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比较文学研究 - 第三节学无新旧，无中西

第三节学无新旧，无中西

中国比较文学从译介开始萌芽，而晚清时期中国学界的译介之潮亦是时代之需，大势之驱。当时，很多学人都纷纷从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身份，通过不同的途径表达了译介西书的急切之声。

1894年冬，甲午战争的硝烟将熄，马建忠就向清政府上书《拟设翻译书院议》，文中“明确指出翻译对中国反抗外国欺侮并最后战胜外敌的重大意义，力陈创设翻译书院、开展翻译活动和培养翻译人才的重要性与紧迫性”。文章开篇，马建忠就对西方列强在我国土上的横行霸道进行了愤怒的控诉：“窃谓今日之中国，其见欺于外人也甚矣！道光季年以来，彼与我所立约款税则，则以向欺东方诸国者转而欺我。于是其公使傲昵于京师，以凌我政府；其领事强梁于口岸，以抗我官长；其大小商贾盘踞于租界，以剥我工商；其诸色教士散布于腹地，以惑我子民”。然后，马建忠对西方列强之所以敢于在我国土上肆意骄横、胆大妄为的原因进行了痛心疾首的分析，指出“夫彼之所以悍然不顾，敢于为此者”，就在于“欺我不知其情伪，不知其虚实也”。接下来，他便对“不知情伪”和“不知虚实”进行了比较语言意义上的分析，认为“外洋各国，其政令之张弛，国势之强弱，民情之顺逆，与其上下一心，相维相系，有以成风俗而御外侮者，率皆以本国语言文字不惮繁琐而笔之于书，彼国人人得而知之，并无一毫隐匿于其间。中国士大夫，其泥古守旧者无论已，而一二在位有志之士，又苦于语言不达，文字不通，不能遍览其书，遂不能遍知其风尚，欲其不受欺也得乎！”

在对上述现象和原因进行了深入分析的基础上，马建忠将该文章的重点转向西方和中国翻译现状，指出“泰西各国，自有明通市以来，其教士已将中国之经传《纲鉴》译以拉丁、法、英文字。康熙间于巴黎斯设一汉文书馆，近则各国都会，不惜重资，皆设有汉文馆。有能将汉文古今书籍，下至稗官小说，译成其本国语言者，则厚廪之。其使臣至中国，署中皆以重金另聘汉文教习学习汉文，不尽通其底蕴不止。各国之求知汉文也如此，而于译书一事，其重且久也又如此”。相比之下，中国的翻译很不乐观。虽然也有“上海制造局”、“福州船政局”和“京师译署”等机构，虽然也设有“同文书馆”，并“罗致学生”学习外国语言文字，但这些机构和所培养人才的目的却不是为了专门译书。有时即便翻译了几本外国的书，不是“仅为一事一艺之用”，就是“文辞艰涩”，或是“挂一漏万，割裂重复，未足资为考订之助”。而当时的一些译者，“大抵于外国之语言或稍涉其藩篱，而其文字之微辞奥旨与夫各国之所谓古文词者，率茫然而未识其名称，或仅通外国文字言语，而汉文则粗陋鄙俚，未窥门径。使之从事译书，阅者展卷未终，俗恶之气触人欲呕。又或转请西人之稍通华语者为之口述，而旁听者乃为仿佛摹写其词中所欲达之意，其未能达者，则又参以己意而武断其间。盖通洋文者不达汉文，通汉文者又不达洋文，亦何怪夫所译之书皆驳杂迂讹，为天下识者所鄙夷而讪笑也”！其结果是“中国于应译之书既未全译，所译一二种又皆驳杂迂讹”。只有那些“精通洋语洋文，兼善华文……横览中西，同心盖寡”者方能“足当译书之任”。正由于此，他才发出了“译书之不容少缓，而译书之才不得不及时造就也”的呼吁。

在《拟设翻译书院议》中，马建忠还流露出强烈的忧患心绪，指出“余生也晚，外患方兴，内讧洊至，东南沦陷，考试无由，于汉子之外，乃肆意于拉丁文字，上及希腊并英、法语言。盖拉丁乃欧洲语言文字之祖，不知拉丁文字，犹汉文之昧于小学而字义未能尽通，故英、法通儒日课拉丁古文词，转译为本国之文者此也。……今也倭氛不靖而外御无策，盖无人不追悔海禁初开之后，士大夫中能有一二人深知外洋之情实而早为之变计者，当不至有今日也。余也蒿目时艰，窃谓中国急宜创设翻译书院，爰不惜笔墨，既缕陈译书之难易得失于左，复将书院条目与书院课程胪陈于右。倘士大夫有志世道者见而心许，采择而行之，则中国幸甚”。进而表达了一个正义之士的拳拳爱国之心。

