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比较文学研究 - 第二节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

第二节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

中国比较文学的孕育和萌芽，与发端于晚晴时期的“诗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1899年，梁启超的文章《夏威夷游记》的发表，被公认为“诗界革命”的滥觞。文中这样写道：

余虽不能诗，然尝好论诗。以为诗之境界，被千余年来鹦鹉名士占尽矣，虽有佳章佳句，一读之，似在某集中曾相见者，是最可恨也。故今日不作诗则以，若作诗，必为诗界之哥仑布、玛赛郎然后可。犹欧洲之地力已尽，生产过度，不能不求新地于阿米利加及太平洋沿岸也。欲为诗界之哥仑布、玛赛郎，不可不备三长：第一要新意境，第二要新语句，而又须以古人之风格入之，然后成其为诗。

然而，中国的“诗界革命”又离不开当时的学界对“言文合一”的求索，离不开日渐涌起的白话文对文言文的悖逆。虽然“诗界革命”的口号最先由梁启超提出，但在这之前，诸多有识之士已经在自己的文学创作和理论研究中提出了见解，开始了实践。早在1868年，年仅21岁的黄遵宪就发出了“我手写吾口，古岂能拘牵。即今流俗语，我若登简编。五千年后人，惊为古斑斓”的呐喊，明确表达了与文言文决裂的思想，流露出对白话文的强烈企盼。日后，他又在《日本国志》中指出：

外史氏曰：文字者，语言之所从出也。虽然语言有随地而异者焉，有随时而异者焉，而文字不能随时而增益，画地而施行。言有万变而文止一种，则语言与文字离矣。

为了进一步佐证自己的论点，他列举了中西语言上的现象加以比较：

余闻罗马古时，仅用拉丁语，各国以语言殊异，病其难用。自法国易以法音，英国易以英音，而英、法诸国文学始盛。耶稣教之盛，亦在举《旧约》、《新约》就各国文辞普译其书，故行之弥广。盖语言与文字离，则通文者少；语言与文字合，则通文者多，其势然也。然则日本之假名有裨于东方文教者多矣，庸可废乎。泰西论者，谓五部洲中以中国文字为最古，学中国文字为最难，亦谓语言文字之不相合也。

这是我们所能见到的较早带有“比较文学”内涵的文字。虽然文中的“比较”所“跨越”的界限是语言，但文章所旁及的却是中西文学和文学翻译，是“中西语言文学综合比较的滥觞”，不但初露中国比较文学“起步的明显征象”，而且在中国比较文学史上尤显珍贵。日后，很多学者也对“言文合一”表达了类似的观点。

马建忠（1845—1900），清末语言学家，汉语语法的奠基人，曾留学法国，游历欧洲，精通英、法、希腊、拉丁文，是学贯中西的新潮之士。他所著的《马氏文通》（1898）是中国第一部全面系统的语法书，“是运用英文、法文、拉丁文、希腊文等西方语言文法考求中国古文字，对比创新”，编撰而成的“破天荒的语言文法”著作。该著作以古汉语为研究对象，参照拉丁语法，在“比较”的视域中研究古代汉语的结构规律，以汉语传统和外来理论方法研究汉语，运用“比较借鉴的方法创立了独立的汉语语法学”，在学习外来理论和方法上树立了一个典范，对中国现代语法有奠基性贡献，对日后的汉语语法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

关于中西语言上的差异，马建忠从句法结构上进行了深刻的“比较”性论述：

余观泰西，童子入学，循序而进，未及志学之年，而观书为文无不明智；而后视其性之所近，肄力於数度、格致、法律、性理诸学而专精焉，故其国无不学之人，而人各学有用之学。计吾国童年能读书者固少，读书而能文者又加少焉，能及时为文而以其余年讲明道理以备他日之用者，盖万无一焉。夫华文之点画结构，视西学之切音虽难，而华文之字法句法，视西文之部分类别，且可以先后倒置以达其意度波澜者则易。西文本难也而易学如彼，华文本易也而难学如此者，则以西文有一定之规矩，学者可循序渐进而知所止境，华文经籍虽亦有规矩隐寓其中，特无有为之比儗而揭示之。遂使结绳而后，积四千余载之智慧材力，无不一一消磨於所以载道所以明理之文，而道无由载，理不暇明，以与夫达道明理之西人相角逐焉，其贤愚优劣有不待言矣。

