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借东风催开花千树

1+1≠2

大上海旁边有个小昆山。

昆山虽小，每年却能卖几亿斤商品粮。“田多劳少，产量不高，贡献不小，分配蛮好。”这是流传全县的口头禅。自给自足也自满自足。小昆山小乐胃，也见出明显的小家子气。

忽然有一天，小昆山发现周围的世界大热闹也大变样了。江阴、无锡的乡镇企业突飞猛进。张家港、常熟也急起直追。唯独昆山自得其乐，慢悠悠稳坐钓鱼台……

1984年，姗姗来迟的春风例行公事一般给昆山抹了些许绿意，与往昔不同的倒是给年过半百的吴克铨捎来了一顶“县长”的乌纱。

这是一个不寻常的年代。改革开放搅动了五千余年沉睡的土地，蕴藏在11亿人血液里的一切善和恶，一切积极性和消极性，都释放出来了。国土热火朝天，国人眼花缭乱，国家日新月异……

无论如何，历史前进了，昆山也前进了，只是一个严峻的现实是：昆山比人家慢了一步。

一步慢，步步脱节。无锡、江阴靠的是下放工人的机遇，张家港、常熟靠的是插队青年的机遇，而且，他们都曾享受过税收上的优惠——这一切，昆山都没有了！

然而，吴克铨却要上。昆山是顾炎武的家乡，“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有气节也有气势的名句，昆山无人不知。昆山人不会自甘落后……

可是昆山缺资金、缺技术、缺设备、缺人才、缺管理经验。

“缺”是事实，“上”只是一个美丽的梦。

他从梦境中面对现实，去找老书记，去找本地的工业行家，也去找满天飞的采购员……

渐渐地，他脑子里出来了一个思路：昆山缺的，东面的邻居上海都有。能不能借一下“东风”，能不能和上海攀个亲？当然不是白借，当然也不是两手空空地巴结。昆山也有自己的优势：地理位置好，交通方便；土地多水面多，农副产品开发潜力大；劳动力多，而且廉价。这三个“优”，正好是上海的三个“缺”。不是讲“优化组合”吗？昆山和上海“组合”一下可不可以？

这里有个很容易被忽略的常识。生活本身就是加减乘除，就看你怎么做或者怎么“组合”。1+1，可能是2，可能是0，也可能是3或4或其他。“加”得好，可以有“乘”的效益，反之，则可能是“减”或“除”的结果。

所以，他反复宣传1+1≠2的道理，作为借“东风”、横向联合的一个“理论依据”。早在1983年，他做副县长时，就竭力促成了昆山印刷厂和上海少儿出版社联营建成了全国第一家儿童印刷厂。当时，他还开玩笑地对分管工业的副县长说：我把你的权夺过来了。

毕竟是副县长，他不可能放开手。

现在可以了，他要按照自己的思路借“东风”，来设计昆山的经济了。

不准“自由恋爱”

万事开头难。诸葛亮借东风，靠的是“天意”。吴克铨借“东风”，却只能靠人为。

纺织厂的联营一开始便是有意识的选择。

这是58年“大跃进”的一个产物，可惜的是，二十多年以后，它仍然破败不已。有人说它最要好的朋友是税务官，因为它是靠免税才勉强维持着的。纺工部一个部长看过后说：“没有想到，国内还有这样落后的工厂。希望抓紧技术改造，但最好能保留一块，作为纺织工业的一个文物……”

为了使这个“文物”进入现代文明，吴克铨想到了龚兆源。龚是昆山人，夫妻两个都是地下党党员。他肯定会为建设家乡出力的！

乌鲁木齐路。上海市经委顾问龚兆源家中来了两位不速之客。他是个热心人，退线后在家也没一天真的清闲过，常有家乡的人来找他办这办那，他看到自己和妻子还有许多共产党人冒着生命危险为之奋斗的故乡，至今没有什么大的变化，心里总不是滋味，但他又十分清楚，解决点紧缺物资什么的只能救急而不能救穷，现在家乡的父母官来找他，一杯茶喝出了味道：这一回，家乡可以“上路”了！

