）在二战后曾经随着德国的战败而陷入沉默。这可以说是比较文学的第一阶段——创立阶段。

随着二战后美国世界地位的上升，美国学派的比较文学理论粉墨登场，并且随着战后美国新的文化机制的启动，比较文学逐步扩展到世界文学，在研究范围和研究成果上也有了长足的发展。1965年在美国召开了第一届美国比较文学大会（ACLA），其中勒内·韦勒克对比较文学当时发展的现状进行了综合报告：“战后比较文学研究的中心之所以能够发展起来，要得益于对欧洲思想接受基础上进行的美国文化多元主义。（中略）并且，有一种思维无论怎么强调都不过分，那就是：比较文学和姊妹学科之间的关系并非竞争关系，而是合作的关系。”^[2]报告中还提到比较文学正在由之前欧洲的单一文学向普遍的世界文学转变。

这个报告书成为扩大比较文学研究范围的重要契机。美国学者Bernheimer在1993年ACLA上做的报告中大胆地提出：“文学这一术语恐怕已经不足以说明我们的研究对象，比较文学应该将从古代笔抄本开始到当今的电视、超文本（hypertext）、假象现实等在内的媒体之间的比较研究都囊括进来。”^[3]从上述报告中看出，此时的比较文学已和欧洲主导的二战前的比较文学有了明显的色彩转变，它明显带有文化研究的色彩。这里笔者将这一阶段的比较文学称为第二阶段——成长阶段。

比较文学的前后两个阶段不仅在主导力量上发生了更换，研究范围上发生了扩展，而且在研究方法上也发生了变化。1965年第一届美国比较文学大会之后，比较文学受到美国学派的推动，其方法不再局限于实证性的证据搜集整理，而相应地更看重跨文学研究、平行比较研究。平行比较即平行研究（Parallelism or Parallel Study），一般平行比较研究中比较双方并不一定具有实际的关系，而是根据笔者所设定的主题而产生比较关系。也正是因此，比较文学中平行比较能否成立是一个重要论题。比较文学最初从影响论开始，所以影响论、接受论是比较文学的传统研究方法。由于影响论研究以实证材料为论据，所以往往比较容易说服读者，是一种保守的研究方法。而相反，在比较文学范围的扩展初期反对平行研究的学者大有人在。1921年创建《比较文学杂志》（Revue de Littérature Comparée）的法国学派学者Baldensperger强烈反对平行研究：“对两个不同的对象进行比较的时候，那不过是瞬间精神的结合，实际上没有什么比以荒唐的记忆或者游戏性的印象为根据的比较更劣等的解释了。”^[4]但也有一些代表学者与许多前辈学者以及同时代的学者们意见不同，例如法国学派的Jear-Marie Carre和Marius-Francois Guyard。Carre指出当代的比较研究太注重以事实关系为基础的影响论研究，提出应该扩展到异国国民之间相互构建的形象。^[5]Guyard提出了体裁论（genology）等新的术语，提供了一些跨学科的比较文学思路。他指出：“我们可以偶尔看到，比较文学正在扩展到心理学。”^[6]事实上，今天所说的平行研究既和事实关系研究不同，也和“精神的瞬间遐想”不同。因为其实Carre和Guyard所提出的“比较心理学”是在民俗学基础之上进行的精神史研究。也就是说，它和事实关系研究并不是对立的、冲突的，而是延伸的、通融的关系。例如：德国学者D.Durisin将接受研究分为传统意义上的接受和进步意义上的接受。他曾经说：

（进步意义上的接受）即便没有明显的影响和接受关系的资料，但外国文学和本国文学间的关系也是以相似性——段落、语法、文体、比喻、主人公、主题、结构等为基础而形成的。所以，此时重要的是不一定要依靠自然的时间或者地理上的空间。^[7]

从D.Durisin的上述表述中可以看出，他所指的“进步意义上的接受”实际上更接近于平行研究。这种研究是不同文学文本之间通过对主题情节以及表现技巧的类似性论证是扩大的接受论研究，但“段落、语法、文体、比喻、主人公、主题、结构”等要素往往也是平行比较中常常考证的内容。按照这个逻辑不难推理出，实际上以实证为基础的比较文学方法和以作者所设定的主题而进行的平行比较方法，并非互相排斥的，而是相通的。从这一点上来看，“平行比较研究”的提出，实际上拓宽了比较文学的视野，也把比较文学从“资料整理”的局限性中解放出来，脱离了欧洲中心主义这一文学霸权。

