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喝“苦水”的罗伟章

罗伟章，1967年生于四川省宣汉县。^[1]1967年是新中国成立后经历了几次自然灾害、生产力不高、政治风云变幻的年代，四川省宣汉县位于四川东北部，整体地貌为“七山一水两分田”，资源较少，是川陕革命老区和国家扶贫重点县。相对于整个中国地区、当代历史来看，罗伟章可谓出生在困时困境。在这种大背景下，我们看作家对自己从小的经历是怎么回忆的：

我想，大多数中文学之“毒”的人，都因为事先喝了苦水，生活逼使他把苦水吐出来，形成文字，就是表达。我六岁就死了母亲，母亲没死几天，别人就拆了我家的房子，说地基是他祖上的。那时候我妹只有两三个月大，虽然乡亲们把本就不充足的奶水喂她一点，但毕竟吃不饱，而且嗅不到母亲的气息，醒来就哭，哭累了就睡。那种哭声至今还常常刺痛我的神经。母亲是个能干人，她去世前，父亲里外不管，她这一走，所有的担子都扔给了父亲。父亲领着一家人，把日子一步一步地扛。那时候农民的主要任务是保命，一般不太重视读书，但父亲硬是让我念了大学，为给我借钱，父亲神思恍惚，曾三次摔下数丈高的悬崖，虽都幸免于难，但每次都在床上呻吟一二月之久。父亲的勤劳、执着和坚韧，是我一生的榜样。^[2]

从上述回忆中，我们可以获得几个与其文学色彩相关的信息。首先，作家儿时亲身经历的苦难是其底层写作的重要源泉。正如作家所说，“事先喝了苦水”，“苦水吐出来”“形成文字”，才出现了底层文学作品。其次，罗伟章父亲的“勤劳、执着和坚韧”为他的人生价值提供了刻骨铭心的导航，是其“一生的榜样”。最后，从“地基”“祖上”“悬崖”等词可以看出，他所生长的村落是一个观念比较陈旧、地形比较险恶的地方。这也是后来罗伟章的大部分作品都是围绕“大巴山脉”“老君山”的落后农村写作的原因。

“1989年毕业于重庆师范大学。”从毕业年份上来看，罗伟章应该是1985年入学的，是在1977年高考恢复的第八年考入重庆师范大学的。众所周知，当时的高考类似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对贫困山区的学校来讲考取大学更是凤毛麟角。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大学生象征着“社会精英”，象征着今后的“铁饭碗”，对底层人民来讲，象征着身份的上升。李永康曾在和罗伟章的对话中问及这个问题：

应该说你是幸运的，高中毕业考大学，大学毕业很顺利地走上了工作岗位，有了固定的职业和不菲的收入，让很多人羡慕。突然间，你却自己打碎了这个“铁”饭碗，举家迁居，远离故土，去一个陌生的城市，过起了“隐居”的生活，这让人大惑不解。

这段话叙述了作家人生中的一个重要事件，即他抛弃了稳定的职业和收入，而选择了背井离乡默默写作。可以说，这样的选择关乎着整个家庭的生计问题，作家必然经过反复思考后才下的决定。也正是因为它在罗氏的人生中举足轻重，所以后来在罗伟章的小说中这一事件多次登场。例如《大嫂谣》中叙述者“我”辞掉报社工作，转向专业写作。另一篇小说《我们能拯救谁》中作为高中教导主任的“我”也始终在纠结是否放弃现有的稳定工作去别的城市。这些人物可以说都是作家曾经的自画像。此外，《大嫂谣》中的叙述者“我”高考考上了大学，但因家境困难而放弃了大学，这种情况有可能和作家当时的情况也不无关系。从罗伟章的多部作品来看，其中的叙述者大都是介于纯粹的底层和纯粹的知识分子之间的人物。这种特定的叙述者可能应该和作家的经历不无关联。

巴金文学院签约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现居成都。

20世纪90年代之后随着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写作逐渐转变为一种商业行为。作家协会也难再提供有力的经济保障，写作也成为市场经济的一环。这种情况下，写作、出版都不得不考虑读者效应、市场效益。这其中小说的字数和作家的稿酬有着直接的关系，因此小说的长度也出现了一些潜规则。对此，李永康曾直接问过罗伟章。

