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宗元研究论文选粹 - 论柳宗元辅时及物之“道”

论柳宗元辅时及物之“道”

翟满桂

柳宗元永州时期的长篇大论，很能代表他对“道”的一些看法，以及对“有志之士”在不得道时仍能身体力行以“明道”的一些作法、一些心态。柳宗元于元和四年永州时所写的《答吴武陵论非国语书》中云：“仆之为文久矣，然心少之。不务也。以为是特博弈之雄耳。故在长安时，不以是取名誉，意欲施之事实，以辅时及物为道。自为罪人，舍恐惧则闲于事，故聊复为之。然而辅时及物之道，不可陈于今，则宜垂于后，言而不文则泥，然则文者固不可少耶”。也就在永州赋闲时期，他以“辅时及物之道”的雄图大略作过对天人之道、经国大道、文以见道等问题的思考，表现出对“道”的洞见。其思想倾向往往论证古今，纵横捭阖，敢破传统，立意深远，“识见颇不犹人”。

一、天人之道

“天”和“人”的本原及其关系，一直是中国古代哲学史上争论不休的话题。其争论的焦点在于：天是什么？天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有意志的最高主宰，还是无意志、无感知的自然物？有无“天命”？“天命”与人们的努力的关系如何？“天”能够给人们什么禀赋？“天性”与后天实践的关系怎么样？等等。早于柳宗元一千多年的屈原，尽管心怀怨愤之情写了《天问》，但确实将这疑问都提了一个遍。赋闲于永州的柳宗元则抱贬谪之恨对天，努力吸收消化前人的哲学思想成果，以批判的自然哲学思想写下《天对》，企望全面解答屈原《天问》中的一百七十多个问题。在对天人关系的认识上，柳宗元、刘禹锡共同与韩愈开展过论争。柳宗元尽管当时身负重辱，但并不认为自己遭贬身处逆境系天命所致。

贞元末年柳宗元即已开始撰写、被贬永州后方才修改完成的著名论文《贞符》，其写作用意于序中说得很清楚，是为了批判“推古瑞物以配天命”的天命观。封建统治者为了证明自己统治的合理性，提倡“君权神授”“天人感应”，胡诌君主登位前自然界必定先有祥瑞事物出现，这种祥瑞就是君主“受命于天”的证据，即所谓“受命之符”。帝王到底是受命于“天”，还是受命于“人”？柳宗元动笔写这篇文章是在长安，正值宪宗登基之初。他深知其中的利害，但还是大胆地议论，“受命不于天，于其人；休符不于祥，于其仁。唯人之仁，匪祥于天；匪祥于天，兹惟贞符哉!未有丧仁而久者，未有恃祥而寿者也。”这一结论可谓发前人之所未发。《时令论》指出，“圣人之道，不穷异以为神，不引天以为高，利于人，备于事，如斯而已矣。”更是直截了当地反对天命神权观念、强调关注社会人事和民生。

《非国语》是柳宗元在永州完成的一组别具风格的著作，一共有67篇。其主要篇幅，是对《国语》中有关灾祥、福佑、命数、禄相、卜筮、谣应、神怪、妖异等方面的记载，进行揭露和批判，以抨击“天人感应”论为的，劝谕统治者不要去迷信上天，而要改革政治、奋发有为，发挥人治的作用。《非国语》云：“力足者取乎人，力不足者取乎神。”他坚决地反对天人感应的观点，反对神学的历史观。他认为国家的兴亡，人的吉凶祸福，跟“天”并没有什么关系，人并不是受“天”主宰的。《国语·周语》一文说：幽王二年，西周三川皆震。伯阳父曰：“周将亡矣，夫天地之气，不失其序；若过其序，民乱之也，阳伏而不能出，阴迫而不能蒸，于是有地震。”后来幽王被灭，平王东迁，《国语》都认为是“幽王二年，西周三川皆震”的结果。柳宗元在《非国语》的《三川震》一文，就尖锐地批判了这种谬说。他说：“山川者，特天地之物也，……自动自休，自峙自流，是恶乎与我谋？自崩自缺，是恶乎为我设？……”柳宗元明确地指出，山川的存在，它的“自峙自流”，“自崩自缺”，和人们的祸福吉凶，国家的兴亡，根本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他认为国家的兴亡，是人的事情，而不是“天”的事情。他认为要说人的吉凶祸福全是由什么天地阴阳来主宰，是没有任何根据的。柳宗元又于《断刑论》中云：“古之所以言天者，盖以愚蚩蚩者耳。”尖锐地揭露了统治者宣扬天命论的愚昧目的。

