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永利

引言

如果细细品味柳宗元的文章，我们会发现在他的笔下涌现出众多的历代圣人形象，如坚守信念、不弃己志的箕子，轻去就重生民的伊尹，以及黄帝、尧舜禹、商汤、周文王、武王、周公、孔子、孟子等等。这些圣人形象在柳宗元的思想道路的指引及情感的慰藉上，无疑占有重要的位置。据统计，诸多的圣人中，尧、舜、孔子在柳宗元文集出现的频次是最高的。关于柳宗元对于孔子的尊崇以及原因，笔者另有专文论及，兹不赘述。本文中，笔者想就柳宗元对于尧舜之道的理论阐释及践行发表拙见，以就教于大方之家。

一、柳宗元“尧舜之道”的理论阐释

柳宗元年轻时有着远大的志向，自视甚高，“少时陈力希公侯，许国不复为身谋”。在《答贡士元公瑾论仕进书》中写道：“始仆之志学也，甚自尊大，颇慕古之大有为者。”后来少年得志，参与了“永贞革新”，然旋遭失败。整个人生陷入了贬谪、再贬谪的岁月，终其一生不得重见天日。尽管如此，柳宗元的内心是有着坚定的理想信念的。尧舜作为儒家的理想人格，在柳宗元心目中，无疑是师法圣贤的对象。在《寄许京兆孟容书》中，他写道：“宗元早岁，与负罪者亲善，始奇其能，谓可以共立仁义，裨教化。过不自料，勤勤勉励，唯以中正信义为志，以兴尧、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为务。”此书信是柳宗元被贬永州五年后写就的，虽然是对当初政治行为作辩解，但也表露了他始终坚持尧舜之道的心迹。在长期的贬谪岁月中，柳宗元时常与志同道合的好友吕温诗文唱和，交流思想。在吕温不幸去世后，柳宗元为之写的诔文说道：“君昔与余，讲德讨儒。时中之奥，希圣为徒。志存致君，笑咏唐、虞。揭兹日月，以耀群愚。”柳宗元在《送娄图南秀才游淮南将入道序》中阐明自己学习尧舜的热忱，“幸而好求尧、舜、孔子之志，惟恐不得；幸而遇行尧、舜、孔子之道，惟恐不慊”。《惩咎赋》亦云：“日施陈以系縻兮，邀尧、舜与之为师”，意为邀请尧舜做自己的老师，每天都不曾间断，可见，柳宗元的尧舜情结是多么深厚。

(一)柳宗元对于尧舜思想的吸收及改造

虽然柳宗元对于尧舜是持有推崇的态度，但也并不是无条件地全盘接受了尧舜的影响。尧舜作为儒家由来已久的圣人，历经了后世诸多学者文人的美化附会，其身上必然有一些神异化色彩的存在，这些就需要柳宗元做一些拨乱反正的工作，以恢复尧舜的本来面目，更好地服务于时代。

1.剔除神异色彩

关于尧舜时代的历史资料“夏后周公之典逸矣”，因此，千百年来罩在尧舜身上的盲语讹论太多了。而柳宗元不相信那些牵强附会的神鬼玄机之说。他首先批判了吕不韦等人的十二纪说法，认为那些把尧舜之时根据社会生活总结出的经验理念归合为阴阳鬼神化，作为政令再施于人类的做法皆“非出于圣人者也”，是大悖于圣人之道的。因为“圣人之道，不穷异以为神，不引天以为高，利于人，备于事，如斯而已矣。”意为圣人的思想主张，是不会穷究那些怪力乱神的，也不会把天意作为最高主宰，只要有利于民众，依照事物的发展规律做事，即可达到圣人之道。柳宗元在《时令论·下》中明确提出：“立大中，去大惑，舍是而曰圣人之道，吾未信也。”意为我们应树立大中之道，消除对天命鬼神的迷信。刘禹锡《天论》中有一段话：“尧、舜之书，首曰‘稽古’，不曰稽天；幽、厉之诗，首曰‘上帝’，不言人事。在舜之廷，元凯举焉，曰‘舜用之”，不曰天授；在殷高宗，袭乱而兴，心知说贤，乃曰‘帝赉’。尧民知余，难以神诬；商俗以讹，引天而驱。由是而言，天预人乎？”与柳宗元的圣人之道的观点相近，可作为最好的注脚。

