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小说形式研究 - 绪论

绪论

一、研究的缘起与意义

在中国现代作家中，巴金是一位有重要影响的作家。关于巴金小说思想意义的研究已经非常深入，但其小说形式的特点，虽已受到一些研究者的关注，却研究得还很不充分，巴金小说形式研究是一个有待深入、系统展开的课题。

其实，巴金小说的评论工作起步很早，是随着一九二九年《灭亡》的发表就已开始了，但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到七十年代的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研究成果以鉴赏式的书评文章居多，整体研究还很不系统。真正系统性的巴金小说研究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才展开的。在这个时期，随着社会拨乱反正工作的进行，围绕巴金小说开展的研究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通过对巴金小说作品的重新评价，来清除“文革”中加在巴金身上的不实之词，以实现对真实巴金的寻找和恢复，其中最突出的成就是，最先找到了一个从事无政府主义宣传的“李芾甘”，尽管当时还有许多政治和思想上的忌讳，但研究者们还是很细致真诚地深入到这个领域中来，相关成果也很多。二是《家》《憩园》《寒夜》等家庭题材作品受到重视，研究方法也不断增多，这表明学界开始关注作为“作家”的巴金，但小说思想内涵的探究仍是重点。可以说，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在思想向度上从巴金小说中寻找与现实沟通的话语，是研究者们采用较多的研究视野，如巴金小说中包含的“五四”式反封建思想和经历了“文革”之后再次提出的“反封建”之间的联系，就是一个热点研究课题。而关于巴金小说的艺术特征、美学风格等方面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凸显了其小说形式的独创性，但与思想内涵方面的研究成果相比，还不够系统深入，仍有很大的研究空间。

另外，在巴金小说已逾八十载的研究历程中，其态势虽历经曲折变化，但不管是最初单篇短制的鉴赏式评论，还是现今长篇专著的综合研究，都不乏精彩的评析和精到的洞见，这正是巴金小说走向经典化的必然道路。然而，在这个过程中，质疑与批评的声音也在不断产生。早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就有老舍对《电》和刘西渭对《爱情的三部曲》《神·鬼·人》等在学理范围内的批评，并形成了作家与批评家之间的良好互动，这对巴金的小说创作起到了很好的砥砺作用。如果剔除五十至七十年代对巴金小说激进的政治化批判，到了当下，一些质疑巴金小说文学性的声音仍是存在的，即认为巴金被评价过高，其作品的思想史价值远高于文学价值。的确，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巴金研究成为仅次于鲁迅研究的现代文学专业第二大热门研究领域，后来，又先后成立了福建泉州巴金文学研究所、上海巴金研究会，并相继召开了十一届巴金国际学术研讨会，这些机构与研讨活动在资料整理、学术推进和形成相对稳定的研究群体方面，都为巴金研究提供了良好氛围和交流平台。但是，在这个研究圈子外的学者看来，巴金研究中一直存在溢美胜于客观评价的倾向，“从八十年代初开始，对巴金来说各种世界性的荣誉就接踵而至”，“巴金的成为世界文化名人、其人格力量和《随想录》的创作，以及作为一个在世作家与研究者们亦师亦友的关系，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对巴金的研究与评价——始终没有形成良好的争鸣氛围以及过多缺乏历史感的推崇之词不能说不是巴金研究中的两个主要遗憾”。概括来说，上述“质疑”和“遗憾”所包含的意义指向是：巴金作为一个跨世纪的知识分子，在精神历程上具有一定的范型意义，但巴金的小说，若从艺术形式层面考量的话，其文学性和经典意义远逊于思想史意义，甚至可以说它是经不起形式分析的。当前，面对种种批评，系统分析和客观评价巴金小说形式的独创性，应是褒贬双方都共同期待的一个重要课题。