柳宗元写上述“论”“说”的原因，缘于当时社会“推天引神”，“道不明于天下”。柳宗元想做一番事业，可是又“名列囚籍”，于是乎见诸笔端。柳宗元的这些评论，敢破传统，提出了有关政治、经济、文化以及认识论等方面的诸多新见解。虽然柳宗元所认为的最完美的“道”，仍不过是儒家之道，他理想的圣君仍不过是唐尧、虞舜，没有超出一般封建士大夫的思想范畴，但是他能揭示出封建统治者利用“神”来治人的企图，否定“神”的存在，是难能可贵的。

二、治政之道

柳宗元在永州时期议论得最多的“道”，是经国政治之“道”。作于元和四年的《封建论》，则是论经国大道之宣言。所谓“封建”，指“封国土，建诸侯”的分封制，这是一种适应商、周奴隶制社会需要，把全国分为许多由世袭诸侯统治的小王国的政权制度。他在《封建论》中说：“夫天下之道，理安斯得人者也。……封建者为之也，岂圣人之制使至于是乎，吾固曰非圣人之意也，势也。”柳宗元认为“天下之道”要“得人”，适合民意，适应历史发展的趋势。因而，他于《封建论》中，纵论古今，论述了由原始人群过渡到分封制，再到郡县制，是历史发展必然的“势”，提出“封建非圣人意也，势也”的鲜明观点。阐述了中国历史上分封制的兴衰及其为郡县制所代替的客观必然，充分肯定秦朝建立郡县制的历史意义，从而批驳了“封建国祚长”，论证了“郡县享国久”，申述唯有实行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国家才能长治久安。他指出，贵族分封制是分裂叛乱的根源，如周王朝实行分封制形成天子一统天下与各分封国相对独立的格局，结果导致各诸侯国政治溷乱。周王朝衰亡的主要原因是诸侯强盛，中央政权的周朝则被架空，就像尾巴过大身子无法摆动一样。一句话，“失在于制，不在政”。也就是说，主要症结在于政治体制不当，并不在于具体的政治措施如何。总之，柳宗元以社会发展进化的观点，强调政治体制改革是以社会历史发展的趋势来决定的，郡县制代替分封制是“势”的发展的必然。认为唯有实行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国家才能长治久安。即使是圣人，也不能随心所欲，而只能因势定制。苏轼赞之曰“当为万世法”。清代孙琮评论柳宗元的《封建论》“识透古今，眼空百世”。

《四维论》作于元和四年(809年)，论述的是国家纲维的问题。所谓纲维，指的是维系社会的精神支柱。柳宗元批评《管子》一书把“礼、义、廉、耻”定为“四维”是错误的。他敏锐地看出，“不蔽恶”“不苟得”之“廉”，与“不从枉”“羞为非”之“耻”，其实都属于“义”的范围，因而，“吾见其有二维，未见其所以为四也”。柳宗元又进一步分析出“廉、耻”不能与“义”平列。他指出：“圣人之所以立天下”，其实只有“仁义”。因为，“仁主恩，义主断。恩者亲之，断者宜之，而理(治)道毕矣”。认为廉、耻自礼、义中出，礼、义是最根本的，所以只应有礼、义二维，而不应有四维。至于“道、德、礼、信”，“皆由其所之而异名”。由此进一步论定了“四维”之说“殆非圣人之所立”，绝不是管子的言论。充分表述了柳宗元主张以“礼义”思想作为治理国家的根本原则。

《送薛存义序》是一篇赠序，但以官民关系议论精当为其特点。其主要内容是以送薛存义离任的临别赠言的形式，提出了“官为民役”的观点：“凡吏于土者，若知其职乎？盖民之役，非以役民而已也。”柳宗元认为官吏应当是为民的公仆，而不应该去奴役百姓。他高度赞扬其同乡薛存义是“民之役”的楷模，在零陵做代理县令两年任职期间，能“蚤作而夜思，勤力而劳心”，实践了人民是主人，官吏是奴仆的思想，展示了作者自己的政治理想。柳宗元在《送宁国范明府诗序》中明确表示：“夫为吏者，人役也。”直接表达了民贵吏轻，吏为民仆的政治主张。他还把心系众生、符合民意作为实行“圣人之道”的基本要领，表达了对老百姓的敬重之情。由吏与民的关系，柳宗元进一步上升到君民关系，将重视民生，让民众生存下去的民本思想，发展到民众有黜罚“怠事”“盗货”官吏的认识高度，体现着民主政治的光芒。尽管在封建制度下不可能变成现实，但是能在一千多年前的中国提出这种思想，确是空谷足音。近代林纾对此评价说：“柳州见解，可云前无古人”，此话确是。

