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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RAMOWICZ, Ludwik（卢德维克·阿布拉莫维奇）

ABRAMOWICZ, Ludwik（卢德维克·阿布拉莫维奇）。维尔诺从来就是一个从童话中长出来的城市，尽管住在那里时我从未注意到这一点。当然，过去城里有一些秘密组织（我们知道有恶棍社、共济会分会、爱学社），但在学生时代我并没想到当时是那样多姿多彩，直到后来，当我了解到各种各样的细节，我才重建了对于这座城市的认识。

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直到30年代，卢德维克·阿布拉莫维奇一直自费出版《维尔诺评论》。这是一份薄薄的期刊，其貌不扬，发行量有限，但意义要大得多。它传达出的观点来自一群非同一般的人。他们见地卓越，有类启蒙时代的精英圈子。阿布拉莫维奇笃信共济会思想，这意味着他恪守本城风俗。到了20世纪，这些风俗使得那些口号崇高的排外团体得以成形。

1822年，当立陶宛大公国的共济会分会被勒令解散的时候，维尔诺有十个这样的分会，这还不算那些秘密青年社团。某些家族依然守护着共济会的传统——罗默家族、普特卡默家族、韦雷希查克家族、赫莱普托维切家族。然而直到1900年，恶棍社（Societas Szubraviensis）才得以复活，每周一次在挂着“猫狗收容所”牌号的大楼里聚会，从楼上可以望见刽子手穆拉维约夫的塑像。但这并不是共济会分会，顶多是一个讨论小组。组织者是塔杜施·弗鲁布莱夫斯基（Tadeusz Wróblewski）律师，他也是弗鲁布莱夫斯基图书馆的创始人。在维尔诺他是一个传说中的人物。

关于那些复兴的共济会分会我没有一手见闻，但我听说过也读到过有关它们的情况。大约在1905年，立陶宛共济分会与托马什·赞共济分会成立（弗鲁布莱夫斯基曾活跃于前者）。“热忱立陶宛分会”好像也在那时复活。我从前的教授斯坦尼斯瓦夫·斯维安涅维奇（Stanisław Swianiewicz）是一位热忱的天主教徒，但他与共济会的人极其友善。我听他说，那些共济分会（许多大学教授参与其中）曾活跃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那段时期。在一个社会关系与组织关系几乎无法区分的环境里，如果不是因为那特殊的背景，维尔诺的灵魂将苍白得多。

卢德维克·阿布拉莫维奇是一位集民主思想、民族多元主义与维尔诺“地方主义”于一体的意识形态的发言人。一战以前，不仅波兰人加入立陶宛共济分会，立陶宛人、白俄罗斯人也加入。战后，它以族际分裂。与此同时，那些地方主义的继承者们反对民族民主运动，谴责对其他语言的歧视。最著名的地方主义共济会分子（这些概念实际上全重叠在一起）有米哈乌·罗默（Michał Romer）、布劳尼斯瓦夫·克日扎诺夫斯基（Bronisław Krzyzanowski）律师，还有扬·毕苏茨基（Jan Piłsudski）（元帅的兄弟）。不过，这种地方主义倾向同样也被其他半秘密组织，如“高级流浪汉俱乐部”所继承。《维尔诺评论》属于说波兰语的维尔诺社会的出版物，但它采取的立场却是反对将维尔诺并入波兰，赞同恢复一个以维尔诺为首府的多种族的立陶宛大公国，对约瑟夫·毕苏茨基放弃联邦的想法持批判态度。

这完全是一种乌托邦式的纲领，为大多数波兰人、立陶宛人和白俄罗斯人所拒绝。阿布拉莫维奇的密切合作者、1914年在克拉科夫参加过波兰军团的米哈乌·罗默，在有关维尔诺的问题上，以他自己的方式斩钉截铁地与毕苏茨基分道扬镳。他移居到考纳斯，在大学里教授法律，两次当选为考纳斯大学校长。他身后留有用波兰语写成的多卷日记。

我曾读过《维尔诺评论》，我想我受过它的影响。我没法不把阿布拉莫维奇想象为莫扎特《魔笛》中的大祭司萨拉斯特罗——一个相信人类理智的高贵而又有点儿天真的改革者。

ABRASZA（阿布拉沙）

ABRASZA（阿布拉沙）。我第一次遇到阿布拉沙是在巴黎。当时我已与华沙政府决裂，住在拉丁区，所以那应该是在1952年。他是个波兰犹太人，姓赞姆什（Zemsz）。他当时正在索邦大学学习，更确切地说，他是个永远的学生，或者说，他是那种以坚持学生生活为借口，躲开职业负担、收入负担等等的人物之一。他向我透露过一点他的过去。他曾在英国的波兰武装部队中服役，但据他讲，他曾受到反犹分子的折磨。后来他又在巴勒斯坦打过英国人。在巴黎，他穷得叮当响，住在某个地方的一个小阁楼里。让娜·赫尔施（Jeanne Hersch）和我曾几次努力帮助他，但就此我的记忆出现了空白。1968年学生造反之后，我想，是在1970年，我再次遇到他。他在学生起义中扮演过一个重要角色。问他为什么这样干，他回答：“不为什么，就为了闹事。”

伯克利和巴黎的1968年颇为不同：目标不同，路线也不同。的确，伯克利的学生们也放火焚书，但他们不曾像法国学生那样毁树，比如砍倒圣-米歇尔大街的梧桐树来做路障。看着伯克利那些领袖人物、那些煽动分子，我一点儿也不想参与其中。与此同时，我能够理解科特·耶伦斯基，他赞成巴黎起义，一场更激进、更解放的全面革命、全面碰撞。不幸的是，一个人对这类事件的评价看来与他的年龄有关。当时我五十七岁，我怀疑，往好了说，我嫉妒那些学生。

阿布拉沙后来自杀身亡，但我既不知道他死于何时，也不知道他死于何种情境。

ACADEMY of Arts and Letters, American（美国艺术文学学院）

ACADEMY of Arts and Letters, American（美国艺术文学学院）。它仿照法兰西学院建立，后者以辞书编纂为己任，强烈谴责那些被认为过分地方化或针对某一行业（农业、渔业、狩猎）的专门化词汇。它保持着警觉，站岗守卫般维护一种统一的“经典”法语。1918年波兰取得独立时，有关波兰文学院的争论曾经没完没了，最后学院在各种对立意见的闹嚷声中宣告成立。学院设立了一项青年奖。1938年斯坦尼斯瓦夫·品塔克获奖，当时待在法国的博莱斯瓦夫·米钦斯基曾致信他的母亲，用一种他想逗乐就会使用的戏谑的俄语说：“腰舍米沃什贺奖费共豪。”

我自己后来也成了一名院士。美国有两个学院，一个在坝布里奇，是艺术科学学院，荟萃了不同领域的科学家以及文学、音乐、美术等方面的学者。我当选为该院院士——看来是作为一名教授当选的。另一个学院在纽约，有很长时间作为艺术文学研究院（Institute of Arts and Letters）与艺术文学学院（Academy of Arts and Letters）双头并立。我在1982年被选为研究院成员，几年以后，我们投票将两者合并为一个单一的学院。它集中了美国文学、音乐、建筑、雕塑和绘画领域中所有最著名的创造性人物。出自个人遗赠的慷慨奖项年年不断。学院拥有自己美丽的建筑，精英们能够在此聚会，举行晚宴，为对方的荣誉相互道贺。由于我住在西海岸，这类庆祝活动我只参加过一两次。在花园里的觥筹交错之间，在5月明媚的午后，我曾与德怀特·麦克唐纳交谈。那是最后一次，此后不久他就死了。那个老色鬼迷上了我的女伴，那天她的确衣着美丽，而且看上去确也美丽。

学院里并非清一色杰出的老人。在其成员名单上，肯定有些名字将会流芳百世。然而，是声名决定谁能当选，而衡量一个人声名的是纽约上流社会对他的谣传和津津乐道。这就意味着在同一座房子里并存着持久的价值与短暂的声名。这一点从学院的外国荣誉院士花名册上就能看出。我们东方星座的七颗星星是：贝拉·阿赫玛杜琳娜、瓦茨拉夫·哈维尔、兹比格涅夫·赫伯特、米兰·昆德拉、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安德烈·沃兹涅先斯基和叶夫根尼·叶夫图申科。这最后一位当选的时候，约瑟夫·布罗茨基辞去了院士资格以示抗议。

ADAM AND EVE（亚当与夏娃）

ADAM AND EVE（亚当与夏娃）。《圣经》中关于我们初祖双亲的故事，最大的价值就在于它不可理解。或许正因为此，其意味才比那些理性的诠释更有力。列夫·舍斯托夫因此说，很难想象是一些目不识丁的牧羊人，全凭他们自己，梦想出了那个神秘的神话，而这神话数千年来令哲学家们耗尽心神。

乐园里既无疾病亦无死亡，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体验着完满的幸福。围绕偷吃善恶树上的禁果这件事，公众的想象力热切地辨认出了性的满足。但是在《失乐园》中，约翰·弥尔顿另溯传统，将亚当与夏娃的爱情作为他们乐园状态的一部分，以服人的文笔描摹出来：

我们共同的母亲这样说着，双目

闪射出夫妻之情，无可厚非，

她温顺地倾倒，半若拥抱地偎倚在

我们初祖的身上，将裸露的鼓胀的乳房

半贴住他的胸口，松柔的金发飘垂

覆盖其上……

那么，善恶树意味着什么？解释五花八门。一些犹太圣经学者在希伯来字母中发现了深藏的奥义。我们文明的观察家们，看到人类理性深陷其中的死胡同，在魔鬼的声音里听出了理性主义的诱惑。其他人持论相反：偷食禁果开启了人类历史，因为在果子被吃下之前，亚当与夏娃过的是无意识的生活，一种动物的生活，所以魔鬼撒旦说他们将睁开双眼，这话是对的。造物主也是对的，因为他警告过他们，如果偷尝那果子，他们将会死去。然而，评论者们更经常强调的，是他们在犯下天条之前对上帝显示出的完美的、充满情谊的信念。当他们把造物主拉低到受造物的层面并且指控他嫉妒时，灾难便接连发生。从这个观点，原罪本质上说是一种狂妄自大。

为什么犯下天条之后他们便意识到自己是赤身裸体呢？他们为什么以此为羞耻？为赤身裸体而感到羞耻显然重要，但为什么会这样完全不清楚。一个人可以为此而展开无尽的沉思。他们踏上了历史之途、文明之途，但赤裸是不是对这一点的否定？是否因此上帝不得不用兽皮为他们缝制衣服？而为什么就是那一刻结出了如此恶果——不仅是他们自己的死亡，还有自然的整体的改观，因为自然在乐园中同样是不朽的？还不仅如此，还有原罪问题，每个男人和女人一代又一代地承受原罪之重。幸运的是，天主教神学视原罪为信念的诸神秘之一，并不企望解说为什么我们会将它继承。

