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围

文学之范围，有广义焉，有狭义焉。自义之广者言之，如《论语》言：“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公冶》)又曰：“焕乎其有文章。”(《泰伯》)先儒谓凡言语、威仪、事业之著于外者皆是，盖所包括者众矣。即专以文字之成为书者而论，如《汉书·艺文志》之“七略”，曰辑略，曰六艺，曰诸子，曰诗赋，曰兵书，曰术数，曰方伎，何一不在文学之中？但古人文教盛行，虽野人女子，犹且词条丰蔚，映照古今，而况居士大夫之列!是以七者之文，莫不炳然可观，垂声千载，虽尤著者莫如诗赋，然未尝独擅其名。他如《太史公书》第附见“六艺略·春秋”中；贾、董诸篇，第附见“诸子略·儒家”中；晁错则附见“法家”中。及西汉之末，迄于东京，乃有专集，然犹出后人追录。观汉武帝命所忠求司马长卿遗书；魏文帝亦诏天下上孔北海(融)文章，而《与吴质书》太息徐、陈、应、刘之逝，复言撰其遗文，都为一集；陈承祚(寿)当晋世又奏上《诸葛忠武侯集》：此其尤彰明较著者也。其自制名者，始于张融《玉海集》。其区分部帙，则江淹有“前集”，有“后集”；梁武帝有“诗赋集”，有“文集”，有“别集”；梁元帝有“集”，有“小集”；谢朓有“集”，有“逸集”；与王筠之一官一集；沈约之“正集”百卷，文别选“集略”三十卷。此等体例，大抵始于齐梁，盖集之盛自此始。至总集莫古于《楚辞》，盖刘子政(向)尝裒集屈、宋以降诸篇，至己所作《九叹》而止；王叔师(逸)为章句，更以己之《九思》益之。及梁昭明太子(箫统)之《文选》出而渐盛。隋唐之际，其流益繁。是以开元总所藏之书，分为经、史、子、集四类，而集部遂专为历代文章之总汇。然而珠砾同传，妍媸各别，欲工兹事，非正其涂辙，何由有登堂哜之时!然则于猥滥之中，而择义精词卓者，以为后人程式，其义之由广而狭，宁非势使之然欤!

今综群书论之，文学家之别出于诸家者有四焉。

一异于性理家。何以言之？性理家所讲求者，微之在性命身心，显之在伦常日用，其学以德行为主，而不甚措意于词章。考其最善者，莫如周子《通书》、张子《正蒙》，曾文正公《答刘孟容书》尝以为“醇厚正大，邈焉寡俦”。《西铭》篇，惜抱先生《古文词类纂序目》亦谓“岂独其意之美耶？其文固未易几也”。他若程子《四箴》，朱子《六先生画像赞》，曾氏皆录于《经史百家杂钞》中。而朱子《语类》论文之语，先姜坞府君《援鹑堂笔记》且叹其深得古人秘钥。无如宗旨与文学家异，而流风渐被，其文既域于语录之中而不能振，诗亦但以《击壤集》为宗。夫邵子(雍)之诗，非无佳者也，然而无意为诗，即偶与风雅之旨合，不过出于性灵，故妙者极妙，而俗者极俗。奉为圭臬，流弊实多，而况语录之俚乎!故杨用修(慎)云：“文，道也；诗，言也。语录出而文与道判矣，诗话出而诗与言离矣。”惜抱先生《复曹云路书》云：“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出词气不能鄙远，曾子戒之；况于说圣经以教学者、遗后世，而杂以鄙言乎？当唐之世，僧徒不通于文，乃书其师语，以俚俗谓之‘语录’。宋世儒者弟子，盖过而效之。然以弟子记先师，惧失其真，犹有取尔也。明世自著书者，乃亦效其辞，此何取哉？”又同治中刘孟容(蓉)为文喜谈性道，曾氏遗之书云：“欲发明义理，则当法经说理窟，及语录、札记；欲学为文，则当扫去一副旧习，赤地新立，将前此所业，荡然若丧其所有，乃始别有一番文境。未宜两下兼顾。”其《致吴南屏书》且云：“仆尝谓古文之道，无施不可，但不宜说理耳。夫孔子高(穿)理胜于辞，公孙龙辞胜于理，而平原君(赵公子胜)以为辞胜于理，终必受绌。苏子美(舜钦)亦谓‘李文公不逮韩，而理过于柳’。黄山谷《与王观复书》云：‘好作奇语，自是文章病。’但当以理为主。理得而辞顺，自然出类拔萃。焉有文章必不可谈理者？”曾氏此论，得无虑陈义之入于腐、措辞之流于俗耶？使果如退之《原道》，永叔《本论》，子固《学记》，固彬彬然足继六经诸子；即东坡《赤壁赋》与平生书札、诗歌，亦时时有见道语。盖由胸襟高旷，而文章又足以润色之，故信手拈来，皆有仙气，其境遂为所独有。吾但见推陈出新耳，何尝堕入理障也？