马建忠对中西语言的比较研究，开了中国比较语言学的先河，对中国比较文学的诞生具有不可忽略的影响。而他在中西文化的视野中对文言文之弊端的批驳，也应和了晚晴时期中国学界对白话文运用的吁求，具有深远的前瞻意义。

裘廷梁（1857—1943），倡导白话文运动的先驱，提倡白话文，践行文体改革，为《无锡白话报》的创立者，《白话丛书》的编辑者，有遗著《可桴文存》留世。

在白话文运动中，裘廷梁发表于1898年的文章《论白话为维新之本》是一篇“颇有说服力的比较文体学”论文。文中，他一阵见血地指出了文字对一个国家和一个民族的作用，认为“有文字为智国，无文字为愚国；识字为智民，不认字为愚民”。然后，他笔锋一转，直指中国文字的弊端：“地球万国之所同也。独吾中国有文字而不得为智国，民识字而不得为智民，何哉？裘廷梁曰：此文言之为害矣”，进而把批评的矛头对准已经落伍于时代的文言文。他指出：“人类初生，匪直无文字，亦且无话，咿咿哑哑，啁啁啾啾，与鸟兽等，而其音较鸟兽为繁。于是因音生话，因话生文字。文字者，天下人公用之留声器也。文字之始，白话而已矣”。为求证自己的论点，他特举三例加以诠释：第一，五帝时，“凡精通制造之圣人必著书，著书必白话”。第二，三王时，“朝廷一二非常举动，……彼其意惟恐不大白于天下，故文告皆白话”。第三，春秋时，“《诗》、《春秋》、《论语》、《孝经》皆杂用方言”。只是因为“后人不明斯义，必取古人言语与今人不相肖者而摹仿之，于是文与言判然为二，一人之身，而手口异国，实为二千年来文字一大厄”。

由于“朝廷不以实学取士，父师不以实学教子弟，普天下无实学，……乃至日操笔言文，而示以文义之稍古者，辄惊愕或笑置之，托他辞自解”，才造成“文言之害，靡独商受之，农受之，工受之，童子受之，……二千年来，海内重望，耗精敝神，穷岁月为之不知止”的后果。为此，他大声疾呼“崇白话而废文言”，不做文字的奴隶。因为读白话文有“省日力”、“除憍气”、“免枉读”、“保圣教”、“便幼学”、“錬心力”、“少弃才”和“便贫民”八大好处。因为“成周之时”，由于“文字与语言合，聆之于耳，按之于书，殆无以异”，所以“童子始入小学，即以离经断句，为第一年之课程，读书之效如是其速也”。而“观吾今日之中国，举天下如坐眢井，以视古人智愚悬绝，乃至不可以道里计。岂今人果不古苦哉？抑亦读书之难易为之矣。读书难故成就者寡，今日是也；读书易故成就者多，成周是也。此中国古时用白话之效”。

在对文言文之害和白话文之益进行了历史与现实的“比较”阐释后，裘廷梁留下了对比较文学的诞生具有启蒙意义的文字：

耶氏之传教也，不用希语，而用阿拉密克之盖立里土白。以希腊古雅，非文学士不晓也。后世传耶教者，皆深明此意，所至辄以其地俗语，译《旧约》、《新约》。吴拉非氏至戈陀大族也，美陀的无士、施里无士之至司拉弗也，摹法、司喀、贲特三人之至非洲也，皆先学其土语，然后为之造字著书以教之。千余年来，彼教寖昌寖炽。而吾中国政治艺术，靡一事不恧於西人，仅仅以礼教自雄，犹且一夺於老，再夺於佛，三夺於回回，四夺於白莲、天理诸邪教，五夺於耶氏之徒。彼耶教之广也，於全地球占十之八。儒教於全地球仅十之一，而犹有他教杂其中。然则文言之光力，不如白话之普照也，昭昭然矣。泰西人士，既悟斯义，始用埃及象形字，一变为罗马新字，再变为各国方言，尽译希腊、罗马之古籍，立於学宫，列於科目。而新书新报之日出不穷者，无愚智者皆读之。是以人才之盛，横绝地球。则泰西用白话之效。

