纲领

文学之纲领，以义法为首。此二字出于《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所谓“孔子明王道，干七十馀君，莫能用，故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上记隐，下至哀之获麟，约其文辞，治其烦重，以制义法，王道备，人事浃”是也。夫“王道备、人事浃”，有义以主之也；若“约其文辞、治其烦重”，则有法以裁之也。故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孟子·离娄》)而范武子(宁)论《春秋》云：“一字之褒，荣于华衮之赠；片言之贬，辱过市朝之挞。”(《谷梁传序》)韩退之亦云：“《春秋》严谨。”(《进学解》)夫褒贬严谨，非所谓法欤？《孔子世家》所以云“笔则笔，削则削”，而游夏“不能赞一辞”也。其后方望溪用力于《春秋》者深，故独喻此旨。其论文遂揭此二字以示人。且评司马氏此篇云：“《春秋》之制义法，自太史公发之，而后之深于文者亦具焉。必义以为经，而法纬之，然后为成体之文。”其论精且切矣。吾友行唐尚节之(秉和)《古文讲授谈》云：“近世古文，自方望溪始讲义法，而此二字出于太史公《十二诸侯年表序》。此篇说《春秋》，实即说《史记》也。《春秋》之刺、讥、褒、讳、挹、损，不可以书见，故制义法，约其文辞，治其繁重，口授其传指于七十子之徒。而《史记》之忌讳尤甚。忌讳甚而又不能不有所刺讥，刺讥不可以书见也，故义愈微而词常隐。自后人不明此旨，而淮阴、淮南诸人遂真同叛逆矣。他若语褒而意讥、责备而心痛其人者，更微妙而难识。太史公盖预伤之，故说《春秋》以寓《史记》义法也。”观此又可见古人文章，其为义有隐显之不同；而其法亦极变化难测，特终归于有条不紊耳。要之，此意诸经已言之，如《易·家人卦》大象曰“言有物”，《艮》六五又曰“言有序”。“物”即义也，“序”即法也。《书·毕命》曰：“辞尚体要。”“要”即义也，“体”即法也。《诗·正月》篇曰：“有伦有脊。”“脊”即义也，“伦”即法也。《礼记·表记》曰：“情欲信，辞欲巧。”“信”即义也，“巧”即法也。左氏襄二十五年《传》曰：“言以足志，文以足言。”“志”即义也，“文”即法也。夫“离娄之明，公输子之巧，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师旷之聪，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使为文而不讲义法，则虽千言立就，而散漫无纪，曷足贵哉!

顾世之为文章者，固不能必其义之精当，然而未敢倡言排之；独于所谓法者，或逞其才气，或诩为性灵，辄思叛而去之以为快。就其中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者，莫如宁都魏氏(禧)，其《答计甫草书》云：“今之文士，奉古人之法度，犹贤有司奉朝廷律令，循循缩缩，守之而不敢违。今夫石所以量物，衡所以称物；天下有日蚀星变，山崩水涌，衡之所不能称，石之所不能量者矣。是故春生、夏长、秋杀、冬藏者，天地之法度也；哀、乐、喜、怒中其节，圣人之法度也。然且春夏之间，草木有忽枯槁，秋冬有忽萌芽。子之武城，闻弦歌之声，笑曰：‘割鸡焉用牛刀!’遇旧馆人之丧而出涕。是有过乎喜与哀者矣。盖天地之生杀，圣人之哀乐，当其元气所鼓动，性情所发，亦间有其不能自主之时；然世不以病天地、圣人，而益以见其大。文章亦然。古人法度，犹工师规矩不可叛也；而兴会所至，感慨、悲愤、愉乐之激发，得意疾书，浩然自快其志，此一时也，虽劝以爵禄不肯移，惧以斧钺不肯止，又安有左氏、司马迁、班固、韩、柳、欧阳、苏在其意中哉!至传志之文，则非法度必不工，此犹兵家之律，御众分数之法，不可分寸恣意而出之；生动变化，则存乎其人之神明，盖亦法中之肆焉者出也。”此论不可谓无见，然所谓得意疾书者，正神来气来之候，此种酣嬉淋漓境况，古人恒有之，虽未尝兢兢然求合于法，而卒未有与法背驰者。且彼谓传志之非有法不能工，固矣。曾亦思议论之文，亦非有命意，有布局，不可以成篇。况后生入门，多不能为传志，所能为者论说而已。若遽导之以自快其意，岂必喻立论之精微，势将简者失之晦，而不能条畅以伸所见；繁者失之冗，而不能的当以明所宗。其为弊有不可胜言者。