鉴于上述过于注重巴金小说的社会价值、思想内涵的研究倾向，并针对种种对巴金小说文学性、经典意义的质疑与批评，以及巴金小说形式独创性研究尚不充分的现状，本书将立足于巴金小说的具体文本，以文本细读的方式对巴金小说的形式特征进行研究，并结合作家特定的文化立场、创作心理和小说传统等因素探究其生成动因。在此基础上，本书还将重新厘定巴金小说的形式意义，揭示其形式背后所包含的文化心理意蕴，审视它们对中国现代小说形式建构的诗学价值，以期拓展巴金小说文本的深度阐释空间，并对新的文化语境中文学发展的可能性进行思考。

二、研究基础与创新空间

到目前为止，巴金小说的研究历程已逾八十年。综观学界对巴金小说的研究成果，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六种研究思路，每一种研究思路都为本书开展研究奠定了基础，提供了启示，更预示了从中探索创新空间的可能。

（一）思想内涵研究

基于文学的内在因素和外在因素的关系，从文学与社会意识形态关系上研究巴金小说的思想内涵，这一类成果最多，王瑶的《论巴金的小说》和扬风的《巴金论》是这方面较早的两篇论文，它们的研究角度虽有不同，但对巴金小说思想内容的论定都带有明显的当时意识形态的色彩。前者对巴金的创作态度、主要小说作品的思想内容以及艺术特色都有涉及，尤其是对巴金小说思想的复杂性和艺术弱点的分析，与当时主流话语圈的评价相比还是相对客观的；后者是在分析巴金的“安那其主义”思想基础上，分析了巴金的家庭题材、革命题材、工人题材三类小说的主题思想、人物性格和典型化方法。进入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随着思想解放潮流的展开，巴金小说研究也出现新的突破，其中在思想内涵和政治倾向上进行新的厘定是这时期最先展开的领域，如李存光的《巴金民主革命时期的文学道路》、谭兴国的《巴金的生平和创作》、张慧珠的《巴金创作论》等著作分别结合作家的思想历程探讨了巴金作品的政治思想内涵。汪应果的《巴金论》对巴金小说追求革命、反封建的思想内涵进行了新的时代语境制约下的评述，并对巴金小说继承和借鉴中外文学传统的贡献作了有益探索。艾晓明的《青年巴金及其文学视界》在“作品系列”对《新生》《爱情的三部曲》《憩园》的思想内容进行了评述，并对《爱情的三部曲》的创作过程和《火》的创作得失进行了研究。总体来看，上述著作采用的基本上是传统的知人论世的社会学批评方法，探究的是无政府主义信仰、政治体制、家族伦理观念等因素对巴金小说思想内涵起的决定性作用，研究旨归在于重新确立巴金小说思想倾向的正确性，带有较明显的新时期思想解放的时代气息，巴金小说文本形式的独创性在研究中尚未受到重视。在国外，一九五〇年法国的明兴礼出版了《巴金的生平和著作》，这是第一部国外学者研究巴金的论著，它主要研究了巴金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前的生活与创作，分析了巴金小说中“家”的不同思想内涵，把《激流三部曲》称作“被威胁的家”，《憩园》称作“分裂的家”，《寒夜》称作“动摇的家”，《火》称作“团圆的家”，并将巴金与法国作家罗曼·罗兰、马尔罗的作品进行了比较研究。韩国学者朴兰英的《巴金：文学与无政府主义之间》在第三部分对《革命三部曲》《爱情的三部曲》《激流三部曲》以及《抗战三部曲》中思想倾向的不同维度（无政府主义、追求个性解放、战争与和平的较量）进行了论析。日本学者河村昌子的《民国时期的女子教育状况与巴金的〈寒夜〉》以“教育”为切入点，通过考察晚清以及民国时期中国女子的教育的历史差异，探讨了曾树生与汪母两人为人母的态度上的不同，揭示了小说的独特思想内涵。

巴金小说的思想内涵“是什么”，这是研究中不能回避的问题。但对于“小说家”巴金来说，其小说的经典意义，除了体现在这些思想内涵“是什么”，还应体现在这些思想内涵“怎样表达”和“为何这样表达”两个方面，而这正是本书在研究中要着力解决的问题。上述成果为本书研究的展开奠定了思想认识基础。

