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读《孔乙己》

据说当有人问鲁迅在所做的短篇小说里，他最喜欢哪一篇时，鲁迅答复说是《孔乙己》。有外国译者请鲁迅推荐自己的作品，他也是首选《孔乙己》。^a

这关乎鲁迅对自己作品的评价。在1919年写给《新潮》杂志的一封信里，鲁迅这样说：“《狂人日记》很幼稚，而且太逼促，照艺术上说，是不应该的。”^b他的学生孙伏园也回忆说，鲁迅在私下谈到《药》这一类小说时，曾经用了一句绍兴话，叫“气急虺聩”，就是不够从容，这和“太逼促”是一个意思。鲁迅喜欢《孔乙己》，原因就在它写得“从容 不迫”。^c

鲁迅的这一自我评价，大概出乎许多人意料之外：大家都认为，鲁迅的代表作是《狂人日记》《药》这样的思想性、战斗性比较强的作品。这几乎也是学术界的“公论”，以至直到今日，还很少有人提及我们这里所引述的鲁迅对《狂人日记》《药》这类作品的批评反省，有意无意忽略、淡化鲁迅对《孔乙己》的格外看重。其实，鲁迅做出这些一般人难以理解的评价，是自有标准的，即不同于政治、思想标准的审美标准；而他对作品的审美评价，就是看是否“从容不迫”。这既是鲁迅的人生观：他一再强调人的生活要有“余裕”，不能“不留余地”，给人以“压迫和窘促之感”；^d更是鲁迅的文学观、美学观，他认为“生活有余裕”才会“产生文学”，^e感情正烈的时候，不宜做诗，否则锋芒太露，能将‘诗美’杀掉”。^f以这样的“从容美学”观来看，《狂人日记》《药》可能都有些“锋芒毕露”“不留余地”，给人以“压迫和窘促之感”；而《孔乙己》则写得有节制，含蓄，从容不迫。

关于鲁迅的“从容美学”，以及对《狂人日记》《药》 《孔乙己》的具体美学分析，是一篇大文章，我曾经多次推荐给中文系的研究生：这是很好的博士生论文题目。这里不可能进一步展开，只想从一个具体角度做一点讨论。

《孔乙己》其实只是在从从容容地“讲故事”，讲一个鲁迅家乡的小酒店的故事，一个酒店里的既普通又特别的酒客的故事：他叫“孔乙己”，“原来也读过书”，没有考上秀才，“又不会营生”，最后潦倒一生。这是一个看来可笑，细加品味又相当可悲的读书人的故事。

我们要讨论的是，鲁迅怎样讲这个故事？特别是他选择谁来讲故事？也就是选择谁做“叙述者”？这是每一个作者在写作时都要认真考虑的。我们不妨设想一下：孔乙己的故事，可以由哪些人来讲？最容易想到的，自然是孔乙己自己讲，作者直接出面讲，或者由咸亨酒店的掌柜、酒客来讲；但出乎意料，作者却选了一个酒店的“小伙计”(“我”)来讲故事。这是为什么？

这显然与他的追求，他所要表达的意思有关系。

那么，我们就先来看小说中的一段叙述：孔乙己被丁举人吊起来拷打，以致被打断了腿，这自然是一个关键性的情节，它血淋淋地揭示了爬上高位的丁举人的残酷与仍处于社会底层的孔乙己的不幸，一般作者都会借此大做文章，从正面进行渲染；但鲁迅是怎么写的呢？

有一天，大约是中秋前的两三天，掌柜正在慢慢的结账，取下粉板，忽然说：“孔乙己长久没有来了。还欠九个钱呢。”我才也觉得他长久没有来了。一个喝酒的人说道：“他怎么会来？……他打折了腿了。”掌柜说，“哦！”“他总仍旧是偷。这一回，是自己发昏，竟偷到丁举人家里去了。他家的东西，偷得的么？”“后来怎么样？”“怎么样，先写服辩，后来是打，打了大半夜，再打折了腿。”“后来呢？”“后来打折了腿了。”“打折了怎样呢？”“怎样？……谁晓得？许是死了。”掌柜也不再问，仍然慢慢的算他的账。

鲁迅着意通过酒客与掌柜的议论来叙述这个故事，这是为什么呢？这显然不是一个单纯的所谓“侧面描写”的写作技巧，而是表明，鲁迅所关注的不仅是孔乙己横遭迫害的不幸，他更为重视的是人们对孔乙己的不幸的态度和反应。掌柜就像听一个有趣的故事，一再追问：“后来怎么样？”“后来呢？”“打折了怎样呢？”没有半点同情，只是一味追求刺激。酒客呢，轻描淡写地讲着一个与己无关的新闻，还不忘谴责被害者“发昏”，以显示自己的高明；“谁晓得？许是死了”，没有人关心孔乙己的生与死。在这里，掌柜与酒客所扮演的正是“看客”的角色：他们是把“孔乙己被吊起来打折了腿”当作一出“戏”来“看”的。孔乙己的不幸中的血腥味就在这些看客的冷漠的谈论中消解了：这正是鲁迅最感痛心的。

这背后仍是一个“看被看”的模式。鲁迅把他的描写的重心放在掌柜与酒客如何“看”孔乙己。于是，我们注意到小说始终贯穿一个“笑”字——

只有孔乙己到店，才可以笑几声，所以至今还记得。

孔乙己一到店，所有的喝酒的人便都看着他笑……

……众人也都哄笑起来，店内外充满了快活的空气。

孔乙己是这样的使人快活，可是没有他，别人也便这 么过。

孔乙己已经失去了一个“人”的独立价值，在人们心目中他是可有可无的，他的生命的唯一价值，就是成为人们无聊生活中的笑料，甚至他的不幸也只是成为人们的谈资。——这正是鲁迅对孔乙己的悲剧的独特认识与把握。