在我们深信的最深处，在我们存在的最深处，我们配得上永生。我们将我们的转瞬即逝和终有一死视作降临到头顶的暴力来体验。唯有乐园靠得住，世界是靠不住的，它只是昙花一现。正因如此，我们对有关亚当和夏娃堕落的故事才如此动情，它仿佛从我们昏沉的记忆中召唤出了古老的真理。

ADAMIC, Louis（路易斯·阿达米奇）

ADAMIC, Louis（路易斯·阿达米奇）。我敢肯定在我的波兰同辈人中没有人会对这个人感兴趣，他们大概甚至从未听说过他。然而，我的20世纪不仅与波兰有关，也与美国有关。这是事实，因此阿达米奇不应被忽略。他是罗斯福时代最著名的美国作家之一。他是斯洛文尼亚人，十三岁来美国。他的英语和他对民主的热情得归功于他在学校所受的教育。年纪轻轻他便脱颖而出，成为一名散文作家。其作品介乎新闻报道与虚构小说之间，主要倾向于新闻报道，因为他贪婪地观察并记下笔记。在美国这个大熔炉，他注意到了其他不熟悉欧洲语言的作家没能看到的事：那些来自斯拉夫国家的移民大众，像斯洛文尼亚人、斯洛伐克人、波兰人、捷克人、克罗地亚人、塞尔维亚人、乌克兰人，他们对美国的贡献。大体上说，这些移民命运多舛，这成为阿达米奇的写作主题。作为作者，他既是他笔下主人公们的维护者也是介绍者。这当然是无产阶级的美国，受到公开或隐蔽的歧视（作为证明，20年代通过的法律在签发签证的数量上对东欧与南欧的劣等国家有所限制）。数十年后，有关黑人、犹太人、中国人、日本人等不同族群社会环境的散文与诗歌将进入美国文学。阿达米奇是这座竞技场上的第一人，但后继乏人。考虑到斯拉夫国家的新来者之多，而他们参与高层文化的程度之低，实在令人震惊。这其中最有可能的主要原因，是新来者家庭的社会地位普遍低下。此外，孩子们被早早打发去挣钱，即使被送进大学，他们也不修人文课程。更有甚者，这些“白种黑人”受益于他们的肤色，经常把自己的名字改得像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名字，这样就很难弄清他们的血缘。

在进步与开放的罗斯福新政时代，阿达米奇的声音一直保持其重要性。二战行将结束时，他曾受邀参加罗斯福与丘吉尔在白宫的会谈，这说明其声望之高。报纸对他1948年的突然去世曾予以广泛讨论：他是死于自杀还是政治谋害？他始终关注他的故乡，并声明支持铁托的南斯拉夫，这使他在按族际分裂并且互相仇视的南斯拉夫移民中树敌众多。

如今，阿达米奇被如此彻底地遗忘必有所意味。无论如何，这证明随着战争的结束诞生了一个新美国。战争刚一结束，我第一次来到美国，很快就读到了阿达米奇的著作，它们使我受益良多。它们也塑造了我的美国经验，其中包含着同情和良心的苦痛。

在美国，我命中注定不曾经历任何歧视。相反，很快我就成为白人精英中的一分子。我第一次来时怀里揣着外交官证件，第二次来时成了美国一所大学中的正式公民，这与我生在特权阶层却又始终对我的种种优势保持清醒头脑的命运相一致。也许30年代身在巴黎拿着奖学金的波兰学生们对失业人群漠不关心，但是我关心。后来也是这样，我充分意识到需要调整我对美国的评价，因为我从来不是那些除了体力和肌肉便无可出卖的移民中的一员。

当底特律的汽车工人听闻一个波兰人获得了诺贝尔奖，他们有种说法来作为这则沉重消息的总结：“那他肯定比波兰佬好得多，一个顶俩。”他们从自己跟工头打交道的经验得知，只有投入双倍的技术与劳作，才能弥补出身的缺陷。

经历了青年反种族主义和反战运动的战后美国，其民粹色彩和无产阶级味道从某种意义上说没有阿达米奇的美国那么强烈。来自富有和受过教育的家庭的学生对卖苦力的人们和他们的旧世界价值观并无多少同情。那些运动的遗留物，即“政治正确”，并没有指向所谓的族际问题，或者说，它并不谴责对于特殊族群的轻视。

少数族裔——也就是那些阿达米奇写到过的人，也包括希腊人、意大利人、葡萄牙人——没有充分组织起来，形成一个压力集团。“少数族裔大众政治行动委员会”（EMPAC）的创始人米歇尔·诺瓦克对该组织的展望是，它也许能够替代各单一族裔集团之间的协同行动。我想我加入这一组织主要是因为我还记得阿达米奇。

ADAMITES（亚当天体信徒）

ADAMITES（亚当天体信徒）。生活中每个人都应当一丝不挂——这是我童年时代一个模糊的色情梦想。但这种梦想几乎无处不在，而且在多少个世纪中，正是这种梦想刺激着亚当天体信徒各宗派的此消彼长。从有关捷克胡斯运动的文献中，我发现他们与亚当天体信徒麻烦多多，后者将胡斯运动的一些边缘追随者吸引到自己的阵营。在北方的气候条件下，回归乐园，回归原始赤裸与天真，肯定不是件容易的事，我对他们怎样成事颇感好奇。那是15世纪初期，但社会风气中肯定有些异样的因素，因为稍后希罗尼穆斯·博斯便借助荷兰本地资源（或许是异端邪说），画出了他的《尘世乐园》。这是一个超级感官之梦，画中人物无不赤裸，然而，确切地说，我们并不知道他创作此画是为了颂扬还是为了醒世。

斯坦尼斯瓦夫·耶日·莱茨曾在某处写过，与扣子扣到脖梗的裸体女人为伴是多么大的折磨。在战时华沙的晚餐桌上，当酒已喝过宵禁时分，我在占来客一半的女客们身上，惊心动魄地发现了脱掉身上一切的需要——这也许是一种亘古常在的需要，但只能借着酒力释放出来。

ADMIRATION（敬慕）

ADMIRATION（敬慕）。我敬慕过许多人。我一向自认为是一棵弯曲的树，所以尊敬那些笔直的树木。的确，我们应该记得圣诞节前出门去买圣诞树的经验。那一排排可爱的树远远望去无不妙极，可就近一看，又没有一棵正合我心。这棵太弱，那棵又弯了，另一棵又太矮，等等。看人亦如此。毫无疑问，某些人之所以给我留下高大的印象，是因为我对他们了解有限，而我对自己的缺陷又过于一清二楚。

不仅对我自己的缺陷，而且对我生活圈子里其他诗人、画家的缺陷，我也一目了然。艺术与某种遗传缺陷之间的关联，与某种无能、异常或疾病的关联，几乎已成公理。作家和艺术家们的传记揭示了这种关联。举目四周，朋友和熟人们的生活经历更令我对此确信无疑。然而，人们也许会怀疑，这种联系只是视角不同产生的错觉。倘若我们对那些最平常的人做一番仔细的探察，其结果或许是，“正常”在他们中间也像在文学、艺术领域里那些知名个体中间一样稀少。名人的生活只是更多地被拿来展示而已。

我就是这样安慰我自己的。但这种想法并不妨碍我去寻索那些高于我的个体，因为他们不曾被扭曲。在分析的最后，无论对错，我还必须写下，我敬慕的能力属于加分而不是减分。

AFTER ALL（终究）

AFTER ALL（终究）。终究，我还是到处旅行过了。有些旅行出自我本人的意愿，但主要还是由环境促成，我因此到过世界上很多地方。在我还是维尔诺一名高中生的时候，我曾试图从有关俄国战争革命的图片中理出个头绪来；在那之外，一切都是未来，是个无法兑现的誓约。在法国、意大利、瑞士、比利时、荷兰、丹麦、瑞典——一个又一个，简直数不清——然后是北美和中美洲，我在旅途中体验过多少情感，它们有好有坏。所以我算部分地完成了我冒险家父亲的期望，虽然我从未真正成为一个国家和地域的收集者（这与我的浪漫幻想无关），因为生活对我有太多的苛求。不管怎样，在一个变化有增无减的时代，世纪之初还显得遥远陌生的事物，随着岁月的推移，变成了家常便饭。

我的先辈们很少跨出他们祖居的基日达尼地区半步，去走访一下我们的城市，如维尔诺或里加（Riga）。但是我父亲，甚至在去克拉斯诺亚尔斯克之前，便从一趟穿越波罗的海地区的旅行中带回了一些有关1910年欧洲的见闻。翻看他的荷兰影集，我会研究阿姆斯特丹的运河，就像我研究他1913年摄于叶尼塞河口的照片，照片中他站在弗里特约夫·南森的蒸汽船甲板上。

我小时候没什么照片可看。我对外国的想象建立在图片和木刻版画上——例如儒勒·凡尔纳和梅恩·里德作品的插图。不过那时电影院已经开始放电影了。

我到过许多城市、许多国家，但没有养成世界主义的习惯。相反，我保持着一个小地方人的谨慎。一旦我在一座城市中住下，我不喜欢冒险走出我居住的区域。这样，每天我就只好看那些一样的东西。这表明我害怕被打碎，害怕失去我的中心、我的精神家园。但是对此我也多少可以另外解释一番。我们毕生塑造我们的个人神话，越是早年的事其影响越持久。我越是远离家乡（我要说，加利福尼亚离我的家乡可是够远的），我越要找到与那个来自谢泰伊涅和维尔诺的故我的关联。我以此解释我何以要紧紧抓住波兰语不放。这种选择看起来既可爱又爱国，但说实话我是把自己关进了自己的堡垒，并且拉起了吊桥：让别人在外面闹嚷吧。我对被认可的需要——谁不需要被认可？——并没有强大到足以将我诱惑到外面的世界并促使我改用英文写作。我被另外的东西所召唤。

半个多世纪之后，我重返我的出生地和维尔诺，这就像一个圆圈最终画成。我能够领会这种好运，是它使我与我的过去重逢，这太难得了。这一经验强大，复杂，而要表述它则超出了我的语言能力。沉浸在情感的波涛之中，我也许只是无话可说。正因为如此，我回到了间接的自我表达方式，即，我开始为各种人物素描与事件登记造册，而不是谈论我自己。可以说是这样。

ALCHEMY（炼金术）

ALCHEMY（炼金术）。我这辈子有机会见证这个词的社会身价的改变。起初，人人都知道炼金术只是前科学的化学，这一行当大约属于魔法与科学的边界尚难界定的时代。后来，那些对炼金术世纪，即17世纪做过深入研究的学者提出了问题：“那时人们期望发现哲人石和提炼黄金，究竟意味着什么？”那些研究者发现了炼金这一行为的精神维度，发现了它与隐修传统的关联。在随后的时代，象征与原型受到尊重，卡尔·荣格、米尔恰·伊利亚德（Mircea Eliade）以及其他许多人，对此贡献良多。炼金术士的工作间不再只是摆满奇奇怪怪的曲颈瓶、蒸馏罐、烧火风箱的地方，因为那里进行的是最高层级的“转化”（transmutation，这是一个炼金术行当的常用词，表示从一种元素向另一种元素的转化）。最终，17世纪隐修士圈子里著名的“精神炼金术”的概念得到了维护。

