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朴 断章:流水与落叶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早期,在赣南山地一所乡村中学,每周六上午放学时,我总在回家与留校之间徘徊不已。
学校坐落在开阔的莲花地边,紧邻十余户人家的小村。不远处,一条河流穿过田野,流向南边另一个樟树掩映的大村。两个村子,相距半里,在这个空间维度里,河水滔滔,朝霞暮云,日升日落。读书声掩盖不住单调寂寞的时光,而曾经做过尼姑庵、红军后方医院的校园,简陋的天井式院落、黄泥教室,被我们当作过早埋葬青春的地方。当暮色向晚,大部分学生和本地教师离开后,仅余的几十位住校生和几位教师,就会陷入大片黑暗的环抱当中。逆反时代,父子如敌,与相对沉闷的父子关系比起来,留在冷清的教工楼里,与同样年轻的同事日夜相处,反倒成为自洽的选择。我们在阑珊灯光下备课、改作业、和学生谈话,偶尔翻阅一本皱巴巴的诗集,剩下的时间里下棋、发呆,借助星光凝望半里外村子与樟树的黑色剪影,临村人家几声狗吠,让寂静沉入更深处。
记不清多少个夜晚,沿着校园外的小路,静听风吹树梢,也记不起来散步时与同伴谈了些什么。回忆的碎片是这样的:每周一次徒步十五里山路回到小镇的家,在我和另一位同事小春看来,就像宋词里的婉约派——有多少未来希冀,就有多少现实不甘,有多少理想在怀,就有多少伤愁感触。两个性情相投的年轻人,一路踟蹰,校园与小镇之间,总是延宕出大半天的路程。
那年月,我们常想,如果有一辆自行车,或许我们的视线将延伸得远一些,或许我们身体内部将靠近更多的可能性。我们都很穷,贫乏的肉身,贫乏的精神。我们幻想一辆自行车在手,就能最为直接地找到自我,找到“明天”。毋庸讳言,年轻头脑中的激流在貌似平静的假象下,暗自汹涌。终于有一天,在不知多少次的念叨中,小春从邻居手中借到一辆半新不旧的自行车。当我们于某个星期天自小镇返校时,他信任地把自行车交到我手上。我单薄的身板和青涩的技术,无力驮负身高近一米八的年轻同事。上路没多远,自行车侧翻并擦过沙石地面,我们重重地摔在地上。皮开肉绽的疼痛与懊丧的情绪夹杂,让两人来不及擦净身上的血迹,匆忙中跑至小诊所包扎了一下,就像没有发生什么似的,羞于对人提及。
那种莫名其妙的羞惭与幼稚,真不知从何说起。包括,这不值一提的小事。
这是一个青丝渐白的中年人的必然发问,对于青春时代。
现在,路上与年轻的骑行身体擦肩而过时,那远年一幕总会重现眼前;而残存在右腿上的一道旧伤痕,像隐藏的秘密,通往过去,怀旧式的珍惜感就格外清晰起来,隐隐作痛,又痒痒不已。
在山冈与树木之间,道路像一条细流,曲折起伏。在这样的细流里,我常把自己看作一条无忌的小鱼,率性地游弋着。每天的骑行,有如“吾日三省吾身”,身心寄养在天地秩序的哺育中:春天给人冀望,夏天催生激情,秋天令人省察,冬天使人怀思。
在自我观照下,在自然万物生死镜像中,在无远弗届的精神宇宙里。
“大雪”时节,南方还处在深秋里。植物的长势不像夏天那样蓬勃,叶子依旧碧绿,该开的花,依旧开得猛烈。午后三点,骑车途经山谷,日光从对面山冈投射过来,视线里有种温煦的光芒。光芒之间,一丛芒花,摇曳出柔和而本色的弧线。芒草冬枯春发,至深秋,长缨悬空——其一生夺目之处,尽在此时。在芒花与日光的相遇中,隐匿着针尖与麦芒的对立与融合。
在一瓣三角梅的紫红里,怀藏天空与大地的秘密、流水的方向与时间的刻度,藏着清风与鸟鸣、阳光与露水,藏着断裂与融合、希冀与绝望、悲悯与宽容、局限与超脱、自由与约束。诸如此类。在一瓣三角梅的紫红里,具备双重定义:生命的底色与死亡的隐喻。
流水带走落叶。
不管有情无情,落叶离枝而遇流水,是偶然中的必然。