《六逆论》通过《左传》记载的“六逆”之说，阐述了关于任用贤能的观点。柳宗元认为，“六逆”之说中所谓“贱妨贵，远间亲，新间旧”乃乱本之说法是错误的。柳宗元针对当时吏治腐败的现象，在《六逆论》中明确地提出了“任人唯贤”的主张。他认为治乱在于得人、用人，特别强调“兴亡之臣，多起污贱”，主张起用出身低微但有能力的人。对于任用贤愚的问题，柳宗元在《起废答》一文中，批判得尤为尖刻。作者以永州地方起用一个跛脚和尚主持寺院和装璜一匹烂脑壳的马去迎接太守这两件事作为引子，借题发挥，深刻地揭露了当政者窒息人才，起用一些废物，以假乱真。《序棋》一文，作者以房生涂抹红黑两种颜色区分棋子的贵贱为喻，说明当政者用人根本不分好坏，任意决定，世俗也就“易彼而敬此”，使所谓“贵者”与“贱者”得到“相去千万不啻”待遇。对于选任官员只重门第，不辨德行才能的问题，柳宗元在《永州铁炉步志》中，以名实不副的铁炉步为引子，讽刺了那些依仗家族姓氏得到官位的贵族子弟。这些人徒有虚名，无才无德而妄自尊大，以至被世人耻笑羞辱。“大者桀冒禹，纣冒汤，幽、厉冒文、武，以傲天下。由不知推其本而姑大其故号，以至于败，为世笑缪，期可以甚惧。”这体现了作者要求打破门阀制度，主张改革吏治的进步思想。柳宗元还把用人“私议于宫”当成了残害贤良的贻国误国的祸根。“君择大任，不公议于朝，而私议于宫；不博谋于卿相，而独谋于寺人……而贼贤失政之端，由是滋矣”。在《非国语·命官》中，作者指责晋文公按族姓的亲疏，而不以才干擢拔官吏是一种“弊俗”。“诸姬之良掌其中官，异姓之能掌其远官”，对这种典型的“任人唯亲”做法，他直接提出“官之命，宜以材，抑以姓乎”的质问，表明了作者对门阀制度和“任人唯亲”的彻底否定。

柳宗元积极倡导任用贤才，为国家选好才、用好才。《全义县复北门记》一文，柳宗元通过卢遵修复全义县城北门这件事，指出治理国家应“由道废邪，用贤弃愚，推以革物，宜民之苏”。就是说，治理国家应遵循正道，摈弃愚昧，只有用这种精神进行改革，人民才能得到生息。其精辟之见，至今仍不失光芒。

柳宗元在《桐叶封弟辩》中，借题发挥，提出了“凡王者之德，在行之何若。设未得其当，虽十易之不为病”的见解，反对把天子的一言一语绝对化、神圣化。在《驳复仇议》中，借论武后时徐元庆“手刃父仇，束身归罪”一桉，写道：“若元庆之父不陷于公罪，师韫之诛独以其私怨，奋其吏气，虐于非辜，州牧不知罪，刑官不知问，上下蒙冒，吁号不闻；而元庆能以戴天为大耻，枕戈为得礼，处心积虑，以冲仇人之胸，介然自克，即死无憾，是守礼而行义也。执事者宜有惭色，将谢之不瑕，而又何诛焉？”不主张无原则地捍卫官吏的尊严。表现了作者要求严惩暴吏的主张。《晋文公问守原议》借对晋文公问守原于寺人一事的非议，影射当时威柄下移，政在宦官，有着鲜明的现实针对性。这些议论，在一千多年前的中唐时代，有不少是离经背圣，“言人所不敢言”，具有一种冲破传统的锐气，因而具有振聋发聩的作用。

