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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RAMOWICZ, Ludwik（卢德维克·阿布拉莫维奇）

ABRAMOWICZ, Ludwik（卢德维克·阿布拉莫维奇）。维尔诺从来就是一个从童话中长出来的城市，尽管住在那里时我从未注意到这一点。当然，过去城里有一些秘密组织（我们知道有恶棍社、共济会分会、爱学社），但在学生时代我并没想到当时是那样多姿多彩，直到后来，当我了解到各种各样的细节，我才重建了对于这座城市的认识。

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直到30年代，卢德维克·阿布拉莫维奇一直自费出版《维尔诺评论》。这是一份薄薄的期刊，其貌不扬，发行量有限，但意义要大得多。它传达出的观点来自一群非同一般的人。他们见地卓越，有类启蒙时代的精英圈子。阿布拉莫维奇笃信共济会思想，这意味着他恪守本城风俗。到了20世纪，这些风俗使得那些口号崇高的排外团体得以成形。

1822年，当立陶宛大公国的共济会分会被勒令解散的时候，维尔诺有十个这样的分会，这还不算那些秘密青年社团。某些家族依然守护着共济会的传统——罗默家族、普特卡默家族、韦雷希查克家族、赫莱普托维切家族。然而直到1900年，恶棍社（Societas Szubraviensis）才得以复活，每周一次在挂着“猫狗收容所”牌号的大楼里聚会，从楼上可以望见刽子手穆拉维约夫的塑像。但这并不是共济会分会，顶多是一个讨论小组。组织者是塔杜施·弗鲁布莱夫斯基（Tadeusz Wróblewski）律师，他也是弗鲁布莱夫斯基图书馆的创始人。在维尔诺他是一个传说中的人物。

关于那些复兴的共济会分会我没有一手见闻，但我听说过也读到过有关它们的情况。大约在1905年，立陶宛共济分会与托马什·赞共济分会成立（弗鲁布莱夫斯基曾活跃于前者）。“热忱立陶宛分会”好像也在那时复活。我从前的教授斯坦尼斯瓦夫·斯维安涅维奇（Stanisław Swianiewicz）是一位热忱的天主教徒，但他与共济会的人极其友善。我听他说，那些共济分会（许多大学教授参与其中）曾活跃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那段时期。在一个社会关系与组织关系几乎无法区分的环境里，如果不是因为那特殊的背景，维尔诺的灵魂将苍白得多。

卢德维克·阿布拉莫维奇是一位集民主思想、民族多元主义与维尔诺“地方主义”于一体的意识形态的发言人。一战以前，不仅波兰人加入立陶宛共济分会，立陶宛人、白俄罗斯人也加入。战后，它以族际分裂。与此同时，那些地方主义的继承者们反对民族民主运动，谴责对其他语言的歧视。最著名的地方主义共济会分子（这些概念实际上全重叠在一起）有米哈乌·罗默（Michał Romer）、布劳尼斯瓦夫·克日扎诺夫斯基（Bronisław Krzyzanowski）律师，还有扬·毕苏茨基（Jan Piłsudski）（元帅的兄弟）。不过，这种地方主义倾向同样也被其他半秘密组织，如“高级流浪汉俱乐部”所继承。《维尔诺评论》属于说波兰语的维尔诺社会的出版物，但它采取的立场却是反对将维尔诺并入波兰，赞同恢复一个以维尔诺为首府的多种族的立陶宛大公国，对约瑟夫·毕苏茨基放弃联邦的想法持批判态度。

这完全是一种乌托邦式的纲领，为大多数波兰人、立陶宛人和白俄罗斯人所拒绝。阿布拉莫维奇的密切合作者、1914年在克拉科夫参加过波兰军团的米哈乌·罗默，在有关维尔诺的问题上，以他自己的方式斩钉截铁地与毕苏茨基分道扬镳。他移居到考纳斯，在大学里教授法律，两次当选为考纳斯大学校长。他身后留有用波兰语写成的多卷日记。