2.批驳祥瑞文符

柳宗元在“永贞革新”之前，自监察御史里行被擢升尚书礼部员外郎之际，曾经撰写了多篇奏表，如《御史台贺嘉禾表》《礼部贺嘉禾及芝草表》《京兆府贺嘉瓜白兔连理棠树等表》等一系列以祥瑞佳兆来预示或彰显朝廷新气象。但这些奏表，皆为柳宗元处于当时的位置而不得不做的应景文章，其实其内心是并不认同祥瑞佳兆能带来好的政治局面的。永贞革新失败后，柳宗元谪居永州时，有一篇文章《贞符》即表明了他对于祥瑞符命的真实态度，也可以看做是对他之前撰写诸多祥瑞符命之类文章的一次拨乱反正。《贞符》：“臣所贬州流人吴武陵为臣言：‘董仲舒对三代受命之符。诚然？非耶？’臣曰：非也。何独仲舒尔。自司马相如、刘向、扬雄、班彪、彪子固，皆沿袭嗤嗤，推古瑞物以配受命。其言类淫巫瞽史，诳乱后代，不足以知圣人立极之本，显至德，扬大功，甚失厥趣。”文中批驳了汉代以来的儒家，如董仲舒、司马相如、刘向、扬雄及班彪、班固父子之流强加在尧舜禹身上的所谓接受“祥瑞之符”的说法，认为他们的观点纯属无稽之谈。同时柳宗元在总结了由汉至唐各个朝代兴亡的原因时，明确提出了帝王“受命不于天，于其人，休符不于祥，于其仁”的结论。谈尧舜圣人之道必须立大中、去大惑，破除神鬼迷信，还人们一个清白真实的圣人之道。

(二)阐明尧舜之道的内涵

古代的文人常常把自己的政治理想寄托在远古传说中的某位圣人身上，柳宗元也不例外，他心目中的致治楷模即是尧、舜。他在《唐故给事中皇太子侍读陆文通先生墓表》写道，“其道以生人为主，以尧、舜为的”，又在《寄许京兆孟容书》中说“唯以中正信义为志，以兴尧、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为务”。依柳宗元的理解，行尧舜之道就是要“以生人为主”，“利安元元为务”，用今天的语言来解释，就是要关注民生，以百姓利益为重，多做有利于民生的事情。换言之，在柳宗元看来，尧舜之道的核心价值是利民生。如何实现此核心价值，可由如下两方面来理解。

1.“至大以简”的管理方式

柳宗元在《祭吕衡州温文》有言“尧舜之道，至大以简”。在他看来尧舜治理天下的方式虽然“简”，却是很有效的。那么，尧舜之道的“简”，怎么理解呢。我们可以从另一篇文章《晋问》中找到答桉。《晋问》称扬了三晋山河壮丽、物产丰饶、民风淳朴的特点。作者祖籍河东，该文自是彰显了他对家乡的热爱。在《晋问》结尾，作者浓墨重彩地谱写到：“三河，古帝王之更都焉，而平阳，尧之所理也。有茅茨、采椽、土型之度，故其人至于今俭啬；有温恭克让之德，故其人至于今善让；有师锡、佥曰、畴咨之道，故其人至于今好谋而深；有百兽率舞、凤凰来仪、于变时雍之美，故其人至于今和而不怒；有昌言、儆戒之训，故其人至于今忧思而畏祸；有无为、不言、垂衣裳之化，故其人至于今恬以愉，此尧之遗风也。”“尧之遗风”，可用“俭”、“让”二字概括，这正是对“至大以简”的最好注释。颇可注意的是，至大以简的治理方式，显然也有道家的影子，是用道家的“无为而治”观念补充了儒家的仁爱意识。这也是针对当时统治者“好烦其令”，折腾百姓的现实有感而发的。

