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际银

柳宗元与韩愈齐名，是唐代古文运动的领袖、“唐宋八大家”的重要成员，对唐代文学及后世文学(特别是散文)的发展，做出了极为重要的贡献。这种贡献，不仅体现为大量的优秀作品，对创作发挥指导作用的文学理论主张也在其中占有重要地位。

一、文学理论主张之形成

柳宗元文学理论的形成，大致基于三个方面的因素：

第一，早期学习创作经历的反思。柳宗元自幼聪慧，极为“精敏，无不通达。逮其父时，虽少年，已自成人，能取进士第，崭然见头角。……其后以博学宏词，授集贤殿正字。俊杰廉悍，议论证据今古，出入经史百子，踔厉风发，率常屈其座人，名声大振。”除了自幼的聪慧、掌握大量书本知识，他写作的文章，也有很高的知名度：“贞元中，上方向文章。昭回之光，下饰万物。天下文士，争执所长，与时而奋，粲焉如繁星丽天，而芒寒色正，人望而敬者，五行而已。河东柳子厚，斯人望而敬者欤!子厚始以童子有奇名于贞元初，至九年，为名进士，十有九年，为材御史，二十有一年，以文章称首。”自小接受的是正统的儒家教育，希望通过科举考试谋求政治出路。所以，他学写文章是从骈文入手的。“宗元少聪警绝众，尤精西汉诗骚。下笔构思，与古为侔。精裁密致，璨若珠贝。当时流辈咸推之。”熟练掌握骈体文的写作技巧是应试、觅官的基本功，他在及第前后所写的文章，大都是他后来批评的“柔筋脆骨”的骈体文。他所生活的京城长安，既是当时政治斗争的中心，也是文学斗争的中心，“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其创作也是受到社会直接影响的。柳宗元进学之初的大量阅读经典文献、认真研习与写作“时文”(骈体文)，既使自己积累了丰富的知识，也为迎接科举考试奠定了基础。此外，在参与永贞革新之前，他便已成为蜚声文坛的青年作家，已有不少后进学子向他求教。虽说这些人主要是学习骈体文以备应试，但也标志着柳宗元影响的扩大。凡此，都为此后文学观念的确立提供了参照。他的文学观念之中，包含着对早年进学与创作体验的思考。

第二，参与政治革新期间的定位。在步入仕途、特别是参加永贞革新期间，现实的政治斗争使他逐步认识到“饰其辞而遗其意”的骈体文，不能很好地反映现实、为政治斗争服务，纯属“无用之文”。此时(唐德宗贞元中期、795年前后)，文坛上新兴的“古文”与流行的时文(骈文)进行着激烈的斗争。韩愈正在积极从事古文运动，并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都取得了成绩。韩愈的古文创作及其文学活动，无疑对柳宗元产生了影响。此外，古文家梁肃与柳宗元的父亲(柳镇)为好友，当时活跃于京城文坛；热心于“古文”的名流权德舆也是柳宗元敬仰的人物，这些也都直接间接地对他产生了影响。促使他在创作理论与实践上发生大的变化，标志着这一时期在文学理论方面所达到的高度的是他的《杨评事文集后序》一文。文中对什么是“文”、文章的内容与形式之间的关系、文学的社会作用等问题进行了探讨，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与此同时，他创作了一些体现自己的文学主张、反映现实生活的优秀篇章。如反对藩镇割据的《辨侵伐论》，反映吏治问题的《种树郭橐驼传》《梓人传》等，均是以简洁明快为特征的“古文”、探讨严肃重大问题的佳作。长安为官时期，是他政治上快意的时期，也是他在文学上开始发生变化的时期。尽管他在理论上还不够成熟完备、创作上还处于探索阶段、目的主要在于使文学为政治斗争服务，但已然显露出他非凡的文学才华，且取得了可喜的创作成就。关注社会现实、研究政治问题，成为他思想与创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三，被贬之后的深入探究。被贬永州，是他的生活道路的一大转折，也是创作道路的一大转折。由于远离政治斗争的中心，又无公事可办，这在客观上为他致力于文学创作提供了可能。他在《与杨京兆凭书》中写道：“宗元自小为文章，中间幸联得甲乙科第，至尚书郎，专百官章奏，然未能究知为文之道。自贬官来无事，读百家书，上下驰骋，乃少得知文章利病”。可见，他在被贬之后，确实有了更多的闲暇时间，去读书、写文章、思考和探究许多过去无暇深入思考的文学创作问题，使他在文学创作和理论方面都取得了重大的成就。同时，他也有了更多的机会交结后学，指点他们为文，使“古文”在南方得到很快的发展：“衡湘以南为进士者，皆以子厚为师。其经承子厚口讲指画为文词者，悉有法度可观”。这几句话，真实地反映了柳宗元这一时期为开展古文运动所作出的巨大努力。此时的柳宗元，以自己成熟的创作理论、大量的创作成果、热情奖掖后进的导师风范，推动了古文运动的顺利发展。

