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故里身世

（一）莒国故里，南迁京口

《梁书·刘勰传》记载：“刘勰字彦和，东莞莒人。”刘勰的“勰”，意为合和，而字的“彦和”的“彦”，即为美才，他的名与字的意思是相近的。

刘勰的祖籍故里是东莞莒县，东莞是南北朝时期的东莞郡。最早《汉书·地理志》记载琅邪郡有东莞县，孟康注：“故郓邑，今郓亭是也。”郓邑，是春秋时期莒、鲁两国长期争夺的地方，位于鲁国东部，俗称东郓。春秋时期的“东郓”，到西汉时期改为“东莞”，设有东莞县，属徐州刺史部琅邪郡，东汉属徐州刺史部琅邪国，到三国魏晋时期，仍然沿袭之。在北魏郦道元《水经注》卷二十五“沂水”条中对东莞故城有较详细的叙述：

沂水又南迳爆山西，山有二峰，相去一里，双峦齐秀，圆峙若一。沂水又东南迳东莞县故城西，与小沂水合。孟康曰：县，故郓邑，今郓亭是也。汉武帝元朔二年，封城阳共王子吉为东莞侯。魏文帝黄初中，立为东莞郡，《东燕录》谓之团城。刘武帝北伐广固，登之以望王难。魏南青州治。《左氏传》曰：莒、鲁争郓，为日久矣。今城北郓亭是也。京相璠曰：琅邪姑幕县南四十里员亭，故鲁郓邑，世变其字。非也。《郡国志》，东莞有郓亭。今在团城东北四十里，《水经注》在说明沂水的流向时，顺带介绍到了东莞犹谓之故东莞城矣。小沂水出黄孤山，西南流迳其城北，西南注于沂。

的历史沿革。据现代学者的考证，南朝刘宋以后东莞郡治在今莒北东莞镇驻地。

而莒县是东莞郡辖下的一个县，东晋时期东莞郡管辖莒、姑幕、诸、东莞、临朐五县，刘宋时期东莞郡下设莒、诸、东莞三县，郡治在莒县。莒县在商代属姑幕国，周代为莒子国。春秋时期，莒国与齐、鲁、晋等国结盟，国势逐渐强盛。公元前686年夏天，在鲍叔牙的保护下齐公子小白避难到莒国，第二年小白回齐国做了国君，即为齐桓公，这就是历史典故“勿忘在莒”，出自《吕氏春秋·直谏》“使公毋忘出奔于莒也”。当时莒国的地域相当辽阔，约为现在的山东胶县、高密以南、临沂东北，还包括江苏东海县以北地区。秦统一后开始实行郡县制，改莒国为莒县，属琅琊郡，郡治在莒城。西汉时期初归城阳郡，后又属城阳国，东汉时期称为莒县，属徐州部琅琊国。三国时期为魏国地域，两晋先后属城阳郡、东莞郡，郡治所在地在莒县。南北朝时期先后属青州东莞郡、莒州义塘郡等。以上是刘勰祖籍故里东莞和莒县的行政区域和历史沿革的基本情况。

莒国故城

约在东晋初年，刘勰祖上从东莞莒县举家南迁至京口，刘勰是在京口出生的。刘勰祖上为什么南迁京口，这又得追溯到西晋王朝的灭亡和东晋的建都建康。西晋中后期司马氏同姓王之间为争夺中央政权而发生了一场大规模的动乱，即史称“八王之乱”，从元康元年（291）起至光熙元年（306），前后历时16年。这场动乱从杨骏被杀后卫瓘、汝南王司马亮辅政开始，而后引发战争，殃及社会，由此加剧了西晋王朝的统治危机。在此期间，加之天灾不断，北方少数民族趁机而起兵入侵中原地区。先是匈奴贵族刘渊于永兴元年（304）在左国城（今山西离石）起兵，后其子刘聪在永嘉五年（311）率军攻晋，不久就攻陷京师洛阳，俘获怀帝司马炽，杀王公士民三万余人，这又是历史上的“永嘉之乱”，由此导致了西晋王朝的覆亡。之后晋室遗族渡江南下，在建康今南京建立了东晋王朝。而北方中原地区则由外族割据，历史进入了五胡十六国时期。

西晋“永嘉之乱”之后，北方士人为逃避战乱，纷纷举家南迁，从中原地区迁徙到长江中下游一带。这是中原汉人有史以来第一次大规模的南迁，史称“永嘉南渡”。这时北方的许多士族不仅携家带口，而且他们往往是一个大的家族、宗族，乃至同乡同里一起南迁。例如，同刘勰的祖籍同属琅琊郡临沂县的王导家族，就是从山东临沂迁徙到会稽，今浙江绍兴。《晋书·王导传》载：“俄而洛京倾覆，中州士女避乱江左者十六七。”西晋的灭亡使得中原士人纷纷避乱到了南方。《晋书·儒林传》记载：