在这股“翻译西学”的浪潮中，梁启超不但表现出极大的热情，而且一直走在前列。

1896年，他在《论译书》一文中写道：“西国自有明互市以来，其教士已将中国经史记载，译以拉丁、英、法各文。康熙间，法人于巴黎都城设汉文馆，爰及近岁，诸国继踵，都会之地，咸建一区，庋藏汉文之书，无虑千数百种，其译成西文者，浩博如全史三通，繁缛如国朝经说，猥陋如稗官小说，莫不以其本国语言，翻行流布，其他种无论矣”。他认为，西国之所以强盛于东国，就在于“泰西格致、性理之学，原于希腊，法律政治之学，原于罗马，欧洲诸国各以其国之今文，译希腊罗马之古籍。译成各书，立于学官。列于科目，举国学之，得以神明其法，而损益其制。故文明之效，极于今日”。由此他认为“译书实本原之本原……今日之天下，则必以译书为强国第一义”。同一年，他在《论报馆有益于国事》一文中说：“无耳目，无喉舌，是曰废疾。今夫万国并立，犹比邻也。齐州以内，犹同室也。比邻之事，而吾不知，甚乃同室所为，不相闻问，则有耳目而无耳目，上有所措置，不能喻之民，下有所苦患，不能告之君，则有喉舌而无喉舌”，因此，他提倡“广译五洲近事”，使“阅者知全地大局”，以“奋厉新学，思洗前耻”，再不能夜郎自大，坐井观天。还是在同一年，他在《〈西学书目表〉序例》中说：“海禁既开，外侮日亟，会文正开府江南，创制造局”，应该“首以译西书为第一义”。因为“今夫五洲万国之名，太阳、地球之位。西人五尺童子，皆能知之，若两公固近今之通人也，而其智反出西人学童之下，何也？则书之备与不备也”。所以，他提出“国家欲自强，以多译西书为本，学者欲自立，以多译西书为功”。

1897年，梁启超在《读〈日本书目志〉书后》一文中说：“今吾中国之于大地万国也，譬犹泛万石之木航，与群铁舰争胜于沧海也，而舵工榜人，皆盲人瞽者，黑夜无火，昧昧然而操柁于烟雾中，即无敌船之攻，其遭风涛沙石之破可必也”。严峻的现实是，“泰西百年来诸业之书，万百亿千，吾中人识西文者寡，待吾数百万吏士，识西文而后读之，是待百年而后可。则吾终无张灯之一日也”。所以，他主张“故今日欲自强，惟有译书而已。今日公卿明达者，亦有知译书者矣”。文中，他不但一再强调“译书”的意义，指出“识泰西文字而通其学，非译书不可”“译书以开四万万人之智，以为百度之本”，而且还表达了对国人阅读译书后的美好憧憬：“愿我农夫，考其农学书，精择试用，而肥我树艺；愿我工人，读制造美术书，而精其器用；愿我商贾，读商业学。而作新其货宝贸迁；愿我人士，读生理、心理、伦理、物理、哲学、社会、神教诸书，博观而约取，深思而研精，以保我孔子之教；愿我公卿，读政治、宪法、行政学之书，习三条氏之政议，择究以返观，发愤以改政，以保我四万万神明之胄；愿我君后，读明治之维新书。借观于寇仇，而悚厉其新政，以保我万万里之疆域”。同一年，他在《大同译书局叙例》一文中，再次强调若“今不速译书，则所谓变法者，尽成空言，而国家将不能收一法之效”。而他在《续译〈列国岁计政要〉叙》一文中所表白的“读断代史，不如读通史，读古史，不如读近史、读追述之史，不如读随记之史。读一国之史，不如读万国之史”，则展现出广阔的全球视野。

除了在理论上大力提倡翻译外，梁启超还身体力行，亲力所为。他觉得小说具有感人至深的力量，西方文学之所以将小说置于“首屈一指”的地位，就在于“此种文体曲折透达，淋漓尽致，描人群之情状，批天地之窾奥，……非寻常文学家所能及”。因此，他便集中精力从事小说的传播与出版，在自己创办的“中国唯一之文学报”——《新小说》杂志上连续发表多篇翻译小说，“专在借小说家言，以发起国民政治思想，激励其爱国精神”。据杨义主编，连燕堂著《二十世纪中国翻译文学史·近代卷》的统计，《新小说》杂志所刊登的翻译作品有：科学小说《海底旅行》、哲理小说《世界末日记》、冒险小说《二勇少年》《水底度节》、语怪小说《俄皇宫中之人鬼》、法律小说《宜春苑》、写情小说《电术奇谈》、奇情小说《神女再世奇缘》、侦探小说《离魂病》《毒药案》《毒蛇圈》《失女案》《双公使》等。这些小说“不但在翻译史上占一定地位，”而且“对中国人了解外国文学、亲近外国作家起了一定的作用”。值得一提的是，其中的《世界末日记》和《俄皇宫中之人鬼》两个短篇译自梁启超笔下。这两部作品被视为“中国出现最早的短篇小说翻译之一”，梁启超也被誉为中国“率先翻译短篇小说的带头人之一”。