二、文学理论主张之蕴含

柳宗元的文学主张，大致可以做出这样的表述：

一是明确指导思想。从事文学创作，必须具有明确的指导思想，柳宗元提出的主张是“文以明道”。他在《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中说：“始吾幼且少，为文章，以辞为工。及长，乃知文者以明道，是固不苟为炳炳烺烺，务采色、夸声音而以为能也。凡吾所陈，皆自谓近道，而不知道之果近乎、远乎？吾子好道而可吾文，或者其于道不远矣。”作者通过以往与现在的对比，说明自己创作思想的转变过程。这一过程标志着对六朝以来重形式、轻内容的骈俪文风的弃绝，对内容充实、言之有物创作风格的肯定。并且，把“明道”作为自己创作的自觉行动。在另一篇讨论写作问题的《报崔黯秀才论为文书》中，他对此进行了具体说明：“圣人之言，期以明道。学者务求诸道而遗其辞。辞之传于世者，必由于书。道假辞而明，辞假书而传。要之，之道而已耳。道之及，及乎物而已耳，斯取道之内也。今世因贵辞而矜书，粉泽以为工，遒密以为能，不亦外乎？……凡人好辞工书者，皆病癖也。”他认为写文章的目的是为了宣传“道”，并列举了“道”(思想)、“辞”“辞藻”、“书”(书本)三者及其相互关系加以说明：作品的内容观点，必须借助文辞才能表达；而文辞应当根据内容的需要，进行必要的选择；正确运用文辞表达思想的优秀文章，可以依靠书本传之久远。他认为前人的文章，凡是流传广泛长久者，缘于阐述了某种有价值的思想观点，而且语辞运用得较好。对作品的评价，应当首先看其思想内容，不应当仅仅从辞藻等形式方面出发。因此，他对当时不少作家片面追求华丽辞藻、忽视思想内容的不良文风提出了批评，认为这种“好辞工书”的做法，是一种不懂创作的“病癖”。当然，他并不是一味强调思想内容，而是希望文道相宜、文质彬彬。对此，他在《送豆卢膺秀才南游序》中讲得极为透彻：“君子病：无乎内而饰乎外，有乎内而不饰乎外者。无乎内而饰乎外，则是设覆为阱也，祸孰大焉？有乎内而不饰乎外，则是焚梓毁璞也，诟孰甚焉？于是有切磋琢磨、镞砺括羽之道，圣人以为重。”所谓的“内”“外”，就是内容和形式，亦即思想性和艺术性。“有乎内”就是要有充实的内容，“饰乎外”就是要进行必要的艺术加工。他认为文学创作必须注意克服两种倾向：一种是没有好的内容，单纯追求艺术形式；一种是内容很好，却不能用完美的艺术来表达。他用了两个比喻对这种情况进行了说明：如果作品没有充实有益的内容，而只是在形式上装饰得非常华丽，就好比设置了陷阱，对读者乃至社会的危害是很大的；相反，如果只有干巴巴的内容，不用适当的艺术形式予以装饰，这些内容也就不可能得到很好的表达，如同“焚梓毁璞”，难以发挥其应有作用。柳宗元的这些观点，说明他是强调内容与形式和谐统一的。此外，柳宗元还提出“以神志为主”的创作主张。这里的“神志”，可以理解为：以理性思考为基础的思想意志的表达。这一主张，比之过于强调主观能动的“以气为主”、限于客观被动的“穷而后工”两种文学观，更加显示出作者的创作定力。当然，也就更加利于展现作者的思想观点。