“徐邈，东莞姑幕人也。祖澄之为州治中，属永嘉之乱，遂与乡人臧琨等，率子弟并闾里士庶千余家南渡江，家于京口。”姑幕与莒县临近，同属东莞郡，徐邈家族从东莞姑幕南渡到京口。刘勰的祖上也就是在“永嘉南渡”时期从山东莒县南迁到了南东莞，镇所地京口，今江苏镇江。为了安置南徙的北方士人，从东晋元帝司马睿开始在长江南北各地侨立许多郡县，以原来在北方的郡县名名之，有的在原地名前加上一“南”字。刘勰祖籍的山东东莞，在南方的南东莞就是侨郡之一，镇所在地京口。在刘勰出生的约刘宋泰始元年（465）之前一百四十多年，其祖上南迁到了南东莞，京口就是刘勰的出生地。作为历史文化名城的江苏镇江，由于是刘勰的出生地而更加增色添彩，现在坐落在南山风景区的文苑，就是为纪念刘勰而建造的一个主题公园。园内有以《文心雕龙》的书名和篇名来命名的亭台楼阁，如文心阁、雕龙池和知音亭等。

（二）官宦世家，皇室后裔

关于刘勰的身世，《梁书·刘勰传》的记载是：“祖灵真，宋司空秀之弟也。父尚，越骑校尉。”这一记载只提到了刘勰的祖父刘灵真和他的父亲刘尚。

刘灵真其本人的事迹史书中没有记载，唯一可知的他是南朝宋代司空刘秀之的弟弟，这是有关刘勰身世的一条重要的历史资料。在刘氏家族中，最为显赫的人物是刘勰祖父刘灵真的哥哥刘秀之，和刘秀之的族叔刘穆之，两人在《宋书》和《南史》中均有传。《宋书·刘秀之传》记载：“刘秀之字道宝，东莞莒人，司徒刘穆之从兄子也。世居京口。祖爽，尚书都官郎，山阴令。父仲道，高祖克京城，以补建武参军，与孟昶留守，事定，以为余姚令。卒官。”刘秀之曾任建康令、尚书中兵郎、襄阳令、督梁南北秦三州诸军事、宁远将军、西戍校尉、梁南寿二州刺史、尚书右仆射、持节散骑常侍等官职，于大明八年（464）病故后，孝武帝刘骏特下诏，追赠侍中、司空、持节等，并增封邑为千户，谥为忠成公。

刘秀之的族叔刘穆之，是宋武帝刘裕的开国功臣。

《宋书·刘穆之传》记载：“刘穆之，字道和，小字道民，东莞莒人，汉齐悼惠王肥后也。世居京口。少好《书》、《传》，博览多通，为济阳江敳所知。敳为建武将军、琅邪内史，以为府主簿。初，穆之尝梦与高祖俱泛海，忽值大风，惊惧。俯视船下，见有二白龙夹舫。既而至一山，峰崿耸秀，林树繁密，意甚悦之。”刘穆之曾任尚书祠部郎、府主簿、记室录事参军、领堂邑太守、中军太尉司马、丹阳尹、尚书左仆射、中军太尉司马、前将军等官职，义熙十三年（417）病逝，卒后追赠散骑常侍、卫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宋代晋后，追封南康郡公，食邑三千户，谥文宣公。刘穆之和刘秀之都因政绩显著、军功卓越而名震一时。从史书的记载和刘秀之、刘穆之所任官职来看，他们是刘勰家族中地位最高、官位显赫的两个人物。

