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有据可考史上第一
大唐状元隋朝旧臣

◎孙伏伽

一

说起中国科举制度的创立，唐高祖李渊功不可没。李渊虽然是马上得天下，但非常重视育才选士。武德元年（618）五月称帝，随即诏令置国子学、太学和四门学。十一月又诏令在秘书外省创办专门招收皇族子孙和功臣子弟的学校。武德四年（621）四月，再次诏令全国：“有明经及秀才、俊士、进士，明于理体，为乡曲所称者，委本县考试，州长重复，取上等人每年十月随物入贡。”

唐高祖武德五年（622）是中国科举史上极富意义的一年。根据唐《大诏令集》的记载，这一年的三月，高祖李渊诏告天下：“择善任能，救民之要术；推贤进士，奉上之良规。”“朕膺图御宇，宁济兆民，思得贤能，用清治本。”要求“京官五品以上及诸州总管、刺史各举一人”。皇帝一言九鼎，群臣雷厉风行。十月，全国各地共贡举明经143人，秀才6人，俊士39人，进士30人。十一月，高祖亲自接见了这些人，并钦定由尚书省负责考选。十二月，吏部考功员外郎申世宁奉命主持考试。孙伏伽于进士科30名应考者中脱颖而出，力拔头筹，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有据可考的状元。

二

为什么说孙伏伽是中国科举史上第一个有据可考的状元？这要从考试制度的形成和“状元”这个称谓的由来说起。《礼记·射义》载“天子试之于射宫”。这说明早在西周时期就有考试制度，有考试就有取舍，有取舍就有名次，只是那个时候没有“状元”的称谓。在此后的秦、汉、三国、两晋、南北朝时代，朝廷取士都有察举制度下的考试。到了隋朝，科举才逐步替代察举占据取士的主导地位。科目也更加完备，有秀才、明经、俊士、进士、明法、明书、明算诸科。按理说，通过考试每科都有名次的排列，都有一位占据头名的“状元”，但科举发展到隋末仍然没有“状元”这一特定的称谓。

唐武德四年（621），高祖李渊诏令建立县考和州考制度。只有通过县、州两级考试后成为“贡士”者才能于每年十月由各地贡举到尚书省参加统一考试。贡士到京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投递状、书。“状”需写明贡士的各项基本情况。“书”则是各州司功参军所出具的相关证明书。要想顺利参加考试，“状”与“书”一项都不能缺少。考试结束后，主考官要将考试的相关档案交尚书省，再由尚书省排列名次上报给皇上，称为“奏状”。这“奏状”上的第一名称为“状头”，也叫“状元”。“状元”由此登上了历史的舞台。

科举制度形成之始，常设的有秀才、明经、进士、明法、明书、明算六科，按理说每科都有状元，但为什么独独只有进士科的第一名称为状元呢？这是因为进士科在诸科之中最被重视。

唐武德五年（622），孙伏伽夺得进士科考试第一名，所以说，他是中国科举史上有据可考的第一个状元。根据《登科记》所载，孙伏伽这一科共录取进士4人。《唐摭言》又说这一科录取了进士14人。但是武德六年（623）只录取4人，武德七年（624）录取6人，武德八年（625）录取5人，武德九年（626）录取7人，贞观元年（627）录取4人。通考后续几年的录取情况看，《登科记》所载较为可信。

三

孙伏伽（？～658），贝州武城（今山东省武城县）人。《旧唐书》和《新唐书》均有孙伏伽传。两传记载，隋炀帝时，孙伏伽便是大理寺的一名小吏，因为工作勤奋努力，累得升迁“补万年县法曹”，负责京畿要地的奸盗缉捕和刑狱审理工作。

孙伏伽是一位敢言善谏的直臣。李渊于长安称帝立唐伊始，孙伏伽不顾自己的遗臣身份，连谏三道，直言高祖“有献鹞者，不却而受”“相国参军事卢牟子献琵琶，长安臣张安道献弓矢，并被赉赏”、允许“太常假民裙襦五百称，以衣妓工，待玄武门游戏”的错误行为。告诫高祖要牢记隋亡的教训，革除淫风，广开言路，选贤任能，励精图治。高祖深有感触，慨叹“群公卿士罕进直言。伏伽至诚慷慨，据义恳切，指朕失无所讳”。当即任命孙伏伽为治书侍御史，并赏赐锦缎三百匹以表其功。