（二）审美艺术分析

巴金小说的审美艺术分析，既包括某一具体审美特征的归纳，也有艺术风格和审美特征的整体概括。

在巴金小说某一具体审美特征研究中，虽然侧重点有些零碎、散化，但它们对巴金小说文本某些内在肌理的揭示对本书很有启示意义，大致可以概括为四个方面：一是关于人物塑造。刚果伦的《一九二九年中国文坛的回顾》和王淑明的《新生》两文，批评了《灭亡》和《新生》中人物塑造观念化、个人信仰的强行渗入破坏了艺术性等缺点。老舍认为《电》中的人物“个个人都是透明的”，显得不自然。无咎（巴人）认为《激流三部曲》以恋爱婚姻为主题写出了新旧势力的斗争，但“没有典型的情势和典型的性格”，损害了艺术的形象性。徐中玉则认为觉慧、觉民、琴、淑英等人的塑造体现出了人的“成长”，较成功，但对觉新、觉慧、觉民三人“没有清楚地示出是什么东西更基本地决定了他们这三种不同的性格”，体现出论者对人物性格的深层文化心理蕴含的思考。系统研究巴金小说人物形象的是张民权的《巴金小说的生命体系》，该著在归纳巴金小说人物形象所构成的“生命体系”的基础上，对巴金小说的创作个性（生命意识、感情蕴藏）、“生命”体系的文化内涵、“生命”体系的历史成就等方面进行了研究，是迄今为止巴金小说的人物形象研究中深具体系性和丰富性的研究成果。另外，宋曰家的《巴金小说人物论》从综论和分论两个向度对巴金小说人物的性格类型、性格特征、心灵形态进行了研究。二是关于场面描写。知诸的《巴金著译的考察》和贺玉波的《巴金论》是较早关注巴金小说长于场面描写特征的文章，前文认为《灭亡》“用简单的笔将‘意识’和‘动作’认真的描画出来，使热情充满在字里行间”；后文肯定了《死去的太阳》对男女恋爱的心理和杀头、火烧等特殊情景的生动描写。刘西渭对《爱情的三部曲》的评论，代表了这个阶段鉴赏式评论的较高水平，此文肯定了巴金在《雾》《雨》《电》中呈示出的战士式的叙述姿态和叙述力量，认为“热情”是作家的风格，但对风景描写、性格塑造、叙述速度等方面提出了批评。惕若（茅盾）认为《电》（初刊时名为《龙眼花开的时候》）“自然而然有感人的力量”，“作者的热情喷发却处处可以被人感到”是作者的特长，缺点则是没有从正面来描写社会，“这些活人好像是在剪纸的背景前行动”。在短篇小说研究中，贺玉波认为《复仇》中的十四篇小说对西洋风土人物的描写很独特，“无论在思想与技巧方面，《复仇》是要优胜于《灭亡》和《死去的太阳》的”，但也对作者的“悲观而无助”的创作态度提出了批评。刘西渭认为《神》《鬼》《人》“这里三篇小说正各自针对一个世界，用第一人称做旁观者，从消极的观察推绎出积极的理论，借艺术的形式来表现一个或者一串抽象的概念”，于是导致小说书写失于片面的观察，深而不广，静而少变。三是关于心理展示。惕若（茅盾）认为《将军》在现实与幻想的交织下，揭示了这位流亡者白俄将军的内心苦闷，技巧圆熟，是成功之作。长之（李长之）对《憩园》的评论注意到了巴金小说在心灵展示上的特色，康永年对《寒夜》的评论则指出小说在人物心理的开掘上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相像性，两文对巴金小说创作风格的转向有着初步认识。万慧蓉的《论巴金的历史小说》探讨的是巴金历史小说在忠实于史料的基础上，以表现人物内心冲突作为描写主体的特点。四是关于语言特色。王金柱的《语言艺术大师巴金》的下篇对巴金小说的语言风格、修辞艺术、第一人称手法、排比、欧化句式、心理刻画等特点进行了介绍，是从修辞学角度对巴金小说语言进行的专门研究。郝荣斋、刘奕的《走进巴金〈家〉的语言世界》和李树德的《一首荡气回肠的爱情悲歌——谈巴金小说〈春天里的秋天〉中的明喻》都是从语言运用和修辞手法方面对巴金的单篇作品的解读。