二异于考据家。大抵考据家宗旨，主于训诂名物。其派有二：在经学者为注疏家，如辅嗣(王弼)注《易》，毛公(大毛公、小毛公)传《诗》，子国(孔安国)解《书》，康成(郑玄)说《礼》，词皆简约。然观《汉书·艺文志》云：“后世经传既已乖离，博学者又不思‘多闻缺疑’之义，而务碎义逃难，便辞巧说，破坏形体，说五字之文，至于二三万言(注引桓谭《新论》云：“秦近君能说《尧典》，‘篇目’两字至十余万言，但说‘曰若稽古’三万言”)，后进弥以驰逐。”徐伟长《中论》亦云：“鄙儒博学，务于物名，长于器械，考于训诂，摘其章句，而不能统其大义之所极，以获先王之心。此无异乎女史诵诗、内竖传命也。”(《治学》)汉魏儒者，解经繁碎，即此可知。至于疏家，尤为冗蔓，且入主出奴，不如是则以为落叶不归根、狐死不正邱首，亦一病矣。在史学者为典制家，如杜君卿(佑)《通典》，马贵与(端临)《文献通考》，各门总序，元元本本，殚见洽闻，诚不可谓非经世之作；然综其大体，多采掇群书，加以论断，与文学家实分道扬镳。而况郑渔仲(樵)《通志》之近于丛杂乎!而况《唐会要》《五代会要》之纷纷乎!昔福州梁茝林(章钜)《退庵随笔》云：“余尝考古官制，检搜群书，不过两月之久，偶作一诗，觉神思滞塞，亦欲与故纸堆中求之，方悟著作与考订两家鸿沟界限，非亲历不知。”又云：“著作始于三代，考据起于汉唐注疏，考其先后，知所优劣矣。著作如水，自为江海；考据如火，必附柴薪。作者之谓圣，词章是也；述者之谓明，考据是也。”吾邑吴挚甫先生(汝纶)与永朴书云：“说道说经，不易成佳文。道贵正而文者必以奇胜，经则经疏之流畅，训诂之繁琐，皆与文体有妨。”两家并深有所见。但文学家读书议礼，亦未尝不用考据，是以惜抱先生与新城陈硕士(用光)书云：“以考证累其文，则是弊耳；以助文之境，正有佳处，夫何病哉!”又硕士《太乙舟集》述先生之言云：“《史记·周本纪赞》所谓‘周公葬我毕，毕在镐东南杜中’，此太史公之考证也，何其高古，岂似后人之刺刺不休乎？”

三异于政治家。夫政治家宗旨，主于事功。惟唐、虞、三代之《典》《谟》《诰》《誓》《命》，春秋、战国士大夫之词令，最为古雅；秦汉以迄魏晋，犹有遗意；南北朝乃伤绮靡，然不可谓言之无文也；唐宋之际，粲然可观者，已可屈指而数；南宋陈同甫(亮)、叶水心(适)两家，则条达有馀，简练不足。自是而后，名臣之奏议，循吏之公牍，遂与文学家判若两途。所以然者，固由后世入官之人，不必皆精文事；亦以聆其言者，程度至为不齐，非明白浅显，难以共喻。是以明天启中礼科给事中王志道请：凡奏疏中艰深要眇之句，隐语猜谜之习，悉行禁止。且引先正韩文之论曰：“谏草毋太文；文，上弗省也。毋太多；多，上弗竟也。”(《熹宗实录》)而近世萧山汪龙庄(辉祖)《学治臆说》云：“申上之文，必须措词委曲，叙事显明，上官阅之，自然依允。”又云：“告示谕绅士者少，谕百姓者多。百姓类不省文义，必意简词明，方可入目。或用四言五六言韵语，缮写既便，观览亦易，庶几令行禁止。”然则其意固在适用也。但文学家未尝无此等文字，而一出名手，于轩豁呈露之中，自有雅人深致。观惜抱先生《与陈硕士书》云：“西汉人文传者，大抵官文书耳，而何其雄骏高古之甚!昌黎官中文字，止用当时文体，而即得汉人雄古之意。欧、曾、荆公官文字，雄古者鲜矣；然词雅而气畅，语简而事尽，固不失为文家好处矣。熙甫于此体，乃时有伤雅不能简当之病。”古今文家官文字，此条可括其略。惟苏东坡于此种尤雅畅，不独奏疏而已也。