我的生活经历可以照此理解：绿色，小地方，可怜巴巴的教育，虽然不配，却获得了进入炼金术士工作间的权利，而后有许多年，我坐在角落里，驼着背，观察并思考。当我离开那里来到广阔的天地之间，才发现已所学不菲。

ALCHIMOWICZ, Czesław（切斯瓦夫·阿尔希莫维奇）

ALCHIMOWICZ, Czesław（切斯瓦夫·阿尔希莫维奇）。在维尔诺市希吉斯蒙德·奥古斯特国王第一国家男子预科学校，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我们做过八年同班同学。有一段时间，我挺讨厌他。我对别人的不快（例如对坎普夫双胞胎兄弟）肯定源于我的某种嫉妒。比如说，阿尔希莫维奇，他长着一双长腿，皮肤黝黑，好看，他的篮球球技高超，这些大概惹恼了我——一个长着娃娃脸的男孩。遇有情况，我们这种不和就会被一群人推波助澜着，发展到动手的地步。我们一起参加了预科学校的毕业考试，之后便没了他的去向。我相信他是进了华沙中央商务学校，然后在维尔诺的银行工作，再后来参加了家乡军，再后来是在俄国蹲监狱，归来后在华沙坐办公室。他是每到毕业考试周年纪念日便会给居住在加利福尼亚的朋友，即斯达希·考夫纳茨基和我，发来签名贺卡的希吉斯蒙德·奥古斯特预科学校（Sigismund Augustus Gymnasium）的校友之一。他早已过世，斯达希也已西归。

ALCOHOL（烈酒）

ALCOHOL（烈酒）。“于是吃过晚饭我们就会跑到鲁多明纳先生的酒馆里狂喝痛饮。每一次开怀叫好之后，法国号就会吹响，姑娘们就会齐声欢唱：

他喝个精光，他喝个精光，一滴也不留！

嗬！哈！他一滴也不留！

上帝宠他，上帝宠他，祝福给了他！

嗬！哈！祝福给了他！”

（伊格纳奇·霍兹科《立陶宛素描》，维尔诺，1843）

这样的往昔压在我心头。在许多个世纪里我们这个民族一直被酗酒所困扰。但我开始喝酒并不早。我第一次闹酒是在扎赛兹饭店庆祝我们高中毕业的宴会上。但在上大学期间，我不属于任何哥们儿团伙，也从未戴过一顶兄弟会的会帽；事实上，我们“流浪汉俱乐部”甚至连啤酒都不喝。当然，如果有点儿闲钱，我会（通常跟老友们一起）去日耳曼大街旁狭窄的小巷里找一家犹太人开的小餐馆，就着犹太美食喝点儿冰伏特加。

我真正开始好酒是在华沙被占领期间。我的酒友是我未来的妻子扬卡，还有耶日·安德热耶夫斯基。耶日渐渐变得嗜酒如命，并且患上了肝硬化，他最终被这种病夺走了性命。能够保持一个健康的肝脏一直活到老年，算得上是一种悲哀的胜利，尤其因为这不是我爱惜肝脏的结果，而是我的基因使然。我沉湎于酒，但我总是留心将工作时间与撒开来喝的时候区分开来。我喝得最多的是伏特加。在法国，我也喝葡萄酒；在美国，我也喝波本威士忌。

酒精的最大坏处是它能把我们都变成傻瓜。然而我们内心睁着一只清醒的眼睛，事后将各种丑态摆在面前，毁掉我们对自我的良好评价。这使人感到羞愧。这种羞愧也有其教诲意义，它提醒我们，无论取得怎样的成就，驻留在我们身上的愚蠢都会暗中把它们破坏，因此不必装腔作势。畅饮之后是耻辱，还有后怕。比如一想起醉酒之后对德国人进行的无意义的挑衅，怎么能不后怕？

醉鬼邋里邋遢，惹人讨厌，这是常事。在作家中，我亲眼瞧见过瓦迪斯瓦夫·布罗涅夫斯基和马烈克·华斯科的醉态；另外，奥斯卡·米沃什曾给我讲过叶赛宁在巴黎的醉态展览。这些例子本来足以说服我戒酒，但是，老天爷呀，我的多少代祖先都曾为我不要贪杯而干过杯。我想象不出一个贡布罗维奇家的醉汉，他若不是有备而来他就不会来。

或许（这只是假设）在波兰人的内心深处，他们根本不喜欢自己，因为他们记得自己的醉态。是这样吗？

ALIK PROTASEWICZ（亚历克·普罗塔谢维奇）

ALIK PROTASEWICZ（亚历克·普罗塔谢维奇）。从他身上我初识上帝的冷酷，或者说我发现那“最高秩序”可能关心许多事，却并不关心我们所理解的同情的原则。亚历山卓，也叫亚历克，一个俄国人，我的同学。在维尔诺，沙皇时代留下来的俄国人没几个。后来，我跟他妹妹在大学里同修过法律。在我们班上，没有人因为亚历克是俄国人而把他当外人。他参加我们所有的活动，包括我们的远足野游（我记得那趟去特罗基的徒步旅行）。在我们走到精疲力竭的时候，他说应该“倒下”一会儿，于是我们便倒在一条沟里休息。

亚历克大约在十五岁时患病，以后再未回到学校。他瘫了，好像得的是小儿麻痹症，但那时不这么叫这种病。我们俩要好，我去看过他。他瘸了多年，慢慢地，学会架着双拐东摇西晃地挪动两步。后来，我认识了一些情况各异的人，尽管瘸着双腿，却依然全凭意志之力，学会了过上正常的生活。但是亚历克，本来朝气蓬勃，体格健壮，却被无助感压垮，深深地陷入沮丧。迈进他的房间，你好像就能听到那个问题：“为什么是我？”

AMALRIK, Andrei（安德列依·阿马尔里克）

AMALRIK, Andrei（安德列依·阿马尔里克）。或许20世纪最无法理解的就是那个自称为USSR，其他地方管它叫“苏联”的国家的垮台。苏联有世界上最大的政治警察队伍，耗费天文数字的资金把自己发展成天大的组织。它控制着千千万万的告密者，把一个劳改营网络覆盖在广阔的欧亚大陆上。为确保外国人不了解其制度的真相，苏联在宣传和间谍活动上也是不惜血本。这昂贵的恐怖机器以人道主义口号为掩护，看起来似乎确保了其绝对统治的持久性。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场上的胜利以及对划分欧洲的参与，显示出它的内部效率，使刚被征服的国家的人民接受它如同接受一种宿命。的确，随着时间的流逝，这块巨石上出现了裂缝；然而那些观察到它崩溃征兆的乐观主义者们却一度自讨责难，被指责混淆了愿望与现实。

我是温和乐观主义者中的一分子，这就是说，我期待着改变，不认为莫斯科会一直支配我们的国家，我曾想变化肯定要发生，但不是在我有生之年。依我看耶日·杰得罗依茨要有把握得多。他以英帝国和法帝国的倒台为参照，肯定苏联将要倒台，但即使是他，也不能预言这事将在何时发生。我知道只有两个人坚信苏联的绝对统治即将崩溃，不是在什么未来的某一天，而是再过十年，或者顶多再过十五年。

这两人中的一个就是安德列依·阿马尔里克。他于1932年生于莫斯科，是一位历史学家的儿子。作为一名俄国人，一个居住在莫斯科的人，他心里装着他们家族的法国世系。他喜欢提及他们西哥特人（Visigoth）的家族姓氏，阿马尔里克。有两位姓这个姓的国王参加过12世纪的十字军东征，还有一位姓阿马尔里克的罗马教皇使节，在十字军与阿尔比派教徒开战并攻打下贝济耶城之后，因高喊“把他们杀光，上帝会决定他们谁好谁坏”而出了名。中世纪有一位名叫阿马尔里克·德·拜纳的人，信奉异端邪说并为其信念而殉难。俄国阿马尔里克家族的祖先在19世纪从阿维尼翁移居到俄国。由于对过去感兴趣，安德列依学了历史，硕士论文写的是基辅罗斯。当他被要求改写论文以符合有关原统治者为斯拉夫人而不是斯堪的纳维亚人的官方论点时，他拒绝了，因而始终没能拿到学位。他趟出了一套自己的生活方式，打打零工，只求能够保持内心的自由。他既没反抗过国家也没承认过国家。他不读报因为报纸撒谎。他写下的东西，包括以荒诞戏剧精神写下的五个讽刺剧本，全都不适合出版。其有意隐遁的策略令我想到约瑟夫·布罗茨基。而且他于1965年被捕后所受到的指控也与布罗茨基相仿：寄生虫（指他协助一些知名画家将作品送到国外）。他被判两年流放，发配到西伯利亚一集体农庄劳动。关于这段经历他写了本书，名为《不情愿的西伯利亚之旅》。书稿偷送到国外，1970年在纽约出版。我读了这本书。书中对俄罗斯农村的细节观察帮助我更好地理解了阿马尔里克的论文《苏联能否支撑到1984年？》。他采用了合法的、逐步争取自由的策略，使用真名，出具地址，公开讲话。这本薄薄的书其实只是篇论文，1969年出现在阿姆斯特丹，然后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包括由巴黎《文化》杂志出版的波兰语译文。

1966年阿马尔里克获准从流放地返回，但1970年他再次被捕，被判处三年严管营改造并遣送科雷马执行。他活了下来，但又被追加了三年刑期。安德列依·萨哈罗夫组织了一场国际抗议，使得对他的刑罚由严管营改判为国内流放。他于1975年从流放地返回莫斯科，然后于1976年来到西方。荷兰乌特里希大学、美国哈佛大学和胡佛学院先后款待过他。

阿马尔里克的预言后来成真，只在时间上有几年出入。自然，我们今天对其预言的理解与那时有所不同，那时，人们有理由怀疑阿马尔里克的预言是不负责任的胡言乱语。作为其同代人中的异类，他一直被比作沙皇尼古拉一世判决为疯人的彼得·恰达耶夫。就像后来证明的那样，阿马尔里克的判断尽管极端，却绝对清醒。

作为一名历史学家，他曾写过有关基辅罗斯渊源的东西，而现在，如其所言，他写的是这同一个绝对统治的终结。苏联学家们把功夫全花在了从西方进口的马克思主义上。与他们不同，阿马尔里克坚持认为，正是由于有了马克思主义，这种绝对统治才得以扩张，就像古罗马由于接受了基督教，其存在才得以延长数世纪之久。他不曾论证过这一论点，但他据此将研究指向了他的国家的独特之处，在这一方面他有许多先行者，以恰达耶夫为第一人。阿马尔里克把沙皇及其后继者的国家比作发酵的面团，一动不动就能发起来。他将“社会中层”或官僚阶级的思维僵化看做苏联即将垮台并丢失领土（两德将要合并，东欧国家将获得独立）的一大征兆，那些人没有能力做出明智、大胆的决策，他预计他们仅仅出于害怕失去权力的心理才做出许多决定。总的来说，阅读阿马尔里克使我们认识到苏联倒台的原因之复杂。关于这一点人们现在讨论起来无休无止，但全是事后英雄，而他却是先知先觉。他把人的精神因素包括在了苏联倒台的众多原因之中：对这个国家的人们来说，个人权利与尊严是一些异己概念，自由被等同于无政府主义，而公正意味着我的邻人过得像我一样差，如果别人过得好，那就是不公正。与此相关的还有科学进步与根深蒂固的习惯之间的反差。“苏联火箭已经飞抵金星，而在我居住的村子里人们还在用手刨土豆。这不应该被视作滑稽对比，这是一道裂缝，它将深化为一座深渊。此事的关键不在于刨土豆的方式，而在于这样一个事实，即大多数人的思维水平并不高于这动手刨土豆的水平。”