三、为学之道

柳宗元心目中的“道”具有多样性，除了有“天人之道”“经国之道”，还有“天下之道”“圣人之道”“君子之道”，也有“为学之道”。“为学之道”的“道”，是指治学的方法，论法。柳宗元在《报崔黯秀才书中》曾说：“圣人之言期以明道”。但从柳宗元论治学一类的文章来看，他并不相信古圣贤对“道”有什么天赋的垄断权，他常常以质疑的眼光考究“圣人之言”，重点在“明”，辨明其“道”。柳宗元在永州写下了《晋文公问守原议》《驳复仇议》《桐叶封弟辨》《辨晏子春秋》《辨列子》《辨鹖冠子》《辨亢仓子》《辨文子》《辨鬼谷子》《论语辨二篇》等十篇议辩文，对文献的真伪如先秦诸子书等进行认真的考析。柳宗元自己说：“自贬官来无事，读百家书，上下驰骋，乃少得知文章利病”。柳宗元也就是在读了百家书以后，才写下了一系列的考辨真伪之作。归纳之，柳宗元的治学之道，突出地表现在两方面：

其一，读百家书，融会贯通。柳宗元强调治学之“取道之源”在于读百家书，对儒家经典尤其是《六经》无比心仪。“本之《书》以求其质，本之《诗》以求其恒，本之《礼》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新，本之《易》以求其动。此吾所以取道之原也。参之谷梁氏以厉其气，参之《孟》《荀》以畅其支，参之《庄》《老》以肆其端，参之国语以博其趣，参之离骚以致其幽，参之太史公以着其洁，此吾所以旁推交通而以为之文也”。主张学习借鉴《谷梁传》的文气疏畅，《孟子》《荀子》的枝条畅茂，《老子》《庄子》的汪洋恣肆，《国语》的风趣，《离骚》的幽深，《史记》的简洁，然后融会贯通，自成一家。强调为学要取众家之长，并融会贯通。优秀的传统不能中断，文化的传承是极其重要的学习途径。柳宗元熟读“经史诸子数百卷”，读书不拘一格。他对诸子百家，以至三教九流，都用心研讨。他在永州所写的文章，就对经、史、子、集广征博引，信手拈来，他二十一岁就考中进士，表明年轻时读书广泛，基础扎实。博览群书，这是他根本的治学之道。韩愈称：“子厚少精敏，无不通达”(《柳子厚墓志铭》)。这话是称赞柳宗元年少时思维精细敏捷，各类学问无不融会贯通。实际情况正是如此。

柳宗元认为，在学习文学传统借鉴前人成果时不能“轻心掉之”。“故吾每为文章，未尝敢以轻心掉之，惧其剽而不留也；未尝敢以怠心易之，惧其弛而不严也；未尝敢以昏气出之，惧其昧没而杂也；未尝敢以矜气作之，惧其偃謇而骄也。抑之欲其奥，扬之欲其明，疏之欲其通，廉之欲其节，激而发之欲其清，故而存之欲其重，此吾所以羽翼夫道也”。表明写作的态度一定要认真严肃。关于柳宗元治学之严谨，元人刘埙曾将其与韩愈作了一个形象的比较：“韩、柳之别，则犹作室，子厚先量自家四至所到，不敢略侵他人田地；退之则惟意所指，横斜曲直，只要自家屋子饱满，初不问田地四至，或在我与别人也”。柳宗元一贯严谨的治学态度，在其议论文中较为突出地呈现着。