四异于小说家。据《汉书·艺文志》，小说家盖摈于九流之外，以为“街谈巷语，道听涂说者之所造”。然就其善者言之：或述见闻，智者得之，可以集思广益；或谈祸福，愚者得之，可以振聩发聋。故子夏虽曰“小道”，“致远恐泥”，而未尝不以为“必有可观”(《论语·子张》)。然及其蔽也：情钟儿女，入于邪淫；事托鬼狐，邻于诞妄。又其甚者，以恩怨爱憎之故，而以忠为奸，以佞为圣，谀之则颂功德，诋之则发阴私，伤风败俗，为害甚大。且其辞纵新颖可喜，而终不免纤佻。是以曾文正公宗仰昌黎，而独于《试大理评事王君墓志铭》评之云：“此等已失古意。能者游戏，无所不可；末流效之，乃堕恶趣。”案此文末幅，叙王君取他人告身以诳侯处士而得妻。其事本无关劝惩，幸昌黎文气高古，犹足自立，使后人为之，与小说家纪述，何以异哉!吾弟叔节(永概)亦评《蓝田县丞厅壁题名记》云：“此文用意诡谲，下字生创，造句矜峭。有韩公雄古之笔运之，故无匠气，无俗韵；不然，未有不落小说家派者也。其后孙可之辈为之，便觉不大方矣。”夫《史记·萧相国世家》载高祖繇咸阳，“吏皆送奉钱三，何独以五”。及后益封二千户，复云：“以帝尝繇咸阳时，何送我独赢奉钱二也。”《外戚世家》载管夫人、赵子儿笑薄姬及窦广国上书自陈小时常与姊采桑堕等事。《汉书·东方朔传》载朔恐侏儒射覆、拔剑割肉等事。《朱买臣传》载买臣妻求去，及拜会稽太守，衣故衣、怀印绶，步归郡邸等事。班、马为史家宗祖，亦何尝不叙琐事以助文澜？而与小说家不同者，则以其意存言外，非第尽于言中也。盖《萧相国世家》所以著其为高帝故人，而犹岌岌不免，此帝之所以为雄猜也；《外戚世家》则著汉家妃后所出皆微，大抵由于色升爱选，不可与周之任姒比；《东方传》著贤者之不得志，有《邶风·简兮》篇之意；《买臣传》又著世态之炎凉。笔虽灵妙，而义归正大，故不嫌于纤巧。后来归太仆用以叙家庭间事，亦得斯秘。此其异同之际，差之毫厘，谬以千里，欲精文事，乌得不明辨之？

吾尝论古今著作，不外经、史、子、集四类。约而言之，其体裁惟子与史二者而已。盖诸子中，《管》《晏》《老》《墨》《列》《庄》《扬》《韩非》《吕览》《淮南》，皆说理者也；屈、宋则述情者也；《左》《国》、马、班以下诸史，则叙事者也。经于理、情、事三者，无不备焉，盖子、史之源也。如子之说理者本于《易》，述情者本于《诗》；史之叙事者，本于《尚书》《春秋》、三《礼》。此其大凡也。集于理、情、事三者，亦无不备焉，则子、史之委也。自鄙夫小生，以肤辞浅说，附诸大雅之林，于是四部之书，惟此一类为杂。苟欲翦刈卮言，别裁伪体，使不明其范围所在，何由振雅而祛邪哉？大抵集中，如论辩、序跋、诏令、奏议、书说、赠序、箴铭，皆毗于说理者；词赋、诗歌、哀祭，则毗于述情者；传状、碑志、典志、叙记、杂记、赞颂，皆毗于叙事者。必也质而不俚，详而不芜，深而不晦，琐而不亵，庶几尽子史之长，而为六经羽翼。骤观之，其义若狭；实按之，乃所以为广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