刘勰的祖上是官宦世家，而且还是汉皇室的后裔。

《宋书》刘穆之本传中有“汉齐悼惠王肥后也”的记载，汉齐悼惠王刘肥，是汉高祖刘邦的儿子。《汉书·高五王传》记载：“髙皇帝八男：吕后生孝惠帝，曹夫人生齐悼惠王肥，薄姬生孝文帝……齐悼惠王肥，其母髙祖微时外妇也。髙祖六年立，食七十余城……齐悼惠王子，前后凡九人为王：太子襄为齐哀王，次子章为城阳景王。”齐悼惠王刘肥的生母曹夫人是汉高祖刘邦未显达时外娶的小妾，而刘肥的次子刘章，是西汉时莒县所属的城阳国的国王，去世后谥号景王。据《后汉书·光武十王传》的记载，东汉光武帝刘秀之子刘京为琅琊王时，建都莒城，城中有刘章的城阳景王祠。《光武十王传》载：“琅邪孝王京……京都莒，好修宫室，穷极伎巧，殿馆壁带皆饰以金银。数上诗赋颂德，帝嘉美，下之史官。京国中有城阳景王祠，吏人奉祠。”城阳王刘章在东莞是留有后裔的，如《晋书·刘超传》记载：“刘超，字世瑜，琅邪临沂人，汉城阳景王章之后也。章七世孙封临沂县慈乡侯，子孙因家焉。父和，为琅邪国上军将军。”刘超是刘章的第七代孙，临沂与莒县相邻，同属东莞郡。由此看来，刘勰的远祖有可能是西汉皇室的后裔。有关的专家、学者广泛搜集相关史籍，列出了一个较详细的从汉齐悼惠王刘肥，到刘勰祖父刘灵真、父亲刘尚和刘勰的世系表。（见杨明照《梁书·刘勰传笺注》）

刘氏家族以上的这些历史背景，由此又涉及到一个刘勰的身世是属于士族还是庶族的问题。因为在门阀制度盛行的南北朝时期，刘勰身世的归属问题，直接影响到我们对刘勰一生经历的评价，以及对《文心雕龙》思想倾向的认识。承袭两晋的门阀制度，南朝的世家大族在政治上、经济上和社会上仍然享有特权。世家大族的子弟可以凭藉祖上的资荫，自然进入仕途，并能青云直上。因此，南朝宋、齐、梁朝廷内的高官重位都是由世家大族担任的，他们的政治地位相当显赫。在经济上，世家大族也有绝对的优势。他们强占大量土地，由此造成了自耕小农经济的衰颓和破产。世家大族的社会地位，尤其显得无比优越。世家大族和寒门庶族两者身份高下不同，有所谓“士庶之际，实自天隔”的严格界限。那么，刘勰的身世究竟是属于哪一族呢？从刘勰的远祖是汉皇室的后裔，加之其曾祖父、祖父辈的刘穆之、刘秀之的官位显赫，自然是属于豪门士族，这是比较明显的。因此，学术界如王利器、詹锳等认为刘勰出身于士族。王利器《文心雕龙校证》说：“据彦和本传，我们知道他的祖父灵真是宋司空秀之的老弟，他的父亲尚是越骑校尉。由是可知，彦和的家庭成份是地主而兼官僚。”与这一看法不同，又有学者认为刘勰是出身于庶族，如王元化、周振甫等。王元化《刘勰身世与士庶区别问题》一文提出：“刘勰并不是出身于代表大地主阶级的士族，而是出身于家道中落的贫寒庶族。”周振甫在《文心雕龙注释》的“前言”中认为，刘勰家族中最为显赫的两位人物刘秀之和刘穆之，在他们的本传中都有“家贫”、“家本贫贱”的记载，“可见和秀之都是出身素族”。结合刘勰本传的记载，周振甫提出：“刘勰家贫，‘依沙门僧祐’，他的《文心雕龙》写定后，装作‘货鬻者’去干求沈约，这些也显出他是素族寒门。”对于刘勰出身的这两种不同的意见，我们倾向于后者，因而将刘勰的出身定为寒门庶族。南朝门阀制度的森严和社会环境的险恶，决定和影响了刘勰的思想意识和人生追求。

（三）少年早孤，笃志好学

刘勰的父亲刘尚，《梁书·刘勰传》记有“越骑校尉”的官职，其他史书没有任何的记载。越骑校尉是一个武官名，早在汉武帝时已设置，到南朝一直沿袭这个官职。

《宋书·百官志下》记载：“射声校尉。五校并汉武帝置。

屯骑、步兵掌上林苑门屯兵；越骑掌越人来降，因以为骑也；一说取其材力超越也。”越骑校尉是五校尉之一，它掌管越人来降的事情，所以叫越骑。还有一种说法是，“材力超越”的人才能担任此职。

刘勰约在七八岁时，父亲刘尚去世，因而“早孤”。刘尚之死，史籍没有记载，专家的考证，是元徽二年（474），江州刺史桂阳王刘休范起兵谋反攻打京城，刘尚奉命领兵参战。越骑校尉张敬儿诈降作为内应，当刘休范率叛军直逼都城时，张敬儿伺机杀死刘休范，平息了这次叛乱。然而，刘勰的父亲却战死于这场战斗中，“刘尚必战死其中，以无功而殁，史所不书也”。（见牟世金《刘勰年谱汇考》）