二是强调社会功用。在文章与社会现实的关系上，柳宗元强调文章的社会作用，提出“褒贬讽谕”之观点。他在《杨评事文集后序》中说：“文之用，辞令褒贬，导扬讽谕而已。虽其言鄙野，足以备于用。然而阙其文采，固不足以竦动时听，夸示后学。立言而朽，君子不由也。故作者抱其根源，而必由是假道焉。作于圣，故曰经；述于才，故曰文。文有二道：辞令褒贬，本乎著述者也；导扬讽谕，本乎比兴者也。著述者流，盖出于《书》之谟、训，《易》之象、系，《春秋》之笔削，其要在于高壮广厚，词正而理备，谓宜藏于简册也。比兴者流，盖出于虞、夏之咏歌，殷、周之风雅，其要在于丽则清越，言畅而意美，谓宜流于谣诵也。兹二者，考其旨意，乖离不合。故秉笔之士，恒偏胜独得，而罕有兼者焉。厥有能而专美，命之曰艺成。”这段话主要谈了两个问题。一是“褒贬讽谕”是文学创作的基本功用。也就是说，文学作品要反映现实、干预现实、积极地为现实斗争服务，对美好的事物要赞美、歌颂，对丑恶的事物要批判、揭露。上对下要疏导、教化，下对上要有美刺、有讽谕。二是怎样做到“褒贬讽谕”。“褒贬”要学习春秋笔法，做到风格“高壮广厚”，格式“词正而理备”；讽谕要学习古代民歌民谣，做到风格“丽则清越”，格式“言畅而意美”，以便于流传“谣诵”。由于“褒贬”与“讽谕”在形式、风格等方面不同，他认为达到兼而有之的程度很难。柳宗元的这一见解，继承了儒家关于文学社会作用的传统观点。导源于《春秋》的“一字寓褒贬”，是《诗经》可以“兴、观、群、怨”(见《论语·阳货》)的美刺说、《毛诗序》“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的讽谕说之延续。同时，与白居易“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与元九书》)的观点也十分吻合。需要说明的是，柳宗元写作此文是在京城为官期间，所以他当时所指的“褒贬讽谕”，当是符合儒家“怨而不怒、哀而不伤”的庙堂文学。至于他被贬之后的大量作品，其特征应以“无褒有贬、多讽少谕”概括。当然，这从总体上讲，也合乎“褒贬讽谕”的主张。

三是善于学习借鉴。在如何学习前人，作好古文的问题上，柳宗元提出了“旁推交通”的观点。这一观点出自《答韦中立论师道书》：“本之《书》以求其质，本之《诗》以求其恒，本之《礼》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断，本之《易》以求其动，此吾所以取道原也。参之谷梁氏以厉其气，参之《孟》《荀》以畅其支，参之《庄》《老》以肆其端，参之《国语》以博其趣，参之《离骚》以致其幽，参之太史公以着其洁，此吾所以旁推交通，而以为之文也。”作者在此指出了学习古文的方法及途径。在他看来，最基本的学习对象是《书》《诗》《礼》《春秋》和《易》，它们具有朴素质实、中正如一、进退合度、是非分明、变异流动的特征。同时，《谷梁传》的文气(气势)舒畅、《孟子》《荀子》的条理畅达(枝条畅茂)、《老子》《庄子》的放荡恣肆、《国语》的富有奇趣、《离骚》的幽深微妙、《史记》的雅健简洁等等，都是创作取法的对象。当然，这种对前人成果的吸收继承，是建立在将儒家经典作为“取道之原”基础之上的。柳宗元善于发现和总结作家、作品的独到特征，用以借鉴，希望做到“博如庄周，哀如屈原，奥如孟轲，壮如李斯，峻如马迁，富如相如，明如贾谊，专如扬雄。”即使对于辞赋和六朝诗文，他也能淘沙拣金，吸取有益的营养。柳宗元极其重视对各种文学遗产的学习和继承，但他是有批判地继承，而不是照搬古人、食古不化。如果自己有不同看法，“必先究穷其书，究穷而不得焉，乃可以立而正也。……有不可者而后革之。”他对《国语》的做法，可以充分体现出对古代著述的态度：一方面他专门写了《非国语》(共六十七篇)，对这本书进行了批判，斥之为“以文锦覆陷阱”；另一方面，他又“参之《国语》以博其趣”，使自己不少文章的风格接近于《国语》。明代胡应麟曾就此说道：“柳宗元爱《国语》，爱其文也；非《国语》，非其义也。义诡僻则非，文杰异则爱，弗相掩也。好而知恶，宗元于《国语》有焉。”可见，他的“旁推交通”的“通”，不仅是懂得、明了之意，而且具有辨别、选择、创新之意。正是由于他对革新与继承的关系有明确的认识，所以能够博采众家之长而不拘于成法，使其文既视野宽广、思路开阔、手法多样，又别开生面、富于独创性。