梁启超还是跨越中西文化的界限研究中西文学的实践者。自1897年在《〈西政丛书〉叙》中提出“政无所谓中西也，……古今中外之所同，有国者之通义也”之后，他便开始在文学研究中进行跨越中西的尝试，试图站在中西文化的边界，在跨文化的视野中审视中西文学，用西方的文学理论阐释中国文学，用世界文学的视野阐释西方文学。1898年，在《译印政治小说序》中，他指出：“在昔欧洲各国变革之始，其魁儒硕学，仁人志士，往往以其身之所经历，及胸中所怀政治之议论，一寄之于小说，……往往每一出书，而全国之议论为之一变。彼美、英、德、法、奥、意、日本各国政界之日进，则政治小说，为功最高焉。英名士某君曰：小说为国民之魂，岂不然哉”？1899年，在《传播文明三利器》中，他指出：“于日本维新之运动有大功者，小说亦其一端也，明治十五六年间，民权自由之声，遍满国中，于是西洋小说中，言法国、罗马革命之事者，陆续译出，……其原书多英国近代历史小说家之作也”。1902年，在《论学术之势力左右世界》中，他称赞法国作家伏尔泰不但以“诚恳之气，清高之思，美妙之文，能运用他国文明新思想，移植于本国，以造福于其同胞”，而且以“极流利之笔，写极伟大之思，……卒乃为法国革命之先锋，与孟德斯鸠、卢梭齐名，盖其有造于法国民者，功不在两人下也”。还称赞俄国作家托尔斯泰“思想高彻，文笔豪宕，故俄国全国之学界为之一变”。而“各地学生咸不满于专制之政，屡屡结集，有所要求，……皆托尔斯泰之精神所鼓铸者也”。梁启超认为：伏尔泰和托尔斯泰均法、俄两国“必不可少之人也。苟无此人，则其国或不得进步，即进步亦未必如是其骤也”。为此，他对中国学者发出忠告：“公等皆有左右世界之力，而不用之，何也？公等即不能为培根、笛卡儿、达尔文，岂不能为福禄特尔（伏尔泰）……托尔斯泰？即不能左右世界，岂不能左右一国？苟能左右我国者，是所以使我国左右世界也”。

梁启超还在多篇文章中对中西诗歌进行了比较视域中的论述，认为“近世诗家，如莎士比亚、弥儿敦、田尼逊等，其诗动亦数万言。伟哉！勿论文藻，即其气魄固已夺人矣”。虽然“中国事事落他人后，惟文学似差可颉頏西域”，但是“长篇之诗，最传颂者，惟杜之《北征》，韩之《南山》，宋人至称为日月争光；然其精深盤灪雄伟博丽之气，尚未足也。古诗《孔雀东南飞》一篇，千七百余字，号称古今第一长篇诗。诗虽奇绝，亦只儿女子语，于世运无影响也”。关于诗歌对国民的影响，他认为“读泰西文明史，无论何代，无论何国，无不食文学家之赐；其国民于诸文豪，亦顶礼而尸祝之”。因为“欧洲之意境、语句，甚繁富而玮异，得之可以陵轹千古，涵盖一切”。而“中国之词章家，则于国民岂有丝毫之影响耶？推原其故，不得不谓诗与乐分之所致也”。究其缘由，是“欧洲之真精神、真思想、尚且未输入中国”，为此，他寄语文学人士“自今以往，更委身于祖国文学，据今所学，而调和之以渊懿之风格，微妙之辞藻，苟能为索士比亚、弥儿顿，其报国民之恩者，不已多乎”？

在中国比较文学的历史上，真正拆除了学科之间的界墙，打破了文学研究中的“中西”界限的是王国维（1877—1927）。他不但是汇通古今中西文化的先行者，也是中国比较文学的开创者，亦是“把东西方美学思想融合并形成自己独特的美学思想体系的杰出学者”。

