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黔铁路大会战

插队第二年的秋天，正是收获季节，黔北的山乡里也有一个天高气爽的小阳春时节，一道命令传下来，中央决定，修建湘黔、枝柳铁路，这是打通祖国大西南的大动脉，并且传达了毛主席的最高指示：三线建设要抓紧，就是同帝国主义争时间，同修正主义争时间。同时口头传达说，湘黔铁路不修好，毛主席他老人家睡不好觉。于是决定举行湘黔铁路大会战，要动员贵州、湖南、广西的160万民工，抢修这条铁路。

命令传下来，安顺地区要组建民兵师，安顺地区所属的每一个县，都要组建一个民兵团，修文民兵团要组建10个民兵连。久长人民公社属于三营十连，每一个连队必须有一个女民兵排，任务很快摊派下来，砂锅寨必须派出一男一女两个民兵。女民兵得是未婚的。

随着命令的下达，各种各样的传言也在上山下乡知青中传开，上了铁路线的知识青年，等到铁路修成之后，会优先考虑留下来，在铁路线上当扳道工，在铁路沿线的车站上当售票员、检票员，成为铁路职工。一些知青甚至眉飞色舞地想象，当了铁路员工，连衣服都是国家发的，比去矿山当工人，或到县五小工业的厂矿去，条件优越多了。公社开了动员大会，各个生产队开了群众大会，号召每一个年轻社员，报名修建湘黔铁路，并且说了，批不批准你去是领导的事情，报不报名是对党中央和毛主席老人家的态度问题。

记忆中几乎所有的上海男女知青都在自己所属的生产队报了名。

在山乡自古以来流传下来的风俗中，未婚姑娘是不能出远门的。即使到了“破四旧”破得那么彻底的“文化大革命”中，老乡们还是不愿让未婚姑娘出远门。我们砂锅寨旁边的杨柳大队，大队支书只能让自己的女儿报名，完成杨柳大队的指标。故而，当我和妹妹去报名时，大队干部笑逐颜开地对我们说：你们两兄妹一报名，就解决我们的大问题了。让你们去，让你们去。

原来，他们正为派哪家姑娘上铁路犯愁呢！永兴四队的女知青小丁已经报了名，我妹妹一报名，永兴的两个女民兵指标就完成了。

看到我们兄妹报了名，我的恋人，也就是今天的妻子王淑君，也赶回杨柳大队报了名，并且当天就得到了批准。

就这样，我们仨一起上了湘黔铁路会战工地，成了修文民兵团三营十连的民兵。

从公社带着行李铺盖和日常生活用品上了卡车，开到黔东南州黄平县谷陇区重安江畔的鲤鱼冲附近山坡上安营扎寨，我们整整走了两天。头天晚上抵达黄平县城吃晚饭时，因为上路的民兵太多，光是等吃晚饭，就等了足足一个多小时。第二天从黄平到谷陇，路并不长，到了重安江畔，又是等，等待分配我们究竟在哪一座山坡上安下营盘。

直等到天擦黑，说地盘仍然定不下来，让我们先进鲤鱼冲寨子苗族老乡家里，克服几个晚上再说。

于是乎我们久长公社的上海知青，男生被安排在一间苗家的堂屋里打地铺，女生则睡在院坝里的柴房上头，只是临时用大张的芦席把柴房围了起来。

从第二天开始，男生不能住进苗族老乡家了，要腾出房子，给营部的卫生所使用。我们只能过“天当铺盖地当床”的日子，每人发一根棍子和一张芦席过夜，说是挡一挡露水。寒潮来之前，工棚抢修出来了，人多铺少，规定了每人的铺位只能是八寸，挤着睡。后来又从八寸，增加到一尺二，最后固定在一尺八的宽度。上海知青都怕虱子和跳蚤，这下好了，彻底和老乡打成一片，混睡在一张大铺上，人人的衣服上都发现了虱子。

吃饭由连队伙房供应，大米饭管饱，随你吃。可就是没菜，头几个月，天天都是老南瓜汤，碱水酸菜煮巴山豆。连从村寨上来的农民们都觉得苦，编了顺口溜哼哼：“上顿瓜，下顿瓜，发了工资就回家。”伙房的大师傅说：刚上路的时候，老南瓜卖1分钱一斤，现在多少？4角一斤，还买不到。你们别发牢骚了！

是啊，成千上万的筑路队伍拥进深山苗寨，周围只有零星稀疏的村寨，不要说蔬菜、副食品紧张，就连喝的水都成了问题。我们每天清晨和夜晚的洗脸水、洗脚水，都是从泡冬田里挑来的浑汤汤，沉淀半天也不见清。工地上在酝酿把重安江水接过来。我没闲心去弄吃的，每天上班前、下班后带着一个小本子，去记录苗乡的地理环境、房屋结构，去问当地老汉和娃崽：鱼为啥养在稻田里？坡上长的是什么树？林子里鸣唱的是啥子鸟？婚丧嫁娶时为啥非按哪些程式办？当地流传着哪些民歌？上山对歌时苗家男女唱些啥？重安江有哪些传说？解放前的土匪是什么样子？商人们带些什么进这一带的山岭里来？……问完了，回到工棚里倒头便睡。第二天一大早，不等人家起床，我又爬上山头，去看米色的稠雾从山谷里袅袅升起，去听雀儿清晨的啼鸣，去重安江边的碾米房，去望苗家姑娘们蹒蹒跚跚地挑着担上坡。在冬腊月间的寒夜，我钻进苗家的火塘边，听他们天南海北摆龙门阵，说古道今……这一段艰辛的岁月，对我来说，是一生中最难忘、最苦涩也最有意味的日子。

哦，青春之所以美好，就因为它激发人们不懈地追求；青春之所以幸福，就因为它有未来。

我在山乡小道上跋涉着，为我的这些努力和追求，我开始付出代价，牙齿在连年的剧痛后一颗一颗脱落，这是不是生活留下的烙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