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序例：篇首诗功能之前源

史传“序例”、“序传”在史传撰写兴盛之初已有名实，可置于正文之末，也可置于前；也叫“叙”、“序”、“序论”，名不一，而其大致的功能是开宗明义。中国古代通俗小说“篇首诗”于其文体盛行之时有实无名，但可确切无疑的是只置于篇首，亦用于开宗明义。一为正统之史学，一为通俗之小说，二者有何联系与区别？

一 史传“序例”名实及其流变

书有总序，古而有之。《庄子·天下篇》即纵论古代学术的发展及庄子的学术思想地位，《吕氏春秋·序意》记文信侯关于十二纪的问答，《淮南子·要略》论及全书由起、二十篇旨趣、全书重要意义，以上三篇当为总序。刘向校书，必撮其旨意，写成别录，亦为序之一种，或为例之端。《说文解字·序》解说文字创制的由来及本书所论列的五百四十部首。解说文字创制的由来当有总序意味，而列举本书的五百四十部首，当为刘知几所说之“例”。汉儒为《诗》、《书》，注明每篇写作的因由或宗旨，有史传篇序之义。其他汉赋亦有序，述其目的意义。

史传有例，当始于《史记·太史公自序》。序首叙家学及其修史责任，次述修史之意义，后述旨趣。这是总序。实际上，序之义者有三类：篇序、例、总序。其源流发端，《史通》有云：

孔安国有云：序者，所以叙作者之意也。窃以《书》列典谟，《诗》含比兴，若不先叙其意，难以曲得其情。故每篇有序，敷畅厥义。降逮《史》、《汉》，以记事为宗，至于表志杂传，亦时复立序。文兼史体，状若子书，然可与诰誓相参，风雅齐列矣。(《史通·序例》)

夫史之有例，犹国之有法。国无法，则上下靡定；史无例，则是非莫准。昔夫子修经，始发凡例；左氏立传，显其区域。……若沈《宋》之志序，萧《齐》之序录，虽皆以序为名，其实例也。必定其臧否，征其善恶。(《史通·序例》)

盖作者自叙，其流出于中古乎？屈原《离骚经》，其首章上陈氏族，下列祖考；先述厥生，次显名字。自叙发迹，实基于此。降及司马相如，始以自叙为传。然其所叙者，但记自少及长，立身行事而已。逮于祖先所出，则蔑尔无闻。至马迁又征三闾之故事，放文园之近作，模楷二家，勒成一卷。于是扬雄遵其旧辙，班固酌其馀波，自叙之篇，实烦于代。虽属辞有异，而兹体无易。(《史通·序传》)

“序”的前身与书之典谟、《诗》之比兴一样，用于“叙作者之意”，为了“曲得其情”、“敷畅阙义”，这说明序有预示、预叙功能，为理解下文文意打下基础。司马迁之《史记》、班固之《汉书》开始立序，“言辞简质”，成为史体。《汉书》开始，序置于篇前，然未尝每篇必序。从范晔开始发生了变化，不但每书必序，还“矜炫文采”，使读者“厌闻”。总体来看，其最大的流弊是“矜炫文采”，范晔以后的的史传每书必序，累屋重架，过犹不及，使人厌闻。

“例”就像国家法律一样，为下文开展提供了规则与准绳，为是非的判断定好标准，故曰“必定其臧否，征其善恶”。因此，“序例”是著述者定的道德价值判断准则，起到总括正文的作用。“例”可追溯到“夫子修经”所发凡例，战国至晋五百年间，“例”体泯灭；至干宝《晋纪》复兴，后大盛。其中有些以“序”为名的，实际上却是例，如沈约《宋书》的“志序”，萧子显《齐书》的序录。优秀的例，应当如干宝、范晔所作的那样“理切而多功”，或者如邓粲、道鸾所作的那样“词烦而寡要”，还可以像萧子显那样的“虽文伤蹇踬，而义甚优长”。刘知几认为，其最大的流弊是剽窃他人成作，以及例与纪传不相符。如魏收的《魏书》例，全取自范晔的《后汉书》，又如《晋书》立例“凡天子庙号，唯书于卷末”。但孝武崩后，竟不言庙曰烈宗。