其二，摆脱章句之师，敢于质疑辨伪。所谓章句师，是指靠背书本解经的模式。唐代最重视经学。《五经正义》是皇帝钦定、规定必考的教科书。照这样的重视结果，培养的只有背书本领的章句师，根本不能经世致用，实际上是使经学走进了死胡同。一方面，柳宗元反对拘泥于解经读经。他在回顾少时读书曾说过，我“学不能探奥义、穷章句，为腐烂之儒”。把章句师称之为“腐烂之儒”，言下之意是不屑一顾。他还明确表示要独立思考，不去做照搬古书上现成话那种事情，“理不一，断于古书，老生直趣尧、舜之道，孔氏之志明而出之，又古之所难有也”。他避开传、注之类，去直接寻求圣人的思想，再用自己的话把道理明白地讲出来。他知道这样做在现实中很难，但他还是努力地去做了。另一方面，柳宗元秉承了《春秋》学派的怀疑精神，对自己认为不正确的敢于质疑辨伪，即便是经典之言也敢于以非圣人本意为由而加以批驳，否定。指出：《列子》“其书亦多增窜，非其实”；《文子》“盖驳书也，其浑而类者少，窃取他书以合之者多”；《亢仓子》“其首篇出《庄子》，而益以庸言”，故“其为空言尤也”，用之“以教于世，不亦惑乎”；与道家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鹖冠子》是“好事者伪为其书”，无所可取，“读之尽鄙浅言也”；与儒家背道而驰的《鬼谷子》：“恐其妄言乱世难信，学者宜其不道”，“怪谬异甚，不可考校”，故“要为无取”，“幸矣，人之葆之者少”。柳宗元针对号称《春秋外传》的《国语》，专门写成《非国语》67篇加以批驳，认为《国语》为左丘明所著的说法不可信。《礼记》中的《月令》篇相传为周公姬旦所著，唐玄宗时备受重视。柳宗元在《时令论》中掊击了《月令》宣扬的天命观念。《论语》通常认为是由孔子的弟子记录编集成书的，而柳宗元则提出反驳，强调《论语》书中已提到曾参之死，而曾参作为孔子弟子年龄最小，因而只能是“曾子弟子之为之也”。这是以事实为根据，合理推论而做出的判断。下篇论《尧曰》首章之言，为孔子平常所讽道之辞。二篇的辩疑，表达了柳宗元对孔子及其思想的尊崇。柳宗元疑辨群书被后世所称道，明人胡应麟说：“若抉邪摘伪，判别妄真，子厚之裁鉴，良不可诬。所论《国语》《列御寇》《晏婴》《鬼谷》《鹖冠》，皆洞见肝膈，厥有功斯文，亦不细矣”。

四、为文之道

柳宗元与韩愈两人是共同推动古文运动的主将。他们共同掀起乃至影响中国上千年的古文运动，主要实施了两个方面的改革：一是文体改革，以先秦两汉的古文取代骈体文；二是文风改革，主张文质相符取代华而不实。应该说，这一改革肇始于刘勰，发展于初唐，经过漫长的酝酿到了柳宗元和韩愈的出现，才使古文革新运动真正形成气候。他们俩人先后对古文运动提出了“道”的理念。柳宗元讲的是“文者以明道”，韩愈讲的是“因文见道”，以及后来的宋代欧阳修也讲“文以道俱”，苏轼讲“有道有艺”。可以说，“古文”尽管是这场文学革命运动的旗帜，“道”才真正是这场改革运动的灵魂。并且，古文运动的两位旗手在政治上见解有所不同，甚至对于古文运动的核心“道”的解释不完全一致，但他们都能以豁达虚心的胸怀看待对方，对推动这场运动堪称思想学术“神交”的典范。就在柳宗元病故后，韩愈先后三次为其写祭文和墓志铭，高度赞扬柳宗元的品德和才学，这是后话。对文体的“复古”和为文的“明道”进行阐述，柳宗元作了积极的努力。

柳宗元投入古文运动创作实践并大量创作古文，是在他被贬永州之后。但柳宗元并不是一个很系统化的文学理论家。以数量来说，柳宗元的文论，或者说，他的古文理论，在这一时期的作品中都不占什么主要的地位。柳宗元在永州的十年间，写了不少文章表达了他对文学的意见和看法。在涉及文学时，他谈的“道”主要有两种含义。一是“文以明道”中阐明的“道”；一是他“文有二道”中讲文章在经国致用中两种作用中的“道”。但以柳宗元之文学理论这一题目的范围来说，文和道之间的关系的确占了核心的地位。所以在研究柳宗元的文学观时，它们自然而然地可以作为我们研究的中心对象。

其一，突出“文者以明道”。柳宗元对“文”与“道”两者关系的阐述，主要是通过与朋友和来永州求学者的书信阐述的，柳宗元在论为文时，总结自己年轻时的作文经验，提出了“文者以明道”的观点。“始吾幼且少，为文章，以词为工。及长，乃知文者以明道，是固不苛为炳炳烺烺，务采色、夸声音而以为能也。凡吾所陈，皆自谓近道。”柳宗元以自身从小到大的实践体会来肯定“文以明道”。他进一步提出，“圣人之言，期以明道。学者务求诸道而遗其辞”。这里的圣人言“期以明道”，就是要通过文辞的写作来传播的，也就是“文以明道”的意思。“今世因贵辞而矜书，粉泽以为工，遒密以为能，不亦外乎。……凡人好辞工书，皆病癖也。”他对专门讲究辞藻、对偶、声律的骈文风气给予了坚决的否定。“夫为一书，务富文采。不顾事实，而益之以诬怪，张之以阔诞，以炳然诱后生，而终之以僻，是犹用文锦覆陷阱也。不明而出之，则颠者众矣。仆故为之标表，以告夫游乎中道者焉。”他认为务华而不实的文章是危险的。“马融、郑玄者，二子独章句师耳。今世固不少章句师，仆幸非其人”。同时，他对离开“道”而死死抓住章句不放的所谓“章句师”，也表示了极大的轻蔑。