尽管阿马尔里克生活条件恶劣，但他作为一个自由人，当得起别人对他的敬慕，不过我并不想把他抬高成一位先知。他曾预言苏联与中国之间将爆发战争，他在其中看到了一场大灾难的祸端（发生在阿富汗的战争替代了这场战争）。他也曾对历史的终结有过启示录式的预感，即大众被压抑的杀人欲望会突然爆发，但这事并未发生。我相信，在他欲使其洞察力理性化的努力背后，隐藏着他在西伯利亚集体农庄的经历。一种对于如此悲惨、如此残酷的生活方式的恐惧，转化为要求某种历史复仇的呐喊。然而他所开列的导致苏联垮台这一事件的原因仍显不足，那时它在我们看来还像是完全不可能发生的事情。

我是在帕洛阿尔托（Palo Alto）遇见的阿马尔里克。我也遇见了他的画家妻子纠泽尔（Gyuzel）。他们在西伯利亚结的婚。纠泽尔是鞑靼人，她告诉我她生于莫斯科，是一位公寓楼看门人的女儿。在那里干看门人这种营生的主要是鞑靼人：“很久以前，我们统治过古代的罗斯，所以他们为了报复，把我们全变成了看大门的。”

在西伯利亚，以及安德列依被释放以后，纠泽尔分担了他的命运。她被艺术家联合会拒之门外，无法展出自己的作品。我在美国没见过她的绘画，也不知道她是哪一类画家。我被她的美丽和魅力所吸引。

阿马尔里克没能活着看到他的预言实现。他于1980年死于一起车祸，当时他正在赶往西班牙一个会议的路上。自那以后，我常会试着想象在失去安德列依之后，纠泽尔将怎样度过她的余生。

另一位曾坚持认为当时苏联正处在垮台边缘的人是立陶宛政治学家亚历山德拉斯·什特罗玛斯（Aleksandras Sztromas），他从立陶宛跑出来的时间不长，在美国一所大学任教。说真的，我们共同的朋友托马斯·温克罗瓦自从在苏联军队中干过差事，便对该体制的混乱与腐败了然于胸，他也预计苏联统治不会长久，但什特罗玛斯坚信它只能再存在几年而不是几十年。

AMBITION（抱负）

AMBITION（抱负）。它在受伤时就会凸显出来。由于伤害它的原因足够多，我们必须始终有办法来应对它。我们整个社会际遇的戏剧都取决于它；它是牵引我们一出出悲喜闹剧的幕后力量。

关于我自己，可以说，我既曾高居峰顶，也曾落身谷底。在峰顶，抱负稍许得以放松，这是成功的一个好处。在谷底，事实证明，由于无从选择，一点小小的成功就能成为安慰。不止一位不成功的艺术家被这个或那个半瓶子醋捧晕了头，不止一位地方机关小职员为他收集的邮票沾沾自喜。

说到底，抱负就是叔本华的意志，一种等同于生物学意义上的恐惧与驱动的力量。然而不是有了意志便万事俱备，搞体育的都明白日常强力训练的巨大意义。把自己打开，彻底放松，舒舒服服处于某种消极状态，让身体和谐运转。在诗歌写作上，尤其需要这样；用强力是没有用的，天助不会管我们当得起当不起。一方面要奋力争取认可与声誉，另一方面又要创造出能够为自己博得声誉的东西，这两者是一对矛盾。

多年一直身处谷底，在一个传授不为人知的小语种的无关紧要的系里当一名教授，我从一些微末的小事中找到乐趣，这化解了我壮志不得酬的愁闷。

AMERICA（美国）

AMERICA（美国）。何等壮丽！何等贫乏！何等人道！何等残暴！人际何等友善！个人何等孤寂！对理想何等忠诚！于现实何等虚伪！良知的何等胜利！良知的何等扭曲！矛盾的美国会向在这儿成事的移民显示它的真面目（虽然并不非得如此），那些没能成事的人，看到的只是它的残酷。我成了事，但我总牢记这要归功于我的幸运星而不是我自己，我是与整个不幸为邻。我还要说：一想到劳作者的筋疲力尽和落空的希望，一想到拘囿着见弃于世者的庞大的监狱系统，我对美国的装饰物，那些隐现于郊区万绿丛中的幢幢华屋，就会心生疑窦。

在我的学生时代，美国受益于胡佛战后紧急救济的努力，成了我眼中的一片白面包、一杯可可。先是美国的海魂衫，然后是玛丽·碧克馥和查理·卓别林的电影大行其道。几年后，我崇拜上了女演员西尔维娅·西德尼。如果当时有人告诉我，有一天我的照片将与她的照片毗邻出现在《美国名人录》中，我会何等惊诧。那些电影显示出美国已经开始了它的膨胀。此外有几条大街也显示出这一点，像维尔诺的日耳曼大街，或德罗戈贝奇的某条大街，布鲁诺·舒尔茨描绘的“鳄鱼街”以后者为原型。我后来得以肯定，它们与曼哈顿东边那些相当破旧的街道相差无几。

在本世纪的历史进程中，“大海怪兽”的说法甚嚣尘上，一个又一个“怪兽”被指认为美国的敌人和竞争对手，其中最重要的竞争对手是苏维埃俄国，因为美苏不仅在军力上对垒，在有关人类典范的问题上也各不相让。以乌托邦原则创造“新人类”的努力是一项巨大的工程，那些事后不再理会这一梦想的人显然不理解这种竞赛的利害所在。最终“旧人类”胜利，而且借大众传媒将自己的典范推广到全球。远观此一问题，我们应该在文化领域寻找苏联失败的原因。苏联尽管在宣传上花费了天文数字的资金，却无法劝说任何人接受其典范，即使是在为其所征服的欧洲国家。在这些国家，人们以嘲弄的态度接受其努力的成果，并且在其中看到野蛮人的自我装饰毫无魅力可言。

冷战，这民主的美国与阴郁的东方专制主义之间的冲突，剥夺了许多人自由判断的权利，甚至剥夺了他们清亮的视野，因为对美国漠不关心会被认为是亲共的表现。

20世纪的美国向前跨了一大步，这是她以前无法想象的。世纪之初，艺术家与作家们纷纷从这个被认为是乏味的、物质主义的、只知道赚钱的国家，逃往巴黎和伦敦那样的旧文化中心。到世纪之末，所有国家的艺术家与作家们又纷纷踏上美国之旅，来到这充满机遇的土地。如今，是纽约而不是巴黎，成了世界绘画之都。在西欧已经萎缩到像古币收藏一样的诗歌，在美国的大学校园里找到了听众，找到了整个的系、学院和各种奖项。我意识到，如果我一直待在法国，我就不会在1978年获得纽斯塔特奖（该奖被视作小诺贝尔奖，一般是获得诺贝尔奖的第一步），或者后来的诺贝尔奖。

今天已经很难想象在世纪之初美国离欧洲有多远。一个大洋分开了两块大陆。那时人们一说到旅行就会想到海难，它们见载于整个19世纪的画报杂志。我第一次从英格兰启程来美国是在1945年底到1946年的冬天，旅途上花了大约十二天的时间。小轮船急迫地爬上海水之山，又忽悠一下子落入波谷，然后继续攀登。后来，飞越大西洋的航空旅行不再稀奇，有一次我甚至坐上了法国的协和飞机：配着葡萄酒的晚餐刚刚端到奶酪盘子边，我们已经到了巴黎。

人们向美国进发，多数人就留在了美国，但偶尔也有人打道回府。距我出生的庄园不远，在美丽而富裕的佩克斯瓦村，有一座引人注目的“美国屋”。后来发生了一件事，简单地说，它掀开了一个角，使人得以窥见苏联统治之下农业集体化的立陶宛究竟发生了什么。这个村子位于大森林的边缘，曾为“森林兄弟会”提供帮助。住在“美国屋”里的一家人被杀害了，房子也烧毁了，村民们被流放到西伯利亚的泰加林带，村子夷为平地。

我妻子扬卡的父亲也是自美国打道回府的人中的一位。一战前，卢德维克·杜丝基（Ludwik Dłuski）在东海岸的几家冶金厂干过几年。一看到纽约市北哈德逊河谷那些废弃工厂生锈的厂房架子，我就会想起他来。在那些旧式工厂里，杜丝基先生起早贪黑，命运一如其他不是在自己的土地上劳作的人们。后来工会争取到的权利和好处他们一样不曾享有。他回到了华沙，在华沙，生活或许艰苦，但不必拼死拼活（他当上了法警），而且，至少，没那么孤独。

AMERICAN POETRY（美国诗歌）

AMERICAN POETRY（美国诗歌）。首先，存在“美国诗歌”一说，但不是在韵文中，而是在散文里。费尼莫·库柏，在其作为青年读物的节本里，堪称诗人。他全部有关开拓者的小说适合缩编为一卷（库柏会因此变得更出色）。此外还有梅恩·里德、卡尔·梅。埃德加·爱伦·坡的《钟声》曾被一本文体参考书用来做象声的例子。很久以后，我听说美国诗人们认为这种对声音的模仿简直可怕，英语不能容忍这种带有节奏的刺耳噪音。但是对法国人和俄国人来说，坡是一位伟大的诗人，他把诗歌主要当成一种“声音的魔法”。他有一首诗名为《尤娜路姆》（“Ulalume”），那是真正的魔咒。因为这首诗我准备大大地原谅他，尽管这首有着抑扬格节拍的诗更容易译成俄语而不是波兰语。

如果我是一个匈牙利诗人，或捷克诗人，或塞尔维亚诗人，或克罗地亚诗人，那么我所凭借的资源会多多少少差不多，因为，我不好意思承认，我们这些国家主要是模仿西方。我们的现代主义来自法国，也有一部分来自德国。一战之前，有过一阵子，沃尔特·惠特曼的大名响遍欧洲，但只有一个国家对他真正痴迷，而且后果可怕。贝尔格莱德的青年革命者们把他当成一位政治诗人来诵读，尊他为民主和全体大众的歌手，视他为君王们的敌人。其中一人名叫加弗里洛·普林西普（Gavrilo Princip），开枪刺杀了斐迪南大公。这就是为什么说一位美国诗人要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负责。