上述序例主要为每篇之用，为篇序。“序传”则多为总序，滥觞于屈原之《离骚经》，司马相如开始自叙为传，扬雄、班固等踵武，序传兴盛，为后世所宗。序传的撰写，应隐己之短，但也不能一味夸尚为宗。

从最早有序例的《史记》来看，一共有23篇序，即十表9序(《将相表》无序)；八书5序，《礼》、《乐》、《律》、《历》及《封禅》5篇有序；世家有《外戚》1序；列传中有《孟荀》、《循吏》、《儒林》、《酷吏》、《游侠》、《佞幸》及《货殖》8序。以“太史公曰”的名义发端，散文，置于表、书之首，可对抽象的图表加以理性的概括，以贯通全篇，阐释义例。有些虽置于末，但却起到置于篇首者同样之作用，如《平准书》序先叙汉代史实，结尾处笔锋倒转，评述唐虞、夏、殷、周、战国与秦的“农工商交易之路”和“龟贝金钱刀布之币”，统领全文。有总序一篇置于书末，为全书之总纲。《十二诸侯年表》序阐明立篇主旨。跟置于篇末重总结、议论相比，序更重于概括与立旨。

《汉书》使史官“自显姓名式”的评论转向总归于“论赞”的评论。八表、十志皆序，《高五王传》、《文三王传》、《儒林传》、《循吏传》等17类传、合传皆序，共35篇篇序，外加一《叙传》，共36序。立序的标准与篇目继承了《史记》的做法。

《后汉书》有序25篇。其中《皇后纪》、《刘赵淳于江刘周赵列传》、《光武十王列传》、《孝明八王列传》、《周黄徐姜申屠列传》、《章帝八王传》、《党锢列传》、《循吏列传》、《酷吏列传》、《宦者列传》、《儒林列传》、《独行列传》、《方术列传》、《逸民列传》、《列女传》、《东夷列传》、《西羌传》、《西域传》18篇各有总序；《儒林列传》中《易》、《书》、《诗》、《礼》、《春秋》五经学术各有一小序；《南蛮西南夷列传》中南蛮、西南夷各有一序。序多置于类传前如《儒林列传》，或虽不以类传命名，但实同于类传者如《皇后纪》、《刘赵淳于江刘周赵列传》、《党锢列传》等。刘知几讥其“每书必序，课其成数”，实际上这些序是为立新传之必不可少者。

《三国志》每篇有赞，序却只有3篇，《魏书五·后妃传》先述先哲明后妃之制，后述汉后妃之制。《魏书二十·武文世王公传》有序总述武皇帝子嗣概况。《魏书三十·乌丸鲜卑东夷传》有序述汉代边疆少数民族之概况。三篇皆为类传，故对篇旨及归类之缘由加以说明。

前四史后之有序者，不出此四种之外。如《宋史》志序15篇、表序2篇、类传序22篇，多总结宋代典章制度沿革发展变化之基本特点，述类传分立缘由。如章学诚所说“明述作之本旨，见去取之从来，已似恐后人不知其所云，而特笔以标之”(《文史通义·史注》)。当然也有一些时代特征，如《晋书》的序言多骈俪化，如《八王传序》指出八王之咎。总体来看，“《史记》论赞不拘形式，纵横驰骋，句式长短结合，是典型的散文体。《汉书》论赞语言大都变单为双，整齐划一，四字句增多。《三国志》的论赞文字不仅句法整齐，而且词义也整齐，排句也有增多。《后汉书》的论赞，形式更趋完美，有部分论赞已是成熟的骈文了。沈约《宋书》、萧子显《南齐书》的论赞，不仅句式整齐，而且讲究韵律，骈化倾向日益明显。”