其二，突出“文有二道”。“文有二道”出自柳宗元的《杨评事文集后序》：“文有二道，辞令褒贬，本乎著述者也；导扬讽谕，本乎比兴者也”。柳宗元认为文学有两种主要功用，一是辞令褒贬；二是导扬讽喻。明确文学的功能，强调文学的功能，才能发挥文学的社会作用。“文之用，辞令褒贬，导扬讽谕而已”。对正确、进步的东西歌颂褒扬，对腐朽落后的东西进行讽刺和批判，“褒贬”和“讽谕”正是体现了文学对社会的两大作用。柳宗元被贬以后，尽管政治主张已不能为当时所采纳，但他矢志不改“辅时及物之道”初衷，坚持将“道”之理想以文学的方式加以表现。“贤者不得志于今，必取贵于后，古之着书者皆是也”。柳宗元被贬永州才三十三岁，他没有更多机会写许多合乎“辞令褒贬”的历史文学或合乎“导扬讽喻”的庙堂文学。他在长安为青年朝官时写的《献平淮夷雅表》《平淮夷雅》恐怕是唯一接近“辞令褒贬”的两篇理想文道作品。而在永州十年间，在他的诗歌、游记、寓言、传记等各类文体中抒写了他对政途世事的种种看法。表达出他对回归朝廷的期盼，对人生的一切不平、一切邪恶不倦地批评和历史的探索。他与永州乡民的来往和在永州自然山水的感悟下常常有不已于“言”的情感冲动。

五、民本之道

柳宗元《捕蛇者说》在古代散文中有很大的影响。它表现的是关心民众、反对专制苛政的主题思想，阐发的是《诗经·硕鼠》以来反对苛政酷役的传统民意，其点题警句也出自《礼记·檀弓》。柳宗元通过与永州下层民众的深入接触了解，集中地刻画了蒋氏三代以贡毒蛇代输赋役的这一特例，带着满腔激情来加以表现，首先极力渲染蛇之毒：“永州之野，产异蛇，黑质而白章，触草木，尽死，以啮人，无御之者”；继而通过捕蛇者的口，说出了一家三世、六十年间捕蛇的经历：“吾祖死于是，吾父死于是，今吾嗣为之十二年，几死者数矣”；但当作者出于同情提出要“告于莅事者，更若役，复若赋”时，又引发出对于赋役之毒的描述：“则吾斯役之不幸，未若复吾赋不幸之甚也”，此语一出，石破天惊。因为，与自然界的毒蛇抗争，尚有苟且活命的希望；受社会当中赋役的盘剥，则难有生活的机会。充分揭露和抨击了天宝以后六十年间暴赋酷役对人民的残害。将“苛政勐于虎”的古老命题，在“赋役之毒甚于毒蛇”的现实典型中进行了成功剖析。柳宗元对民众的真挚、热烈的同情，以及对现实的清醒认识，使得民本思想这一古典文学中的常见主题，在文章中得到了极其鲜明的艺术表现，以致至今列入中学教材，成为一代又一代学生努力学习的古典散文的范文。

综上，我们看到在柳宗元的议论文中，他“明道”的方法是多样而又十分富有批判性的，他的文学辞章对现实、社会的褒贬、讽谕，于当今的借鉴作用是很明显的。韩愈为他写的《柳子厚墓志铭》中肯定地说：“然子厚斥不久，穷不极，虽有出于人，其文学辞章，必不能自力，以致必传于后，如今无疑也，虽使子厚得所愿，为将相于一时，以彼易此，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韩愈为之作了定论。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历代柳宗元研究文献整理及数据库建设》(16BZW034)；湖南省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历代境内外柳宗元年谱补正》(编号：14ZDB011)阶段成果。

(作者单位：湖南科技学院)