在《论近年之学术界》一文中，王国维指出，人类不但“同此宇宙”，而且“同此人生”，只是在“观宇宙人生”方面表现出各自的差异。“学术之所争，只有是非真伪之别耳。……学术之发达，存于其独立而已”。因此，他认为“吾国今日之学术界”的首要任务是“当破中外之见”，迫切地流露出早日破除国别的界限，在全球背景下开展学术研究的愿望。在《译本琵琶记序》中，他对中西戏曲文学的交流进行了论述：“戏曲之作，于我国文学中为最晚，而其流传于他国也，则颇早。法人赫特之译《赵氏孤儿》也，距今百五十年。英人大维斯之译《老生儿》亦垂百年。……讫于今，元剧之有译本者，几居三之一焉”。王国维在文中所论及的中国戏曲在域外的“流传”与“翻译”等，与日后比较文学“影响研究”中的“流传学”和“译介学”相吻合，可看做这两种研究图景的雏形。在《奏定经学科大学文学科大学章程书后》一文中，王国维对文学与哲学的关系进行了精彩的论述：“文学与哲学之关系，其密切亦不下于经学。今夫吾国文学上最可宝贵者，孰过于周秦以前之古典乎？《系辞》上下传实与《孟子》、《戴记》等为儒家最粹之文学，若自其思想言之，则又纯粹之哲学也”。他认为，“凡此诸子之书，亦哲学亦文学，今舍其哲学而徒研究其文学，欲其完全解释，安可得也”？说到此，他将论述的视野转向西方，指出“西方之文学亦然。柏拉图之《问答篇》、鲁克来谑斯之《物性赋》，皆具哲学文学二者之资格”。此外，他还以诗歌为例，指出诗歌“尤与哲学有同一之性质，其所欲解释者，皆宇宙人生上根本之问题。不过其解释之方法，一直观的，一思考的，一顿悟的，一合理的耳”。而“今文学科大学中，既授外国文学矣，不解外国哲学之大意，而欲全解其文学，是犹却行而求前，南辕而北辙，必不可得之数也”。王国维对文学与哲学关系的研究，既跨越了中西文化的界限，也跨越了不同学科之间的界限，对日后比较文学领域的“跨学科研究”具有直接的启发意义。

关于文学研究中对“中西”界墙的跨越，王国维最具影响的文章还是《〈国学丛刊〉序》。文章开篇，他就一阵见血地指出：

学之义不明于天下久矣！今之言学者，有新旧之争，有中西之争，有有用之学与无用之学之争。余正告天下曰：学无新旧，无中西也，无有用无用也。

关于“何以言学无新旧”，王国维指出：“夫天下之事物，自科学上观之，与自史学上观之，其立论各不同”。如果从科学的角度看，“则事物必尽其真，而道理必求其是”。因此，“虽圣贤言之，有所不信焉；虽圣贤行之，有所不慊焉”。如果从史学的角度看，“则不独事理之真与是者，足资研究而已”。他认为：“治科学者，必有待于史学上之材料，而治史学者，亦不可无科学上之知识”。针对当时的学界不是“蔑古”就是“尚古”之风，他指出：“蔑古者出于科学上之见地，而不知有史学；尚古者出于史学上之见地，而不知有科学”。因此他认为，研究事物，既要有当今之科学精神，也要有传统之史学精神，“此所以有古今新旧之说也”。

关于“何以言学无中西”，王国维指出：“世界学问，不出科学、史学、文学。故中国之学，西国类皆有之，西国之学，我国亦类皆有之；所异者，广狭疏密耳”。因为世界各国文学都是相影响而存在，相渗透而发展繁荣的，所以“中西二学，盛则俱盛，衰则俱衰，风气既开，互相推助”，不可能有“西学不兴，而中学能兴者”，也不会有“中学不兴，而西学能兴者”。因为“所谓中学，非世之君子所谓中学；所谓西学，非今日学校所授之西学而已”。文学与其他学科之间，往往是相互影响、互为促进的，“治《毛诗》《尔雅》者，不能不通天文、博物诸学，而治博物学者，苟质以《诗》《骚》草木之名状而不知焉，则于此学固未为善”。由此，他得出了“一学既兴，他学自从之，此由学问之事，本无中西”的结论。

从睁眼看世界，到文界革命的兴起；从译介西书的热潮，到学无中西的学术研究，中华民族这头熟睡的雄狮终于在历史的硝烟中醒来，中国比较文学也在这块苏醒的土壤中开始萌芽。直到鲁迅的《摩罗诗力说》问世，才为“晨光熹微的中国比较文学带来了黎明”，才“宣告具有中国特色的比较文学已降临于世”。这同时也印证了新时期中国学者的论断：“中国比较文学不是古已有之，也不是舶来之物，它是立足于本土文学发展的内在需要，在全球交往的语境下产生的、崭新的、有中国特色的人文现象”。