从对“言文合一”的求索，到对中西语言文学的比较；从对比较语言学的尝试，再到比较文体学的探究，日益渐盛的白话吁求也对文学创作提出了新的要求，而在各类文体当中，最能体现白话文的载体就是小说。虽然“小说界革命”的口号正式出现于20世纪初，但“戊戌前后文学界对西洋小说的介绍、对小说社会价值的强调，以及对别具特色的‘新小说’的呼唤，都是‘小说界革命’的前奏”。早在1887年，黄遵宪就在《日本国志》中对小说的白话性和通俗性赞誉有加：

若小说家言，更有直用方言以笔之于书者，则语言文字几几复合矣。余又乌知夫他日者不变更一文体为适用于今、通行于俗者乎？嗟乎，欲令天下之农工、商贾、妇女、幼稚，皆能通文字之用，其不得不于此求一简易之法哉！

对小说的社会价值极力提倡的还有英国传教士傅兰雅（1839—1928），这位“传科学之教的教士”和翻译家，“半生心血，惟望中国多兴西法，推广格致，自强自富”，在中国近代化进程中作出了不小贡献。

1895年5月到6月，傅兰雅先后5次刊登题为《求著时新小说启》的广告，用以宣传小说，推广小说，不但提出了“时新小说”的概念，而且力陈小说对“革除积弊、富强中国”所发挥的作用，“对以后梁启超提出‘小说界革命’具有直接的影响”。

在这则广告中，傅兰雅写道：

窃以感动人心，变易风俗，莫如小说。推行广速，传之不久，辄能家喻户晓，气息不难为之一变。今中华积弊最重大者，计有三端：一鸦片，一时文，一缠足。若不设法更改，终非富强之兆。兹欲请中华人士愿本国兴盛者，撰著新趣小说，合显此三事之大害，并祛各弊之妙法，立案演说，结构成编，贯穿为部，使人阅之，心为感动，力为革除。辞句以浅明为要，语意以趣雅为综，虽妇人幼子皆能得而明之。

同年6月，傅兰雅曾举办过一次“时新小说”征文比赛。然而，在所收到的162篇作品中，不是“立意偏畸，述烟弊太重，说文弊过轻”，就是“演案希奇，事多不近情理”；不是“述事虚幻，情景每取梦寐”，就是“出语浅俗，言多土白，甚至词尚淫污，事涉狎秽，曰妓寮，动曰婢妾，仍不失淫词小说之故套”，与他所主张的“辞句浅明”、“语意趣雅”和“妇幼皆明”的艺术见解存有相当大的距离。所征集的小说最后虽未出版，但他为这次小说征文比赛所撰写的广告《求著时新小说启》却成为一篇倡导“小说革命”的檄文，傅兰雅本人也因此被誉为“晚清‘小说界革命’的先知先驱者”。

中国小说近代化发端的标志，是1897年《国闻报》上刊载的《本馆附印说部缘起》。文章的作者是严复和夏曾佑。严复（1854—1921）是清末启蒙思想家、翻译家和教育家，中国近代向西方寻找真理的先进的中国人之一。康有为赞其为精通西学第一人，梁启超赞其为中学西学第一流人物，胡适赞其为介绍近世思想第一人。夏曾佑（1863—1924）是近代诗人﹑历史学家、学者。1897年在天津与严复等创办《国闻报》，宣传新学，鼓吹变法，是“诗界革命”的倡导者之一。

《本馆附印说部缘起》论及了小说的传播力、影响力和社会功用，指出“曹、刘、诸葛，传于罗贯中之演义，而不传于陈寿之志。宋、吴、杨、武，传于施耐庵之《水浒传》，而不传于宋史。玄宗、杨妃，传于洪昉思之《长生殿传奇》，而不传于新旧两书。推之张生、双文、梦梅、丽娘，或则依托姓名，或则附会事实，凿空而出，称心而言，更能曲合乎人心者也”。正由于此，他们才提出“夫说部之兴，其入人之深、行世之远，几几出于经史上，而天下之人心风俗，遂不免为说部之所持”的全新理念。究其缘由，就在于“欧、美、东瀛，其开化之时，往往得小说之助”。所以，他俩“附印说部”的“宗旨所存，则在乎使民开化”。因为“有人身所作之史，有人心所构之史，而今日人心之营构，即为他日人身之所作。则小说者，又为正史之根矣”。

《本馆附印说部缘起》只是刊登在《国闻报》上的一份“出版说明”，作者意在说明在《国闻报》上发表小说并没有违背这家报纸的办报宗旨。然而，“出版说明”一经面世，就以其“深厚的学养和独到的见解”为“小说‘雅化’为文坛正宗提供了理论依据”，在理论上“开启了‘小说’变革的大门，也是实际上引发后来文坛具有‘燎原’之势的‘小说界革命’的星星之火，在学术界发挥着深远的影响”。

