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刘勰（约465—533），字彦和，祖籍东莞莒县，今山东莒县，出生于京口，今江苏镇江。刘勰的一生经历了南朝宋、齐、梁三个朝代，分别为生于宋，著于齐，仕于梁，这是一个朝代更替、社会动荡的历史时期。而刘勰在建康定林寺完成的《文心雕龙》一书，是一部在中国文学史乃至于世界文化史上空前绝后的批评理论著作，它是值得我们国人骄傲的一份宝贵的文化遗产。

对于刘勰这样的历史文化名人，史料的记载却极其简略。《梁书·刘勰传》记载了刘勰的生平、身世、文集，及与当时皇亲、名流的关系等，但都语焉不详，全文除引述《文心雕龙·序志》篇以外，仅用了三百三十九字叙述之。而后出的《南史·刘勰传》，则是李延寿依据《梁书·刘勰传》而编著的，并且文字上还有删减。经过近一个世纪的专家、学者的研究考证，现在对刘勰的生平、身世等问题有了较为详细、具体的历史史料加以补充和完善，因而对刘勰其人其事的认识也逐渐地清晰起来。尽管如此，然而由于年代的久远、史料的缺失，对于刘勰的生平、身世等问题仍然有许多不同的观点和看法，如刘勰的卒年，有普通元二年（520、521）、中大通四年（532）、大同四年（538）等不同说法；如刘勰的身世，有士族说，又有庶族说；如《文心雕龙》成书的年代，一般认为是“齐末”，而新近的研究又认为是“梁初”，等等。这些不同的意见是学术界的研究不断深化的结果，基本不影响我们对刘勰的“话说”。作者将依据《梁书·刘勰传》的记载，并结合相关的文献资料，对刘勰的故里身世、生平经历等作一叙述。

刘勰雕像

祖籍为山东莒县的刘勰，其祖上约在东晋初年随着王朝建都南京，迁徙到了南方的南东莞郡，这个郡镇京口，即今江苏镇江，刘勰就是于公元465年左右出生在那里。刘勰的父亲刘尚，曾任越骑校尉，这是个武官官职，约在刘勰七八岁时，他的父亲就去世了，由此造成家道中落，生计大不如昔。然而，刘勰却在困境中专心致志，勤奋读书，这为他日后的著述立说，打下了扎实的基础。成年后由于各方面的原因，开始是经济上的困顿，接着是为母居丧，后又受其师傅僧祐的影响，出仕后年岁已长，又没有合适的人选等，刘勰一生没有婚娶，没有家室儿女，孑然一身，以致最后无家可归，在定林寺出家后，不到一年落寞离世。

在父亲刘尚去世之后，刘勰与母亲相依为命，直到他二十岁左右，其母去世，刘勰在家为母居丧三年。母亲的去世使刘勰孤苦伶仃，他必须为自己寻找出路和解决生计。于是，他离开京口镇江，来到了京城建康南京。刘勰到了钟山定林寺，投靠了定林寺的住持当时著名的律学大师僧祐。刘勰在齐永明七、八年（489、490）依附僧祐寄居定林寺，到天监二年（503）起家奉朝请，前后约有十四年的时间。这一段时间刘勰协助僧祐抄撰、整理佛经，在僧祐编著的八部法集中，如现存的《出三藏记集》、《释迦谱》及《弘明集》等，这些著作中有的记序是出自刘勰之手。刘勰将定林寺的经藏，区别部类，录而序之。因此，定林寺的佛典佛经，都是经由刘勰所整理编定的。除此之外，刘勰在定林寺还完成了《文心雕龙》的著述。一般认为，刘勰在齐永元元年（499）开始写作，到中兴元年、中兴二年（501、502）完稿，前后约有二三年的时间。《文心雕龙》是刘勰在定林寺完成的，因而当时钟山上的这座名刹定林寺，也更具有了它深厚的文化内涵和历史意义。

刘勰完成《文心雕龙》之后，于天监二年（503）由奉朝请开始进入仕途。第二年任临川王萧宏的记室，掌管文书。于天监七年（508）奉梁武帝萧衍之诏，到定林寺抄撰、整理佛经，结束后提拔为车骑仓曹参军，管理仓廪。天监九年（510）左右，刘勰出任太末今浙江衢州的县令，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一次出任地方行政长官。前后三年的地方官，刘勰清正廉洁、业绩卓著，《梁书·刘勰传》记载“政有清绩”。

天监十一年（512），刘勰任仁威南康王萧绩的记室，掌管文书。约在任萧绩记室当年或一二年后，刘勰又兼任萧统的东宫通事舍人。由于萧统喜爱文学，而刘勰又著有《文心雕龙》，因而刘勰被萧统所敬重和爱戴，《梁书》本传记有“深爱接之”。刘勰任东宫通事舍人之后，又曾迁为步兵校尉，这是因为刘勰上表建议二郊祭祀改用蔬果，被尚书省评议并采纳，因而被提拔为步兵校尉。步兵校尉其实是个名誉头衔，所以刘勰仍然兼东宫通事舍人。

