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体字版第三版自序

这本书是钱锺书（1910—1998）先生的一生传记。这本书是我出版的第一本著作。当年我撰写这本书时，我网球不打，白天睡觉，晚上伏案写书到天明才睡，我整整花了二年功夫完成这部书。现在想起来这是我个人出版的几本传记中出力最大，用功最深，费时最久，遭遇的困扰也最多的一本书。我的朋友林博文说写书有苦有乐，但对我来说是苦多乐少。最近要重订本书，我要找杨绛写给我的第一封信，但没有找到，可是无形中找到一封我写给杨绛信的副本。这封信是2001年12月17日写的，在信里可以看出我当时出书的况味。信不长我现在抄录如下：

杨先生：

好久没有给你写信，只是近来甚忙。书稿校样寄出后如释重负，但不久我就感冒了。因为我常打网球的缘故，我不生病的，但最近身体沒有以前好。书于十二月三日出版，共计416页。本来书名《被压抑的天才钱锺书》，出版社不肯，后来双方同意用《民国第一才子钱锺书》，这是妥协的结果，我现在只希望钱先生传能卖得好。昨天早上台北《中国时报》一位女记者打电话来要我谈谈我写钱传的经过，大致都是她提问题由我来作答。最后我与她（女记者）说了一个小故事：美国有一位传记作家Leon Edel是写了五大册的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传。他说他写亨利·詹姆斯传时曾梦见詹姆斯三次。女记者乃问我，你呢？我说我也有这种经验，过去二年，我天天与“钱先生在一起”，故我做梦梦见钱先生。她问几次？我说“二次”。又问谈话了没有？答说有——我问了很多问题他都一一回答了。他是一个很和蔼慈祥的老人。这位女记者似乎对Edel及詹姆斯无甚印象，不然詹姆斯的故事还可以讲下去，也许可以apply到钱先生传记上。纸短言长，下次再谈，汤晏又及。

（这封信写在贺年卡上。）

关于梦见传主，后来我写叶公超传（《叶公超的两个世界》）及蒋廷黻传（《蒋廷黻与蒋介石》）都没有这种经验——我没有梦见过叶、蒋这两位传主。我也没有梦见蒋介石。

我最初写这本钱先生传记是在20年前，用“钱锺书新传”的题目在香港《纯文学》月刊上连载，刊至第十章该刊停刊，后来我还是陆续写下去；于2001年初由台北中国时报出版公司出版单行本，更名为《民国第一才子钱锺书》。2005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书名改为《一代才子钱锺书》，这是本书第一次用简体字排版在大陆上发行。本书第二次用简体字排版发行是在2013年由北京龙门书局出版（书名为《千古文章未尽才：钱锺书》）。在简体字第二版里我增加了一些新材料。可是现在文化发展出版社推出的新版里新材料更多。我很高兴也很感谢他们有兴趣出版这本书。因为今年是钱锺书先生去世20周年纪念。复次，在过去五年我又收集了不少有关钱锺书的新材料，最显著的是我利用这些新材料写成了一篇短文，题为“钱锺书访哈佛，1979”。（见本书附录五）此外，还增加了几个文苑小掌故。于1930年钱穆写了一本《国学概论》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出书前钱穆请钱锺书父亲钱基博写一篇序言，这也是很平常的一件事。可是钱基博没有写，他叫儿子钱锺书代笔，那时钱锺书只有19岁，正在清华读大一，钱锺书照写不误，很快交卷，他父亲看了很满意，一字不改交给钱穆，钱穆在他自序里谢谢钱基博。后来杨绛写文章说这篇文章是钱锺书写的，钱穆看到了当然很不高兴，钱穆晚年在台北出版的钱穆全集里把这篇钱锺书写的序言抽掉，在自序里把谢谢“子泉宗老”几个字也删了。（请阅本书19至21页）第八章《蓝田》的题词（epigraph）我稍作一番解释。在第十一章《北京》一章里面讲到钱锺书的《宋诗选注》，有人向钱锺书建议把《宋诗选注》的书名改一下，将“注”字删掉。钱锺书说“No”。他说：“不可以，这本书好就好在注。”所以那本书后来就没有改书名。（请阅本书第223页）我在2001年繁体字版自序里说：在这本书里有三个问题“我始终没有办法解决或者得不到满意的答案”，这三个问题，就是（1）钱锺书考清华数学考零分还是15分？（2）钱锺书离开西南联大的真正原因是什么？（3）最后一个问题是1949年大陆易手前夕，他为什么不往外面跑呢？现在有新材料出现，我有新的论断，我认为钱锺书考清华数学考零分，这是我花大量时间做了一些考证所得的结论。（见本书37至39页）。第二个问题，因西南联大外文系里有小politics（内部不和），叶公超与陈福田不喜欢钱锺书，他离开联大是被解聘了的。（见本书141及142页）第三个问题，可以写一本大书，不是三言两语能说得清的，容后再谈。我在旧箧里找到一章笔记“钱锺书访哥大侧记”，这是我在哥伦比亚大学座谈会上所得的印象。这是我第一次写钱先生的文字。我从这篇短文开始，最后终于写了一本27万字的钱先生传记，这就是古人云：“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我现在就放本书附录四。