不管有意无意,流水所经历的落叶,是必然中的偶然。
电影《一代宗师》里,宫羽田说:“念念不忘,必有回响。”叶问说:“世间所有的相遇,都是久别重逢。”
那么多流水,无一时不在归途中;那么多叶子,无一片不是寻觅归宿地。所有的往事,都是此岸;所有的归途,都抵向彼岸。
可否看作,流水带走落叶,即是前世今生的久别重逢,此岸彼岸的再度握手。
微甘菊攀附在一株野麻黄枝头,开出米黄色细密花瓣。这种外来物种侵入速度极快,假以时日,遍地而生。微甘菊一生最失意与最得意的际遇就是:没有任何一次上升是依靠自我坚挺姿势完成的,没有任何一次开放不是仰赖自我超越完成的。微甘菊的一生,从卑贱开始,到超越而止。
水沟边。失去巢穴的蚁群,如同二战时期浩浩荡荡被赶往奥斯维辛集中营的犹太族裔。一群失却日常秩序四散逃逸的蚂蚁,如同陷入战争旋涡中的生民,而陷于动荡尘世的任何一个群体,其命运无异于家园被毁的蚂蚁,卑微,脆弱,了无归宿。在此末日危途一样的漫长跋涉里,跋涉,就是存在的意义,抑或存在的微光。既是宿命之途,也是解脱法门。
两棵枝丫相互缠绕。两棵枝丫相敬如宾。两棵枝丫相互对立。两棵枝丫相互衬托。两棵枝丫相互搭建。两棵枝丫相互解构。两棵枝丫互为戏剧。两棵枝丫互为观照。不止两棵枝丫,应是数不清的枝条、树叶。有的飘逸,如白衣卿相。有的粗拙,如渔夫樵人。有的居于云端,与尘埃渐行渐远。有的委身低处,卑微而质朴。有的占尽天时,饱饮雨露日光。有的身世曲折,尝尽风尘凉薄。远远地,那苍老而依然蓬勃的树冠,犹如涵纳着全部悲欣的世间。
——在一株古老的榕树下面,我所看见的镜像。
可不可以说:它们呈现出来的种种,就是我们时常提到的那个词——存在。“存在”,在时间中,在空间里,一念而生,一念而逝,一株理性与非理性交织的“永恒之树”。我倾向于相信,如克尔凯郭尔、卡夫卡,一定独自在某株枝叶繁茂的巨树下,站立过,冥想过。
山地车靠在墙根下。它的轮胎那么冰冷,它的车架、前叉、扶手、脚踏板、链条、飞轮、牙盘之类,那么坚硬而刻板。它所有的外在形态,那么粗笨而滞重。
在另一个充满动感的维度里,也即山地车通过速度与激情的展现证明:它轻盈、自由、柔软、灵性、贴身的温暖和御风者的身份。
前一部分,属于物理性,后一部分,属于精神性。在一辆山地车那里,保持最终的平衡度,藉由这两部分组成:物理性与精神性。
从物理性到精神性,也是由静而动的一种飞跃,一个超越。
绝对的“静”,必是“死寂”;绝对的“动”,恐是分裂与崩溃。
而世间的“动与静”,必然要落在“中庸”这个词的含义中。如同“有”与“无”之间的转换或变化。动静之间,有无之间,人们不断诘问,砥砺而行。
当一只苹果砸中牛顿,当老子写出《道德经》,世间的诘问与思考才刚刚开始。
那个跨坐在山地车软垫上的某人,恐怕没有比这种形容更恰切的:“大地上的追风者”。“大地与山地车”,是追风者依赖的物理范畴,而穿过某人的一场场浩荡之风,又是追远致思的精神漫游——在人文旷野之上。离开前者,谓“无本之木”;缺乏后者,谓“缘木求鱼”。
行至高冈,暝无俗声。
树木立于周遭,如多年旧友,相视默然。
当夜的帷幕降临,在黑暗的掩护下,银河之上,星空密集地缀出深蓝背景下的点点光芒。
这种时刻,唯有庄重、虔敬与洁净地坐在大地上,听从自然律的呼唤,以及内心的跳动。
在一个孤独者的旅程里,凉暖自度,寂寞似锥;孤独者总是将自身立于危崖之上、深渊之侧,有的唾面自干,有的粉身碎骨。其骨血,总是绽放出奇异而撼动人心的一瓣。
能够咬牙坚持下来的一段路程,回首时的感叹并不多么惊心动魄。真正伟大的悲剧之处在于,当孤独者以决绝姿态上路,以牺牲者的勇气前行,以持久不熄的精神烛火驱散黑暗,让后来者于蒙昧深处得到救赎——其个体包含的谦卑与自信、柔弱与强大,便镌刻在无形的墓碑上,恒久地现出石头一样的坚硬与亮度。