刘勰第三次入定林寺整理佛经，是在萧统于中大通三年（531）去世后，他没有被授予新的官职，加之时隔时间较长，佛经又增益不少，因此又一次奉诏入定林寺整理佛经。结束后刘勰年事已高，在得到梁武帝萧衍敕许后，在定林寺出家，改名慧地。不到一年去世，享年六十七八岁。

刘勰的一生可以说跌宕起伏、悲喜交感。出生官宦世家，但却偏偏遭遇“早孤”、“家贫”的困境；寄居定林，青灯黄卷的落寞，但却有写出《文心雕龙》的辉煌；朝廷为官，既有东宫舍人、步兵校尉的荣耀，但又有太子薨逝去官离职的悲哀；博通经论却是一介儒生，迟暮晚年却又削发为僧，种种矛盾纠结构成了刘勰的一生。虽然他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业绩，然而《文心雕龙》一书却使他名闻遐迩，永垂史册。

敦煌遗书文心雕龙残卷集校书影

《文心雕龙》一书在我国文学批评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和影响。全书五十篇，共三万多字，分为“文之枢纽”、“论文叙笔”、“割情析采”和“时序物色”等四个部分，内容有理论总纲、文体研究、创作理论、形式技巧、批评鉴赏等，最后以《序志》篇作结。书名的“文心”，“言为文之用心”（《序志》），指探讨文章写作和文学创作的规律和特点，而“雕龙”，则是刘勰借用齐人驺奭的典故，以此说明文章应该具有雕刻龙纹那样的精细和华美。

因此，“文心雕龙”的书名，刘勰意在强调，通过对为文问题的研究和探讨，从而使人们写出的文章具有华丽的文采。《文心雕龙》书名新颖别致、典雅精炼，非常准确地概括出全书的主要内容。《文心雕龙》不仅内容丰富全面、论述深刻独到，而且在结构安排上做到纲举目张，条理分明，前后贯通，逻辑严密，是一部自成理论体系的文学批评著作，这在我国古代文学批评史上是绝无仅有，空前绝后的。

因此，《文心雕龙》问世后，即为世人所肯定和赞誉。《文心雕龙》完成之后，刘勰将书稿敬献给当时政坛和文坛上的重要人物沈约，他阅读后认为《文心雕龙》“深得文理”而大为推重。“深得文理”是《文心雕龙》问世后得到的最早的且有权威性的一个评价。之后，历代都有评论《文心雕龙》的，如晚唐陆龟蒙赞曰：“刘生吐英辩，上下穷高卑。下臻宋与齐，上指轩从羲。岂但标八索，殆将包两仪。人谣洞野老，骚怨明湘纍。立本以致诘，驱宏来抵隵。清如朔雪严，缓若春烟嬴。或欲开户牖，或将饰缨緌。虽非倚天剑，亦是囊中锥。皆由内史意，致得东莞词。”（陆龟蒙《袭美先辈以龟蒙所献五百言既蒙见和，复示荣唱，至于千字，提奖之重。蔑有称实，再抒鄙怀，用伸酬谢诗》）陆龟蒙以诗的形式赞誉刘勰在《文心雕龙》中精辟的论辩，从论天地形成产生文，到评宋齐作家作品，认为这些都是真正由研究分析而作出的评判。

宋初孙光宪《白莲集序》评：“风雅之道，孔圣之删备矣；美刺之说，卜商之序明矣。降自屈宋，逮乎齐梁，穷诗源流，权衡辞义，曲尽商榷，则成格言，其惟刘氏之《文心》乎！后之品评，不复过此。”孙光宪以为《文心雕龙》探讨诗歌的源流发展，评论作家作品的得失，后来品评类的著作也没能超越《文心雕龙》的。清代章学诚《文史通义·诗话》称：“《诗品》之于论诗，视《文心雕龙》之于论文，皆专门名家，勒为成书之初祖也。《文心》体大而虑周，《诗品》思深而意远。盖《文心》笼罩群言，而《诗品》从六艺溯流别也。论诗论文而知溯流别，则可以探源经籍，而进窥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矣。”章学诚在这里将《文心雕龙》与刘勰同时期钟嵘的《诗品》比较而论，而他对《文心雕龙》“体大而虑周”的评语，既说明了《文心雕龙》篇目结构的完整全面，又指出了它们逻辑严密、自成体系，因而这一评语成为对《文心雕龙》最为经典的一个评语。现代鲁迅在《论诗题记》中说：“篇章既富，评骘遂生，东则有刘彦和之《文心》，西则有亚里斯多德之《诗学》，解析神质，包举洪纤，开源发流，为世楷式。”他把《文心雕龙》与亚里斯多德的《诗学》相提并论，把《文心雕龙》提升到世界文化的背景下来考察，从而说明东西方这两部著作的共同特点和深远影响。

当刘勰还是七龄童时，他“梦彩云若锦，则攀而采之”（《序志》），梦摘彩云的理想，使《文心雕龙》横空出世。而《文心雕龙·序志》篇的最后两句，“文果载心，余心有寄”，这部书表达了刘勰对于文章、文学问题的思考和研究，对于作家、作品的评论和鉴赏，通过这本书让我们了解了刘勰的思想和认识，以及他的追求和抱负。“君子处世，树德建言”（《序志》），立身扬名，以文垂世，《文心雕龙》永垂史册，而刘勰则名留千古，在人类历史的星空中熠熠生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