因此，在小说的结尾，当我们看到孔乙己“在旁人的说笑声中，坐着用这手慢慢走去了”时，是不能不感到心灵的震撼的。小说最后一句是“大约孔乙己的确死了”，鲁迅特意选择了“大约”与“的确”这两个相互矛盾的词语来讲述孔乙己的人生结局：他的死，或者不确定(“大约”)，或者确定(“的确”)，谁也不关心，谁也不在意。留下的问题是：这样的结局是谁造成的？

但鲁迅还要进一步追问：孔乙己是怎样“看”自己的呢？于是，我们又注意到这一句介绍：“孔乙己是站着喝酒而穿长衣衫的唯一的人。”孔乙己不肯脱下“长衣衫”是因为那是一种“身份”的象征，因此，面对酒客的纷纷嘲笑，他却争辩说：“读书人的事，能算偷么？”并大谈“君子固穷”，也就是说，他要强调自己是“读书人”，是有身份的人，是国家、社会不可缺少的“君子”。鲁迅于是发现了：孔乙己的自我评价与前述社会大多数人对他的评价，也即孔乙己的实际地位之间，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在鲁迅看来，这也是孔乙己的悲剧所在。而我们却要问：这样的悲剧难道仅仅属于孔乙己一个人吗？

现在，我们终于明白：鲁迅为什么要选择“小伙计”作为叙述者。小伙计的特殊性在于，他既是酒店的一个在场者，又是一个旁观者；他可以同时把“被看者”(孔乙己)与“看客”(掌柜与酒客)作为观察与描写的对象，可以同时叙述孔乙己的可悲与可笑，掌柜与酒客的残酷与麻木。于是就形成了这样的关系：孔乙己被掌柜、酒客与小伙计(叙述者)看，掌柜、酒客又被小伙计看。

但进一步细读小说，我们又发现了小伙计在叙述故事的过程中，他与孔乙己、掌柜、酒客关系的微妙变化，以及他的角色的相应变化。开始，他确实是一个不相干的旁观者，但随着不断“附和着笑”(这是掌柜允许，甚至鼓励的)，他的内心自我感觉与对孔乙己的态度，就逐渐发生了变化，终于出现了小伙计与孔乙己的这场对话：孔乙己既想在孩子面前炫耀一番，以获得些许慰藉，又不无好意地要教小伙计识字；而小伙计呢，开始心里想“讨饭一样的人，也配考我么？便回过脸去，不再理会”，继而“懒懒的答他”，最后“愈不耐烦了，努着嘴走远”。这位天真的小伙计就这样被酒客和掌柜同化，最终成为“看客”中的一个成员。——这也是小伙计自身的 悲剧。

于是，我们发现：在小伙计的背后，还有一个“隐含作者”在“看”，不仅冷眼“看”看客怎样看孔乙己，而且冷眼“看”小伙计怎样看孔乙己和看客，构成了对小伙计与掌柜、酒客的双重否定与嘲讽。

同时发现的是，我们读者自己，在阅读小说过程中，自身立场、态度、情感的变化：开始，我们认同于叙述者，对孔乙己的命运采取有距离的旁观的态度；随着叙述的展开，隐含作者，他的眼光、情感逐渐显现、渗透，我们读者就逐渐与叙述者拉开距离，而靠拢、认同隐含作者，从孔乙己的可笑中发现了内在的悲剧，不但对掌柜、酒客，而且对小伙计的叙述也持批判、怀疑的态度，引起更深远的思考，甚至自我反省：我怎样看待生活中他人的不幸？我是不是也像小伙计这样逐渐被“看客”同化？——这也正是鲁迅的目的。

这样，在《孔乙己》里，就形成了一个复杂结构：先是孔乙己和掌柜、酒客之间，也即“小说人物”之间的“看/被看”；再是“叙述者”(小伙计)与小说人物(孔乙己、掌柜、酒客)之间的“看/被看”；最后是“隐含作者”与叙述者、小说人物之间的“看/被看”。实际上，“读者”在欣赏作品过程中，又形成与隐含作者、叙述者、小说人物之间的“看/被看”。在这样的多层结构中，同时展现着孔乙己、酒客与掌柜、小伙计三种不同形态的人生悲喜剧，互相纠结，渗透，影响，撞击。作者，叙述者，人物与读者处于如此复杂的关系中，就产生了繁复而丰富的情感与美感。但我们感到惊异的是，全篇的文字却极其简洁，叙述十分舒展，毫无逼促之感。而这样“从容不迫”并不意味着简陋，而是寓“繁复”于“简洁”之中，寓“紧张”于“从容”之中，确实是一个很高的艺术境界。

a　孙伏园：《孔乙己》，《鲁迅先生二三事》，收《鲁迅回忆录》(专著，上册)，83页，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

b　鲁迅：《对于〈新潮〉一部分意见》，《鲁迅全集》7卷，23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

c　孙伏园：《孔乙己》，《鲁迅先生二三事》，收《鲁迅回忆录》(专著，上册)，85页。

d　鲁迅：《忽然想到(二)》，《鲁迅全集》3卷，15页。

e　鲁迅：《革命时代的文学》，《鲁迅全集》3卷，439页。

f　鲁迅：《两地书·三二》，《鲁迅全集》11卷，9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