针对巴金小说艺术风格和审美特征的整体性研究较为深入，陈思和、李辉的《巴金论稿》认为巴金小说的艺术风格可以分为不自觉的创作期、感情爆发期、风格稳定期三个阶段，并从宏观上对它们的演变过程进行了分析。吕汉东的《心灵的旋律——对巴金心灵与文本的解读》中，有部分章节研究了巴金小说的美学观、悲剧系列、美学贡献等问题，侧重点在于揭示作家主体的心灵世界。袁振声的《茅盾与巴金艺术比较论》从“人”的建构、心态剖析、女性世界、环境描写、结构艺术、文化品格等方面对巴金与茅盾的小说艺术进行比较，凸显了巴金小说的创作特点。花建与袁振声的同名专著《巴金小说艺术论》推动了巴金小说从思想研究向创作艺术研究的转变，前者着重分析了巴金小说的艺术视点、艺术方法、人物、结构、象征手法、抒情、节奏、文体等特点，后者从微观的具体作品入手，分析了巴金小说的人物塑造、心理描写、抒情艺术、语言艺术、结构艺术、环境描写、细节描写、对比艺术、创作方法等审美性特征。辜也平的《巴金创作综论》采用细读的方式对巴金的《灭亡》《爱情的三部曲》《家》《春》《秋》《火》《憩园》《寒夜》以及十七年的创作进行了研究，并对巴金小说的创作风格的基本特征、制约因素、风格转换进行了简论，在叙事学、心理分析以及比较研究等理论与方法的运用上多有创见。日本学者山口守、坂井洋史合著的《巴金的世界》中部分章节既涉及巴金小说的综论，也有对《灭亡》《家》《憩园》《寒夜》等单篇作品的再解读，显出对巴金小说艺术的关注。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一九五〇年以前在报刊上发表的文章，大多属于印象式批评，类似书评性质，还不属于系统性的研究论文，但这些文字或有深邃的识见，或有尖锐的批评，都为后世巴金小说研究开了一种良好文风，也反映了巴金在前二十年里文学创作的影响和价值，为当前的巴金创作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历史参照。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巴金小说审美艺术研究，多侧重于对巴金小说文本形式特征的描述或艺术风格的概括，还没有顾及它们在多大程度上吻合着作家自己的小说诗学追求，并对这种诗学追求的价值意义作出评估，因此，深入到巴金小说形式的背后，探究其形式的诗学意义和文化意蕴的系统研究有待深入展开。

（三）叙事学研究

近年来巴金小说的叙事学研究正方兴未艾，这种研究思路体现了对文本形式的重视，但研究还很不系统，其成果多为某些著作的专章或专节，以及单篇论文。马云的《中国现代小说的叙事个性》第三章研究了巴金《激流三部曲》和《寒夜》的空间化叙事倾向，其旨归是论析环境这一小说要素在巴金小说形式中的独特意义。徐德明的《中国现代小说叙事的诗学践行》第八章探讨了《寒夜》的叙事话语、节奏、结构以及叙事情境、读者控制等叙事策略，凸显的是这部小说在个人与家国叙事中不同文化价值立场的纠缠对立。另外，刘志荣的《文学的〈家〉与历史的“家”》通过对巴金小说《家》及其材料原型的对比，分析了“文学的《家》”与“历史的‘家’”之间的叙述复调，探讨了文学文本所采取的形式策略、编码规则及其背后的意识形态预设，以及在二十世纪中国何以“历史”经常比“文学”更丰富的原因。周立民的《新与旧：巴金关于“家”的叙述》、赵静的《〈家〉〈春〉〈秋〉艺术感染力之叙事学阐释》、李树槐的《论巴金小说中的第一人称内聚焦叙事模式》、刘俐俐的《多层叙述的艺术力量与“幸福”话题的当代延伸——巴金〈复仇〉艺术价值构成机制》等论文，在对文本形式的分析中，都呈现出了巴金小说的独特艺术架构。近年来，有一些以叙事学理论研究巴金小说的学位论文，如张文龙的《“祖—父—子”结构与封建家族制度的解体——论巴金的家族小说》，对巴金家族小说中的代际人物形象和“祖—父—子”结构进行了阐释，值得一提的是，该文对巴金家族小说的代际共同特征、长子叙事等特征的论述较为新颖。黄长华的《巴金小说叙事研究》以巴金与读者的关系为切入点从两个维度展开研究，在叙事学研究维度中，探讨了巴金小说的叙事者、话语模式、情节类型，在读者接受研究维度中，分析了巴金小说的对话性、互文性等文本的召唤结构，此文研究的重点是巴金小说的叙事效果问题。

