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颂赞：篇尾诗功能与形式之前身

从史学或者具体的史学文体学角度研究史传论赞已获得了颇为可观的成就。不过大多数研究者的目光集中于《史记》，较广者也仅涉及前四史而已，往往忽略挖掘整个廿六史或者其他史传论赞一脉相承却又有所发展的内在历史联系。如果通观历代史传论赞，会发现史传论赞的文体类型与出现位置等都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从偶尔为之到不规则使用、再到形成定式是其大致方向。这些规律的形成过程及其逐渐形成的文体特性有可能启发了通俗小说篇尾诗的运用，成为其形成、发展与成熟并完善其议论功能的楷模。这里通过梳理史传论赞的文体特征、功能及其弊端的流变过程，并将通俗小说篇尾诗的性质特征与之比较，试图解析史传论赞与通俗小说篇尾诗的融合点，以阐明通俗小说篇尾诗的生成何以具有史传传统。

一 史传论赞的出现与确立

史著有评论，由来已久，只不过有的寓于记事之中，无明确目的，也不是有意安排。《左传》之“君子曰”即是开端，假托名人名言，尽量使其论议看起来有根据，示其权威性。《国语》、《战国策》等也有这样的论断，这只不过是史家偶然为之，未形成定式与规范；但有一点是相对固定的，即多置于篇末，就事论事，未成一体。以史传撰述者名义直接发端、以表“一家之言”的，当始于《史记》。《史记》以太史公之名自撰简洁有力的散文文字，彰显议论的地位，形成了相对固定的论议形式与相对稳固的议论功能，多置于篇末，自成一体。从《左传》到《史记》，实际上是史评出现到形成专门的史评手段与文体的发展。只不过相对于后来的史传论赞来说，《左传》、《史记》评论出现的位置却不定，“遇其意有所感发”即用，“或在篇首，或在篇中，或在篇末，本无所谓序与赞”，此时尚无真正具有总结、评价功能的论赞；且“太史公曰”并未命名为“论”为“赞”。其后随着史传“论赞”创作实践的丰富与发展，其称谓各异，但文体功能及其特征却大同小异。直到唐代刘知几《史通》之《论赞》、《序例》才将史评统称为“论赞”，其中对“论”的名目及其流变概括为：

《春秋左氏传》每有发论，假君子以称之。二《传》云公羊子、穀梁子，《史记》云太史公。既而班固曰赞，荀悦曰论，《东观》曰序，谢承曰诠，陈寿曰评，王隐曰议，何法盛曰述，常璩曰撰，刘昺曰奏，袁宏、裴子野自显姓名，皇甫谧、葛洪列其所号。史官所撰，通称史臣。其名万殊，其义一揆。必取便于时者，则总归论赞焉。

此为“论”之本义及其变体。

刘知几认为，“赞”最先出现在司马迁《自序》之中，“历写诸篇，各叙其意”，为散文。“既而班固变为诗体，号之曰述”，以《叙》的形式集中评价，为韵文。直到范晔作《后汉书》，“寻述赞为例，篇有一章”，为韵文。至此，于史传篇末置韵文之“赞”来褒贬善恶的形式定型。其目的主要是“事多者则约之使少，理寡者则张之令大”，以“观人之善恶，史之褒贬”。

置于篇末“叙其意”的另外一种形式是“颂”，最早出现并形成一定风格特征的史传作品是汉代刘向的《列女传》，篇末均以“颂曰”作为前导语，引四言八句诗以重述人物事迹以彰显道德价值之所在；追随《列女传》的《列仙传》虽然没有以“颂曰”作为前导语，但是其四言八句诗作结以评价人物事件的做法如出一辙。刘勰《文心雕龙·颂赞》精当地概括其功能特征为“颂者，容也，所以美盛德而述形容也”。“颂”与“赞”稍有区别，章太炎在《文学定谊诠国学讲习会略说》中认为：“颂有褒无贬，赞则兼有之。”诚如所言。

至此可知，史传论赞主要包括论、赞、颂，其功能目的是“褒贬”，“约文以总录”，“义兼美恶”。后来，除了正式的史书有论赞外，一些仿史传体的文章与议论文体也多仿史传论赞发议论。如陶渊明《五柳先生传》篇末以“赞曰”形式评论五柳先生，唐代韩愈《毛颖传》文末有“太史公曰”议论，清代李慈铭《猫娘传》文末以“论曰”发议论。再从廿六史及相关野史、杂史等著述所撰写的论赞的名称、文体类型以及使用频率来看，史传论赞确立后的定式稍有变异。(详见文末附表)