中国“小说界革命”的口号于1902年由梁启超提出，那年《新小说》第一号上发表的梁启超的论文《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被看作“小说界革命”的开始。梁启超（1873—1929），号饮冰室主人，中国近代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史学家、文学家，中国近代维新派的代表，是“戊戌变法”的领导者之一，“诗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的发起者，留有《饮冰室合集》等著作。

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中，梁启超开篇就指出：

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何以故？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故。

关于人们“何以嗜他书不如其嗜小说”，梁启超认为：“小说者，常导人游于他境界，而变换其常触常受之空气者也”。人生在世，往往不满足于对眼前世界的认识，而自身的能力和视野的局限，又使人无法感受“身外之身，世界外之世界”。小说则能满足人的欲望，开拓人的视野，引导人们摆脱眼下的世俗生活，进入到一个以往不曾感触过的新世界，给人以焕然一新之感。梁启超还认为：小说能将人的所思、所想、所感、所知、所经、所历“和盘托出，彻底而发露之”。人生在世，“无论为哀为乐，为怨为怒，为恋为骇，为忧为惭”，经常“行之不知、习矣不察”，经常“欲摹写其情状，而心不能自喻，口不能自宣，笔不能自传”，而小说则启发人的心智，使人既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感人之深，莫此为甚”。所以“诸文之中能极其妙而神其技者，莫小说若”。至此，他得出“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也”的结论，将小说的艺术感染力推崇到极致。应当指出的是，梁启超将小说分为“理想派”和“写实派”，认为“小说种目虽多，未有能出此两派范围之外也”。这种用西方的“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的理论阐释中国文学的方法，日后被中国学者衍生为“阐发研究”，对中国比较文学的诞生有着宝贵的启示。

关于小说“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故”，梁启超列举四点加以论证：一为熏，即小说对读者的感染“如入云烟中而为其所烘，如近墨朱处而为其所染”；二为浸，即小说对读者心灵的净化，所谓“浸也者，入而与之俱化者也”，“如酒焉，作十日饮，则作百日醉”；三为刺，即小说对读者的激励，使“感受者骤觉”，“能使人于一刹那顷，忽起异感而不能自制”；四为提，即小说与读者的共鸣，“凡读小说者，必常若自化其身焉，入于书中，而为其书之主人翁”。梁启超认为，以上四点，“文家能得其一，则为文豪；能兼其四，则为文圣”。

在论证小说“支配人道”之四的过程中，梁启超广征博引，出神入化，显示出一位学者宽阔的知识视野、学术视野和“比较”视野：

所谓华严楼阁，帝网重重，一毛孔中，万亿莲花，一弹指顷，百千浩劫，文字移人，至此而极。然则吾书中主人翁而华盛顿，则读者将化身为华盛顿；主人翁而拿破仑，则读者将化身为拿破仑；主人翁而释迦、孔子，则读者将化身为释迦、孔子，有断然也。

梁启超发起的“小说界革命”，与变法维新运动相呼应，与文学变革的吁求相吻合，顺应了时代的节拍，“改变了中国小说的走向，扭转了中国小说从乾隆以后走向低谷的不景气而走向繁荣，走向近代化，也为‘五四’新小说的产生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他所提出的“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的主张，在当时得到了广泛的回应，“真可谓登高一呼应者云集”。

梁启超文中所谈之“新小说”，是相对于中国的“旧小说”而言。而当时的“旧小说”已成为“中国群治腐败之总根原”，无力担当起“新国民”、“新道德”、“新宗教”、“新政治”、“新风俗”、“新学艺”、“新人心”和“新人格”的时代重任。当时的中国文坛，距新小说的诞生尚有一段时日。既然“欧、美、东瀛，其开化之时，往往得小说之助”，那么向域外文学求助，就成为“小说界革命”之“新小说”的首选。因为“欲求输入文化，除小说更无他途”。于是，对域外小说的译介就成雨后春笋之势，中国比较文学也从小说的翻译和研究开始拉起了帷幕。