我曾读过《维尔诺评论》，我想我受过它的影响。我没法不把阿布拉莫维奇想象为莫扎特《魔笛》中的大祭司萨拉斯特罗——一个相信人类理智的高贵而又有点儿天真的改革者。

ABRASZA（阿布拉沙）

ABRASZA（阿布拉沙）。我第一次遇到阿布拉沙是在巴黎。当时我已与华沙政府决裂，住在拉丁区，所以那应该是在1952年。他是个波兰犹太人，姓赞姆什（Zemsz）。他当时正在索邦大学学习，更确切地说，他是个永远的学生，或者说，他是那种以坚持学生生活为借口，躲开职业负担、收入负担等等的人物之一。他向我透露过一点他的过去。他曾在英国的波兰武装部队中服役，但据他讲，他曾受到反犹分子的折磨。后来他又在巴勒斯坦打过英国人。在巴黎，他穷得叮当响，住在某个地方的一个小阁楼里。让娜·赫尔施（Jeanne Hersch）和我曾几次努力帮助他，但就此我的记忆出现了空白。1968年学生造反之后，我想，是在1970年，我再次遇到他。他在学生起义中扮演过一个重要角色。问他为什么这样干，他回答：“不为什么，就为了闹事。”

伯克利和巴黎的1968年颇为不同：目标不同，路线也不同。的确，伯克利的学生们也放火焚书，但他们不曾像法国学生那样毁树，比如砍倒圣-米歇尔大街的梧桐树来做路障。看着伯克利那些领袖人物、那些煽动分子，我一点儿也不想参与其中。与此同时，我能够理解科特·耶伦斯基，他赞成巴黎起义，一场更激进、更解放的全面革命、全面碰撞。不幸的是，一个人对这类事件的评价看来与他的年龄有关。当时我五十七岁，我怀疑，往好了说，我嫉妒那些学生。

阿布拉沙后来自杀身亡，但我既不知道他死于何时，也不知道他死于何种情境。

ACADEMY of Arts and Letters, American（美国艺术文学学院）

ACADEMY of Arts and Letters, American（美国艺术文学学院）。它仿照法兰西学院建立，后者以辞书编纂为己任，强烈谴责那些被认为过分地方化或针对某一行业（农业、渔业、狩猎）的专门化词汇。它保持着警觉，站岗守卫般维护一种统一的“经典”法语。1918年波兰取得独立时，有关波兰文学院的争论曾经没完没了，最后学院在各种对立意见的闹嚷声中宣告成立。学院设立了一项青年奖。1938年斯坦尼斯瓦夫·品塔克获奖，当时待在法国的博莱斯瓦夫·米钦斯基曾致信他的母亲，用一种他想逗乐就会使用的戏谑的俄语说：“腰舍米沃什贺奖费共豪。”

我自己后来也成了一名院士。美国有两个学院，一个在坝布里奇，是艺术科学学院，荟萃了不同领域的科学家以及文学、音乐、美术等方面的学者。我当选为该院院士——看来是作为一名教授当选的。另一个学院在纽约，有很长时间作为艺术文学研究院（Institute of Arts and Letters）与艺术文学学院（Academy of Arts and Letters）双头并立。我在1982年被选为研究院成员，几年以后，我们投票将两者合并为一个单一的学院。它集中了美国文学、音乐、建筑、雕塑和绘画领域中所有最著名的创造性人物。出自个人遗赠的慷慨奖项年年不断。学院拥有自己美丽的建筑，精英们能够在此聚会，举行晚宴，为对方的荣誉相互道贺。由于我住在西海岸，这类庆祝活动我只参加过一两次。在花园里的觥筹交错之间，在5月明媚的午后，我曾与德怀特·麦克唐纳交谈。那是最后一次，此后不久他就死了。那个老色鬼迷上了我的女伴，那天她的确衣着美丽，而且看上去确也美丽。

学院里并非清一色杰出的老人。在其成员名单上，肯定有些名字将会流芳百世。然而，是声名决定谁能当选，而衡量一个人声名的是纽约上流社会对他的谣传和津津乐道。这就意味着在同一座房子里并存着持久的价值与短暂的声名。这一点从学院的外国荣誉院士花名册上就能看出。我们东方星座的七颗星星是：贝拉·阿赫玛杜琳娜、瓦茨拉夫·哈维尔、兹比格涅夫·赫伯特、米兰·昆德拉、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安德烈·沃兹涅先斯基和叶夫根尼·叶夫图申科。这最后一位当选的时候，约瑟夫·布罗茨基辞去了院士资格以示抗议。

ADAM AND EVE（亚当与夏娃）

ADAM AND EVE（亚当与夏娃）。《圣经》中关于我们初祖双亲的故事，最大的价值就在于它不可理解。或许正因为此，其意味才比那些理性的诠释更有力。列夫·舍斯托夫因此说，很难想象是一些目不识丁的牧羊人，全凭他们自己，梦想出了那个神秘的神话，而这神话数千年来令哲学家们耗尽心神。