以上成果都是借助叙事学理论来分析巴金小说的叙事特征，这是近二十年来巴金小说研究领域中新的研究思路，是思想内涵、审美艺术特征研究之外，从文本形式及其意义这一向度探究巴金小说创作独创性的尝试，值得肯定与借鉴，但目前这种研究还缺乏系统性成果，有待进一步加强。

（四）接受研究

随着传媒文化对文学的冲击，在文学与传媒关系的研究语境中，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就有研究者开始关注巴金小说的接受问题，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共时接受效果研究，如《期待与互动中的同构——巴金创作的共时接受研究》一文，探讨了巴金与读者之间文本外的互动如何影响了其小说文本共时意义的生成；日本学者坂井洋史的《重读〈家〉——略谈读者接受文本的机制及其“关于‘人’的想象”》一文从文本与读者的关系出发，强调了《家》这部“自传体小说”的“独立存在”意义，以及它的正面价值的“成长”期待如何促进了读者对《家》和“关于人的想象”的阅读期待。二是历时接受过程研究，如《巴金创作的接受研究》这篇长文细致探讨了期待视野、召唤结构等因素在巴金小说文本意义生成中的作用及其共时与历时接受情况，具有高屋建瓴之意义；《巴金小说的接受研究（1929—1949）》一文是以《灭亡》和《家》为个案，分析它们在阅读、批评、出版销售、参与大众生活和进入文学史等不同场域中的变化过程，探讨的重点是巴金小说的经典化问题。《新时期以来的〈寒夜〉接受研究》指出定位与拓进是一九七九至二〇一一年《寒夜》接受中最显著的两个特点：定位实现了学界对《寒夜》艺术价值的重新确认，刷新了巴金长篇小说接受的既定视野；拓进提升了《寒夜》展示的期待视域，深化了《寒夜》接受的群体期待。巴金小说的影、视、剧改编研究，因关注的是不同时期不同改编形式在读者中的接受情况，故属于历时性接受研究。如辜也平的《〈家〉的影视改编的历时考察》一文是以《家》的四次影视改编效果为出发点，考察了它们之间的内容差别及其历史文化原因；日本学者山口守的《巴金作品〈家〉文本的变容——关于小说·戏剧·电影》一文则比较了《家》的文学文本、戏剧脚本和电影剧本的不同解读方式，探讨的是小说与戏剧、电影的不同叙述焦点问题。另外，刘福泉的《〈激流〉：穿越时代的隧道——论〈家〉、〈春〉、〈秋〉的影视改编》、赵志刚的《青春是美丽的——关于越剧〈家〉》和山口守的《巴金〈家〉与香港电影》、李佳的《“家”“国”想象的变迁——以〈家〉的改编史为个案的研究》等文章，主要围绕的是巴金的小说《家》在不同改编形式中的文本内容变化和接受效果的差异。三是巴金小说的国外接受状况研究，如美国的奥尔格·朗的《巴金和他的著作》主要关注的是一九四九年前巴金的创作与青年读者的接受问题，探讨了《激流三部曲》《爱情的三部曲》等对当时中国青年的思想影响，但囿于资料和国别的限制，研究尚未深入。韩国学者朴兰英的《关于〈家〉在韩国的出版简况和我与巴金先生的对话》介绍了《家》在韩国的出版情况，分析了它自一九八五年以来在高校学生和普通民众中的接受状况。俄罗斯的罗季奥诺夫的《巴金研究在俄罗斯》和《巴金创作在俄罗斯》两文，对巴金在俄罗斯的接受情况作了详尽介绍。法国的安必诺在《巴金在法国的接受》一文中，将一九四七年至二〇〇五年期间法国对巴金的接受情况做了统计和分析，资料翔实，数字和篇目非常清晰、系统。