被认为刘尚参与的这场战斗，在《资治通鉴》卷一百三十三《宋纪十五》中有较详细的记载：

（萧）道成与（杜）黑骡拒战，自晡达旦，矢石不息。其夜，大雨，鼓叫不复相闻。将士积日不得寝食，军中马夜惊，城内乱走。道成秉烛正坐，厉声呵之，如是者数四。丁文豪破台军于皂荚桥，直至朱雀桁南，杜黑骡亦舍新亭北趣朱雀桁。右军将军王道隆将羽林精兵在朱雀门内，急召鄱阳忠昭公刘勔于石头。勔至，命撤桁以折南军之势。道隆怒曰：“贼至，但当急击，宁可开桁自弱邪！”勔不敢复言。道隆趣勔进战，勔渡桁南，战败而死。黑骡等乘胜渡淮，道隆弃众走还台，黑骡兵追杀之。黄门侍郎王蕴重伤，踣于御沟之侧，或扶之以免。蕴，景文之兄子也。于是中外大震，道路皆云“台城已陷”，白下、石头之众皆溃，张永、沈怀明逃还。宫中传新亭亦陷，太后执帝手泣曰：“天下败矣！”

张敬儿是刘宋时期的宁朔将军、越骑校尉，是平息刘休范叛乱的有功之臣。从他任越骑校尉率兵参战的史实来看，那么，同样任越骑校尉的刘尚也是有可能参与了这次平叛。另外，从《资治通鉴》所描述的这场战斗来看，场面激烈，伤亡惨重，守将右军将军王道隆被叛军追杀，镇军将军刘勔也战败而死，一般士卒则无以计数。这场战斗的惨烈如果刘尚参与其中，恐怕难以生还。虽然没有史料记载刘尚的死因，但是根据以上这些史实作一推断，那么，刘尚有可能是战死于这场平叛之战。

刘尚的去世造成了刘勰的“早孤”，这对刘勰一家来说，无疑是晴天霹雳，家中的顶梁柱倒了，孤儿寡母的生计都难以为继。《梁书·刘勰传》中出现有“家贫”二字。当然，所谓的“家贫”，并非是一贫如洗，家徒四壁，而是说明刘勰家道中落，失去了父亲的庇护和依靠，刘勰家的生活已大不如往昔，父亲在世时官宦家庭富足优裕、无忧无虑的生活从此结束。然而，面对家庭遭遇如此大的变故，少年刘勰勤奋刻苦，孜孜不倦，“笃志好学”。刘勰在少年时期的“笃志好学”，为他日后著述《文心雕龙》打下了结实的基础，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刘勰在《神思》篇中谈“神思”，即艺术构思的问题，他认为“神思”的首要条件是“积学以储宝”，通过自身的努力学习，像储存宝物那样积累大量的知识。刘勰少年时期的“笃志好学”，正是他本人“积学储宝”的开始。从《文心雕龙》所论述的问题，以及所评论的作家和作品来看，我国先秦时期到南朝齐梁时期的思想、文化、学术和文学的相关问题，刘勰都有所涉猎，其论述问题之深刻，其研究视野之开阔，其评论作家作品之广泛，前所未有，独树一帜。《文心雕龙》正是刘勰少年时期“笃志好学”的丰硕成果。

（四）梦摘彩云，梦随仲尼

刘勰少年时期不仅刻苦勤奋，而且他还充满理想、胸怀大志，七岁孩童时就曾梦摘彩云，而立之年又梦随孔子南行。在《文心雕龙》最后一篇《序志》篇中，刘勰自己描述的这两个梦，看似轻描淡写，其实却饱含深意，它们流露出刘勰少年时期的志向和抱负，又说明了他成年之后写作《文心雕龙》的缘起及思想。

《序志》篇说：

予生七龄，乃梦彩云若锦，则攀而采之。齿在踰立，则尝夜梦执丹漆之礼器，随仲尼而南行。旦而寤，乃怡然而喜。

也就在刘勰七八岁失去父亲而“早孤”，又“笃志好学”之时，他曾梦见像精美鲜艳锦缎似的彩云，就奋力攀登而摘取了它。刘勰对他自己七岁时的这个梦印象如此深刻，以至在《文心雕龙》中特意加以写出，是有它的隐喻和象征意义的。

在我国传统梦文化中，彩云或其他有色彩之物都有吉祥之意，它们往往是古人成圣成名的一种预兆。例如，沈约《宋书·符瑞志上》记载：“高帝隐于芒、碭山泽之间，吕后常知其处。高帝怪问之，对曰：‘季所居，上常有云气，故知之。’”汉高祖刘邦还在草莽之时，其结发之妻吕雉就因为刘邦所在之处的上方常有云气聚集，因而能知道他在什么地方。而刘勰的七龄梦摘彩云，正是寓意着想通过自己“笃志好学”的努力，将来会有一个如彩云般的光明的前程。这是少年刘勰在失去父亲之后对自己的鼓励和鞭策，也是他对自己的前途、命运的良好祝愿。