李渊立唐之初，王世充、窦建德等割据势力还没有平定。军费开支巨大。百姓赋役繁重。孙伏伽多次奏请革除弊制，高祖都欣然纳谏。武德四年（621）五月至七月，窦建德、王世充被相继平定，大唐一统天下。高祖先是赦山东，后又大赦天下，并诏令“奇才异行，随状荐举”，以显大唐帝国的若谷虚怀。但是没过多久，高祖又要自食其言，问罪王世充、窦建德的党羽部属，发配流放。孙伏伽再次上表劝谏，君临天下就应该“尔无不信，朕不食言”，并要求设置谏官，负责朝廷诏令的纠偏黜错、拾遗补阙工作。这些建议高祖都一一采纳。

唐朝初年，战事频仍，民部下达的赋税征敛任务十分繁重，百姓不堪其苦。武德九年（626），孙伏伽挺身为民请命，上奏弹劾八十岁的民部尚书裴矩不恤百姓、苟钓虚名。唐朝的赋税自此改按户征收为计口征收，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社会矛盾。

孙伏伽像（图片来源：约拍）

唐太宗即位以后，封孙伏伽为乐安县男，拜大理寺少卿。唐太宗李世民在继位之前，南征北战，惯于骑射。承继大统以后，无仗可打，便迷上了骑马打猎，案牍之余经常带着侍卫啸叫山林。孙伏伽认为一国之君不能沉湎于此，便决心谏阻太宗。一天，李世民又牵黄擎苍，带着侍卫要去打猎。孙伏伽当即拉住御马的缰绳，告诫太宗要以社稷生灵为大计，不可迷少年诸王之所务。太宗当即表示，爱卿能够直言我的过失，我一定改正。

贞观五年（631），孙伏伽因工作失误被免职。不久又复起为刑部郎中，后又复职大理寺少卿，转民部侍郎。贞观十四年（640）官拜大理寺卿。数年后又外放为陕州刺史。唐高宗永徽五年（654），以年老致仕。显庆三年（658）病逝家中。

四

目前为止，明人徐应秋著《玉芝堂谈荟》、清人徐松著《登科记考》以及今人所著《中国状元全传》《中国历代文状元》和《中国科举史话》等文献资料均持孙伏伽是唐朝的首科状元之说。但是，由于史料的散失，还是留下了许多的难解之谜。

孙伏伽是怎样参加武德五年（622）的进士科考试的？

孙伏伽直言谏止唐太宗（图片来源：约拍）

根据新、旧唐书的记载，孙伏伽在隋朝大业年间即“补万年县法曹”，唐高祖武德元年因建言献策而擢治书侍御史。王鸿鹏先生等编著的《中国历代文状元》说孙伏伽武德五年（622）因上疏而被免官，同年以免官身份参加科考，状元及第后官授刑部郎中。但新、旧唐书孙伏伽传中均没有武德五年（622）被免官的记载。官授刑部郎中也是太宗朝贞观五年（631）的事情。两相比较，自然是新、旧唐书的记载更为可信。

车吉心先生主编的《中国状元全传》中说孙伏伽虽然颇受高祖李渊的器重，仍然以极大的热情参加了唐朝的第一次科举考试。这更是牵强附会。唐初的治书侍御史是专掌监察执法的御史大夫的副手，品级为正四品下。这样的高官怎么可能还要参加进士科的考试呢？而这一科的主考官吏部考功员外郎申世宁自己的品级也只是从六品上。

《唐摭言》记载：“进士，大业中所置也。如侯君素、孙伏伽，皆隋之进士也明矣。”既然孙伏伽在隋朝便已取得进士的身份，又有什么必要再次参加唐初武德五年（622）的科考呢？新、旧唐书记载房玄龄、杨纂都是隋末进士，而他们又为什么不参加武德五年（622）的科考呢？翟国璋先生主编的《中国科举辞典》称孙伏伽为隋大业中秀才，唐武德五年（622）始贡举。此说相对符合情理。

孙伏伽究竟是怎样参加武德五年（622）的进士科考试的，史家说法不一，给后世留下了一个难解之谜。

关于孙伏伽的籍贯也有不同的说法。一说是今山东省武城县人，一说是今河北省清河县人。武城与清河比邻，造成这两种不同说法的原因是区划建制的变更，不足为奇。但林白先生在《中国科举史话》中说孙伏伽是今河北省南宫市人，不知依据何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