从表中诸史及相关传记、野史、杂史看到，从《史记》到《清史稿》，除了《新五代史》、《元史》以外，均有论赞，名目确如刘知几所言极多，多置于卷末，其基本程式就是“前导语+论赞正文”。从其文体类型来看，主要有散文、韵文、散文与韵文结合三种，以人物事件为主的纪、传、世家等一般都有标志性前导语引出的论赞，褒贬人物之是非，有强烈的情感色彩。与典章制度、天文地理相关的书、表、志等比例较低，多置于前，贯串古今之理。有些列传数篇述一人物事件的，前面部分无“论赞”，记述结束整个人物事件之后才使用一处赞语，即“一人(事)本末”之末。从形成型式与规范的时间来看，成于汉代，其原因在于史学著述繁盛，其他传记发达。且有研究者对此进行过专门研究，认为《史记》与论政、注经风气有关，《汉书》与说经论难之风有关，《三国志》则以当时的才性论作为评价历史人物的标准，《后汉书》实际就是笔写的论析明理的辩词。

其他类著述如《韩诗外传》早就开始引入某种方式来褒贬人物事件，也就是以“诗云(曰)”引入《诗》句来评点人物事件的做法成为定制，全书360章，其中除了22章疑因脱漏而未有此形式外，其馀全部以“诗云(曰)+《诗》句+此之谓也(或“言”)”的程式引入论点，多置于篇末，是论赞形成前的雏型。接着《列女传》在篇末形成了“诗曰(云)+《诗》句+此之谓也(或“言”)+颂曰+颂(四言八句)”的模式，《列仙传》紧随其后。甚至文学理论著作《文心雕龙》也于篇末以“赞”之形式评述总结正文基本内容。

所以，史传论赞从出现到确立，其标志有三：其一，评议功能的完善；其二，引述位置相对固定；其三，文体以散文、韵文、散文加韵文三种方式为主，“论”多为散文，“赞”、“颂”多为韵语。这是成熟于前四史的创作实践，其后史传之论赞虽有异变，却不出此三端。

二 通俗小说篇尾诗之形态功能与史传论赞之比较

通俗小说篇尾诗在其形态特征、功能作用，甚至弊端上都与史传论赞极为相似。首先来看其形态特征的相似性。

第一，通俗小说篇尾诗引入程式的形成、变化发展与史传论赞一样，有自身的发展成熟过程。唐代话本是通俗小说的雏形，以篇尾诗来评价、总结人物事件的做法尚未成型，犹如《史记》之前的“君子曰”。其中《叶净能诗》、《韩擒虎话本》篇末并无评议性质的韵文，长篇话本《大唐三藏取经诗话》篇末也无明显的篇尾诗作评价。《庐山远公话》篇末残缺，不过据学者考证，该篇末确实存在一首律诗：“诸幡动也室铎鸣，空界惟闻浩浩声。队队香云空里过，双双窒(宝)盖满空行。高低迥与须弥等，广阔周圆耀日明。这日人人皆总见，此时个个发心坚。”此诗不但为通俗小说篇末引诗的前驱，而且具备了通俗小说篇尾诗的基本形态特点：总结评价主要内容，并点明故事主旨之所在。

文本化、案头化程度相对较高的宋元小说家话本才把通俗小说篇尾诗的形态完善起来。以《清平山堂话本》、《熊龙峰刊行小说四种》保存的20种主要宋元话本来看，故事结束后直接以套语“虽为翰府名谈，编作今时佳话”之类结束的有4处；以“有诗为证”、“诗曰”等明显标志作为前导语配上诗的14处；无篇尾诗2处，篇尾诗残缺1处；散文议论收束1处。其中各诗歌体裁数量分别是：七绝7处，七言偶句7处，词曲2处，七律1处，古风1处，八言1处(写法类似元代杂剧的“题目正名”)。至此，类似《史记》的“太史公曰”式篇末评价方式逐渐成型了。