二十世纪中叶以来的中国,有那么几个人,算是孤独中自我献身的探索者。因其罕见,所以悲怀,转而安慰——浊流之下,清醒而不悔者,毕竟还是有那么几个。古今中外,如司马迁、李贽、苏格拉底、布鲁诺、梵高……这样的名单多如繁星,因其浩繁,所以安慰,转而悲怀。
——信仰的漫长道途上,沉重的肉身与思想的光芒,相互印证与映射,灼痛并照彻我们。
小满日。热。闷。气温升至三十五度。坐在窗前的一把木沙发上,读《顾准日记》,读到“第一天吃红薯叶,三顿,每饭一碗。晚间菜稀饭,加大碗红薯叶,翌晨拉肚子”时,再难读下去。看窗前榕树,叶梢纹丝不动,阳光明晃晃地射下来,几只长居此间的鸟雀不见踪影。坐立不安,有投身湖水的冲动。书是翻不下去了,索性骑车出门,往林间去。
一个人走在路上,思绪如风。饥饿、劳累、疾病、监禁……足以摧毁一位思想者的灵肉,然而并未全然摧毁,他何其坚韧。读顾准,仿佛经历一场冰火之浴,仿佛这闷热天里,无处喘气;仿佛置身雪地,冷凛入骨。世事纷扰,远人近事,那么多块垒石粒,堆积在内心,即使迎面的一阵阵风,也无法消除。然而,风是从容不迫的,起于自然而隐于自然;风的来去,自有其隐秘之路。“大风起兮云飞扬”。历史,注定在风中显露真相。
一抹日光投射到清晨的树梢之上,呈现出美好的梦幻色度,衬托其美好者,恰是其背影部分。天文学解释说,一抹日光,需穿越大约一亿五千万公里的路途,大约八分钟才能抵达那株树木,宗教信仰者说,这是神的旨意与恩宠。
而在西蒙娜·薇依眼里,一抹日光投射于清晨的树梢,应是“神恩与重负”的结果。她说:“两种力量主宰着宇宙:光和重力。”
面对西蒙娜·薇依的一生,我倾向于认为,树梢承受着日光恩泽之际,其背影部分,承受着来自树木自身的重负,如同她的一生所示。
打破藩篱,锻造语言的不坏之身,要经过怎样的受难?
骑行初始,那些清晰的、平缓的、充满流水与花香的路径,曾经令我心仪。我像年少时的放牧生活一样,放牧着山地车,听任身心沉浸在轻易而舒适的时间里。
——这是茫然所致,也是惧难与妥协使然。
在我这个年龄,少年时代是听着类似《沂蒙颂》《血染的风采》长大的,直到长成以后,才听到邓丽君、罗大佑以及西方古典交响乐。毋庸讳言,最初被灌输的东西,有如鲁迅先生所言:“红肿之处,艳若桃花;溃烂之时,美如乳酪。”掩饰、美化,然后愚蒙。我们的身体内部,被迫注入一股巨大的甜蜜素,浑然不觉语言陷阱,万劫不复地埋葬了最初的岁月。悲剧,从语言开始,又不止于语言。它后患无穷的影响,令此生注定要失去语言的胜算。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少时诵读,觉其诗意美感;中年再读,读出僧敲木鱼的意味。时间真是一把锋利的刀刃,可以剖开青皮,看见骨核。陶翁“心远”于僻地,抛离繁华喧闹,卑微中立身,“短褐穿结,箪瓢屡空”。历险境而不自馁,甚至甘之如饴,其转身的勇气与洞彻,源头不在诗意,在乎一颗省察之心,非是“退隐”二字可以蔽之。
如果把骑行生活比作四季,最初那段骑行日子可看作“迷醉之春”。当经历过长久的道途磨砺和内心淬炼,那种由生死疲劳催化而出的精神自律,让我对潜意识里顽固不化的愚痴、惰性与惯性格外警惕。现在,我驱驰着山地车,翻山越岭之际,再不敢以“放牧”相称。这样的语言符号,过于轻飘和表面。像初入山门的求佛者,不知“棒喝”真意、法器何为。如同在语言和思想的愚痴、惰性与惯性中逐渐沉沦的写作者,轻于安逸,死于妥协。
我所能寄寓的,无非是踩着语言的钢丝行走,如临深渊。
孤独的骑行者——
动荡时寻找支点
不羁时探寻尺度
登高时反躬自问
黑暗里独对篝火
疲惫里安抚灵魂
……日光与花瓣锦簇。
遇见菊花。一朵一朵菊瓣,被冬阳映照得尤为金黄。