乐园里既无疾病亦无死亡，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体验着完满的幸福。围绕偷吃善恶树上的禁果这件事，公众的想象力热切地辨认出了性的满足。但是在《失乐园》中，约翰·弥尔顿另溯传统，将亚当与夏娃的爱情作为他们乐园状态的一部分，以服人的文笔描摹出来：

我们共同的母亲这样说着，双目

闪射出夫妻之情，无可厚非，

她温顺地倾倒，半若拥抱地偎倚在

我们初祖的身上，将裸露的鼓胀的乳房

半贴住他的胸口，松柔的金发飘垂

覆盖其上……

那么，善恶树意味着什么？解释五花八门。一些犹太圣经学者在希伯来字母中发现了深藏的奥义。我们文明的观察家们，看到人类理性深陷其中的死胡同，在魔鬼的声音里听出了理性主义的诱惑。其他人持论相反：偷食禁果开启了人类历史，因为在果子被吃下之前，亚当与夏娃过的是无意识的生活，一种动物的生活，所以魔鬼撒旦说他们将睁开双眼，这话是对的。造物主也是对的，因为他警告过他们，如果偷尝那果子，他们将会死去。然而，评论者们更经常强调的，是他们在犯下天条之前对上帝显示出的完美的、充满情谊的信念。当他们把造物主拉低到受造物的层面并且指控他嫉妒时，灾难便接连发生。从这个观点，原罪本质上说是一种狂妄自大。

为什么犯下天条之后他们便意识到自己是赤身裸体呢？他们为什么以此为羞耻？为赤身裸体而感到羞耻显然重要，但为什么会这样完全不清楚。一个人可以为此而展开无尽的沉思。他们踏上了历史之途、文明之途，但赤裸是不是对这一点的否定？是否因此上帝不得不用兽皮为他们缝制衣服？而为什么就是那一刻结出了如此恶果——不仅是他们自己的死亡，还有自然的整体的改观，因为自然在乐园中同样是不朽的？还不仅如此，还有原罪问题，每个男人和女人一代又一代地承受原罪之重。幸运的是，天主教神学视原罪为信念的诸神秘之一，并不企望解说为什么我们会将它继承。

在我们深信的最深处，在我们存在的最深处，我们配得上永生。我们将我们的转瞬即逝和终有一死视作降临到头顶的暴力来体验。唯有乐园靠得住，世界是靠不住的，它只是昙花一现。正因如此，我们对有关亚当和夏娃堕落的故事才如此动情，它仿佛从我们昏沉的记忆中召唤出了古老的真理。

ADAMIC, Louis（路易斯·阿达米奇）

ADAMIC, Louis（路易斯·阿达米奇）。我敢肯定在我的波兰同辈人中没有人会对这个人感兴趣，他们大概甚至从未听说过他。然而，我的20世纪不仅与波兰有关，也与美国有关。这是事实，因此阿达米奇不应被忽略。他是罗斯福时代最著名的美国作家之一。他是斯洛文尼亚人，十三岁来美国。他的英语和他对民主的热情得归功于他在学校所受的教育。年纪轻轻他便脱颖而出，成为一名散文作家。其作品介乎新闻报道与虚构小说之间，主要倾向于新闻报道，因为他贪婪地观察并记下笔记。在美国这个大熔炉，他注意到了其他不熟悉欧洲语言的作家没能看到的事：那些来自斯拉夫国家的移民大众，像斯洛文尼亚人、斯洛伐克人、波兰人、捷克人、克罗地亚人、塞尔维亚人、乌克兰人，他们对美国的贡献。大体上说，这些移民命运多舛，这成为阿达米奇的写作主题。作为作者，他既是他笔下主人公们的维护者也是介绍者。这当然是无产阶级的美国，受到公开或隐蔽的歧视（作为证明，20年代通过的法律在签发签证的数量上对东欧与南欧的劣等国家有所限制）。数十年后，有关黑人、犹太人、中国人、日本人等不同族群社会环境的散文与诗歌将进入美国文学。阿达米奇是这座竞技场上的第一人，但后继乏人。考虑到斯拉夫国家的新来者之多，而他们参与高层文化的程度之低，实在令人震惊。这其中最有可能的主要原因，是新来者家庭的社会地位普遍低下。此外，孩子们被早早打发去挣钱，即使被送进大学，他们也不修人文课程。更有甚者，这些“白种黑人”受益于他们的肤色，经常把自己的名字改得像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名字，这样就很难弄清他们的血缘。