　陈幼石：《韩柳欧苏古文论》，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第43页。
　(唐)柳宗元：《答吴武陵论非国语书》，《柳宗元集》卷三十一，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824页。
　(清)陈衍：《石遗室论文》，无锡国学专修学校丛书之十四，民生印书馆民国25年版。
　(唐)柳宗元：《贞符》，《柳宗元集》卷一，第35页。
　拙著《一代宗师柳宗元》，岳麓书社2002年版，第123页。
　(唐)柳宗元：《时令论》，《柳宗元集》卷三，第85页。
　(唐)柳宗元：《非国语》，《柳宗元集》卷四十四，第1272页。
　(唐)柳宗元：《非国语·三川震》，《柳宗元集》卷四十四，第1268页。
　(唐)柳宗元：《非国语·三川震》，《柳宗元集》卷四十四，第1269页。
　(唐)柳宗元：《封建论》，《柳宗元集》卷三，第74页。
　(清)孙琮：《山晓阁选唐大家柳柳州全集》评语卷二，上海广益书局民国十四年石印本，第4页。
　(唐)柳宗元：《四维论》，《柳宗元集》卷三，第77页。
　(唐)柳宗元：《封建论》，《柳宗元集》卷三，第78页。
　(唐)柳宗元：《送薛存义序》，《柳宗元集》卷二十三，第616页。
　(唐)柳宗元：《送薛存义序》，《柳宗元集》卷二十三，第616页。
　(唐)柳宗元：《送宁国范明府诗序》，《柳宗元集》卷二十二，第595页。
　(清)林纾：《韩柳文研究法·柳文研究法》，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第109页。
　(唐)柳宗元：《六逆论》，《柳宗元集》卷三，第95页。
　(唐)柳宗元：《六逆论》，《柳宗元集》卷三，第95页。
　(唐)柳宗元：《永州铁炉步志》，《柳宗元集》卷二十八，第757页。
　(唐)柳宗元：《晋文公问守原议》，《柳宗元集》卷四，第99页。
　(唐)柳宗元：《非国语·命官》，《柳宗元集》卷四十五，第1308页。
　(唐)柳宗元：《非国语·命官》，《柳宗元集》卷三十五，第1308页。
　(唐)柳宗元：《全义县复北门记》，《柳宗元集》卷二十六，第720页。
　(唐)柳宗元：《封建论》：“天下之道，理安斯得人”，《柳宗元集》卷三，第74页。
　(唐)柳宗元：《唐故给事中皇太子侍读陆文通先生墓表》：“其道以圣人为主，以尧舜为的”，《柳宗元集》卷九，第209页。
　(唐)柳宗元：《与杨诲之第二书》：“中之正不惑于外，君子之道也”，《柳宗元集》卷三十三，第850页。
　(唐)柳宗元：《与杨京兆凭书》，《柳宗元集》卷三十，第789页。
　(唐)柳宗元：《答韦中立论师道书》，《柳宗元集》卷三十四，第873页。
　(唐)柳宗元：《与李翰林建书》，《柳宗元集》卷三十，第802页。
　(唐)柳宗元：《答韦中立论师道书》，《柳宗元集》卷三十四，第873页。
　(元)刘壎：《隐居通议》，吴文治《柳宗元资料汇编》，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190页。
　(唐)柳宗元：《上大理崔大卿应制举不敏启》，《柳宗元集》卷三十六，第912页。
　(唐)柳宗元：《与杨京兆凭书》，《柳宗元集》卷三十，第786页。
　(明)胡应麟：《四部正讹》，《少室山房笔丛》，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402页。
　(唐)柳宗元：《答韦中立论师道书》，《柳宗元集》卷三十四，第873页。
　(唐)柳宗元：《报崔黯秀才论为文书》，《柳宗元集》卷三十四，第886页。
　(唐)柳宗元：《报崔黯秀才论为文书》，《柳宗元集》卷三十四，第886页。
　(唐)柳宗元：《答吴武陵非国语书》，《柳宗元集》卷三十一，第825页。
　(唐)柳宗元：《答严厚舆秀才论为师道书》，《柳宗元集》卷三十四，第878页。
　(唐)柳宗元：《杨评事文集后序》，《柳宗元集》卷二十一，第578页。
　(唐)柳宗元：《杨评事文集后序》，《柳宗元集》卷二十一，第578页。
　(唐)柳宗元：《寄许京兆孟容书》，《柳宗元集》卷三十，第783页。
　(唐)韩愈：《柳子厚墓志铭》，见王云五总编《万有文库第一集一千种·韩昌黎集》，商务印书馆193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