四是注重品性修养。在创作与作家关系上，柳宗元特别强调作家的修养。他在《报袁君陈秀才避师名书》说道：“文以行为本，在先诚其中。其外者当先读六经，次《论语》孟轲书皆经言；左氏、《国语》、庄周、屈原之辞，稍采取之；谷梁子、太史公甚峻洁，可以出入；余书俟文成异日讨也。其归在不出孔子，此其古人贤士所懔懔者。求孔子之道，不于异书。秀才志于道，慎勿怪、勿杂、勿务速显。道苟成，则悫然尔，久则蔚然尔。源而流者岁旱不涸，蓄谷者不病凶年，蓄珠玉者不虞殍死矣。然则成而久之，其术可见。”主张为文应“以行为本”“先诚其中”，把研修六经放在“其外”的位置，这是柳宗元与前代或同代多数人的观点——论文“原本六经”的不同之处。他是把作家的修养，放在了首要位置。这里的“行”，不单是指作家个人的道德行为，而且包括作家所具有的政治理想及伦理道德思想观念的表现；这里的“诚其中”，指的是纯正真实的思想感情。只有首先注重品德修养，树立起正确的人生观和远大理想，再去研读儒家典籍，才能够事半功倍，受益良多。细究起来，他讲的“行”，应当包括深入社会、了解现实、体验人生的含义。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考验人、锻炼人。同时，也提供了作文的素材：“吾观古豪贤士，能知生人艰饥羸寒、蒙难抵暴、捽抑无告、以呼而怜者；皆抱穷厄，恒孤危，忡忡，东西南北无所归，然后至于此也。”“君子遭世之理，则呻呼踊跃以求知于世，而遁隐之志息焉。于是感激愤悱，思奋其志略，以效于当世。故形于文字，伸于歌咏，是有其具而未得行其道者之为之也。”很显然，经历了这样的人生、投身于如此活生生的现实之中，与在书斋内吟哦圣贤之书所获的知识，对个人品格情操的砥砺，是不可同语的。因此，柳宗元的这种观点在当时是非常新颖的，也是很有道理的。

三、文学理论主张之作用

柳宗元的文学理论主张，在当时及后世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此处仅就两个方面稍加说明：