夫文之有法，犹室之有户也。谁能出不由户，而文顾可无法哉？昔者扬子云有言：“女恶丹青之乱窈窕也，书恶淫辞之淈法度也。”(《法言·吾子》)韩退之作《柳子厚墓志铭》云：“衡湘以南为进士者，皆以子厚为师，其经承子厚口讲指画为文辞者，皆有法度可观。”《唐书·文艺传》云：“韩愈、柳宗元、李翱、皇甫湜等，法度森严。”《宋史·欧阳修传》云：“修之为文，丰约中度。”唐荆川《董中峰侍郎文集序》云：“汉以前之文未尝无法，而未尝有法，法寓于无法之中，故其为法也，密而不可窥。唐与近代之文，不能无法，而能毫厘不失乎法，以有法为法，故其为法也，严而不可犯。密则疑于无所谓法，严则疑于有法而可窥。然而文之必有法，出乎自然而不可易者，则不异也。且夫不能有法，而何以议于无法？有人焉，见夫汉以前之文，疑于无法，而以为果无法也，于是率然而出之，决裂以为体，饾饤以为词，尽去自古以来开阖、首尾、经纬、错综之法，而别为一种痈肿、侰涩、浮荡之文，以为秦与汉之文如是，然乎否耶？”长洲汪尧峰(琬)《答陈霭公书》云：“大家之有法，犹弈师之有谱，曲工之有节，匠氏之有绳度，不可不讲求而自得者也。后之作者，唯其知字而不知句，知句而不知篇，于是有开而无阖，有呼而无应，有前后而无操纵顿挫，不散则乱，譬如驱乌合之市人，而思制胜于天下，其不立败者几希。古人之于文也，扬之欲其高，敛之欲其深，推而远之欲其雄且骏。其高也如垂天之云，其深也如行地之泉，其雄且骏也，如波涛之汹涌，如万骑千乘之奔驰；而及其变化离合，一归于自然也，又如神龙之蜿蜒而不露其首尾，盖凡开阖、呼应、操纵、顿挫之法，无不备焉。则今之所传唐宋诸大家。举如此也。前明二百七十馀年，其文尝屡变矣，而中间最卓卓知名者，亦无不学于古人而得之。”惜抱先生《与张阮林书》云：“文章之事，能运其法者才也，而极其才者法也。古人文有一定之法，有无定之法。有定者，所以为严整也；无定者，所以为纵横变化也。二者相济而不相妨。故善用法者，非以窘吾才，乃所以达吾才也。夫思之深、功之至者，必其能见古人纵横变化所以为严整之理。思深功至而见之矣；而操笔而使吾手与吾所见之相副，尚非一日事也。”凡此诸说，皆发明法不可废之理。大抵古人之文，愈奇变不可测，愈有法以经纬其间。试观《庄子》内七篇，其词至俶诡，太史公所谓“洸洋自恣以适己”者也(《老庄申韩列传》)。而黄山谷乃称其“法度甚严”，意正如此。

虽然，不善用法，或反为所拘。拘则迫，迫则葸，葸则气馁，气馁则笔呆蹇而不活，其病亦巨。是以归震川评《史记》云：“他人文字亦好，但如一个人面目具完，只无生气。”刘海峰《论文偶记》云：“古人文章可告人者惟法耳。然不得其神，徒守其法，则死法而已。”惜抱先生《答翁学士书》云：“鼐闻今天下之善射者，其法曰：‘平肩臂，正脰，腰以上直，腰以下反句磐折，支左诎右。其释矢也，身如槁木。苟非是不可以射。’师弟子相授受，皆若此而已。及至索伦蒙古人之射，远贯深而命中，世之射者常不逮也。然则，射非有定法亦明矣。夫道有是非，而技有美恶。诗文皆技也。技之精者必近道。故诗文美者，命意必善。文字者，犹人之言语也。有气以充之，则观其文也，虽百世而后，如立其人而与言于此；无气则积字焉而已。意与气相御而为辞，然后有声音、节奏、高下、抗坠之度，反复、进退之态，采色之华。故声色之美，因乎意与气而时变者也，是安得有定法哉!”凡此诸说，则又所以防不善用法时以窘其才者之弊，正可与魏说参观。昔太史公言：“非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固难为浅见寡闻道也。”(《史记·五帝本纪赞》)苟心知其意，则魏说未始不足取。非然者即导以方氏之说，而彼亦汲汲焉以法度为急，终不过形存而君形者亡，与木偶无异。是故善学者闻古人之说，必相悦以解；若不善学，虽师友穷日夜之力，旁征曲喻，而只如扶醉人，持左则倾右，持右则倾左，如此而欲相与赏奇析疑，其可得乎？