另外，刘勰的梦摘彩云，还有一层隐喻，是暗示自己具有如彩云一样的文才，因而后来才能写作出像《文心雕龙》这样极富文采的作品。像刘勰的梦摘彩云一样，魏晋南北朝时期许多文人都曾做过奇特的梦，从而说明他们的文采和才华。例如，东晋思想家、哲学家和文学家罗含，就曾梦见文彩异常的五色鸟飞入口中，从此文思日进。《晋书·文苑列传》记载：“罗含，字君章，桂阳耒阳人也。曾祖彦，临海太守。父绥，荥阳太守。含幼孤，为叔母朱氏所养。少有志尚，尝昼卧，梦一鸟文彩异常，飞入口中，因惊起说之。朱氏曰：‘鸟有文彩，汝后必有文章。’自此后，藻思日新。”果然，不出朱氏所预料的，罗含才华横溢，博学能文，所著文章流行于当世，《隋书·经籍志》著录有罗含文集三卷。这样看来，罗含的文学成就似与彩色鸟飞入口中有关。因此，刘勰的七龄梦摘彩云，又隐喻有自己将来为文一定如彩云般文采斐然。

而刘勰的追随孔子之梦，他自己则作了比较具体的说明。在刘勰看来，孔子是“自生人以来，未有如夫子者也”（《序志》），自有人类以来，还没有像孔子这样的圣人。因此，当他梦见孔子醒来后极为惊喜，感叹道：“大哉，圣人之难见也，乃小子之垂梦欤”（《序志》）！伟大的圣人是难以见到的，他竟然能托梦给我这个无名小辈。刘勰以梦见孔子，意在说明自己要承继孔子的思想传统，并为之发扬光大。因此，“敷赞圣旨，莫若注经”（《序志》），要阐明圣人的思想观点，最好的方法是注释儒家经典。然而像马融、郑玄这些前代大儒，都注有《孝经》《论语》《诗经》《周易》《尚书》和《三礼》等，并且注解很精到，即使自己再有深刻的见解，也不足以自成一家。因此，刘勰在注经不成的情况之下，认识到文章的重要作用，转而开始研究探讨关于文章、文学的问题，因而撰写了《文心雕龙》。

刘勰的梦随仲尼，说明了他写作《文心雕龙》的缘起，此外，又表明了他写作此书的指导思想。孔子是人类伟大的圣人，而以孔子的著述为代表的儒家经典则又是为文的典范之作。因此，人们学文、作文必须学习和效仿儒家的经典著作。刘勰在《原道》篇中说：“夫子继圣，独秀前哲，熔钧六经，必金声而玉振”，孔子继承了以往圣人的事业，又超越了他们，孔子整理的《六经》，犹如音乐上汇合钟声和磬声那样，是集大成之作。在《征圣》篇中，刘勰说：“征之周孔，则文有师矣”；“圣文之雅丽，固衔华而佩实者也”；“若征圣立言，则文其庶矣”。人们写文章以周公、孔子之文作为标准，那么他的写作就是找到老师了。因为，像周公、孔子这样圣人的文章既雅正又华丽，是充实的内容与华美的形式相结合的典范作品。所以，如果能根据他们的著作来进行写作的话，这样人们写出的文章基本就接近于成功了呀！《宗经》篇刘勰又认为：“性灵熔匠，文章奥府。渊哉铄乎，群言之祖。”儒家的经书能够培养、陶冶人的性情，是人们文章的宝库，经书是这样的精深和美好，它们是人类所有文章的始祖。基于以上这些思想，因此，《文心雕龙》“文之枢纽”部分前三篇《原道》《征圣》和《宗经》，刘勰将儒家之道和征圣宗经作为他著述《文心雕龙》一书的指导思想，而贯穿其全书。

《序志》篇记载的刘勰七龄梦摘彩云、三十多岁梦随仲尼，文字极为简略，但它们却真实而形象地展示出刘勰的心迹和思想，一个笃志好学、胸怀大志，少年刘勰的形象逐渐清晰起来。而成年之后的梦见孔子，又让我们了解了他著述《文心雕龙》的缘起及其思想倾向。透过《文心雕龙》一书，我们看到的刘勰是一位聪慧睿智、才识过人、文采飞扬的文学批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