至明末“三言”、“二拍”，终于形成了相对固定的篇尾诗程式，犹如史传论赞发展至《汉书》、《后汉书》及《三国志》。其中《喻世明言》各回以前导语“有诗为证”等加上七绝收束的有32处，加词曲收束的3处，加五、七律收束的6处，加古风、四言、题目正名式收束的3处；《警世通言》七绝35处、词曲2处、五七律0处、其他古风等4处；《醒世恒言》七绝41处、词曲0处、五七律1处、古风1处；《拍案惊奇》七绝31处、词曲0处、五七律2处、其他12处；《二刻拍案惊奇》七绝32处、词曲0处、五七律2处、其他7处、散文1处。由此可见，话本小说篇尾诗基本上形成了“前导语+七绝”为主要模式的总结、评价程式，杂以其他体裁，此后的话本小说无论如何变化发展，也无法脱离这种模式。不过，相对于史传的论赞以“前导语”+“散文、韵文、散文与韵文结合”三种模式相比，话本小说篇尾评价文字的韵文化程度相当高。但是，随着话本小说创作趋向“树型今世”的风潮，以诗词作评价的做法也逐渐减少，又回归散文式的议论与评价，如《五色石》、《八洞天》、《俗话倾谈》、《雨花香》等。

第二，通俗小说篇尾诗的内部结构与史传论赞的写法极其相同。据统计归纳，从《清平山堂话本》至“三言”、“二拍”以及其后的话本小说，无论采用什么体裁的诗歌，其结构特征只有两种：一是诗歌前半部分概括故事的主要内容，后半部分指出其主旨或道德价值之所在，述、评结合，笔者将此种方式概括为“内容+主旨”式；二是以整首诗歌点明故事的教化目的之所在，许多是泛化的道德指向，笔者将此种方式概括为“评议”式。其发展变化趋势是逐渐由“内容+主旨”式向“评议”式倾斜，其中《喻世明言》“内容+主旨”式与“评议”式比例是32/12，《警世通言》是23/18，《醒世恒言》是26/17，《拍案惊奇》是20/25，《二刻拍案惊奇》是9/32。由此可见，话本小说篇尾诗的评价功能越来越突出，这与话本小说创作逐渐向强调“树型今世”的社会功能转化的创作风潮有极大关系，也正如史传论赞“每卷立论，其烦已多，而嗣论以赞，为黩弥甚”一样，有相似的发展历程。其他通俗小说如成熟得较早的章回小说《三国演义》，小说之末同样引用了一首古风，“以叙其事”，实际上从“高祖提剑入咸阳”至“王侯公爵从根苗”为总结书中的主要人物事件，最后四句“纷纷世事无穷尽，天数茫茫不可逃；鼎足三分已成梦，后人凭吊空牢骚”点明了全书的主旨及作者的思想倾向，属于“内容+主旨”式。《水浒传》容与堂本书末“太史有唐律二首哀挽”，也属于“内容+主旨”式结构。这种结构方式给人似曾相识的感觉，那是因为与史传论赞中形成的撰写模式极为相似。

第三，通俗小说篇尾诗的地位与史传论赞一样，即在“一事之末”或“一(群)人之末”作评价与总结之用。前曾论及，史传数卷述一(群)人或一事始末的，只有终卷有论赞，如《晋书·列传第一》为《后妃上》，因此无论赞，只有《列传第二》，记述终了，才有“赞曰”为前导的论赞。又如《宋书·本纪》第一、第二、第三均为武帝本纪，因此直到第三才有“史臣曰”为前导的论赞。这一点为通俗小说于一事(人)之末才引篇尾诗开了先河。《清平山堂话本》、“三言”、“二拍”等均为每回述一故事，故此，几乎各回末都有总结评价的诗词。而随着话本小说创作的中篇化，往往出现数回演一故事的情形，这时候，话本小说就不再是每回末都有篇尾诗，而是于故事叙述完毕处才引诗一(数)首作结。如《鼓掌绝尘》，全书40回，每10回演一故事，因此，其篇尾诗分别出现于第10回、第20回、第30回、第40回末，其馀各回末并无上述性质的篇尾诗；《都是幻》每6回演一故事，故仅于各自的第6回末有篇尾诗。至于章回小说，一书为一故事之始末，所以不少作品中间各回并无篇尾诗，只有篇末才有一(数)诗作结，如上述的《三国演义》与《水浒传》。这一点无疑与史传论赞的地位一脉相承。

其次，二者的功能也极为相似。归结起来，史传论赞的功能作用主要有以下几种：

第一，“辩疑惑，释凝滞”，以“明述作之本旨，见去取之从来”。即能使读者知其褒贬、明其主旨，受到教化。《史记·周本纪》之赞对武王定都洛邑的史实进行辨析，廓清历史事实。《史记·伯夷列传》之赞通过实录实事的叙述，提出了对“惩恶佑善”天道观的质疑，《史记·蒙恬列传》之赞指出蒙恬遭诛屠非因筑断地脉，而是因轻视百姓，助纣为虐所致。