其一，充实古文运动之理论。柳宗元与韩愈，身为当时的文坛领袖，共同领导了古文运动。这种领导，既有散文创作的具体示范，更有创作理论的引领。柳宗元与韩愈的文学主张，有着不少的相似点。例如：在对文道关系的理解上，他和韩愈大体一致，认同“文以明道”。不同之处在于，韩愈对“道”(儒道)是心中(包括运用)明了而表述得模糊(未明确提出“文以明道”的命题)；柳宗元则是表述得明确(多次明确提出)而心中(实际运用)模糊。柳宗元之所以“模糊”，是因为他既奉儒又信佛，试图“统合儒释”。在他的“道”中，夹杂较多的佛教思想(其“道”亦含有“自然之道”的倾向)，使得其理论与创作实际之间产生了矛盾和距离，影响了“明道”(儒道)。另外，由于柳宗元有着复杂而又坎坷的生活经历与感悟，思想较为活跃开阔，又勇于实践、勤于思考，所以在创作实践中较少受儒家道统的束缚，成就了不少具有深刻现实意义的作品。他虽然崇拜圣人，但有时他怀疑圣人主观意志的作用，注重客观形“势”(时势)的作用(如论“分封”，他就认为是时势使然)，甚至还说“圣人之道，不益于世用”。所以后世儒家正统学者对其颇多非议，说他论及“经旨义理，则是非多谬于圣人，凡皆不根于道故也。”可见，他心中的“道”，不仅异于道学家的“道”，也不同于韩愈的“道”，而是将“道”的内涵予以拓宽丰富，从而进一步扩展了创作指导思想。又如：在学习借鉴的方法上，他提出的“旁推交通”与韩愈的“兼收并蓄”有相似之处。人们经常将他们二人的有关表述相提并论，认为这是提高写作水平的关键所在：“韩退之自言：作为文章，上规姚、姒、《盘》《诰》《春秋》《易》《诗》《左氏》《庄》《骚》太史、子云、相如，闳其中而肆其外。柳子厚自言：每为文章，本之《书》《诗》《礼》《春秋》《易》，参之《谷梁氏》以厉其气，参之《孟》《荀》以畅其支，参之《庄》《老》以肆其端，参之《国语》以博其趣，参之《离骚》以致其幽，参之太史公以着其洁。此韩、柳为文之旨，要学者宜思之。”比较而言，柳宗元此处的解说，比韩愈的列举更加明确清晰。从古文运动领袖的角度考察，柳宗元与韩愈各有所长。北宋晏殊曾评价道：“韩退之扶导圣教，刬除异端，是其所长。若其祖述坟典，宪章骚雅，上传三古，下笼百氏，横行阔视于缀述之场者，子厚一人而已矣。”这是由他们二人的不同个性、不同人生经历等因素所决定的。不过，从总体上说，柳宗元做到了与韩愈紧密配合，积极支持韩愈的事业，在理论和实践等方面增其声威、补其不足，使古文运动的队伍、声势进一步扩大。他作为古文运动的中坚和领袖是当之无愧的。

其二，提供后学创作之借鉴。柳宗元的文学理论主张，以及在此理论指导下创作的优秀作品，在当时及后世都有着极强的示范引领作用。他对社会政治、道德教化等现实问题的重视、勇于表达自己思想观点的魄力，并且在其作品中加以鲜明体现的特点，得到人们的格外关注：“夫扶舆博大之气，纾而为道德，郁而为文章。文章者道德之绪余，而其精则蕴奥也。……昌黎先生，原本《六经》，摭剔微言，力振八代之衰，盖所云文章之泽于道者。河东柳子厚氏，其流亚也。先生居永州，十年窜斥崎岖蛮瘴间，感郁一寓于文，为《惩咎》《梦归》《悯生》之辞，以自伤其志。……设为《橐驼》《捕蛇》之说，俟观风者。……若起萎而了蒙乎，故其作《吏商》也。……夫先生绪言在集中，多零陵时笔，如愚溪、愚丘、乳穴、小石潭诸景，人人道识之；乃其激世寓言未有味及之者。读柳子之文，而不穷柳子之意，得无糟粕之乎？诸如作《贞符》以杜邪萌，传梓人以立相体，赞梁丘以严斧钱，表箕子以扬忠仁，论《易》、论《春秋》、论封建、辩诸子之旨，此均道德之绪烨为词章，诸不暇具论，而特阐其风世之微术，以为官戒焉。”他的善于学习借鉴前人而自出新意的创作技巧，更是得到普遍的赞赏：“柳子厚《正符》《晋说》虽摹写前人体裁，然自出新意，可谓文矣。”至于他在创作过程之中，注重规模格局、强调语辞精炼，更是有益于后学。在这些方面，他与韩愈形成了对比：“韩退之文浑大广远难窥测，柳子厚文分明见规模次第，初学者当先学柳文后熟韩文，则工夫自易。”“柳子厚看得文字精，以其人刻深，故如此。韩较有些王道意思，每事较含洪，便不能如此。”由此可知，韩愈之文有时难免空泛不实，而柳宗元的文章则表现为切中肯綮。柳之“刻深”(深刻)较之韩之“含洪”(含溷)，自然更加益于学者的学习借鉴。如果对柳宗元成为后学楷模之因进行分析，首先与其先进的创作理论密不可分。其次是其大量的优秀而风格多样的作品作为支撑：“子厚在中朝所为文，尚有六朝规矩，至永州，始以三代为师，下笔高妙，直一日千里。退之亦云，居闲益自刻苦，务记览为词章。而子厚自谓贬官来无事，乃得驰骋文章。此殆子厚天资素高，学力超诣，又有佳山水为之助，相与感发而至然耶。子厚居永最久，作文最多，遣言措意最古。”再次，则是他与韩愈等人一样，善于接引奖掖后进：“元和中，后进师匠韩公，文体大变。又柳柳州宗元、李尚书翱、皇甫郎中湜、冯詹事定、祭酒杨公、余座主李公，皆以高文为诸生所宗，而韩、柳、皇甫、李公皆以引接后学为务。”基于这些因素，方才成就了柳宗元的文学成就与地位，也在很大程度上成就了唐代及后世的文坛。