罗伟章不仅从他的生活经验中获取写作灵感，感悟写作真谛，而且他也从读书经验中受益匪浅。他在和李永康的对话中说过大学时期积累了丰富的读书经验，但丁的《神曲》他甚至能倒背如流。至今他都保留着凌晨读书的习惯。罗作家对自己喜欢的书的类型这样说：“我就喜欢读那些能够成为我朋友的书，它的基本格调不是斗争的，而是宽爱的抑或忧伤的，是与万事万物荣辱与共的；其中最高级的部分，是能引领我走向自然，回到童年。”如同作家黄皙暎的叙述一样，罗伟章在少时也养成了良好的读书习惯，从书中吸取的精华也为他后来的写作提供了丰富的营养。

与罗伟章的底层文学作品相关，在他的经历中不可忽视的是儿时的“苦水”和后来放弃铁饭碗从事写作这两件事。没有在四川山区忍饥挨饿的个人经历和对农村共同体中纷繁复杂社会关系的亲身体会，就很难形成对贫困山区农村整体状况的把握和对细节的了解，《我们的路》《大嫂谣》等作品充分体现了作家的这一创作优势。虽然近几年来作家获得了各种奖项，在文坛的地位比较稳定，但在这之前他作为自由作家，随时都有生存危机，即便不是一线工地工人和农民，但从不占有较稳定、较多的社会物质资源、文化资源这一点上来说，他也可以说是底层或者接近底层的一员。

罗伟章的作品年表：

长篇小说

《饥饿百年》：《小说界》2004年8月长篇小说专号。

《寻找桑妮》：《小说月报·原创版》2006年8月长篇小说专号。

《在远处燃烧》：《江南》2007年第1期。

《不必惊讶》：四川文艺出版社，2007。

《磨尖掐尖》：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

中篇小说

《姐姐的爱情》：《青年文学》2003年第6期。

《生活的门》：《当代》2003年8月中篇小说专号。

《我的同学陈少左》：《青年文学》2004年第1期。《小说选刊》2004年第3期转载。

《我们的成长》：《人民文学》2004年第7期。《中篇小说月报》2004年第8期、《小说选刊》2004年第9期、《小说精选》2004年第9期、《中篇小说选刊》2004年第5期等转载，多家报纸连载；收入由《小说选刊》编选、漓江出版社出版的《2004中国中篇小说年选》、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出版的《21世纪年选系列·2004中篇小说》，进入2004年下半年全国中篇小说排行榜。

《故乡在远方》：《长城》2004年第5期。《中篇小说选刊》2005年第1期转载。

《我们的路》：《长城》2005年第3期。《作品与争鸣》2005年第11期、《小说选刊》2006年第1期转载，被《文艺报》、《文学报》列入专家推介榜，《光明日报》、《人民日报·海外版》等多家媒体评介，入选中国小说学会2005年度全国小说排行榜。

《夏天过后是秋天》：《清明》2005年第3期。收入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新写实小说系列”丛书，改标题为《代价》。

《谁在喧哗》：《芙蓉》2005年第4期。

《大嫂谣》：《人民文学》2005年第11期。《中篇小说月报》2005年第12期、《小说选萃》2006年第1期转载，多家报纸连载；《南方文坛》《当代文坛》《光明日报》等多家报刊评介，被称为“底层叙事”的力作；入选北京大学编辑出版的《北大年选·2005小说卷》，进入2005年度下半年全国小说排行榜。

《狗的一九三二》：《十月》2006年第1期。《中篇小说月报》2006年第2期转载，《文艺报》等评介称这部小说“全篇始终在奇异的想象中展开”。

《水往高处流》：《清明》2006年第1期。《中篇小说选刊》2006年第2期转载，收入“2006年度中国优秀中篇小说选”。

《心脏石》：《长城》2006年第1期。《文艺报》等评介称该小说“现实的眼光，批判现实主义的写作立场，都让小说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尊严”。

《变脸》：《人民文学》2006年第3期。《小说月报》2006年第5期、《小说精选》2006年第5期、《中篇小说选刊》增刊、《小说月刊·选刊版》转载；《文艺报》等发表评论。

《我们能够拯救谁》：《江南》2006年第2期。《小说选刊》第4期、《小说月报》第6期转载，《小说选刊》发表评论《无奈中的挣扎与坚忍》，认为该小说在表现知识分子方面，找到了“第三种方法”。入选中国小说学会2006年度全国小说排行榜。

