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亲

插队落户干革命，扎根农村一辈子的上山下乡知青，从一开始就明确说明，这是与传统观念决裂，要革命到底志不移，是没有探亲假的。换一句话说，知青离开农村回到他原先的城市去，不给报销差旅费。

后来几年，插队的知青多了，纷纷反映，说插队知青和去国营农场、军垦农场的知青一样，都是听毛主席的话，为什么农场知青年年有探亲假，而插队知青反而没有。况且，插队知青一插到底，苦多了！

可能是这样的反映又多又强烈，各地的知青办也认同这样的说法，为了以后更好地动员毕业生插队落户，他们也不断地把插队知青的呼声反映上去。终于，好消息传来了，一个插队落户知青，一辈子可以享受两次探亲假期，由政府报销差旅费。由此决定也可以看出，当时的各级革命委员会确实希望知青们永远待在农村扎根的。

我这里写到的探亲，是发生在1969年冬天，插队落户的第一年，上面还没有宣布可以报销差旅费呢！

收了庄稼，冬翻了田土，砂锅寨上进入了农闲时节。周围大队、公社不时地传来知青们回上海探亲的消息。公社也放了话，知青们要回去探亲，让他们走。省得他们整天闲着，闹出点什么事儿来。

想到母亲一个人在上海的家里，我问妹妹：你回去吗？她说不回，她的一帮女同学都说离开上海不到一年，今年不回去了，但我想念上海，想念母亲。

于是就这么决定了，我要回上海探亲。消息传开，老乡们都拥来了，有的让我带海虎绒帽子，有的要我带花手帕、有机玻璃扣子，有的要我带半导体收音机，还有要我带中长纤维料子的……男女知青们也让我往家里传口信，顺便带回去一包瓜子、一袋洋芋粉、两斤黄豆的。临到我出发，已经满满装了一只小箱子、两只帆布旅行袋。我盘算着，右手提着小箱子，左肩上搭背两只旅行袋，重是重一点，走不长的路还能应付。从砂锅寨到久长街上，请马车顺道把行李捎到长途汽车站，长途客车来了，有妹妹和其他知青送上车。长途客车到了贵阳头桥客车站，出得站来就有公共汽车直达火车站。上了火车，我就放心了。到了上海，出站时付一角钱，就有平板车帮你把行李送到站口。最主要的是，我已打听清楚，贵阳实行了军管，秩序得到恢复，公交车运行了，夏天那种可怕的武斗已彻底平息，我可以放心大胆地走。村寨上还纷纷传言，到贵阳来的两广兵，骑着白马齐刷刷地进城，威风凛凛的，街道也整洁多了。连进城去卖洋芋、鸡蛋，设个摊都要管。

动身那天，一切都如我盘算的那样，临近黄昏时，我已安然坐在贵阳客车站的候车室内，恰好遇到三个在关岭县插队的上海长宁区知青，我们轮流着看行李，到马路对面的饭馆里吃了碗面条，算是对付了晚餐。

天黑下来，两个第二批去吃面条回来的知青，一脸沮丧地对我们说，回来路上碰到了勒索，被敲诈了3元钱。令我吃惊的是，拦住他们俩敲诈的，也是上海知青，他们说话轻声慢气，文质彬彬的，讲的是一口地道的上海话，在站前的广场上围住了他俩，旁边的贵阳人都以为是老乡在扯闲话。我的心陡然提了起来，暗自提醒自己不要离开候车大厅。恶果显示出来了，张春桥下令解散工读学校，让工读学校的学生夹在毕业生中间一起上山下乡。这拨人下乡以后纠集在一起，四处乱窜作案，把知青的名声都搞坏了。

列车晚点至下半夜，我们必须在候车大厅里多熬几个小时。10点刚过，一批解放军走进大厅，要求所有在大厅里过夜的人出示证明和证件。那个年头，知青和农民一样，没有任何证件，我的身上带着一张大队会计开给我的证明，只是这张证明上没盖公章，盖的是大队会计的私章。盖私章的时候，大队会计对我说，夺权以后，所有的生产大队都没有公章，私章同样是管用的，你带着，全省通用。我将信将疑地带着这张证明上路，没想到这会儿真要出示了。一个操着广西口音的排长走到我们跟前，三个关岭知青说，证明放在旅馆里，排长叫过两个战士，把他们仨带走了，说要跟着他们去旅馆查看证明。我取出了大队会计的证明，排长问我为什么不盖公章，我把大队会计的话学了一遍，他把证明还给我，让我等着，他又去查看别的旅客了。我以为过关了，没想到20分钟以后，他又来到我的跟前，帮我提着箱子，让我跟他走。

到了站前广场上，只见一辆卡车，掀开了后篷帆布，停在那里。排长让我上车，并把箱子先放上去。我问要去哪儿，我要赶误了点的火车，他说你去了就知道了，会让你回上海的。

上了卡车，车就开了。时间已是半夜，马路上没有啥行人，约莫开出十几分钟，卡车开进了一个院子，让我和卡车上的十几个人走进一间屋子。一个解放军把我的证明和箱子、两只旅行袋扣在他那里，我空手进了那间没灯的屋子。

行李和证明被搜走了，我忐忑不安地站在水泥地上，从窗户望出去，只看见一株树的树梢，不晓得这是哪里。拘留所？收容所？看守所？同在黑屋子里的人，有的坐在地上打瞌睡，有的小声耳语，我毫无睡意，想着下半夜的火车，想着插队知青的命，想着那三个关岭知青，他们被关进来了吗？

一夜没合眼，天亮了，院子外头传来汽车声，公交车的开门声，我又冷又饿，更加焦虑地等待着。整整关了一晚上，还要把我不闻不问地关到什么时候啊？

开门了，小屋里的人一齐拥到门口，我站在窗口没动。进来了一个穿便装的中年人，叫着我的名字。我应声走到他跟前，他从头到脚打量了我一眼，让我跟他走。

走出门口，我回头望了一眼，关我们的那间屋门前有一块小牌子：接待室。

中年人把我带到门房间，指着地上的小箱子和两只旅行袋说：这是你的，没错吧？

我看了看，那三样东西几乎没动过，就点了点头。

中年人把大队会计那张证明递还给我说：以后别拿出来了，没用。你走吧，坐今晚的火车走。

我小心翼翼地揣好那张证明，先搭背起旅行袋，又提着小箱子，走出门房间。

中年人随我走了两步，手一指大门说：出门不远就有公交车，直达火车站。

跨出大门，我又转身看一眼，门口的大牌子上赫然几个大字：贵阳警备区司令部。

哦，原来我在司令部接待室过了一夜。

如此探亲经历，只有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才会遭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