第二，即刘知几所说的“欲事无重出，文省可知”，补充正传之不足或附录相关史实或人物，以保证正文的主题集中。总的来说，其目的就是要让作者对史传正文中的人物、事件所蕴含的思想情感顺利地向读者传达，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于是要求其文体言简意赅。实现“事无重出”的具体做法是如“观张良貌如美妇人；项羽重瞳，岂舜苗裔”，则要“别加他语，以补书中”。“事见某篇”、“语在某篇”为简省文字，以防人事重复。如《史记·周本纪》“其事在周公之篇”，《史记·秦始皇本纪》说“其赐死语，具在《李斯传》中”，《史记·留侯世家》说“语在项羽事中”。如此，可做到详此略彼，互见相足。《史记·吕太后本纪》正文述吕太后之刻薄，赞则从另一角度肯定吕后的无为政治、安邦定国的成功，如此，既不与正文相悖，又能使叙事“无重出”，补正史之不足。

同理，通俗小说以叙述鲜明生动的人物故事为其要旨，点明教化正是通俗小说创作者的自发责任。特别是在故事叙述完备之后，同样喜欢用简洁的言语总结、评价主要人物事件，以“适俗”、“导愚”，简省、便捷的“有诗为证”成为首选方式。这种功能就与史传论赞极为相似；总结、评价所述人物事件与示褒贬以明教化也是话本小说篇尾诗的主要功能。不过从整体上看，史传论赞有总体思想倾向，带着强烈的主体色彩，是上层文人的情感，所以尽管有引述他人观点的句子，但多是自撰。通俗小说一般只是借人口舌来发表议论，所以虽然多为自撰，特别是拟话本小说，可是也有不少以假借“后人有诗为证”或“前贤有诗为证”的形式出现。

《清平山堂话本》之《死生交范张鸡黍》篇末为二诗：“义重张元伯，恩深范巨卿。不辞迢递路，千里赴鸡羹。”“既报身倾没，辞亲即告行。山间□□□，万古仰高情。”二诗实与《列女传》的颂式评价非常相似。《陈巡检梅岭失妻记》篇末为：“虽为翰府名谈，编作今时佳话。”《五戒禅师私红莲记》篇末为：“虽为翰府名谈，编入太平广记。”即点明材料出处来源。明代以降话本小说、其他章回小说篇尾诗之功用，也主要是为总结、评价，以明褒贬。

有些篇尾诗还有咏史的味道，与颂赞风格相似，如《清平山堂话本》之《汉李广世号飞将军》篇尾为：“原头日落雪边云，犹放韩卢逐兔群。况是西方无事日，霸陵谁识旧将军？”感叹历史之人事，有历史苍茫感，仿见史迁之发愤。《老冯唐直谏汉文帝》、《夔关姚卞吊诸葛》、《霅川萧琛贬霸王》亦有此风味。

最后，二者的弊端也有极为相似之处。论赞的弊端显而易见，亦为后世作者效法。即使是最早的《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也为后人所诟病。论赞之缺陷总括起来有三，亦为通俗小说篇尾诗之通病：

第一，徒为虚饰，“后来赞语之作，多录纪传之言，其有所异，唯加文饰而已”。文人创作的史传论赞尚且越来越“文饰”，以至“华多于实，理少于文”，由史传而“讲史”再到“演义”的长篇章回体小说，也承袭了这种“胎病”，因为“讲史”与历史演义，甚至其他章回小说都标榜“羽翼信史”，不自觉地也遗传了这种缺陷，这并非通俗小说自生之毛病。

第二，烦弥之甚。“每卷立论，其烦已多，而嗣论以赞，为黩弥甚。亦犹文士制碑，序终而续以铭曰；释氏演法，义尽而宣以偈言。苟撰史若斯，难以议夫简要者矣。”史传议论已“烦多”，又于文末加上“赞颂”，当然无法使其行文“简要”，而其他文士创作如“序终而续以铭曰”的碑志，“义尽而宣以偈言”的演法等，无一不沾上此种习气。通俗小说，特别是明末清初独创类话本小说，要“警世”、“醒世”、“树型今世”，自然也不厌其烦地发议论、加诗评，作者以为得法，殊不知实为糟粕。

第三，评论不当，“是非失中”。史传论赞为传者自撰，带个人感情色彩，在评价人物事件时，免不了根据个人爱好或认识“溢美”或“加恶”，如此，是个人创作的必然结果。通俗小说也要“通好尚”，自然也会出现如史传论赞之流弊，不足为怪。