惠特曼的某些诗翻译成了波兰语，在阿尔弗雷德·汤姆（Alfred Tom）的译文中有几首诗给我留下了持久的印象。但一般说来，一战前美国诗歌还是默默无闻。在华沙，只有到了30年代晚期，学习英语才变得时髦起来。1939年我在华沙观看的最后一出戏剧是桑顿·怀尔德（Thornton Wilder）的《我们的小镇》，一部诗情画意的戏剧，讲的是美国人寻根的故事。后来在美国，我和怀尔德处得不错。

1945年春天我在克拉科夫编过一本英美诗选，不同译者的译文是从各处收集而来。当然，就像整个波兰知识界，我是个西方文化的追慕者，我的左派倾向并没有改变我的亲西方主义。除此之外我还有一个严肃的打算：如果能够出版这部诗选，它将为打破苏联的灰暗控制做点事。然而，政府的政策很快变得不那么宽松了，诗选也就没能出成。

之后，我翻译了大量美国诗歌，依然不无矫正时风的想法。1956年以后，一切都变了，翻译西方诗人的作品变得可以接受。渐渐地，人们发现了美国诗歌，直到翻译作品铺天盖地而来。这样一来，别人能做的事就不再需要我来做了，尤其在翻译方面，我觉得我没法与才华横溢的斯坦尼斯瓦夫·巴兰恰克相比。

在所有美国诗人中，一直让我倍感亲切的就是沃尔特·惠特曼。他满足了奥斯卡·米沃什所说的伟大所需要的条件。奥斯卡要求一部作品应该像一条河，裹挟着滚滚泥沙与断木残枝，而不是仅仅带来些天然金砾。因此不应视乏味的章节、重复、大规模地列举事物为恼人的东西。惠特曼是“纯诗”的反面。但与此同时，一个人体验惠特曼就像体验一位绘画大师的巨幅画作，通过仔细观察，你会辨识出许多夺人的小小细节。

我对我的美国同辈不那么信任。毫无疑问，我的《论诗歌》借用了卡尔·夏皮罗年轻时所作的《谈韵脚》（Essay on Rime）中的某些想法；两篇作品都是长诗。然而由于我沉浸于波兰的语言文化，以及我小心养成的“小地方人”的姿态，我保持着决然的独立。

美国诗歌土地上充满奇观，毕竟，它崛起于伤口和抗议（我们不应给惠特曼表面上的民主冲动所误导），崛起于向欧洲的逃遁（庞德、艾略特、弗罗斯特），崛起于无政府主义的“垮掉派”，他们向摩洛克吐唾沫（金斯伯格）。而所有这一切都将被摩洛克所消费，在其他大陆上利用这一切来自我颂扬。

AMERICAN VISA（美国签证）

AMERICAN VISA（美国签证）。你既然能够待在美国，为什么还要抛下家人返回欧洲？扬卡热爱美国；她想让我留下，但也怕我会以此怨恨她。在危险的1950年，我为我的鲁莽设立的底线是：万一出了什么事，华沙的人也不能把我的家人怎么样。我真能留下来吗？波侨——侨居美国的波兰人社群——会放他们的狗出来咬我。说到底，我犯了一桩大罪，因为是我而不是他们，在美国创立了第一个受到资助的波兰文学讲席，把曼弗雷德·克里德尔教授弄到这个讲席上来。钱来自华沙，可以说是“布尔什维克卢布”。也许，不管波侨如何，我当时在美国生存下来是不成问题的，但我想在波兰驻巴黎大使馆坚持到情况有所改观。这一努力未能成功，我困在了法国，既没钱，也没工作。

我们自己看自己同别人怎样看我们是两回事。总是为此而生气毫无意义。他们爱怎么看就怎么看吧，就这么回事。向美国驻巴黎大使馆打我报告的利沙德·福拉伽（涅兹布热茨基）在我看来是个笨蛋，因为作为波兰东方情报部门的前任头目，他本该足够精明，不至于怀疑我是苏联鼹鼠，但他的确相信我是鼹鼠。对美国波侨来说，我是“诗人米沃什，贝鲁特的波兰的大诗人”，我不能责怪他们既没听说过我战前的诗集《三个冬天》，也没听说过文学杂志《垂直》和《雅典娜神殿》，等等。他们对曼弗雷德·克里德尔作为波兰文学学者的崇高地位一无所知。他们通过大量信件和便条，表达了应尽一切努力阻止一个危险人物进入美国的观点，这使我获得签证的希望一下子变得极其渺茫。扬卡与美国政府部门持续交涉了好几年，注定毫无结果，她一定是因为完全不能理解那里的官僚，情绪突然失控，冲他们大吼：“你们会后悔的，因为他将来会得诺贝尔奖。”往最好里说，他们认为扬卡的这次爆发证明她在涉及她丈夫的事情上已经丧失判断力。

即使很久以后，即使我在法国已待了很长时间，并且对移民美国已不抱奢望，我受邀赴加州大学讲学并且在1960年获得签证的消息还是令许多人愤恨不已。这一情况我是从《钢笔素描》（1960）的作者安德热依·博布考夫斯基（Andrzej Bobkowski）的通信集里发现的。那时我已出版了《被禁锢的头脑》，在博布考夫斯基看来，这本书证明我将对学生们胡说八道，因为我在书中发明了什么“凯特曼”以及诸如此类的胡思乱想。我欣赏博布考夫斯基的《钢笔素描》，但他如此下笔，只是表达了他深深的成见。说真的，他也深信选出约翰·F．肯尼迪做总统是美国的灾难，因为肯尼迪是一名民主党。在我受雇为教授之际，齐格蒙特·赫兹写信告诉我，巴黎某位名人就此说：“这事我永远不会信。”

二十多年以后，我坐在白宫。我是受里根总统邀请来接受他亲自为我颁发的一枚奖章，表彰我对美国文化做出的贡献。坐在我旁边的是大名鼎鼎的建筑家、巴黎卢浮宫前玻璃金字塔的设计者贝聿铭，还有畅销书作家詹姆斯·米切纳（James Michener）。晚餐时我紧挨着里根的私人朋友弗兰克·辛纳屈就座。我要不要说说我当年为了拿签证遇到过多少困难？我要不要说说他们当年还不想让我入境？这一切在我看来已像旧石器时代一样遥远。想到命运那绝难想象的诸多把戏，我只能自己撇嘴一笑。

ANCEWICZ, Franciszek（弗朗契舍克·安采维奇）

ANCEWICZ, Franciszek（弗朗契舍克·安采维奇），或安采维丘斯·普拉纳斯（Ancevicius Pranas），萨莫吉希亚人，一位无神论者、马克思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反共分子、国际主义者。此人体格壮硕，头顶大麻纤维般的重发，鼻架角质框眼镜。1929—1939年间，助理教授艾日尼克（Ejnik）曾经主持法哲学预备研究班。那时，彼得拉日茨基学说的追随者朗德教授刚离开大学，教员中唯有艾日尼克小姐承续其思想路线。普拉纳斯出现在预备研究班上。他开口说话时结结巴巴，满脸通红，因为他几乎说不了波兰语。此前他生活在维也纳，那儿有卡尔·马克思之家，奥地利的马克思主义者们对他照顾备至。1926年他参加过社会主义者的暴动，自那以后他在考纳斯就成了受到监视的人物。所以说他过的是一种流亡生活。我与他长期的友谊是我从小地方出来以后成长经验的一个组成部分。

这位朋友在维尔诺读完法学院并获博士学位，之后进入东欧学院的苏联学研究班。在那儿，他与学院当时的书记特奥尔多·布日尼茨基建立起友谊，也成了来校讲学的斯坦尼斯瓦夫·巴琴斯基（Stanisław Baczyński）的朋友，后者是诗人克日什托夫的父亲。在30年代末期，当地方长官博茨亚尼斯基发起反立陶宛人和白俄罗斯人的运动时，巴琴斯基建议普拉纳斯搬到华沙，并且在那里为他找到一份工作，我想是当图书管理员。1939年，战争来了，普拉纳斯回到维尔诺，然后作为中立立陶宛新闻记者赶赴德国。苏联人占领维尔诺时他正在德国。1940年秋我们在华沙相遇；他是从柏林跑回来变卖房产的。他努力劝说我去柏林找他。我问他我怎样才能走成，他回答说：“这容易。我们的领事馆也许关门了，但所有需要的印章还在，我会寄给你一份安全通行证。”我问我们社会主义组织“自由”的头头兹比格涅夫·米茨纳（Zbigniew Mitzner）我是否应该接受，他说：“接受。得有人到柏林去拿那些缩微胶卷。”我就这样拥有了一份立陶宛旅行证件。如果我遭到围捕，这份证件可以保护我，但也不一定，因为它在德国人那儿并没有备案。也是在这个时候，盖世太保发现了社会主义者设在瑞典驻柏林使馆的“邮箱”。

德国人占领立陶宛后，普拉纳斯回来，在沙乌莱当了一名律师。随后不久，他与妻子孩子穿过燃烧的普鲁士去了西方，几年之后又移民加拿大。尽管夫妇俩都拥有博士文凭，但在加拿大他们都成了工厂工人。作为工会的一名活跃分子，普拉纳斯人缘好，人气旺，竞选过国会议员，但未能如愿。他家中藏有大量政治和政治学书籍。

我们在维尔诺同住一间宿舍的时候，他便遭受着周期性的抑郁的折磨，总是不能自拔，好像疾病缠身。如果不是还记得这个，我一定无法解释他何以会自杀。他体壮如牛，但终生饱受灵魂疾病反复的侵扰。

ANGELIC SEXUALITY（天使性态）

ANGELIC SEXUALITY（天使性态）。那独一无二的女性现身于何时？但丁的贝阿特丽切既非其妻，亦非未婚妻，只是一位偶尔远距离投来一瞥的少女。但是她在《神曲》中与但丁相遇。在维吉尔把诗人带至炼狱最高层后，她接替了维吉尔，成为但丁的向导。这一高不可攀、为人崇拜的中世纪女性的理想形象，在朗格多克游吟诗人的抒情谣曲中同样反复出现。将妇女的身份提升到引领一个人进入amore sacro（圣爱）的高度，是一种圣母崇拜的反映。

后来，基督教文化屈从于异教拉丁诗歌的影响，拉丁诗歌并不表现爱的迷狂，尽管有无数诗作歌咏女人的美丽。18世纪，理性的时代，性风俗解扣，领风气之先的是意大利，所以卡萨诺瓦的日记看来不止反映他自己的冒险。独一无二的、非其莫属的女人属于浪漫主义，少年维特既然无法赢得她的芳心，必然只有自杀。这种自杀的原因对于斯多葛信徒、伊壁鸠鲁信徒以及拥抱古典哲学的人来说，完全不可理喻。