在进步与开放的罗斯福新政时代，阿达米奇的声音一直保持其重要性。二战行将结束时，他曾受邀参加罗斯福与丘吉尔在白宫的会谈，这说明其声望之高。报纸对他1948年的突然去世曾予以广泛讨论：他是死于自杀还是政治谋害？他始终关注他的故乡，并声明支持铁托的南斯拉夫，这使他在按族际分裂并且互相仇视的南斯拉夫移民中树敌众多。

如今，阿达米奇被如此彻底地遗忘必有所意味。无论如何，这证明随着战争的结束诞生了一个新美国。战争刚一结束，我第一次来到美国，很快就读到了阿达米奇的著作，它们使我受益良多。它们也塑造了我的美国经验，其中包含着同情和良心的苦痛。

在美国，我命中注定不曾经历任何歧视。相反，很快我就成为白人精英中的一分子。我第一次来时怀里揣着外交官证件，第二次来时成了美国一所大学中的正式公民，这与我生在特权阶层却又始终对我的种种优势保持清醒头脑的命运相一致。也许30年代身在巴黎拿着奖学金的波兰学生们对失业人群漠不关心，但是我关心。后来也是这样，我充分意识到需要调整我对美国的评价，因为我从来不是那些除了体力和肌肉便无可出卖的移民中的一员。

当底特律的汽车工人听闻一个波兰人获得了诺贝尔奖，他们有种说法来作为这则沉重消息的总结：“那他肯定比波兰佬好得多，一个顶俩。”他们从自己跟工头打交道的经验得知，只有投入双倍的技术与劳作，才能弥补出身的缺陷。

经历了青年反种族主义和反战运动的战后美国，其民粹色彩和无产阶级味道从某种意义上说没有阿达米奇的美国那么强烈。来自富有和受过教育的家庭的学生对卖苦力的人们和他们的旧世界价值观并无多少同情。那些运动的遗留物，即“政治正确”，并没有指向所谓的族际问题，或者说，它并不谴责对于特殊族群的轻视。

少数族裔——也就是那些阿达米奇写到过的人，也包括希腊人、意大利人、葡萄牙人——没有充分组织起来，形成一个压力集团。“少数族裔大众政治行动委员会”（EMPAC）的创始人米歇尔·诺瓦克对该组织的展望是，它也许能够替代各单一族裔集团之间的协同行动。我想我加入这一组织主要是因为我还记得阿达米奇。

ADAMITES（亚当天体信徒）

ADAMITES（亚当天体信徒）。生活中每个人都应当一丝不挂——这是我童年时代一个模糊的色情梦想。但这种梦想几乎无处不在，而且在多少个世纪中，正是这种梦想刺激着亚当天体信徒各宗派的此消彼长。从有关捷克胡斯运动的文献中，我发现他们与亚当天体信徒麻烦多多，后者将胡斯运动的一些边缘追随者吸引到自己的阵营。在北方的气候条件下，回归乐园，回归原始赤裸与天真，肯定不是件容易的事，我对他们怎样成事颇感好奇。那是15世纪初期，但社会风气中肯定有些异样的因素，因为稍后希罗尼穆斯·博斯便借助荷兰本地资源（或许是异端邪说），画出了他的《尘世乐园》。这是一个超级感官之梦，画中人物无不赤裸，然而，确切地说，我们并不知道他创作此画是为了颂扬还是为了醒世。

斯坦尼斯瓦夫·耶日·莱茨曾在某处写过，与扣子扣到脖梗的裸体女人为伴是多么大的折磨。在战时华沙的晚餐桌上，当酒已喝过宵禁时分，我在占来客一半的女客们身上，惊心动魄地发现了脱掉身上一切的需要——这也许是一种亘古常在的需要，但只能借着酒力释放出来。

ADMIRATION（敬慕）

ADMIRATION（敬慕）。我敬慕过许多人。我一向自认为是一棵弯曲的树，所以尊敬那些笔直的树木。的确，我们应该记得圣诞节前出门去买圣诞树的经验。那一排排可爱的树远远望去无不妙极，可就近一看，又没有一棵正合我心。这棵太弱，那棵又弯了，另一棵又太矮，等等。看人亦如此。毫无疑问，某些人之所以给我留下高大的印象，是因为我对他们了解有限，而我对自己的缺陷又过于一清二楚。