目前，巴金小说的接受研究，多偏重于从外部视角描述作品的接受情况，较少从文本形式的角度辨析巴金小说的形式变化与读者接受的关系，这方面进行系统研究的空间很大；作品改编研究则偏重于巴金小说的内容在不同传媒形式中的变化，而对巴金小说的形式变化与接受语境的关系涉及不多。但上述研究中提供的资料，对本书涉及的文化语境问题具有参考价值。

（五）版本研究

巴金小说的版本研究, 在很大程度上促动了巴金小说研究的日趋严谨和科学化，拓展了文本研究的新空间，也为本书开展巴金小说形式研究提供了资料参照。巴金是中国现代作家中对自己作品修改较多的一位，其小说版本的考释工作非常繁难，目前较有系统性的版本研究主要集中在《家》和《寒夜》两部小说上。较早涉及《家》的版本研究的有龚明德、辜也平等，但较具系统性的研究是金宏宇的《〈家〉的版本源流与修改》，此文指出，巴金的《家》从一九三一年初刊本到一九八六年全集本共修改了九次，仅对校初版本（第一个全本）和全集本（定本）就修改了一万四千多处,此论文还对修改的动因、修改的各项内容（如人物、情感态度、语言、情节结构等）、修改前后的艺术表现效果等作了梳理，并提出巴金对作品的“洁化”和“纯化”处理反映了作家创作思想的更新及其艺术匠心。关于《寒夜》的版本研究有：周立民的《〈寒夜〉的修改与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问题》主要就手稿本、初刊本、初版本、文集本、全集本五个有代表性的版本展开研究，比较了它们在人物称谓、文字风格、主题揭示方面的变化，并论及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的方法与规范问题。金宏宇、彭林祥的《〈寒夜〉版本谱系考释》考察了《寒夜》从初刊本到全集本的八个版本的变迁过程，并针对其中两次最大的改动进行了详释，认为从初刊本到初版本的修改是一次艺术上的完善与提高，但也不自觉地受到了“左翼”批评的影响；初版本到文集本的修改使《寒夜》的艺术更趋完善，并基本定型；从文集本到全集本内容和情节完全不变，全部采用简化字，并成为《寒夜》版本谱系中的最后定本。另外，乔世华的《论解放后巴金对〈寒夜〉的阐释和修改》研究的是建国后《寒夜》的版本变迁情况。

上述版本研究成果对巴金的代表性小说文本的变迁脉络作了详尽考释，为今后的研究工作提供了可靠信息，也大大促动了当下巴金小说研究中版本意识的建立。但由于巴金的小说作品数量多，版本变迁情况复杂，这方面的研究进展还较为缓慢。