然而，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人们，包括波兰的浪漫主义者，是置身于一种完全不同的阅读环境。他们从阅读中了解到什么叫两个灵魂的结合。在斯沃瓦茨基（和巴尔扎克）尚处童年的时候，斯威登堡的著作便滋养了他们的想象力。顺便我们还应注意到，斯沃瓦茨基的《思想时刻》和巴尔扎克的两部“斯威登堡式”小说《塞拉菲塔》（Séraphita）和《路易·朗贝尔》（Louis Lambert）差不多同时写于19世纪30年代。斯沃瓦茨基的卢德维卡·希尼亚德茨卡是一位想象中的爱人，而实实在在的韩斯卡夫人身体里却活着一个异常情绪化的胖大男人。《塞拉菲塔》有所用心，其意在解除主人公对他所爱之人的那种天主教式的重重顾虑，并使他最终踏踏实实地与来自维日霍夫尼亚的女子在婚姻中结合。

没有什么神学知识体系能如斯威登堡想象的大厦，将两个人的爱情确立在中心位置。由于感官世界与精神世界相互应和，尘世的未了情会在天堂继续。在他的体系中，这尘世的爱情既不受中世纪禁欲主义的羁绊，也不受柏拉图理想观念的左右。在他看来，婚姻使爱情得到满足，这满足属于肉体，但必须恪守一夫一妻之道。他以同样的目光看待天堂，因为天堂里所有的天使均从人类转化而来。他们保持着青春的力和美，保持着他们的性向——阳刚与阴柔。他们性的驱动力依然如故，而且高强的性功能丝毫不减。尘世中幸福的婚侣重逢于天堂，回返青春年少的时光；那些单身男女也在天堂里找到自己的另一半。

我在斯威登堡这里发现的天使性态，不是对身体的剥夺，不是向虚无缥缈的天界的逃遁，不是绵绵不绝的渴慕与梦想。它是肉体的，超越尘世而又属于尘世，它不同于背负罪恶的爱，只在于它的情欲只导向唯一的某人。尘世的生灵以实现双方完美的灵肉和谐为目的，如果做不到这一点，他们会在荣登天界之后继续，他们之间永远不会相互厌倦。

巴尔扎克《塞拉菲塔》的主题事关雌雄同体。这是阳性灵魂与阴性灵魂的结合，并由此形成一种中性结合体。巴尔扎克之所以以此为主题，也许是因为斯威登堡认为一对婚侣会在天堂里完全结合，他将这对婚侣合成一位天使，而不是两位分说。我们发现，无论《塞拉菲塔》，还是巴尔扎克企图劝说韩斯卡太太接受斯威登堡教诲的信件，都没能改变其劝说对象的观点，包含其中的对于基督教信仰的批判顶多给她的天主教加入了伏尔泰主义。

我如何知道这些？我不是巴尔扎克专家，但我了解法国，法国的评论研究遍地都是，这使我得以有所涉猎。在《人间喜剧》的背后隐藏着一套复杂的哲学架构，通常被那些只把巴尔扎克视作一位现实主义者的人们所低估。《路易·朗贝尔》这部小说巴尔扎克写过不止一遍，其主人公是一位卓越的思想者，他探索了两个交织在一起的思想领域：“科学的”与神话的。在后一个领域斯威登堡的影响随处可见。但即便如此，小说是基于二手知识，在这一点上，巴尔扎克与斯沃瓦茨基的情况相同。

许多作家着迷于斯威登堡（多重）天堂与（多重）地狱的意象，在很大程度上，这大概是因为传统基督教的地狱和永恒诅咒的意象与仁慈上帝的概念不相吻合。人们更容易想象出一种倾慕者之间的自然吸引，是他们之间的亲和之力而不是任何审判，使得他们向天堂飞升却落入地狱。诗人们也从斯威登堡那里有所受益（比如波德莱尔），他们从他那儿借来有关肉体世界与精神世界相互应和的思想，并称这类应和为“象征”。

ANONYMOUS LETTERS（匿名信）

ANONYMOUS LETTERS（匿名信）。“人们不喜欢你，米沃什先生。”这是一个匿名来信者的话，附在他寄给我的文章复印件之后。这篇写我的文章颇让人讨厌，发表在波兰流亡者的报纸上。他这话说得倒没错，因为除了一小拨人，从来没有人喜欢我。我们没有理由肯定我们自己正确。但我的敌人们，那些经常给我写匿名信，或朝我放暗箭的人们，相信他们自己是正确的。首先，我浑身的毛病让人很难把我摆放到一个受崇拜的位置上，尽管这方面有明显的社会需要。其次，我时常在臧否人物时出言不逊，喷发出我的嗜血天性，现如今我觉得那纯粹是粗鲁无礼。第三，自打我写作生涯开始，被我开罪和拒绝过的人就指责我傲慢自大，他们的指责已经成为我的家常便饭。想一想，竟有那么多人通过写作、画画、做雕塑加入了争吵。等级观念禁止人们赞扬那些在他们看来不值得赞扬的成果，但一想到某位诗人——比如说，他把一首新诗送给我，他为他的诗感到骄傲，期望得到我的赞扬——我还是会痛苦。我面临着选择：我可以写信告诉他他的诗写得不好，或者我就不回应。这事不是我编的，我就是这样伤了亚历山大·扬塔（Aleksander Janta），我们的友谊就这样走到了尽头。

ANTHOLOGIES（作品选）

ANTHOLOGIES（作品选）。在旺斯（Vence），贡布罗维奇曾拿我开玩笑：“你能想象尼采去编什么作品选吗？”但我还是勤勤勉勉地搜罗材料编选作品，在这项活动中能看到一个人的热情，这种人要么对自己没把握，要么就是太骄傲，不能只把自己供上高台。我的第一本作品选《当代诗选》（维尔诺，1933）是与兹比格涅夫·弗莱耶夫斯基（Zbigniew Folejewski）一起编的，这完全是种革命狂热的产物。第二本是地下出版物《独立之歌》（华沙，1942）。第三本是一部英美诗歌汇编（克拉科夫，1945），从未出版。第四本，《波兰战后诗选》（纽约，1968）。第五本，《有用之书摘抄》（克拉科夫，1994）。第六本是第五本的英译，出版时改名为《明亮事物之书》（纽约，1996）。就这样将种子迎风播撒，总会有所收获。

作品选大概可被视为文学门类中的异类，就像不同作者思想的摘抄，后者又被称作名言录。在一个量化繁殖的时代，作品选可以使个人的声音不致于被集体噪音所吞没。

ANUS MUNDI （世界肛门）

ANUS MUNDI （世界肛门）。世界的阴沟。某德国人1942年曾这样白纸黑字地定义波兰。我在那里度过了战争岁月以及战后一些年头，在许多年里，我试图理解一个人怀揣这样的经验度日，究竟意味着什么。哲学家阿多诺说过一句广为人知的话：在奥斯维辛集中营之后，写作抒情诗将令人厌憎。哲学家伊曼纽尔·列维纳斯将1941年确定为上帝“抛弃”我们的时间。而我，明知这里发生的一切，却在这“世界肛门”之地，这事发生的核心之地，写下了我的田园短歌《世界》及其他作品。我是否应该为此受到谴责？可能的话，最好写下一份指控状，或者一份辩护词。

恐怖是生物世界的法律，而文明存心掩盖这一真相。文学和艺术有提纯和美化的功用，倘若它们描绘出赤裸裸的现实，正如每个人所怀疑的那样（但我们保护自己免受这种知识的侵扰），那么没有人能够受得了。我们可以指控西欧文明是骗子的文明。在工业革命时期，它以人类做牺牲来奉享进步大神（Baal of progress），然后又卷入堑壕战。很久以前，我读到过某位乌里希先生的手稿。他作为一名德国步兵在凡尔登（Verdun）打过仗。他们那些人被俘之后的处境有如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囚徒。但是遗忘之水盖过了他们的磨难和死亡。文明的习惯具有某种持久的特质，在西欧占领区，德国人显然感到窘迫，还会隐藏起他们的目的；而在波兰，他们彻底放手蛮干。

当人们被公然的罪行惊呆时他们会喊出“这不可能！”这完全可以理解，完全符合人性。然而事实是，这是可能的。但那些宣称上帝“在1941年抛弃了我们”的人，其作为却像是在维护一种作为镇痛剂的人类文明。人类一千年来相互仇杀，究竟是什么样的历史？姑且不提各种天灾，亦且不提14世纪导致欧洲人口锐减的黑死病。我们更不需要一个公共大舞台来展示人类生活的某些方面，展示他们对于生物法则的顺从。

生命不喜欢死亡。只要有可能，躯体就会站在死亡的对立面，坚持心脏的收放，传布血流的温暖。在恐怖之中写下的轻柔的诗歌宣示了向生的意愿。它们是躯体对于毁灭的反抗。它们是carmina（歌曲），或次第展开的咒语，恐怖暂时消失了，安宁浮现——一种文明的安宁，或者说得更贴切些，一种幼稚的和平。它们给我们以安慰，让我们懂得发生在这“世界肛门”的事是暂时的，而安宁将会长久——虽然这一点无法确定。

AOSTA（奥斯塔）

AOSTA（奥斯塔）。上帝降福给那些喜爱狩猎的君主。在阿尔卑斯山南坡，他们选定奥斯塔山谷作为皇家猎苑，禁止砍伐山林，也不许任何人惊扰猎物。正因为如此，奥斯塔山谷如今才成为国家公园。一些稀有动物物种在那里得以幸存——例如阿尔卑斯山羊（不应该把它们与北美落基山脉发现的美洲山羊混为一谈）。50年代我们在法国的时候太穷了，买不起汽车，去不起奥斯塔。后来是马克·古德曼（Mac Goodman）开着他那辆宽大的美国车带我们到那里走了一趟。道路颇艰，急转弯处下临陡壁。然而转眼便看到迷人的山村。高山草地郁郁葱葱，一道道清澈的溪水、小河流着流着便消失其上。

ARCATA（阿卡塔）

ARCATA（阿卡塔）。加利福尼亚北部太平洋之滨的一座小镇，靠近俄勒冈州界。始终是灰色的天空，海雾蒙蒙，从无丽日。那儿能住人吗？或许是作为一种惩罚。然而的确有人住在阿卡塔，因为他们不得不住在那儿。他们中的大多数在保存至今的红杉森林里当伐木工，但总是受到周期性失业的威胁，他们当然仇视那些有心断其生计的生态工作者。对那些感情用事的“抱树人”（tree-hugger），他们拿加州州长、后来成了总统的罗纳德·里根的名言大事反击：“见到一棵红杉，你就见到了所有的红杉。”

红杉森林极其阴郁，因为它们需要持续的潮湿环境，生长在大雾常年不散的地带。有些巨大的红杉树直指苍天，它们的树龄大概在千年以上。在树身之间，雾带横贯，低处则是完全的幽暗，而底层杂木彻底不见。当这样一棵巨杉倒下，遗木上又会迅速抽出嫩枝，伸向天空。这样一棵树可以剖成大量上好的建筑材料，这是伐木利益与生态工作者之间战事不断的原因所在。