不仅对我自己的缺陷，而且对我生活圈子里其他诗人、画家的缺陷，我也一目了然。艺术与某种遗传缺陷之间的关联，与某种无能、异常或疾病的关联，几乎已成公理。作家和艺术家们的传记揭示了这种关联。举目四周，朋友和熟人们的生活经历更令我对此确信无疑。然而，人们也许会怀疑，这种联系只是视角不同产生的错觉。倘若我们对那些最平常的人做一番仔细的探察，其结果或许是，“正常”在他们中间也像在文学、艺术领域里那些知名个体中间一样稀少。名人的生活只是更多地被拿来展示而已。

我就是这样安慰我自己的。但这种想法并不妨碍我去寻索那些高于我的个体，因为他们不曾被扭曲。在分析的最后，无论对错，我还必须写下，我敬慕的能力属于加分而不是减分。

AFTER ALL（终究）

AFTER ALL（终究）。终究，我还是到处旅行过了。有些旅行出自我本人的意愿，但主要还是由环境促成，我因此到过世界上很多地方。在我还是维尔诺一名高中生的时候，我曾试图从有关俄国战争革命的图片中理出个头绪来；在那之外，一切都是未来，是个无法兑现的誓约。在法国、意大利、瑞士、比利时、荷兰、丹麦、瑞典——一个又一个，简直数不清——然后是北美和中美洲，我在旅途中体验过多少情感，它们有好有坏。所以我算部分地完成了我冒险家父亲的期望，虽然我从未真正成为一个国家和地域的收集者（这与我的浪漫幻想无关），因为生活对我有太多的苛求。不管怎样，在一个变化有增无减的时代，世纪之初还显得遥远陌生的事物，随着岁月的推移，变成了家常便饭。

我的先辈们很少跨出他们祖居的基日达尼地区半步，去走访一下我们的城市，如维尔诺或里加（Riga）。但是我父亲，甚至在去克拉斯诺亚尔斯克之前，便从一趟穿越波罗的海地区的旅行中带回了一些有关1910年欧洲的见闻。翻看他的荷兰影集，我会研究阿姆斯特丹的运河，就像我研究他1913年摄于叶尼塞河口的照片，照片中他站在弗里特约夫·南森的蒸汽船甲板上。

我小时候没什么照片可看。我对外国的想象建立在图片和木刻版画上——例如儒勒·凡尔纳和梅恩·里德作品的插图。不过那时电影院已经开始放电影了。

我到过许多城市、许多国家，但没有养成世界主义的习惯。相反，我保持着一个小地方人的谨慎。一旦我在一座城市中住下，我不喜欢冒险走出我居住的区域。这样，每天我就只好看那些一样的东西。这表明我害怕被打碎，害怕失去我的中心、我的精神家园。但是对此我也多少可以另外解释一番。我们毕生塑造我们的个人神话，越是早年的事其影响越持久。我越是远离家乡（我要说，加利福尼亚离我的家乡可是够远的），我越要找到与那个来自谢泰伊涅和维尔诺的故我的关联。我以此解释我何以要紧紧抓住波兰语不放。这种选择看起来既可爱又爱国，但说实话我是把自己关进了自己的堡垒，并且拉起了吊桥：让别人在外面闹嚷吧。我对被认可的需要——谁不需要被认可？——并没有强大到足以将我诱惑到外面的世界并促使我改用英文写作。我被另外的东西所召唤。

半个多世纪之后，我重返我的出生地和维尔诺，这就像一个圆圈最终画成。我能够领会这种好运，是它使我与我的过去重逢，这太难得了。这一经验强大，复杂，而要表述它则超出了我的语言能力。沉浸在情感的波涛之中，我也许只是无话可说。正因为如此，我回到了间接的自我表达方式，即，我开始为各种人物素描与事件登记造册，而不是谈论我自己。可以说是这样。

ALCHEMY（炼金术）

ALCHEMY（炼金术）。我这辈子有机会见证这个词的社会身价的改变。起初，人人都知道炼金术只是前科学的化学，这一行当大约属于魔法与科学的边界尚难界定的时代。后来，那些对炼金术世纪，即17世纪做过深入研究的学者提出了问题：“那时人们期望发现哲人石和提炼黄金，究竟意味着什么？”那些研究者发现了炼金这一行为的精神维度，发现了它与隐修传统的关联。在随后的时代，象征与原型受到尊重，卡尔·荣格、米尔恰·伊利亚德（Mircea Eliade）以及其他许多人，对此贡献良多。炼金术士的工作间不再只是摆满奇奇怪怪的曲颈瓶、蒸馏罐、烧火风箱的地方，因为那里进行的是最高层级的“转化”（transmutation，这是一个炼金术行当的常用词，表示从一种元素向另一种元素的转化）。最终，17世纪隐修士圈子里著名的“精神炼金术”的概念得到了维护。