（六）与中外文化的关系研究

巴金小说与中外文化之间的关系受到很多学者的关注，如传统文化、现代文化、地域文化以及域外文化等不同文化类型对巴金小说的影响研究，是学界很重要的一种研究思路。探讨巴金小说与中国传统文化关系的有：张民权的《巴金小说与民族文化传统》、潘显一的《论巴金小说的传统文化意识》、曹书文的《论巴金小说创作中的传统积淀》和《论巴金小说创作中的“家族情结”》、刘福泉的《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尚三”理念对巴金〈家·春·秋〉创作的影响》等，这些论文关注的都是传统文化因素在巴金家庭小说书写中或显或隐的影响；肖明翰的《大家族的没落——福克纳和巴金家族小说比较研究》将巴金与福克纳的家庭小说在家庭环境、人物形象（专制家长、青年一代、妇女形象、奴隶与仆俾）、写作手法等方面进行了比较，凸显的是中国特定文化语境对巴金小说的强势影响；邵宁宁的《家园彷徨：〈憩园〉的启蒙精神和文化矛盾》一文，关注的是文化启蒙思潮中，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矛盾在《憩园》中的文学呈现。地域文化与巴金小说的关系研究是近年才引起关注的，论者观点也不尽相同，如李怡的《文学的区域特色如何成为可能——以巴金与巴蜀文化关系为例》认为，巴金在精神上是巴蜀式生存的反叛者，其创作是在一个更大的视野中来看待分析故土的旧事，这形成了他与巴蜀地域文化的复杂关系，即作为巴蜀文化“异乡人”姿态的巴金，其实是通过自己“走出乡土”的文学书写来激发区域文化与区域文学的创造性。而童龙超的《论巴金文学创作的“反地域文化”特征——兼谈对现代文学地域文化研究的反思》则认为，在巴金的巴蜀文化研究中,潜藏着“出生地”与“作品”简单对接的思维模式，巴金文学创作的巴蜀文化特征没有充分的根据，其创作的“内返性”“超越性”“时间性”实际上对“地域性”构成了消解,表现出“反地域文化”的特征，而正是这种特征成就了巴金的一种独特形态的文学，巴金文学创作的这种现象，值得现代文学的地域文化研究者认真反思。巴金与域外文化的关系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就已备受关注，除了《巴金与中西文化》和《巴金与中外文化》两部论文集外，还有一些研究涉及了巴金小说与域外文化的关系，如贾蕾的《巴金与域外文化》，该著将巴金置于二十世纪中外文化交流的大背景中，梳理了巴金与克鲁泡特金、俄国民粹主义、法国大革命、基督教等域外文化的关系，揭示了域外文化对巴金的深层影响。另外，陈思和、李辉的《巴金论稿》中部分章节从俄国文学、西欧文学、中国传统文化与巴金的关系中，考察了中外文化对巴金创作的影响。

上述巴金小说和中外文化、文学的多重复杂关系的探讨，重在揭示特定的历史文化语境对巴金小说的题材、主题、人物等方面的影响，但对小说文本形式所受到的影响还关注不够，因此在文本形式与文化因素之间的隐性互动关系中，还有很多话题需要深化。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巴金小说研究成果是非常丰富的，每一种研究思路都为本书的写作提供了借鉴和启发，但其中存在的薄弱环节或空白之处，也为进一步开展巴金小说研究留下了创新空间：一是巴金小说的文本形式研究还很不充分，虽然有些研究运用叙事学、接受美学、版本学等批评方法来解读巴金小说，在一定意义上显示了新鲜的理论闪光点，但对小说形式背后潜隐的作家心理、文化意蕴等还缺乏深入探究，难以构成对巴金小说形式及其诗学意义的系统考量；二是对巴金小说文本形式的研究依旧集中在《家》《寒夜》《憩园》等几部名作上，而其他小说文本的研究仍欠深入，特别是对他的短篇小说研究还一直比较忽视，还缺乏对巴金小说形式的整体研究。有鉴于此，本书将以巴金一九四九年以前的小说和当时的创作语境为基础，采用文本细读的方法，在文本形式的微观分析中与作家的创作心理、文化立场、文学传统等因素进行参照，从而阐释巴金小说的诸种形式特征、功能及其生成动因，探析其形式背后隐含的心理文化意蕴，呈现巴金小说文本的形式意义，力争在系统性、整体性上推进巴金小说的形式研究进程。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外文学发展史中，富有创造性的作家往往为文学立则，创造和发展新的文学形式，“后人难以追随”的独创性往往是小说诗学研究的着力点，如巴赫金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研究就是由陀氏小说的形式独创性切入的。巴金小说的写法很难被后人模仿，他对小说形式的独特创造值得深入系统研究，尤其是以下五个方面对于我们理解巴金小说的文本形态、理解中国现代小说形式的无限可能性问题具有重要意义，应引起特别关注：

第一，巴金小说语言的想象力和情感色彩特征，拓展了文学表达的边界、赋予语言以戏剧性。

第二，巴金小说的时空形式呈现了身处新旧交锋处的人的“临界境遇”，并在殉道者死亡意义的翻转中形成了极具个人化的时空视野。

第三，巴金小说的询问式叙事姿态使思索成为一种小说思维，延宕、争辩和游离作为其形式化维度上的诗学表达，完成了对人物与读者的双重心理建构，为小说带来开放性、未完成性的特点。