总之，柳宗元的文学理论观念，是伴随着其人生成长过程(为学、为政、为师；早年顺意、中晚年失意等)，逐步明确而完善的。这些理论，确立了其本人的创作方向与格范，指导着后学走上了正确的创作道路，充实了古文运动的理论，为后世文学创作提供了借鉴。因此，具有重要的价值与意义。

(作者单位：天津财经大学中文系)

1. 　(唐)韩愈：《柳子厚墓志铭》，见郭预衡主编《唐宋八大家散文总集》，河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20页。
2. 　(唐)刘禹锡：《唐故尚书礼部员外郎柳君文集序》，《全唐文》卷六〇五，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2707页。
3. 　《柳宗元传》，《旧唐书》卷一六零，第398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4. 　(南朝)刘勰：《文心凋龙·时序》，见周振甫注《文心凋龙注释》，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479页。
5. 　独孤及：《毘陵集》卷十三《检校尚书吏部员外郎赵郡李公中集序》，文渊阁四库全书。
6. 　(唐)柳宗元：《上大理崔大卿应制举不敏启》，见郭预衡主编《唐宋八大家散文总集》，河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35页。
7. 　郭预衡：《唐宋八大家散文总集》，河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55页。
8. 　(唐)韩愈：《柳子厚墓志铭》，见郭预衡主编《唐宋八大家散文总集》，河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20页。
9. 　郭预衡：《唐宋八大家散文总集》，河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74页。
10. 　郭预衡：《唐宋八大家散文总集》，河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91页。
11. 　郭预衡：《唐宋八大家散文总集》，河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21页。
12. 　郭预衡：《唐宋八大家散文总集》，河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55页。
13. 　郭预衡：《唐宋八大家散文总集》，河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02页。
14. 　郭预衡：《唐宋八大家散文总集》，河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55页。
15. 　郭预衡：《与杨京兆凭书》，《唐宋八大家散文总集》，河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55页。
16. 　郭预衡：《与刘禹锡论<周易>九六书》，《唐宋八大家散文总集》，河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82页。
17. 　(明)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正集卷五，文渊阁四库全书。
18. 　郭预衡：《唐宋八大家散文总集》，河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77页。
19. 　(唐)柳宗元：《送表弟吕让将仕进序》，见郭预衡主编《唐宋八大家散文总集》，河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46页。
20. 　(唐)柳宗元：《娄二十四秀才花下对酒唱和诗序》，见郭预衡主编《唐宋八大家散文总集》，河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10页。
21. 　(唐)柳宗元《与杨京兆凭书》，见郭预衡主编《唐宋八大家散文总集》，河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54页。
22. 　(宋)黄震：《黄氏日抄》卷六十，文渊阁四库全书。
23. 　(宋)洪迈：《容斋随笔》卷七《韩柳为文之旨》，文渊阁四库全书。
24. 　(元)陶宗仪：《说孚》卷二十二上，《李杜韩柳有优劣》，文渊阁四库全书。
25. 　(明)林汝诏：《柳文后序》，见吴文治《柳宗元资料汇编》，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277页。
26. 　(宋)宋祁：《宋景文笔记》卷中，文渊阁四库全书。
27. 　(宋)张镃：《仕学规范》卷三十五《作文》，文渊阁四库全书。
28. 　(宋)朱熹：《朱子语类》卷一百三十九《论文上》，文渊阁四库全书。
29. 　(宋)赵善愖：《柳文后跋》，见《五百家注柳先生集》附录卷二，文渊阁四库全书。
30. 　(唐)赵璘：《因话录》卷三，见陶敏《全唐五代笔记》三秦出版社2012年版，第191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