我的生活经历可以照此理解：绿色，小地方，可怜巴巴的教育，虽然不配，却获得了进入炼金术士工作间的权利，而后有许多年，我坐在角落里，驼着背，观察并思考。当我离开那里来到广阔的天地之间，才发现已所学不菲。

ALCHIMOWICZ, Czesław（切斯瓦夫·阿尔希莫维奇）

ALCHIMOWICZ, Czesław（切斯瓦夫·阿尔希莫维奇）。在维尔诺市希吉斯蒙德·奥古斯特国王第一国家男子预科学校，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我们做过八年同班同学。有一段时间，我挺讨厌他。我对别人的不快（例如对坎普夫双胞胎兄弟）肯定源于我的某种嫉妒。比如说，阿尔希莫维奇，他长着一双长腿，皮肤黝黑，好看，他的篮球球技高超，这些大概惹恼了我——一个长着娃娃脸的男孩。遇有情况，我们这种不和就会被一群人推波助澜着，发展到动手的地步。我们一起参加了预科学校的毕业考试，之后便没了他的去向。我相信他是进了华沙中央商务学校，然后在维尔诺的银行工作，再后来参加了家乡军，再后来是在俄国蹲监狱，归来后在华沙坐办公室。他是每到毕业考试周年纪念日便会给居住在加利福尼亚的朋友，即斯达希·考夫纳茨基和我，发来签名贺卡的希吉斯蒙德·奥古斯特预科学校（Sigismund Augustus Gymnasium）的校友之一。他早已过世，斯达希也已西归。

ALCOHOL（烈酒）

ALCOHOL（烈酒）。“于是吃过晚饭我们就会跑到鲁多明纳先生的酒馆里狂喝痛饮。每一次开怀叫好之后，法国号就会吹响，姑娘们就会齐声欢唱：

他喝个精光，他喝个精光，一滴也不留！

嗬！哈！他一滴也不留！

上帝宠他，上帝宠他，祝福给了他！

嗬！哈！祝福给了他！”

（伊格纳奇·霍兹科《立陶宛素描》，维尔诺，1843）

这样的往昔压在我心头。在许多个世纪里我们这个民族一直被酗酒所困扰。但我开始喝酒并不早。我第一次闹酒是在扎赛兹饭店庆祝我们高中毕业的宴会上。但在上大学期间，我不属于任何哥们儿团伙，也从未戴过一顶兄弟会的会帽；事实上，我们“流浪汉俱乐部”甚至连啤酒都不喝。当然，如果有点儿闲钱，我会（通常跟老友们一起）去日耳曼大街旁狭窄的小巷里找一家犹太人开的小餐馆，就着犹太美食喝点儿冰伏特加。

我真正开始好酒是在华沙被占领期间。我的酒友是我未来的妻子扬卡，还有耶日·安德热耶夫斯基。耶日渐渐变得嗜酒如命，并且患上了肝硬化，他最终被这种病夺走了性命。能够保持一个健康的肝脏一直活到老年，算得上是一种悲哀的胜利，尤其因为这不是我爱惜肝脏的结果，而是我的基因使然。我沉湎于酒，但我总是留心将工作时间与撒开来喝的时候区分开来。我喝得最多的是伏特加。在法国，我也喝葡萄酒；在美国，我也喝波本威士忌。

酒精的最大坏处是它能把我们都变成傻瓜。然而我们内心睁着一只清醒的眼睛，事后将各种丑态摆在面前，毁掉我们对自我的良好评价。这使人感到羞愧。这种羞愧也有其教诲意义，它提醒我们，无论取得怎样的成就，驻留在我们身上的愚蠢都会暗中把它们破坏，因此不必装腔作势。畅饮之后是耻辱，还有后怕。比如一想起醉酒之后对德国人进行的无意义的挑衅，怎么能不后怕？

醉鬼邋里邋遢，惹人讨厌，这是常事。在作家中，我亲眼瞧见过瓦迪斯瓦夫·布罗涅夫斯基和马烈克·华斯科的醉态；另外，奥斯卡·米沃什曾给我讲过叶赛宁在巴黎的醉态展览。这些例子本来足以说服我戒酒，但是，老天爷呀，我的多少代祖先都曾为我不要贪杯而干过杯。我想象不出一个贡布罗维奇家的醉汉，他若不是有备而来他就不会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