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国赋

2014年10月，接到梁冬丽博士来电，在电话中，她提到希望进入暨南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博士后流动站工作。冬丽博士是广州大学纪德君教授指导的硕士，博士阶段师从广西师范大学沈家庄教授。2006年夏天，我曾应纪德君教授、吴晟教授等人的邀请，到广州大学参加古代文学专业硕士论文答辩，梁冬丽当时以黄小配《洪秀全演义》为题撰写硕士论文，论文材料丰富，提出不少新颖独到的个人见解，给几位答辩委员会成员留下很深的印象。硕士毕业以后，梁冬丽继续从事中国古代小说研究，博士论文《话本小说与诗词关系研究》于2013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在梁冬丽工作单位——百色学院和暨南大学博士后管理办公室的支持下，她于2015年1月顺利进站，我有幸成为她的博士后联系导师。

2012年，梁冬丽博士获批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项目《通俗小说“有诗为证”的生成及其流变研究》，几年来，她围绕此课题爬罗抉剔，在广泛占有材料的基础上就中国古代通俗小说“有诗为证”的现象进行深入研究。冬丽博士好学深思，学风严谨。书成之后，即将付梓，问序于我，推辞再三，不获应允。我在通读全书之后，为书中很多精彩的观点所吸引，因此写几句话，作为自己拜读全书之后的读后感吧。

中国古代小说创作历来存在“文备众体”的情况，宋代赵彦卫《云麓漫钞》卷八曾提到唐人传奇“文备众体，可以见史才、诗笔、议论”。在元明清小说作品中大量存在杂糅众体的现象，其中诗词尤其受到小说作家的青睐。冬丽博士选取通俗小说“有诗为证”的生成及其流变作自己的研究对象，颇具学术眼光。关于古代小说引入诗词的做法，长期以来很少受到小说研究者的重视，或者因没找到比较好的切入视角，故较长时间来全力投入研究的学者并不多。近年来，随着古代小说研究不断走向深入，约有10篇博士、硕士论文开始关注这一领域，出版了一些专著，取得了较大的成就，如崔际银《诗与唐人小说》(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年)、邱昌员《诗与唐代文言小说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吴怀东《唐诗与传奇的生成》(安徽大学出版社2008年)、李志艳《中国古典小说叙事话语的诗性特征——以四大名著叙事话语中的诗歌为例》(巴蜀书社2009年)。但研究者关心较多的是文言小说的诗词，且喜欢将之当作独立的文体来讨论，进行平面研究。事实上，中国古代通俗小说“有诗为证”既是丰满的、立体的创作现象，又是有生命力的、动态的发展体系。

梁冬丽博士这部书稿的创新之处就在于借鉴“进入过程”的理念，立体化地探讨中国古代通俗“有诗为证”的动态发展过程：诗词进入叙事文学的过程；诗词进入小说创作的过程；诗词进入小说之后的发展过程；通俗小说“有诗为证”的海外传播与影响；同时还总结了通俗小说“有诗为证”的外在程式与内在本质。

作者并不是简单地描述这种现象，而是采取文体学、创作学、叙事学与传播学等多学科交叉、结合的研究视角，全面研究通俗小说“有诗为证”现象形成、发展的内在驱动力，实现了对通俗小说“有诗为证”现象进行“求其本”、“溯其源”、“通其流”的研究目标。

从文体学、叙事学来看，书稿前三章将“有诗为证”的形成切入到中国古代占文坛主流的史学与诗学领域，认为史传引诗的通俗化与诗骚精神的下移是通俗小说“有诗为证”形成的两大文学传统，通俗文学自身的演变与民间文学的案头化、文本化是通俗小说“有诗为证”定型的内部演进，说明文体交叉、互渗与叙事方式的转变对通俗小说“有诗为证”形成的影响力。

从创作学、传播学的视角来看，书稿后两章重点探讨了通俗小说在史传引诗与诗歌结构等精神启示下，如何演化为最具民族特色的创作手法与文体特征，在这一创作手法形成之后，内部之间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流向何方，与其他国家的汉文小说相比，它的影响力、辐射力有多大。

书稿也有一些有待于进一步完善之处，例如，与欧洲小说相比，中国古代“有诗为证”的民族特性如何体现，尚待探讨。第二章论述诗骚传统对通俗小说“有诗为证”的影响，分“诗歌之兴”、“赋体结构”、“卒章显其志”美刺思想等几部分，似多比较，未能更深入提炼观点与融合材料，可作深化。

总的来说，本书是梁冬丽继博士论文《话本小说与诗词关系研究》之后，探索中国古代小说“有诗为证”现象又一部引人注目的研究成果，这是她在博士论文个案研究的基础上，进行宏观思考的结果，相比而言，这一成果不仅在理论水平上有了诸多提升，而且从中也可以看出作者的科研能力有了较大程度的提高。梁冬丽博士年富力强，我希望她今后出版更多的学术精品，在学术道路上走得更远。

是为序。

2015年6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