遇见火焰木。在关于史前文明的猜测中,焰火升腾。
遇见白银香。一簇一簇的鲜红核果,不过是一次关于肉身的想象。
而山谷里盛装而出的勒杜鹃,让我宛若远道而至的贵客,忝列节日典礼。
在沉默中,寒风并未远走。菊花、火焰木、白银香、勒杜鹃开过,梅花将绽,雪花紧随其后——最惊艳的一瓣,缀结在梅枝上,纯净、朴素,而凛冽。
这是至为牵魂的一幕。
小时候,灌草中隐隐而见的小动物、野果、蘑菇之类,总是要由同伴指点着,我才后知后觉。一再的困惑,却浑然不觉自身的视线局限。高中毕业体检时才幡然醒悟:我以色弱和一只眼睛先天性弱视而注定与许多际遇擦肩而过。世界在一只眼睛里,蒙上一层阴影;世界在色弱的局限中,容颜不辨。
为遮蔽飞蠓与沙尘的侵扰,护目镜在骑行中派上用场。它隔离沙尘与飞虫,也过滤或改变光线,一个魔幻世界映入眼帘。天空如同枯井。云朵化作怪兽。黑白山石,铜漆剥落。飘逸的芦苇,形似干蒿。风中那些鸟雀,翎羽奇异,本色无觅。泉水照见颠倒梦想,日光影中万象迷离。两块镜片,顺理成章地折射出虚妄之境;护目镜的物理性,异化或扭曲视野,致使“存在”百口难辩,百身莫赎。摘掉护目镜,犹如揭去“面具”,你的世界应如是,他人眼里的你,亦然。
先天失明者以想象描摹世界,后天失明的人,以记忆重构世界。失明而致虚幻,这是博尔赫斯的“害怕”;因为“害怕”,而返照内心——缘于失明而孜孜探究的诗人,比如博氏,精神之翼宛若眼睛,终究在黑暗处,无限接近真相。
朴质的,羞于装饰。艰难在于,这个世上,自认明察秋毫的人很多,能够指认林间猛虎与心中蔷薇的人罕见。我是先天眼疾患者,出生即入暮年。看不清真相,是为悲哀。
蜂群簇集在花树上,嗡嗡细鸣。我无法叫出每只土蜂的名字,无法辨认每只土蜂鸣音的异同。如果把人类历史上某种命名用到土蜂身上,也许“部落”“族群”这样的词语稍许类似,比如“簇集在花树上的土蜂部落”或“簇集在花树上的土蜂族群”,以别于聚集在岩洞、地穴的土蜂们。必然面临的是,倘若隐去具体过程,当先前的蜂群转眼飞离花树,换上另一群原本在岩洞的土蜂,我们看到的,依然是“蜂群”。
我们的眼睛被意识蒙蔽。意识愿意轻信“概念”多于“细节”,“整体性”往往大于“个体性”。我们在“整体性”中沦陷,在“概念”中盲人摸象。那些独立的、鲜活的生命,那些承载灵魂的血肉、骨核、呼吸、声音,通通以“历史”的名义掩埋于厚尘。“部落”的铁蹄把一只又一只土蜂碾压,“族群”的图腾凌驾于芸芸众生。我们总是活在“存在与虚无”的悖论深渊,难以自拔。
一棵开满细碎米白色花瓣的高大乔木,在清朗天色与温煦冬阳的背景前,显露出异乎寻常的“存在感”。我想抓住点什么,比如用相机拍下树冠、花瓣、叶子或其摇曳横斜的姿态。我能捕捉的,只是这棵大树的十万分之一。也许,它之于我,只是“虚无的存在”。
就在这种“存在与虚无”的悖论中,乔木获得自身的自由。而我,在对其仰望和观瞻的过程中,获得了“我”的精神支点。此一瞬间,我甚至不必纠结于那棵乔木的物理性与学名。我只需借助某种气息,努力深入其内部。或者,“我”是乔木,乔木是“我”。
入冬后的南方。植物的长势并未随季节变化而停止,如同大海从未停止其波浪的汹涌。候鸟们从远方而来,麇集于此,孵化,养育,休养生息。山水之上,流动着生生不息的气象。这一派气象,以汁液的饱满和浓烈而充满母性之光。而北方此时,冰封大地,雪凝冷枝,鸟雀隐踪,鱼虾深潜;入眼的景象,唯刚劲、沉郁、内敛而自省,充满父性般的深沉。
我总是在关乎北方与南方的想象中反刍自我,在北方与南方的精神之途寄养肉身。当遥想北方,父亲的记忆苏醒如初;当置身南方,仿佛回到故乡,回到母亲的摇篮里,再度复活。
我是北方与南方的孩子、父亲与母亲的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