辛红娟、马孝幸：《马建忠翻译思想之文化阐释》，见《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3期，第114页。
此段对马建忠《拟设翻译书院议》的引文均见《翻译研究论文集：1894—1948》，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4年版，第1页。
（清）马建忠：《拟设翻译书院议》，见《翻译研究论文集：1894—1948》，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4年版，第1页。
（清）马建忠：《拟设翻译书院议》，见《翻译研究论文集：1894—1948》，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4年版，第2页。
（清）马建忠：《拟设翻译书院议》，见《翻译研究论文集：1894—1948》，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4年版，第2页。
（清）马建忠：《拟设翻译书院议》，见《翻译研究论文集：1894—1948》，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4年版，第2页。
（清）马建忠：《拟设翻译书院议》，见《翻译研究论文集：1894—1948》，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4年版，第2—3页。
（清）梁启超：《论译书》，见《梁启超全集》第1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45页。
（清）梁启超：《论报馆有益于国事》，见《梁启超全集》第1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66、67页。
（清）梁启超：《〈西学书目表〉序例》，见《梁启超全集》第1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82页。
（清）梁启超：《读〈日本书目志〉书后》，见《梁启超全集》第1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128页。
（清）梁启超：《读〈日本书目志〉书后》，见《梁启超全集》第1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129页。
（清）梁启超：《大同译书局叙例》，见《梁启超全集》第1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132页。
（清）梁启超：《续译〈列国岁计政要〉叙》，见《梁启超全集》第1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134页。
新小说报社：《中国唯一之文学报〈新小说〉》，见黄霖、蒋凡主编，周兴陆、魏春吉等编著《中国历代文论选·晚清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201页。
新小说报社：《中国唯一之文学报〈新小说〉》，见黄霖、蒋凡主编，周兴陆、魏春吉等编著《中国历代文论选·晚清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201页。
杨义主编，连燕堂著：《二十世纪中国翻译文学史·近代卷》，百花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133页。
杨义主编，连燕堂著：《二十世纪中国翻译文学史·近代卷》，百花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142页。
（清）梁启超：《〈西政丛书〉叙》，见《梁启超全集》第1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137页。
（清）梁启超：《译印政治小说序》，见《梁启超全集》第1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172页。
（清）梁启超：《传播文明三利器》，见《梁启超全集》第1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359页。
（清）梁启超：《论学术之势力左右世界》，见《梁启超全集》第2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559页。
（清）梁启超：《论学术之势力左右世界》，见《梁启超全集》第2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559页。
（清）梁启超：《论学术之势力左右世界》，见《梁启超全集》第2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560页。
（清）梁启超：《饮冰室诗话》，见郭绍虞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第4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134页。
（清）梁启超：《饮冰室诗话》，见郭绍虞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第4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137页。
（清）梁启超：《夏威夷游记》，见黄霖、蒋凡主编，周兴陆、魏春吉等编著《中国历代文论选·晚清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178页。
（清）梁启超：《饮冰室诗话》，见郭绍虞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第4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137页。
（清）梁启超：《夏威夷游记》，见黄霖、蒋凡主编，周兴陆、魏春吉等编著《中国历代文论选·晚清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178页。
（清）梁启超：《饮冰室诗话》，见郭绍虞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第4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137页。
尹建民主编：《比较文学术语汇释》，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18页。
（清）王国维：《论近年之学术界》，见王国维著《静庵文集》，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115页。
（清）王国维：《译本琵琶记序》，见王国维著《静庵文集》，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174页。
（清）王国维：《奏定经学科大学文学科大学章程书后》，见王国维著《静庵文集》，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178、179页。
王国维：《〈国学丛刊〉序》，见徐洪兴编选《王国维文选》，上海远东出版社，2011年版，第110页。
（清）王国维：《〈国学丛刊〉序》，见徐洪兴编选《王国维文选》，上海远东出版社，2011年版，第111页。
（清）王国维：《〈国学丛刊〉序》，见徐洪兴编选《王国维文选》，上海远东出版社，2011年版，第111页。
（清）王国维：《〈国学丛刊〉序》，见徐洪兴编选《王国维文选》，上海远东出版社，2011年版，第112页。
卢康华、孙景尧：《比较文学导论》，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71页。
乐黛云：《比较文学发展的第三阶段》，见乐黛云、陈惇主编《中外比较文学名著导读》，浙江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页。

第三节 学无新旧，无中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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