2.“选贤任能”的用人理念

再好的施政理念，再好的政治制度，最终都是需要人才去贯彻、去执行的。作为一个有头脑的政治家，能够知人善任、任人唯贤，这是最重要的。在柳宗元看来，尧、舜作为一代明君，在任用贤才方面也是值得称赞和学习的。在《贞符》中写道：“尧，置州牧四岳，持而纲之，立有德有功有能者参而维之，运臂率指，屈伸把握，莫不统率。尧年老，举圣人而禅焉，大公乃克建”。柳宗元肯定了尧选取有功德之人治理国家的做法。在《舜禹之事》中对于尧、舜二人交接班时亲密无间、两相无猜的合作有着深刻的理解与认识，“尧之得于舜也以圣，舜之得于尧也以圣”，“舜举十六族，去四凶族，使天下咸得其人；命二十二人，兴五教，立礼刑，使天下咸得其理；合时月，正历数，齐律、度、量、权衡，使天下咸得其用。积十余年，人曰：‘明我者舜也，齐我者舜也，资我者舜也’”，这也正是尧所期盼的结果。尧对于禹的任用，也是大公无私，不计个人恩怨的。大禹的父亲鲧因治水不力，被尧处死。尧并不因此否定大禹的才能，使“禹能以德修鲧之功”。《天对》对此事赞颂道：“尧酷厥父，厥子激以功。克硕厥祀，后世是郊。”

二、柳宗元“尧舜之道”的践行

(一)积极学习尧舜之道

柳宗元之所以积极学习尧舜之道，探究其奥义，并终生践行之，是有着多方面因素的。当时历史背景而言，尧、舜皆居住并建都于河东，此地距离李渊、李世民父子的龙兴之地晋阳并不远。取“唐”为国号，亦可看出，李氏王朝对于尧的尊崇。尧以火德王天下，唐王朝也尚火德；唐太宗李世民曾驾临河东平阳参谒尧陵，修建祠宇，并把自己的像也塑在那里；唐开元诏书，命地方官员祭祀尧之女儿娥皇、女英。就柳宗元个人来说，柳氏郡望河东，自古就是唐地，领尧风舜雨德化风气之先。柳氏出身世家望族，其叔父“以为理化之始，莫尊乎尧”，曾作有《尧祠颂》而传于世。家学深厚，见贤思齐的后进柳宗元，承学继志自在本分。柳宗元之于尧舜之道的研习，当始于贞元十五年(799年)前后。由好友吕温、韩泰处得《春秋微指》《集注》各二篇，认真拜读后，决定拜师陆质，“恒愿扫于陆先生之门”，“始得执弟子礼”。直至贬官后，柳宗元设法求得《春秋》学三部著作，深入研讨，坚持多年，勤奋不倦，创获颇丰。

不仅自己沉浸于尧舜之道的学习中，柳宗元还经常劝勉鼓励自己周围的亲朋好友去学习践行尧舜之道。好友娄图南经学功底颇为深厚，且多才多艺，科举及第本不困难，但因不满科举黑暗，采取逃名遁世的生活态度。柳宗元对此在《送娄图南秀才游淮南将入道序》一文中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当今之世，天下太平，主上思贤若渴，你却甘为处士，“吾以为非时”，“幸而好求尧、舜、孔子之志，唯恐不得；幸而遇行尧、舜、孔子之道，唯恐不慊，若是而寿可也。求之而得，行之而慊，虽夭其谁悲？今将以呼嘘为食，咀嚼为神，无事为闲，不死为生，则深山之木石，大泽之龟蛇，皆老而久，其于道何如也？”由此可见柳宗元虽身陷不幸，仍念念不忘“行尧舜之道”。杨诲之，柳宗元妻弟，宗元遭贬后二人之间有书信往来。在《与杨诲之第二书》中，柳宗元说道：“今子素善士，年又甚少，血气未定，而忽欲为阮咸、嵇康之所为，守而不化，不肯入尧、舜之道，此甚未可也，”劝诫杨诲之切勿纵心任性，误入歧途。