三 史传论赞与通俗小说篇尾诗的融合点

从上述分析可知，史传论赞主要是置于篇末以论议事件、褒贬人物的文体，虽然有散、韵之分，但是其功能趋于一致。相较散文议论而言，通俗小说编创者认为，“有诗为证”是一种更高层次的评价方式，更有权威性，更具说服力；目的也是要达到“适俗”、“导愚”。二者一为史学著述，一为通俗文学，但是具有共同的文学功能，有相当程度的融合点。通俗小说能够与正统史传有共同的功能特征、相似的书法、共同的撰述方法，其区别唯一雅一俗，这除了通俗小说“依史以演义”的生成背景之外，其文体本质也有可相融合之点，否则二者就无法勾连。

第一，二者均具有依附性。史传论赞依附于史传著述，篇尾诗依附于通俗小说；均置于“一人本末”或“一事本末”之末，作为正文人物故事的补充。前者如果脱离了史传，论赞则是独立的文体，而非史传之论赞亦即“赞因传作，无传安得有赞”。后者如果脱离了通俗小说，则成为独立文体的诗歌，而非中国特有的通俗小说篇尾诗词。

第二，二者依附的对象均是叙事的散文，成为叙事的控制手段之一。史传的首要之事当然是叙述人物事件，通俗小说也是讲述人物故事为主。无论是史传还是通俗小说，叙事过程当中都会引入抒情性诗歌，只不过史传引入的是记录式诗词，没有形成体制上的程式，而通俗小说，特别是话本小说，引入诗歌是体制的需求，引入的方式方法也相对固定。首先，前者于篇末引入论赞以评议、通俗小说引入篇尾诗臧否这一点相类。只不过前者“理微义奥”，后者“通乎众人”，即前者雅训，不易为人理解，而后者通俗，易于为普通人理解。其次，在叙事当中需要抒情、议论时，引入诗歌是史传与通俗小说撰述者的共识。史传固然要“昭往昔之盛衰，鉴君臣之善恶”，而通俗小说，特别是历史演义，多为“羽翼信史”，更加强调以篇尾诗来强化其故事的社会教化功能，这样就在无形中增强了史传或通俗小说的议论与抒情色彩，完全符合中国“文以载道”的文学创作观念。

第三，史传论赞或通俗小说篇尾诗多是作者自撰，言简意赅，富于感情色彩，切合所述之事的情景。相对于散文的史实叙述来说，篇末的论赞更能显露撰述者的思想倾向，像《史记》，不少论赞直接讲述作者考核此故事的过程、心理，个人见解明显。相对于散文的小说故事叙述来说，篇尾诗多少也能与所述故事内容引出的主旨相关，有的就直接抒发作者对小说中人物事件的看法。当然，通俗小说表达叙述者个人思想情感的机会更多，可以通过插话来强行介入，但是大多数观点还是得通过篇尾的散文议论与篇尾诗结合来实现。

第四，如前所述，史传论赞创始之初就形成了某些文体弊端，通俗小说的篇尾诗也同样步其后尘。都是对正文的补充性论议，好的则成为豹尾，不好的则成了续貂。如“大唐修《晋书》……以饰彼轻薄之句，而编为史籍之文，无异加粉黛于壮夫，服绮纨于高士者矣”。通俗小说篇尾诗遭诟病的情形无需赘言。

其实，通俗小说继承了史传论赞篇末置文字议论、总结的精神，在形式上则有较大发挥，如以韵文为主发表见解，辅以散文议论，其内在特质是诗的应用。当然也有一些小说以“诗赞”为名议论的，如《警世通言》有“诗赞云”，《拍案惊奇》有“诗赞曰”，不过为数不多。而史传则以标识性议论特征对文言小说产生直接影响。如唐传奇《谢小娥传》末的“君子曰”(散文)即借用《左传》之名目发端议论，明清文言笔记小说如《聊斋志异》则以“异史氏曰”(散文)标识的形式引入议论，其他笔记、小说还有《客窗闲话》有“芗斥曰”(散文)，李庆辰《醉茶志怪》的“醉茶子曰”(散文)，宣鼎《夜雨秋灯录》的“懊侬氏曰”(散文)，许奉恩《里乘》的“里乘子曰”(散文)，沈起凤《谐铎》的“铎曰”(散文)，多以散文发议论，与史传论赞思想靠拢。所以说，通俗小说更多地在功能上、精神上继承了史传论赞，而文言小说更多地在方式上转用和发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