《世界上的三种人》：《中国作家》2006年第4期。《小说选刊》2006年第5期、《小说月报》2006年中篇小说专号转载。《小说选刊》发表评论，认为“这是一部久违了的好小说”，“触及了当代人文伦理的敏感处，对当代人的生活有重要的反思、反省和启示意义”。

《水》：《上海文学》2006年第5期。《中篇小说月报》2006年第7期转载，《文艺报》等多家媒体发表评论，认为“小说以缜密的叙述演绎了人性的残酷与阴暗”。

《舌尖上的花朵》：《青年作家》2006年第6期。该刊评论认为，这部小说“体现了作家对人性深刻的洞悉，安静、从容不迫的叙述，让我们找到久违的亲近大地、天空和自然的方向，让小说有了更高的品质和视野”。

《路上》：《红岩》2006年第4期。

《奸细》：《人民文学》2006年第9期。《小说选刊》2006年第10期、《中篇小说月报》2006年第10期、《中华文学选刊》2006年第10期、《小说月报》2006年第11期、《小说精选》2006年第11期转载，多家报纸连载。

《明天去巴黎》：《现代小说》2006年立秋卷。《中篇小说选刊》2006年第6期、《上海小说》2007年第2期转载。

《潜伏期》：《十月》2006年第6期。

《漂白》：《清明》2007年第1期。《小说月报》中篇小说专号、《中篇小说月报》2007年第5期转载。

《最后一课》：《当代》2007年第2期。《中篇小说月报》2007年第4期、《小说月报》2007年第5期、《作品与争鸣》2007年第5期转载。

《红瓦房》：《北京文学》2007年第3期。《中篇小说选刊》2007年第3期转载。

另在《天涯》等发表短篇小说和散文随笔多篇，其中短篇小说《独腿人生》收入《中学语文实验教材》。

作家罗伟章是一个“新”作家，2003年登上文坛，2004年开始集中创作，几乎是与底层文学同时在文学界受到关注的，换言之，他作为作家几乎是同底层文学同时诞生的。因此，罗伟章在文坛上一受到关注，就戴上了底层文学的枷锁。他的小说题材大部分与近些年来中国社会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相关，能够紧密联系社会。例如在他的中篇小说《故乡在远方》中，小说主人公陈贵春被困采石场，该小说发表于2004年，而从2002年开始中国各地的黑煤窑、采矿工地、采石场等非法拘禁并强迫民工从事危重劳动的事件陆续被媒体曝光，在全国引起轰动。小说对主人公在采石场每天劳动近20小时，吃住条件极为恶劣，每天遭受监工毒打，这一段的描写可以说集中反映了以黑煤窑事件为代表的社会问题。

罗伟章的获奖情况：

《我们的成长》：获2004～2005年度《中篇小说选刊》奖。

《奸细》：获2006年度人民文学奖、第十二届《小说月报》百花奖。

《我们的路》：获2003～2006年度《小说选刊》中篇小说奖。

《大嫂谣》：获第五届四川省文学奖、第十届巴金文学院小说奖。

从获奖情况来看，罗伟章2005年到2006年间的获奖成果比较多。除《我们的成长》之外，其余三篇都是以描写底层民众为主要内容。目前，这位以底层文学而闻名的作家是否能够在荣誉面前经受住考验，十分令人期待。罗伟章本人对荣誉这样看待：“得奖和作品被转载，都让我快乐。但如果下笔之前就想到这些，那就没法写了。”

面对中国底层面临的问题，罗伟章始终关注并倾注于笔端。他能够放弃稳定的收入，而将自身置于市场经济的大海中，无疑是一个勇敢的决定。他的行为使我联想起1927年鲁迅先生离开中山大学来到上海做自由撰稿人的历史。自由作家要获取文坛和读者的认可并非一件容易的事，但是在很大程度上，自由撰稿人掌握了写作的主动权，可以相对自由地驾驭语言为自己的文学追求服务。20世纪七八十年代，韩国的部分民众文学作家作为自由作家取得了成功：实现了自己文学追求的同时也获得了文坛和读者的认可。但当今中国的写作环境毕竟和30年前的韩国有太多不同的因素。钱理群先生说过：“当今的中国，学胡适学不好会变成戏子，学鲁迅学不好会变成流氓。”这句话应该不是危言耸听，中国知识分子如何能处理好文学精神与市场的关系，这是一个严峻的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