二 序例功能对通俗小说篇首诗的启发

以上粗略总结了史传序例的名实及其流变。史传序例因其固有、特有的功能，对史书撰写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序例之好坏，也对评价史书的质量起到核心作用。

有关总序的功能，吕思勉曰：“书之有序，其义有二：一曰：序者，绪也，所以助读者，使易得其端绪也。一曰：序者，次也，所以明篇次先后之义也。《史记》之《自叙》、《汉书》之《叙传》，既述作书之由，复逐篇为之叙列，可谓兼此二义。”使读者曲得其“情”、“意”，并了解作者“定其臧否，征其善恶”的观点态度，即是其目的。白寿彝《中国通史》进而精辟地总结了一篇序所应包含的内容：

从序的历史看，它对于一首诗、一篇文章、一卷书或一部书说，都是有开宗明义的作用的。它向读者说明一些问题，为读者提供理解上的条件。它所包含的内容，主要有这样的几项：(1)作者的家世。(2)作者的治学经历和其他活动的经历。(3)基本资料。(4)对前人撰述的评价。(5)作者自己的观点。(6)作者的撰写意图。(7)编写上的技术问题。

开宗明义成为序之首要任务，其中(3)、(4)、(5)、(6)、(7)应是一篇好序必备之义。其说明写作起因、意图及作者观点态度的功能，为通俗小说篇首诗及其配套的文字内容做好了充分准备，也为通俗小说拓展开宗明义功能提供了成熟的实践蓝本。其实史书亦有用诗赞开宗明义的做法，如《汉书》，只不过其诗赞还没有像通俗小说一样放在篇首，而是放在《叙传》里。

固以为唐虞三代，《诗》、《书》所及，世有典籍，故虽尧舜之盛，必有典谟之篇，然后扬名于后世，冠德于百王，故曰：“巍巍乎其有成功，焕乎其有文章也！”汉绍尧运，以建帝业，至于六世，史臣乃追述功德，私作本纪，编于百王之末，厕于秦、项之列。太初以后，阙而不录，故探纂前记，辍辑所闻，以述《汉书》，起元高祖，终于孝平、王莽之诛，十有二世，二百三十年，综其行事，旁贯《五经》，上下洽通，为春秋考纪、表、志、传，凡百篇。其叙曰：

皇矣汉祖，纂尧之绪，实天生德，聪明神武。秦人不纲，罔漏于楚，爰兹发迹，断蛇奋旅。……

文中百篇叙均为四言赞，如果把这些韵文置于每篇之首，就成了韵文类的序前之“首”，恰如通俗小说之篇首诗。如“汉初受命，诸侯并政，制自项氏，十有八姓”以四言八句，“述《异姓诸侯王表》第一”之始终、缘由等，如果放在篇首，完全可以为序之正文及表做好铺垫，非常像后世篇首诗；“文艳用寡，子虚乌有，寓言淫丽，托风终始，见识博物，有可观采，蔚为辞宗，赋颂之首”以四言八句，“述《司马相如传》第二十七”，若置于篇首，亦为读者了解司马相如故事提供了一定的阅读期待视野；同时，还跟篇末的赞形成前后呼应的格局。无疑，从其功能与形式看，史传序例均为通俗小说篇首诗之前源，对其撰写有启发作用，所以，小说篇首诗的首要任务也是开宗明义。

《快嘴李翠莲》的篇首诗是：“出口成章不可轻，开言作对动人情。虽无子路才能智，单取人前一笑声。”前二句表明了小说的主题：写一位出口成章动人情的女性；后二句表明了写作的目的：使人获得娱乐。《风月相思记》篇首诗“深院莺花春昼长，风前月下倍凄凉。只因忘却当年约，空把朱弦骂断肠”紧扣主题“风月”、“相思”，引起读者的兴味。《张子房慕道记》篇首诗“梦中富贵梦中贫，梦里欢娱梦里嗔。闹热一场无个事，谁人不是梦中人？”以高高在上的姿势，表达了人生如梦的感慨，对读者的阅读方向进行了引导。《三国演义》篇首词：“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渲染了一种历史兴替、人生变幻的情绪，充满了历史的苍茫感，奠定了作品的感情基调。