且夫义法虽文学家所最重，而实不足以尽文章之妙。是以惜抱先生《与陈硕士书》云：“得书谓震川论文深处，望溪尚未见，此论甚是。望溪所得，在国朝诸贤为最深，较之古人则浅。其阅太史公书，似精神不能包括其大处、远处、疏澹处及华丽非常处。止以义法论文，则得其一端而已。”而作《古文辞类纂序》，遂云：“凡文之体十三，而所以为文者八，曰神、理、气、味、格、律、声、色。神、理、气、味者，文之精也；格、律、声、色者，文之粗也。然苟舍其粗，则精者亦胡以寓焉。学者之于古人，必始而遇其粗，中而遇其精，终则御其精者而遗其粗者。”又《与陈硕士书》云：“夫文章之事，所以为美之道非一端，命意、立格、行气、遣辞，理充于中，声振于外，数者一有不足，则文病矣。作者每意专于所求。而遗于所忽，故虽有志于学，而卒无以大过乎凡众。故必用功勤而用心精密，兼收古人之具美，融合于胸中，无所凝滞，则下笔时自无得此遗彼之病也。”方植之(东树)《昭昧詹言》云：“诗文以气脉为上。气所以行也，脉绾章法而隐焉者也。章法，形骸也，脉，所以细束形骸者也。章法在外可见，脉不可见。气脉之精妙，是为神至矣。”曾文正公《答许仙屏书》云：“来示询及古文之法，仆本无所解，近更荒浅，不复措意。古文者，韩退之氏厌弃魏晋六朝骈骊之文，而反之于六经两汉，从而名焉者也。名号虽殊，而其积字而为句，积句而为段，而为篇，则天下之凡名为文者一也。国藩以为欲著字之古，宜研究《尔雅》《说文》小学训诂之书，故尝好观近人王氏、段氏之说；欲造句之古，宜仿效《汉书》《文选》，而后可砭俗而裁伪；欲分段之古，宜熟读班、马、韩、欧之作，审其行气之短长、自然之节奏；欲谋篇之古，则群经诸子以至近世名家，莫不各有匠心，以成章法，如人之有股体，室之有结构，衣之有要领。大抵以力去陈言、戛戛独造为始事，以声调铿锵、包蕴不尽为终事。仆学无师承，冥行臆断，所辛苦而仅得之者，如是而已。”武昌张廉卿(裕钊)《答吴挚甫书》云：“古之论文者，曰：文以意为主，而辞欲能副其意，气欲能举其辞，譬之车然，意为之御，辞为之载，而气则所以行也。欲学古人之文，其始在因声以求气，得其气，则意与辞往往因之而并显，而法不外是矣。是故契其一而其馀可以绪引也。盖曰意、曰辞、曰气、曰法，之数者，非判然自为一事；常乘乎其机，而绲同以凝于一，惟其妙之一出于自然而已。自然者，无意于是，而莫不备至，动皆中乎其节，而莫或知其然，日星之布列，山川之流峙，是也。宁惟日星山川？凡天地之间之物之生而成文者，皆未尝有见其营度而位置之者也，而莫不蔚然以炳，而秩然以从。夫文之至者，亦若是焉而已。观者因其既成而求之，而后有某者某者之可言耳。夫作者之亡也久矣，而吾欲求至乎其域，则务通乎其微。以其无意为之，而莫不至也，故必讽诵之深且久，使吾必与古人合于无间，然后能深契自然之妙，而究极其能事。若夫专以沉思力索为事者，固时亦可以得意；然与夫心凝形释、冥合于言议之表者，则或有间矣。”故姚氏暨诸家“因声求气”之说，为不可易也。学者合观之，庶几于文学纲领，十得八九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