陈平原：《〈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前言》，见陈平原、夏晓红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1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4页。
（清）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见黄霖、蒋凡主编，周兴陆、魏春吉等编著《中国历代文论选·晚清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182页。
（清）夏曾佑：《小说原理》，见陈平原、夏晓红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1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61页。
乐黛云、王向远：《比较文学研究》，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页。
（清）梁启超：《夏威夷游记》，见黄霖、蒋凡主编，周兴陆、魏春吉等编著《中国历代文论选·晚清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178页。
（清）黄遵宪：《杂感》，见《黄遵宪集》（上卷），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90页。
（清）黄遵宪：《日本国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3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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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志啸：《中国比较文学简史》，湖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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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喜所：《马建忠与中西文化交流》，见《中州学刊》，1987年第4期，第112页。
亢世勇、刘艳：《马建忠及〈马氏文通〉的开拓创新精神》，见《唐都学刊》，1998年第4期，第67页。
（清）马建忠：《马氏文通·后序》，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13页。
徐志啸：《中国比较文学简史》，湖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20页。
（清）裘廷梁：《论白话为维新之本》，见郭绍虞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第4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168页。
（清）裘廷梁：《论白话为维新之本》，见郭绍虞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第4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16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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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裘廷梁：《论白话为维新之本》，见郭绍虞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第4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168—169页。
（清）裘廷梁：《论白话为维新之本》，见郭绍虞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第4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169页。
（清）裘廷梁：《论白话为维新之本》，见郭绍虞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第4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169页。
（清）裘廷梁：《论白话为维新之本》，见郭绍虞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第4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169页。
（清）裘廷梁：《论白话为维新之本》，见郭绍虞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第4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170页。
（清）裘廷梁：《论白话为维新之本》，见郭绍虞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第4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171页。
（清）裘廷梁：《论白话为维新之本》，见郭绍虞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第4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171页。
陈平原：《〈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前言》，见陈平原、夏晓红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1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页。
（清）黄遵宪：《日本国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347页。
傅兰雅语，见《百度百科·傅兰雅》，http：//baike.baidu.com/view/865804.htm？fr=aladdin。
黄霖、蒋凡主编，周兴陆、魏春吉等编著《中国历代文论选·晚清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157页。
（英）傅兰雅：《求著时新小说启》，见（美）韩南著《中国近代小说的兴起》，徐侠译，上海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138页。
（英）傅兰雅：《时新小说出案启》，见黄霖、蒋凡主编，周兴陆、魏春吉等编著《中国历代文论选·晚清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157页。
黄霖、蒋凡主编，周兴陆、魏春吉等编著：《中国历代文论选·晚清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158页。
范伯群、朱栋霖主编：《1898—1949中外文学比较史》，江苏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4页。
《严复》，见《百度百科》，http：//baike.baidu.com/view/1995.htm？fr=aladdin。
《夏曾佑》，见《百度百科》，http：//baike.baidu.com/view/144786.htm？fr=aladdin。
（清）严复、夏曾佑：《本馆附印说部缘起》，见郭绍虞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第4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204—205页。
（清）严复、夏曾佑：《本馆附印说部缘起》，见郭绍虞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第4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205页。
惠萍：《〈本馆附印说部缘起〉：一份独特“出版说明”》，见《中国出版》，2013年第20期，第56页。
（清）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见黄霖、蒋凡主编，周兴陆、魏春吉等编著《中国历代文论选·晚清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181页。
此段对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的引文均见黄霖、蒋凡主编，周兴陆、魏春吉等编著《中国历代文论选·晚清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181页。
“阐发研究”也叫“阐发法”，最先由中国台湾学者提出，即“利用西方有系统的文学批评来阐发中国文学及中国文学理论”，后经中国大陆学者完善为“双向阐发法”，即“阐发研究决不是仅仅用西方的理论来阐发中国的文学，或者仅仅用中国的模式去解释西方的文学，而应该是两种或多种民族的文学互相阐发、互相印证”。——笔者注。
此段对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引文均见黄霖、蒋凡主编，周兴陆、魏春吉等编著《中国历代文论选·晚清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181—182页。
（清）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见黄霖、蒋凡主编，周兴陆、魏春吉等编著《中国历代文论选·晚清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182页。
钟贤培：《梁启超对中国近代小说革新的贡献——梁启超与晚清“小说界革命”》，见《广东社会科学》，1996年第2期，第115页。
（清）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见黄霖、蒋凡主编，周兴陆、魏春吉等编著《中国历代文论选·晚清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183页。

第二节 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

第二节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