当然，平行比较研究后来在美国学派的推动下得到了长足发展，美国学派的研究从最初开始就和追求历史性的法国学派不同，更注重美学追求。勒内·韦勒克在1958年第二次国际比较文学学会上发表了《比较文学的危机》（The Crisis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提出比较文学的研究视角应该从政治性的研究史转向文学上的问题、核心的美学问题、艺术和文学的问题。^[8]同样持这种立场的还有美国学者Aldridge，他在《比较文学的目的和展望》（The Purpose and Persperctives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一文中对此进行了特别的强调。不仅美国学者提出了这种美学中心的观点，欧洲的一些学者对比较文学也开始推陈出新，1974年法国学者Francois Jost在其《比较文学概论》（Introduction to Comparative Literature）一书中将比较文学分为四个领域，其中第三个领域为以体裁为基础展开的对文学作品的分析研究，第四个领域为对文学作品的主题和母题进行的比较研究。对理论的追求，进步意义上的接受可将重点放在“形象（image）”和“镜像（mirage）”上，“形象”和“镜像”研究的重点是外国文学对本国造成的直接、间接影响或接受影响。此时，那种影响和接受的关系可以是以历史事实为根据的，也可以是以作品内部的相似性为根据的。^[9]对比较文学领域的这种规定，比法国学派的历史主义追求更发展了一步。总的来说，平行研究中不能靠作者的主观臆断就将两个风马牛不相及的对象加以比较，但同时又不能否定，不能因为两者之间没有历史性事实关系就否定其对比价值。

从另一个角度来讲，平行研究也是一种“互文性”的研究。后结构主义者巴特在其著名的文章“From Work to Work”（1971）中将文学作品的概念发展成了更广阔的文本概念。他在该文中将作品和文本的差异说得比较清楚。假如说作品是写作的体系的话，文本就是对关系解释的体系。正如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所阐述的一样，能指和所指之间本身就不是一对一的绝对关系，后学者们在对文本的解释中更进一步揭露了西方形而上学性的语言秩序、社会制度。按照后学者的逻辑，语言作为实际的根据，世界呈现出无限的文本。一个文本并不能单纯解释为作家对现实的模仿或反映，而是能指之间的游戏的一环，其他文本的延伸。在这种情况下，一个文本内部必然有互文性的介入。而分析互文性的证据，其实也是比较文学所关注的相似性的具体表现，例如母题、主题、人物、情节等。但值得关注的是，由于美国学派的这种大胆解放思维，比较文学不可避免地出现了鱼目混珠的泛滥现象，比较文学与文化研究的接轨更使得比较文学的概念愈来愈模糊。而且，比较文学从欧洲中心主义转向了美国中心主义。

依笔者看来，跨文化研究的内涵固然包括文学与其他学科的交叉，我们也无可否认，比较文学总是发生在两者或多者之间。而无论是影响还是接受与平行，甚至包括跨文化比较，比较的双方或多方中总有一方是主体，而另一方或几方是参照物，两者间的比较是通过参照物更清晰地说明或认识主体。从这一点上来讲，有一种文学视角却往往被忽视了。那就是通过他国的文学审视自身的文学，将他国的思想资源拿来使用，甚至升华为一种普遍的世界性资源。这种研究的典型学者有日本的竹内好、沟口雄三，中国大陆的孙歌、中国台湾的陈光兴，韩国的李政勋等，竹内好和沟口雄三从鲁迅文学和哲学中找到了可借鉴的东西，通过鲁迅内省日本本国的发展思路，而中国大陆的孙歌、中国台湾的陈光兴、韩国的李政勋等学者又从竹内好、沟口雄三的鲁迅研究那里得到了“内省”的思路，通过借鉴周边国家的思想资源来内省本国或本民族，将亚洲作为方法去“内省”、反思、批判自身。这种研究思路将主体与客体相对化了，主客体的存在只是暂定的，主体可以不断地被包括客体在内的新主体代替，反之，客体也可以被主体代替。而这种不断的延伸正如德勒兹分析的“游牧主义”所具有的不断“脱走”概念一般，意味着一种主客体双方的发展可能性。而归根结底这种可能性来自主客体的比较、参照。笔者认为比较文学应该摆脱传统概念的限制，步入一个脱霸权的、不存在强弱话语的、在反省中不断进步的时代，正如上述的文学视角一般。笔者期待比较文学能够发展为第三阶段——主客体不固定的时代。

[1] 王向远：《比较文学学科新论》，江西教育出版社，2002，第16～17页。

[2] 参考The Levin Report，1965。

[3] 参考The Bernheimer Report，1993。

[4] Baldensperger，RLC1，1921，p.7.转引自Ulrich Weisstein：《比较文学论》，〔韩〕李瑜荣译，麒麟出版社，1989，第17页。

[5] Ulrich Weisstein，《比较文学论》，〔韩〕李瑜荣译，麒麟出版社，1989，第15～16页。

[6] Marius-Francois Guyard，La Litterature Compare（Paris：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1951），p.20.

[7] 〔韩〕尹浩炳：《比较文学》，民音社，2005，第117页。

[8] Wellek，Concepts of Criticism（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63），转引自〔韩〕尹浩炳《比较文学》，民音社，2005，第82～83页。

[9] Francois Jost，Introduction to Comparative Literature，1974，转引自〔韩〕尹浩炳《比较文学》，民音社，2005，第 8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