ARON, Pirmas（皮尔玛斯·阿龙）

ARON, Pirmas（皮尔玛斯·阿龙）。特奥尔多·布日尼茨基和我开玩笑似的创造出了这个人物。布日尼茨基想到了由几位俄国作家虚构出来的诗人科兹玛·普鲁特科夫（Kozma Prutkov）。“皮尔玛斯”（Pirmas）在立陶宛语中是“第一”的意思，所以他的名字就是“第一个阿龙”。阿龙·皮尔玛斯在《灾祸派》上发表诗歌。我后来认出他的诗歌《我穿越捷克之旅》是出于我的手笔，尽管现在收入了布日尼茨基的一本诗集。在这首诗中，皮尔玛斯自我描述为“犹太人与立陶宛人的汞合金”。其他人也用这个名字发表过东西。后来（是什么时候？）皮尔玛斯把他的名字“阿龙”改成了“阿丽尔”（Ariel），好像有好几个人用这个假名在《维尔诺信使报》上发表过他们的作品。

ASZKENAZY, Janina（亚尼娜·阿什克纳奇）

ASZKENAZY, Janina（亚尼娜·阿什克纳奇）。她是著名历史学家阿什克纳奇教授的独生女。在耶日·斯坦鲍夫斯基的著作中我们能够读到他与阿什克纳奇在1930年左右的谈话。内容挺可怕。教授清楚地意识到来自两个阵营的灾难正在不可避免地迫近波兰国土。幸运的是他死在了战前。

他女儿有如温室里的花朵，成长在知识分子阶层那个小圈子里，完全没有能力保护自己。她个头不小，缺乏光彩，黑头发，腼腆，有心理障碍，患有严重的精神分裂，读诗歌，读哲学。在德国占领期间，她属于我们的“自由”组织。这个组织由兹比格涅夫·米茨纳领导（他最后被瓦茨瓦夫·扎古尔斯基排挤出组织），将记者、作家、演员，还有许多居住在犹太人区以外的犹太人，聚集到一起。阿什克纳奇小姐随身带着个手提包，里面塞满地下印刷品，在城里转来转去。我们那时住在华沙独立大道的尽头，她会来看我们。我们觉得她方向感很差。她告诉我们，有时她的方位感、时间感会完全丧失。有一回，她坐在有轨电车上整整兜了一圈，从哪儿上的车又回到了哪儿，最终引起了“蓝警”（波兰警察）的注意。他们将她扣住，但她想办法在洗手间里将手提包里的东西处理一空。反正警察后来又放了她。谁知道怎么回事？也许她承认了她是一位著名教授的女儿，或者警察看她是个有障碍的人，不愿意找麻烦。在华沙被占领期间她好像一直孤身一人。肯定没有人照顾她。她是怎么死的我一无所知。

另一位悲观的教授浮上我的脑海：马里安·兹杰霍夫斯基。就在战争爆发之前他出版了一本名为《面对终结》的书。像阿什克纳奇一样，他也算幸运，没有看到自己的预言成为现实。但是我一想到他那完全无力自我保护的儿子，就像回忆起阿什克纳奇小姐一样难过。1941年6月维尔诺大流放时他被扫地出门，去了苏联劳改营，在第一批死难者的行列里就有他这样的人。

那在火坑、深井、深渊中受难的无辜者——他们中间有太多的人患有精神疾病，或者处于精神疾病的边缘。他们的恐惧被他们的疾病放大，这种被放大的恐惧会袭扰他们一生。

ATILA（阿提拉）

ATILA（阿提拉）。他是一个十三岁的匈牙利少年，参加过1956年匈牙利革命。革命失败后他逃到奥地利。当时居住在巴黎的古德曼夫妇，马克和谢巴赫，出于好心照顾他，送他去美国，供他读书。对我来说阿提拉一直是个道德难题。在美国发兵越南时，阿提拉自然是挺身前往，因为对他来说，很显然，必须打败共产党，无论他们在哪里出现。由于我们是古德曼夫妇的朋友，他在奔赴远东的途中到伯克利来拜访我们。当时伯克利的反战气氛浓厚。撇开这一点不谈，我应该对他，对这个想从我这里寻求道德支持的人说些什么呢？毕竟，在法国时我关注过法国人在越南的失败；为什么美国将军们就认为他们自己能打赢呢？我应该怎样向阿提拉解释，越南人打的是一场反抗外国侵略的爱国战争，而这样的战争外国人打不赢？我是否本应向他灌输点悲观主义？在他已拿定主意的时候我是否本应弱化他的决心？这让我头疼。我唯一能做的就是含含糊糊地说美国人对这场战争也不是众口一词，两大集团之间的斗争并不像他想的那么简单。可怜的、上进的、没心眼儿的阿提拉！不过，他并未死在战场上。他当的是空军，回来时成了把电工好手。

AUTHENTICITY（可靠性）

AUTHENTICITY（可靠性）。我最大的恐惧是，我在假扮一个我不是的人。我一直意识到我在假扮这一事实。但是让我们想一想：不这么干我还能怎么干？我的自我不快乐。倘若我能完全由着自己的性子来，我本可以搞出一种控诉和呻吟的文学。然而，我与我心里挤出的内容保持着距离（这或许可以比作春蚕吐丝，丝变成蚕茧；或者软体动物分泌钙质，以其做壳），这在艺术上帮了我的忙。

我曾忍不住想揭示我自己，想要承认除了自己的牙疼我对什么都不真正上心。然而我对牙疼的真实性从来没有十分的把握，我拿不准是不是我让自己相信我牙疼。我们过于自我关注时总有这个问题。

我的读者们认为我的诗歌形态（Form）贴近我本人。甚至一位眼光卓异的读者，康斯坦丁·耶伦斯基（Konstanty Jeleński），也这样认为。对他来说，我的生活与我的诗歌构成了一种惊人的一致。也许是我酒神式的入迷状态让他作如是之想，那的确是我的一部分，但我只是有意识地将它作为掩蔽痛苦的最有效手段。

文学的可靠性要求我们写作时心存这样或那样的说话对象。然而我们不是生活在旷野里，语言本身，与其传统一道辖制着我们，伴随着该语言的其他使用者对其期许的压力。我有青年时代为我的马克思主义者同事写作的经验，我有在德国占领期间为爱国主义的华沙写作的经验。也许走上移民之路是对我的拯救，因为在法国和美国的许多年我不曾为西方读者写作，而且反其道而行之。当然事实上，我珍惜我的成功，因为的确有人在羽翼丰满之后，没完没了地声言他不是众人中的一分子。我正好相反，直到与华沙政府决裂，我才真正开始按照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要求来写作。

对于那些1989年之后开始为西方出版市场写作的波兰作家，我无法抱以好感。对于那些模仿美国诗歌的青年诗人我也是一样的态度。我和整个“波兰派”（Polish school）做我们自己的事情，心里装着我们的历史经验。

我们依赖我们使用的语言。当然我也可以举出反面的例子：有些诗人的诗歌形态不允许他们我行我素，因为他们受制于他们的语言，无力触及大胆的思想。

AUTOMOBILE（汽车）

AUTOMOBILE（汽车）。人们发明汽车肯定是为了嘲笑那些悲观主义者。他们曾预言马匹的数量将呈几何级数增长，而城市将被马粪马尿的骚臭呛死。从只有一辆汽车（属于扎别沃沃伯爵）的基日达尼县，我好像被弹弓一下子射到了加利福尼亚。那儿的汽车就像电和浴室一样普通。我不是在怀恋那过去的好时光。我曾生活在污秽和恶臭之中而不知，而我居然还曾属于所谓的上层社会。我学生时代的维尔诺，街上铺着鹅卵石，左邻右舍没有几家有缝纫机。人们可以想象浪漫主义时期维尔诺垃圾粪便堆成山的样子。值得花时间来描写一下《新爱洛伊丝》的女读者们，不是从高处，而是从低处入手：从她们闺房的夜壶（在哪儿倒夜壶？），从她们的衬裤（她们根本不穿），以及她们洗漱时那些歪歪扭扭的姿势来入手描写。

说实话，我们家公寓里还是有一个锡铁澡盆的，但因为我们得烧柴，所以烧洗澡水成了件大事。如今我已经无法想象没有淋浴的早晨，但我必须对自己谦卑地承认，这同一个我，曾经顶多一星期洗一次澡，而且一般是去城里某家澡堂。当时我觉得这很正常。不久前伊格纳奇·斯维齐茨基对我说起他的父母，他们住在马科瓦大街上（我们曾经在那条街上用一杆老猎枪打乌鸦）一套公寓房里。他们得从院子里的水井打水，然后再用水桶提上楼去。那时我没意识到这些，所以这一定是常人生活的一部分。

想来真够令人惊讶：身处那样一种落后的环境，我竟然早早便屈从于保守主义以及——差不多是同一个东西，尽管那时还无人知道这个词——生态冲动（ecological impulses）。造成这种情况的是我的植物标本收藏、禽学地图册、鱼缸、鸟笼子，还有我父亲订阅过的《波兰猎手》杂志。当时我还读了索非娅·罗齐耶维佐夫娜（Zofia Rodziewiczowna）的《森林人之夏》一书。那时我也就十三岁左右，但这些东西已足够使我相当上心于保护自然。我会为我的理想之乡画出一幅幅地图，那上面既无田野也无道路，唯一允许的交通工具是河流和运河上的船只。

过去我视汽车为一种威胁，因为它的噪音。这一点如今难以理解，但那时候汽车发动机的轰鸣声响彻大地，意味着人类毁坏了大自然的宁静。即使后来，当我们“流浪汉俱乐部”去徒步旅行，我们对汽车还是没有好感。我记得有那么一辆小汽车从我们身旁轰响着驶过，突然停了下来，于是罗贝斯皮尔和我便开口唱道：“噢，汽车牛哄哄，转眼开不动。”

我的理想之乡的章程规定：大多数世俗之人不得入境，它只向自然之友张开怀抱。这就是说，它只接纳那些虽已成年却依然激情充沛的人们。我曾发誓要成为他们中的一员，成为一个自然主义者，但结果却是另外的样子。

我从一个拒绝汽车的人变成了手握方向盘的人。我该为汽车写一首感恩之歌。正因为有了它，我才得以从墨西哥边界沿美国西海岸一路旅行到加拿大境内的落基山脉。途中我曾在山间湖畔睡过帐篷，在被称作“死亡峡谷”的不毛之地经受过热浪的烘烤。