第四，巴金小说往往通过不同形式架构中的“隐义”的生成，蕴含有作家秘而不宣的核心质素的存在：追寻——叙事心理动因；矛盾——文化立场动因；交流——小说观念动因。从小说类型上看，这些不同的结构方式实现的正是不同小说类型因素的融合。

第五，巴金小说对交流情境的重视，特别是读者声音作为一种延期的叙事行为参与了巴金小说文本的生成，体现出作家对现实经验与小说虚构之间进行边界融合的努力，也是对小说表达形式的实验与探索。

由此，本书的研究思路将设定为从小说形式出发，并通过形式背后所涵容的人心探索与文化思考，最终发掘巴金小说对“个人”的持续关注这一价值支点，从而实现一种从形式抵达意义的逻辑思考。

当然，本书在研究中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两个难点：一是文献资料的搜集和整理。在本书中用来进行文本形式分析的巴金小说底本均采用初版本，原因有二：首先，因为巴金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对作品修改较多的一位作家，小说版本较为复杂，有时不同版本之间差异较大。本书在以文本细读的方式进行研究时，随意使用巴金小说文本可能会使研究产生版本差之秋毫，阐释谬之千里的后果，所以研究的底本需要有精确所指；其次，本书的研究要从巴金小说的文本形式入手，进而考察其文本原初的创作心理、文化立场等因素，采用初版本更能贴近创作实际，也是非常必要的。巴金在一九二九至一九四九年间共创作七部长篇小说，十三部中篇小说，十一部短篇小说集中的近七十篇短篇小说，并且都是竖排繁体字，搜集、阅读、整理的工作量非常大。二是在研究过程中，既要借鉴小说理论和形式分析的方法，又要避免用理论来套巴金的小说而落入“削足适履”的陷阱，这就需要从巴金具体小说文本出发，抓住巴金小说的艺术思维与小说形式个人性的特点，力争使研究立得住，“度”的把握是一个关键，也是个难点。

如周莎白、熊雪林的《巴金研究的现状与展望》（《江汉大学学报》2000年第4期）一文，对新时期以来在巴金研究中“一边倒”的高评价倾向提出了批评。葛红兵的《为20世纪中国文学写一份悼词》（《芙蓉》1999年第6期）一文认为，巴金的语感太“嫩”，作品文体纯粹是对左拉的复制，而且还要降一等级看待。周长才的《巴金与诺贝尔文学奖》（《外国文学》2000年第5期）一文认为，巴金的小说只有《寒夜》值得一读，其他的大部分小说令人反感，这是对巴金小说经典性的颠覆。另外，林贤治的《巴金的道路》（《文艺争鸣》2001年第3期）一文则以激烈的言辞对巴金做了否定性评判，该文认为巴金在四五十年代从思想独立向为政治服务的转变是不容原谅的。与此同时，这个时期还有大量质疑《随想录》的文学性的批评文章。这种种针对巴金的批评和对巴金作品的质疑声音，在客观上都影响着巴金小说向经典的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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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巴金小说写法的独特性，复旦大学的陈思和先生也是很关注的，他曾说：“为什么鲁迅、老舍、沈从文等人的创作风格在当代文学中都能找到后继者或模仿者，而独独巴金在这方面的影响却很少？许多人都说过读了巴金的作品后走上革命道路的话，却为什么没听说有谁自称是学习模仿了巴金的创作而走上文学道路，成为作家的？《阿Q正传》《子夜》《边城》或者老舍的京味小说都有现代翻版，而为什么独独没有《家》或《寒夜》的现代翻版？”（参见陈思和：《巴金研究十年（1978—1988）》，香港：香港文汇出版社，2009年，第13页。对于巴金小说的读者众多但是能模仿写作者甚寡这种现象，笔者认为原因之一在于巴金对小说形式的创造往往具有明显的开放性、融合性和实验性等个人化特征，这也是巴金小说形式研究中的题中应有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