吕思勉认为序传“既述作书之由，复逐篇为之叙列”，通俗小说篇首诗亦兼此二义，如《警世通言》之三十七《万秀娘仇报山亭儿》篇首为：“春浓花艳佳人胆，月黑风高壮士心。讲论只凭三寸舌，秤评天下浅和深。”作书之由源于要“凭三寸舌，秤评天下浅和深”，后逐一讲述体现佳人、壮士之心胆的故事，实际上“春浓花艳佳人胆，月黑风高壮士心”具有“叙列”性质，即编排好的顺序。《陈巡检梅岭失妻记》篇首诗为：“独坐书斋阅史篇，三真九烈古来传。历观天下崄岖峤，大庾梅岭不堪言。君骑白马连云栈，我驾孤舟乱石滩。扬鞭举棹休相笑，烟波名利大家难。”前二句一方面突出了作者身影、材料的来源，一方面突出了小说的主题与古来相传的许多故事一样是贞烈；三四句点明了故事的主要内容，后四句表达了作者淡薄名利的姿态及其隐逸思想，达到“导愚”的效果。

总之，在史传序例启发下形成的通俗小说篇首诗，可以“点明主题，概括全篇大意；也可以是造成意境，烘托特定的情绪；还可以是抒发感叹，从正面或反面陪衬故事内容”，服务于整篇小说的宗旨，服务小说创作的需要。

三 通俗小说篇首诗与正话关系对序例撰写结构的弘扬

通俗小说篇首诗开宗明义的功能可独立施行，但更多的是与通俗小说其他组成部分共同作用，形成更大的合力，反复强调其宗旨趣味，达到“适俗”、“导愚”的目的。可以说，篇首诗与正文之间，还有一些间隔。先看一下话本小说各部分的组成及结合：“篇首诗+入话+头回+过渡+正话+(散文议论+)篇尾诗”，叙事与说理、韵文与散文交替出现，这种模式高度程式化。

话本小说《清平山堂话本》中的《刎颈鸳鸯会》引诗一首为：“眼意心期卒未休，暗中终拟约秦楼。光阴负我难相偶，情绪牵人不自由。遥夜定怜香蔽膝，闷时应弄玉搔头。樱桃花谢梨花发，肠断青春两处愁。”引词一首为：“丈夫只手把吴钩，欲斩万人头；如何铁石打成心性，却为花柔？君看项籍并刘季，一以使人愁；只因撞着虞姬戚氏，豪杰都休。”后解释这首诗单说的是“情色”二字，做一番论述，后引赵象钟情于临淮武公业爱妾步非烟、二人为情色所误事作实证，这样一来，读者看了这首有总序性质的诗和议论，即知道作者的“端绪”为讲述有关“情色”的故事。篇首诗、词与入话、头回、过渡语，共同强化了一个主题词——“情色之祸”；后有正话、篇尾，共同深化了开宗之义。以明代冯梦龙《古今小说》、《鼓掌绝尘》为例，其撰写结构多如此。

图表1　《古今小说》结构表

图表2　《鼓掌绝尘》结构表

从上两表看到，以开宗明义的篇首诗为核心特征的程式化创作，是通俗小说的基本创作手段。同时，多层面、反复渲染主旨的做法顺利地完成了作者要达到的“适俗”、“导愚”目的。章回小说利用篇首诗与其他部分组成合力强化主题的做法同话本小说出于一辙，在操作上近似于《鼓掌绝尘》。