我在哥大拜见了钱先生后，我就有为他立传的念头。当初我为什么要写《钱锺书》这本书？我在台北版里曾有说明，但是大陆上海版没有印出来，不知何故？我不想再炒冷饭。我现在只想说一句话，我写这本书有一个主旨即是想把钱先生当“人”来看。知堂老人说：“一个人的平淡无奇的事实本是传记中的最好资料，但唯一的条件是要把他当‘人’去看，不是当做‘神’。”（周作人《关于鲁迅之二》，收入在《瓜豆集》）我不希望钱锺书成鲁迅第二。我对知堂老人的话奉为圭皋。所以我在这本书里就毫无忌惮大胆地说钱锺书考清华数学考零分，在牛津他有一门功课不及格（杨绛说他看错题目），他离开西南联大是被解聘的（可是杨绛说因为没有收到梅校长的电报）。

常有人说，钱锺书在清华毕业后不肯留校读研究所，他还说：“整个清华没有一个教授有资格充当钱某人的导师。”杨绛说她问过钱锺书，他说没有这回事。同样情形，他离开西南联大时曾扬言：“西南联大外文系根本不行，叶公超太懒，吴宓太笨，陈福田太俗。”这种话的语气，很像钱锺书说的，杨绛出来否认。但是反过来说，说了又怎么样，这是鸡毛蒜皮的小事，无伤大雅，用不着大惊小怪。钱锺书不是说过：“二十岁不狂，没有志气；三十岁犹狂，没有头脑。”我们何必去斤斤计较呢！在这里我要为钱先生说几句话：他没有喊蒋介石万岁，也没有喊毛泽东万岁。见了姑娘，他不像徐志摩那样会招蜂引蝶。难道我们要他做圣人？

在这本新版书里我肯定钱锺书的《管锥编》的价值，《管锥编》是钱锺书避世主义（escapism）下的作品，这不是一个坏名词，这是中国文人的伟大传统。自古以来中国文人常在逆境中写一些与世局不相关的作品。甲午战后马建忠幽居沪滨撰《马氏文通》；1914年陈独秀讨袁失败后逃亡日本著《字义类例》；胡适于1949年流亡美国，寓居纽约研究《水经注》；“文革”时期钱锺书写《管锥编》。钱锺书应该属于这一类，毫无疑问他是中国百年来最近的一个例子。

最后我要来谈这本新版书的书名。这本书过去出了三个不同版本，由不同的出版社出版，有三个不同的书名——用了很多不同的形容词；钱锺书是一个近世博学鸿儒，“三百年来难得一见的天才”；我想以钱先生大名，他的书名用不着要形容词。是故我现在把这本增订本就定名为《钱锺书》，这三个字简单明瞭一目了然。一般而言，一本书的生命要比人的寿命久；我希望这册增订本——《钱锺书》久远流传下去。

汤晏 二〇一八年十二月二日 序于纽约晨边高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