(二)切实践行尧舜之道

柳宗元不仅在理论上称扬尧舜之道，而且在实践中也积极地将儒家学说贯彻到人文教化中去。柳宗元在被贬至柳州后，发现“柳州古为南夷”，社会经济落后，人文教化欠缺，当地人“椎髻卉裳，攻劫斗暴，虽唐虞之仁不能柔，秦汉之勇不能威”，社会风气较恶劣。针对此种情况，柳宗元先从教化入手，用尧舜之道感化当地人，以期达到“知唐之大德以遐，孔氏之道尊而明”的效果。具体从何入手呢？当他发现当地的孔庙久坏失修时，便决定修缮孔庙，并作文纪念之，写了《柳州文宣王新修庙碑》，文章记述了修孔庙的前因后果，指出当地人受教化后能够做到“人去其陋，而本于儒，孝父忠君，言及礼仪”的可喜变化，“三年，民各自矜奋”，“老少相教语，莫违侯令”，“子严父诏，嫁娶葬送，各有条法，出相弟长，入相孝慈”，柳州的风俗民情发生了极大变化。由于柳宗元重视文教，柳州涌现了一批娴熟诗书深知礼乐的文化人士，他们不远千里，追随宗元，“凡经其门，必为名士，著作之盛，名动于时”。当地文教事业也取得了显著进步，这些都是柳宗元应用孔门儒学和尧舜之道进行教化的结果。

倡导尧舜之道，并非一介大臣所能为之，首先在于天子的躬行不辍。天子必须令奸邪屏退，擢用忠善之臣，“道高德厚，匪躬无怠”才能协和万邦，致君尧舜，成就圣人之道。心明圣人之道，鞠躬以行，人皆可以为尧舜。在柳宗元为陆文通所撰的墓表中，称赞陆质熟悉圣人奥旨，阐明大中正道，“以圣人为主，以尧舜为的”，讲道二十年，书而志之者又十余年，“其书出焉，而先生为巨儒”，然而也不过是“道之存也以书，不及施于政；道之行也以言，不及睹其理。”

世居河东的吕温是柳宗元的好友，二人志同道合，常在一起吟咏尧舜之治。柳宗元称吕温有智勇孝仁的美德，其才能“可用康天下”，其志向“可用经百世”，为官一任造福一方，颇有政绩，深得民心。吕温去世后，道衡二州百姓不饮酒弃娱乐，为他哭者逾月。柳宗元、刘禹锡先后数次撰诗文立碑铭悼念吕温，认为吕温的诸多才华已跨越了商周，直抵尧舜，巍然为伟人，与世无穷。可是这样的人，由于行尧舜之道“独取其直”，而不能像他的老祖宗吕尚辅佐周室，却遭到了官场谗谄，被迁谪了。

通过柳宗元笔下的这两个人的遭遇，可知“动以尧为准”的唐朝在实践圣治方面做的境况，人取一端即可为尧舜，而当朝竟不问苍生问鬼神，使大道不行、贤良早夭。柳宗元的这种说法与其说是为其师友鸣不平，毋宁说是对现实政治的一种批判。实际上，受排斥遭贬谪的柳宗元是借圣人之名而言己志。在《封建论》中他谈论尧的分封制，是为了反藩镇割据；在《晋问》中描述尧之遗风，是为了现实的说教。柳宗元以尧舜而论道，借尧舜来阐发自己的理想与追求，含沙射影地批判着现实。通过柳文“道尧舜”，可以探知柳宗元这个杰出人物的心衷。对于柳宗元的尧舜情结，我们可以在他的《<论语>辩》中得到答桉。许多人解释不清孔子《论语》为何把“尧曰章”放在终篇之首，柳宗元却断然认定它是全书的纲要，“是乃孔子常常讽道之辞云尔。彼孔子者，覆生人之器者也。上之尧舜之不遭，而禅不及己；下之无汤之势，而己不得为天吏。生人无以泽其德，日视闻其劳死怨乎，而己之德涸然无所依而且施，故于常常讽道云尔而止也。此圣人之大志也，无容问对于其间。”这不也正是处于贬谪时期柳宗元的内心苦楚的真实写照吗？

简言之，柳宗元的“尧舜之道”在理论的阐释上虽然有其可取之处，然而由于唐朝当时的政治环境和他本人的现实处境等原因，并没有产生适合其开花结果的土壤和温床。因而，也没产生相应的收获和影响，但对于柳宗元所做的思考及实践方面的努力，我们还是应该给予充分的理解和肯定。

(作者单位：运城学院)

1. 　(唐)柳宗元：《冉溪》，《柳宗元集》卷四十三，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221页。下文除特别注释外，均引自同一版本。
2. 　(后晋)刘昫：《旧唐书·柳宗元传》，中华书局1976年5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