这是有序的、有机的组合，互相交替、扶助、强化，其中篇首诗起到引领作用。这种捏合方式，并不是通俗小说凭空所来，而是“有史可依”。《史通·序例》举例说明，西晋华峤《后汉》的“《刘平》、《江革》等传，其序先言孝道，次述毛义养亲。此则《前汉·王、贡传》体，其篇以四皓为始也”。查班固《汉书》卷七十二《王贡两龚鲍传第四十二》，其撰写顺序及结构组成如下：序(议论、说理)+商山四皓+郑子真、严君平+过渡(议论、说理)+王吉+过渡(议论、说理)+禹贡……+赞。这种组合，也有类型化、结构化倾向。除了篇首没有韵文，其他都可以拿通俗小说来对上号：序有话本小说入话的议论功能与地位，商山四皓与郑子真、严君平有话本小说头回的范式，过渡有话本小说从附属成分向正话过渡的功用。结尾没有散文过渡，直接从正传转用四言赞诗。其中序和几处过渡及商山四皓等故事与全篇序所定位的旨趣统一相关，但序起到定位、引领、准绳的作用。这也从另一方面说明，史传作品对通俗小说产生了具体而巨大的影响。

同样，全篇结构也与话本小说相似的是范晔《后汉书》卷三十九《刘赵淳于江刘周赵列传第二十九》：议论+毛义、薛包+过渡+刘平+……+赞。其中，刘师培认为，《后汉书》之传论序赞是范晔的得意之作，“举其佳构”“则《江革传序》……”，说明序对史传正文的意义。从序至赞，贯串了孝义的主旨。如果从教化作用来看，史传则是通过撰写“序”来发明义理；如果从创作学来说，史传是通过列举诸如商山四皓、毛义等人，包括王吉、刘平等人具体的人生故事来加深读者对作者所提倡的史学思想、观点、理论的理解，或者说是用生活的事例来阐释一定的伦理、道德观点。那么，从创作学来说，通俗小说编制篇首诗同史传立序一样，有共同的功用与意义。史传序之功能决定了史传正文故事的选取角度，这成为通俗小说效仿的对象，正是通俗小说“有诗为证”生成的历史文化背景。

通俗小说之有篇首诗如史传之有序例一样，有创作上的必要。如吕思勉所言，自叙最能使读者明了“知之真”，通俗小说篇首诗的作用也是。作者最能明了篇中所指，出现通俗小说作者身影的，往往在篇首诗或与篇首诗相配合用的入话、头回至正文间过渡议论里，读者不应该批评其本意。如《拍案惊奇》有《凡例》五则，逐一对撰写题目、编创原则、征引诗词、取材要求与编创目的定了是非评判的准则，后面各回小说基本上能按照这种标准严格执行。当然，由于作者学识与创作目的关系，读者所得与小说所旨有偏差，是正常的接受结果。

刘知几对“魏收作例，全取蔚宗”的做法作出了严厉的批判，指责其为“贪天之功以为己力”，也对这种风气盛行感到非常痛心，甚至认为他们犯了“穿窬之罪”。其实，有些东西既已成为“定例”，就没有必要改弦更张，因为这样既不有利于创作习惯的传承，也会使史才将精力浪费在形式的改造上。

同样，通俗小说喜欢摘取前人成作入小说也备受诟詈。如前所述《万秀娘仇报山亭儿》篇首诗“春浓花艳佳人胆，月黑风高壮士心。讲论只凭三寸舌，秤评天下浅和深”即来源于《醉翁谈录》，多次被小说使用。小说作者征引诗词以为小说创作及其主旨服务是否要接受批判呢？这个问题就如史传借用成例一样，情有可原。

回顾史传的创作历程，发现借用成例、运用定例，也是一种程式化的史学创作，使史才快捷、方便撰写。通俗小说又何尝没有定例？无疑，这跟史传序例一样，是作者创作的一种策略。因为具有“史才”创见的人不多，而小说的创作更加没有太多的天才，再加上书坊主贪图快捷、方便，为了满足市场的需要，便粗制滥作起来，不拈用成作入小说，如何能够达到感人之“捷且深”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