维尔诺（Wilno），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旧称，10世纪始建，曾为波兰东部与立陶宛思想文化中心。——本书注释若非特殊说明，均由译者、编辑所加。
爱学社（Philomaths），1817年，密茨凯维支、托马什·赞等维尔诺大学学生秘密发起的波兰爱国青年团体。其秘密结社的宗旨为开展科学文化活动，但与更激进的争取民族解放的“爱德社”有密切联系。1823年，爱学社被迫解散，成员遭逮捕流放。
米哈伊尔·穆拉维约夫–维连斯基伯爵（Mikhail Muravyov-Vilensky, 1796—1866），帝俄时代曾任西北边疆区总督，镇压1863年波兰立陶宛起义，公开绞杀上百位起义者，随后推行文化和社会上的去波兰化，被波兰人称为“维尔诺的刽子手”。
民族民主运动（波兰语简称“Endecja”），19世纪末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波兰右翼民族主义政治运动。
约瑟夫·毕苏茨基（Józef Pilsudski, 1867—1935），波兰元帅、政治家、独立运动领导人。早年在奥匈帝国帮助下反抗沙俄侵略，晚年成为具有法西斯倾向的独裁者。
克拉科夫（Krakow），波兰仅次于华沙的文化教育中心，克拉科夫省首府，建于公元700年前后，是中欧最古老的城市之一。
考纳斯（Kaunas），立陶宛第二大城市，初建于13世纪。
康斯坦丁·耶伦斯基（Konstanty Jeleński, 1922—1987），流亡巴黎的波兰作家、评论家。“科特”是“康斯坦丁”的昵称。
斯坦尼斯瓦夫·品塔克（Stanisław Piętak, 1909—1964），波兰诗人、作家。出身农村家庭，诗作多基于浪漫生动的乡村题材。
博莱斯瓦夫·米钦斯基（Bolesław Miciński, 1911—1943），波兰散文家。
即“要是米沃什获奖会更好”。
德怀特·麦克唐纳（Dwight Macdonald, 1906—1982），美国作家、编辑、评论家、政治激进分子，曾任《党派评论》编辑。
贝拉·阿赫玛杜琳娜（Bella Akhmadulina, 1937—2010），后斯大林时代最著名的苏联诗人之一，布罗茨基称她为“莱蒙托夫和帕斯捷尔纳克所开创的俄罗斯诗歌传统当仁不让的女传人”。
兹比格涅夫·赫伯特（Zbigniew Herbert, 1924—1998），波兰诗人、散文家、剧作家，二战后波兰最著名和被翻译最多的作家。
叶夫根尼·叶夫图申科（Evgeny Evtushenko, 1932— ），俄国诗人。
列夫·舍斯托夫（Lev Shestov, 1866—1938），乌克兰/俄国著名存在主义思想家，十月革命后流亡巴黎。
《失乐园》第四卷，第492—497行。
胡斯运动（Hussism），由扬·胡斯（约1372—1415）发起的宗教改革运动，反对天主教会占有土地、教士奢侈堕落，主张用捷克语举行宗教仪式。
希罗尼穆斯·博斯（Hieronymus Bosch, 1450—1516），荷兰画家，使用复杂奇妙的形象与象征符号来表现道德宗教故事，20世纪超现实主义的启发者之一。
斯坦尼斯瓦夫·耶日·莱茨（Stanisław Jerzy Lec, 1909—1966），波兰诗人，著名格言家，以其抒情诗歌和怀疑主义的哲学道德格言闻名。
基日达尼（Kiejdany），立陶宛中部考纳斯县下属一行政区。米沃什的出生地谢泰伊涅（Szetejnie）属于该区。
克拉斯诺亚尔斯克（Krasnoyarsk），西伯利亚城市，位于叶尼塞河畔。
托马斯·梅恩·里德（Thomas Mayne Reid, 1818—1883），美国冒险小说作家。作品风格近似斯蒂文森，故事背景通常在蛮荒地区。
家乡军（Armia Krajowa），二战期间于纳粹德国占领下进行抵抗运动的一支波兰军队。1942年成立，至1944年吸收了大多数波兰地下反抗武装，成员发展至数十万。
耶日·安德热耶夫斯基（Jerzy Andrzejewski, 1909—1983），波兰作家。30年代开始发表小说，德国占领期间从事地下抵抗活动，1950年加入波兰共产党，1956年退党，成为激进的持不同政见者。代表作有《灰烬与钻石》等。他是米沃什《被禁锢的头脑》中“阿尔法”的原型。
奥斯卡·米沃什（Oscar Milosz, 1877—1939），立陶宛裔法国诗人，米沃什的远房亲戚，对米沃什的思想产生过重要影响。
耶日·杰得罗依茨（Jerzy Giedroyc, 1906—2000），波兰作家、政治活动家。
基辅罗斯（Kievan Rus’），9世纪中叶至12世纪初在东欧平原上建立的以基辅为中心的早期国家，又称罗斯国。
《文化》（Kultura），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波兰语文化期刊之一，位于巴黎拉斐特。米沃什1951年与华沙政府决裂之后流亡法国，曾长期为该杂志撰稿。
安德列依·萨哈罗夫（Andrei Sakharov, 1921—1989），核物理学家，苏联时代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人权活动家。
彼得·恰达耶夫（Pyotr Chaadayev, 1794—1856），沙俄作家，曾任御前近卫军军官。1836年发表《哲学书简》，被沙皇尼古拉送进精神病院。
Andrei Amalrik, Will the Soviet Union Survive Until 1984? (Harmondsworth, England: Penguin Books, 1980), p. 62. ——原注
布鲁诺·舒尔茨（Bruno Schulz, 1892—1942），波兰犹太作家、画家，死于纳粹枪杀。著有短篇集《肉桂色铺子》（英文版名为《鳄鱼街》）等，被认为20世纪波兰语最重要的散文家之一。舒尔茨出生并终身居住在德罗戈贝奇（Drohobycz）。
“大海怪兽”，典出《新约·启示录》第十三章：“我又看见一个兽从海中上来……”关于此兽象征着什么历来聚讼纷纭，多数考据家认为它应指罗马暴君尼禄。尼禄发动了对基督徒的第一次大迫害。
另见本书SZETEJNIE, GINEJTY, AND PEIKSVA一节。
泰加林带（taiga），西伯利亚冻土带以南的针叶林区。
费尼莫·库柏（James Fenimore Cooper, 1789—1851），美国小说家，代表作系列长篇小说《皮护腿故事集》。
卡尔·梅（Karl May, 1842—1912），德国作家，以描写美国旧西部冒险故事的小说著称。
此即萨拉热窝事件，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导火索。
斯坦尼斯瓦夫·巴兰恰克（Stanisław Barańczak, 1946— ），诗人、文学评论家、学者和编辑，波兰近年译介英语诗歌最著名的翻译。
卡尔·夏皮罗（Karl Shapiro, 1913—2000），美国诗人。1946年成为第五位获得美国桂冠诗人称号的诗人。
摩洛克（Moloch），古代腓尼基人信奉的火神，以孩童作为献祭品。金斯伯格在长诗《嚎叫》（Howl）中写到摩洛克，视为一切邪恶的象征。
指米沃什在二战后作为波兰外交官第一次到美国后又返回欧洲之事。
曼弗雷德·克里德尔（Manfred Kridl, 1882—1957），波兰历史学教授。从1932年起在斯蒂凡·巴托雷大学任教。1940年前往美国，先后在史密斯学院和哥伦比亚大学任教。另见本书KRIDL一节。
鼹鼠，间谍行话，指长期潜伏的间谍、隐藏很深的特工，也用来指长期在某个组织内暗中监视和告发的线人。
博莱斯瓦夫·贝鲁特（Bolesław Bierut, 1892—1956），波兰共产主义领导人，曾任波兰工人党领袖和波兰人民共和国总统。
《垂直》（Pion），1930年代中期波兰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右派文学期刊。
《雅典娜神殿》（Ateneum），1938—1939年在华沙出版的文学刊物。
“凯特曼”（Ketman），古代波斯术语，指一种政治上的伪装，当公开反对权威会导致迫害时，保留个人反对意见，对权威口是心非表面服从。戈比诺（Gobineau）在其《中亚的宗教与哲学》中对此做了详细讨论，米沃什在《被禁锢的头脑》中加以引述。
齐格蒙特·赫兹（Zygmunt Hertz, 1908—1979），波兰出版家、社会活动家，流亡巴黎，1946年联合创办“文学协会”（Instytutu Literackiego），出版波兰语《文化》（Kultura）杂志，是众多波兰流亡作家、艺术家的保护人。“文学协会”一度成为优秀流亡作家的据点。
弗兰克·辛纳屈（Frank Sinatra, 1915—1998），美国爵士歌王。
雷昂·彼得拉日茨基（Leon Petrażycki, 1867—1931），波兰著名哲学家。
特奥尔多·布日尼茨基（Teodor Bujnicki, 1907—1944），波兰诗人，维尔诺“灾祸派”的成员。
克日什托夫·巴琴斯基（Krzysztof Baczyński, 1921—1944），波兰诗人、家乡军士兵，在华沙起义中丧生。另见BACZYŃSKI一节。
指1939年9月苏联入侵，吞并维尔诺，此前该地区属于波兰。
“自由”，米沃什当时加入的一个地下抵抗组织。
1941年6月22日德军发动巴巴罗萨计划对抗苏联，24日侵入维尔诺。
沙乌莱（Szawle），立陶宛城市，一般称为“希奥利艾”。
贾科莫·卡萨诺瓦（Giacomo Casanova, 1725—l798），富有传奇色彩的意大利冒险家、作家。
尤利乌什·斯沃瓦茨基（Juliusz Słowacki, 1809—1849），波兰浪漫主义时期最重要的诗人。《思想时刻》是他1830年代创作的诗歌。
伊曼纽·斯威登堡（Emanuel Swedenborg, 1688—1772），瑞典科学家、宗教学家、哲学家、神秘主义者。
卢德维卡·希尼亚德茨卡（Ludwika Śniadecka, 1802—1866），波兰分裂时期的活动家，诗人斯沃瓦茨基的暗恋对象。
指巴尔扎克之妻、波兰女贵族埃韦利纳·韩斯卡（Ewelina Hańska），《塞拉菲塔》的女主人公以之为原型。下文提到的维日霍夫尼亚为韩斯卡夫人的庄园。
维托尔德·贡布罗维奇（Witold Gombrowicz, 1904—1969），波兰小说家，长期生活在阿根廷和法国。
巴尔神（Baal）原指古代中东民族崇奉的繁育之神，众神中最重要的神灵。在旧约时代，巴尔和耶和华的信仰在巴勒斯坦一带曾多次角力。另见BAAL一节。
抱住树木以使其免遭砍伐的人，指环保狂、激进环保者。
原文为波兰文Żagary，本义为“焦木”。“灾祸派”本是维尔诺大学的一个左翼文学组织的名字，其主要成员都是诗人，米沃什是其创始人也是骨干之一；后来，他们办了份杂志，就叫《灾祸派》。
米沃什指的大约是波兰著名历史学家、外交家希蒙·阿什克纳奇（Szymon Askenazy, 1866—1935）。
耶日·斯坦鲍夫斯基（Jerzy Stempowski, 1893—1969），波兰随笔作家、文学评论家、共济会会员，1939年后流亡国外，从1940年代开始与巴黎《文化》杂志合作。
马里安·兹杰霍夫斯基（Marian Zdziechowski, 1861—1938），波兰哲学家、斯拉夫语专家、文化历史学家。法西斯和极权主义的批评者。灾变论和悲观哲学的代表人物。
《新爱洛伊丝》（La Nouvelle Héloïse），法国思想家卢梭的小说，描写贵族姑娘朱丽和她的家庭教师、平民知识分子圣普鲁的恋爱故事。
另见本书ŚWIECICKI一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