与此同时，县工业二局的顾品元也和上海二纺机的厂长严永生联系上了。

严是个有知识有眼光的企业家，但同时他也清楚我们生活的这个环境。从一般人的想法来说，上海和昆山风马牛不相及，双方怎么可能共同去搞一个企业什么的？所以他既感到昆山人能提出这个意向是个大胆的创造，但又怕条条框框紧箍着，即便开了花也不能结果。所以开头的接触是艰难的。

吴克铨心中清楚：这个世界高喊改革但改革究竟是怎么回事，很多人都心中无数。于是无数个改革者只好摸着石头过河。谁也不能保证自己不喝一口水就轻松地到达彼岸。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总是要付出代价的。他说，不管怎么样，还要谈……

后来，吴克铨又想到了钱一平。钱是烈士遗孤，周恩来总理把他收养长大。这时他在上海担任经济协作办公室副主任。吴克铨毫无保留地向他介绍了纺织厂的情况，提出了合作的意向。钱对吴的想法十分赞赏，表示一定尽力搞好这个协作项目。

再说龚兆源，他和吴克铨一起，亲自出马，跑到金山石油化工总厂，请他们提供切片。石化厂和昆山初次签约时，同意给300吨。后来吴克铨把钱一平请到昆山来看。钱对这一行熟悉，他说，“老吴， 300吨肯定不赚钱！”吴克铨心想，就是要你说这句话，就问：“那你看怎么办？”钱一平快人快语：“这事你别说，我去找他们！”

果然，钱去找一个厂长，批评说：这样搞，怎么能赢利？对方知道瞒不了他，就说： 300吨只能“开伙”罢了。钱说：再给300吨备用设备好不好？对方笑了：钱主任的话，我敢不听？吴克铨又抓住这个机会提出，再搞300吨零部件……就这样，一下子搞了1000吨！

耐人寻味的是，在这个过程中，龚兆源几度重操“旧业”，做起了秘密的“地下工作”，所不同的只是，过去是为了政治上的解放，现在是为了经济上的开放；过去的斗争对象是腐朽的国民党反动派，现在的“对象”则是我们自己政策中某些保守僵化的条文。

终于，由吴克铨和龚兆源在龚老家中秘密磋商、逐字推敲修改的协议，拿到谈判桌上半公开地进行讨论了。

1981年12月21日，上海二纺机厂、上海石油化工总厂涤纶一厂和昆山工业二局正式草签了一份叫做“关于协作建设纺丝机实验工场的协议”。

不知读者有没有注意到，这里面的字眼是极为考究的。首先是“协作”，一个宽泛的笼统的概念，谁都可以接受；接着，是“实验”，不仅原则，而且冠冕堂皇；又曰“工场”，不是工厂，小工场小作坊，一点也不引人注目；最后，是“协议”，谦虚且得体，够谨慎的了！

然而，就是这样一份至今仍被细心地保存着的协议，也还是关关受阻，寸步难行——

跑到苏州：上海是省级市，我批昆山县的企业可以，上海一方，我哪有权批？

到南京：江苏还没有跨省市协作办工厂（工场就是工厂，这个“阴谋”被戳穿了）的先例，你和上海一起搞，那你就到上海去批吧！

到上海：好哇，上海人不为上海办事，你跑到江苏去办什么“工场”?还有，我上海怎么好批你江苏的企业呢？即便批了，我也拿不到（部里的）计划。

完全是“自由恋爱”。各自看中了，却没有地方领“结婚证”。

当时有句话说：“不准东张西望”。

这是带有政治色彩的指令。

中国的坏处往往就是有的人喜欢简单地给经济加上政治的色彩，以致本来并不复杂的事情也弄得乱麻一般没头没绪。

吴克铨是个经济型的人才。搞经济不可能离开市场，所以不可能不“东张西望”。小小一个昆山，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孤立地存在和前进。

他对有关的人说，上海不行，南京不行，我们跑跑北京好不好？于是他们多次北上，到纺工部找处长、找司长、找部长……

现在说来有些不可想象的一个事实是，从签订协议到批准项目，经过了整整两年还多的时间！

就在这个项目开始实施的时候，吴克铨担任了县长；也正是纺织厂还有儿童印刷厂、水泥厂的实践，使他逐步形成了一个概念，找到了一种依托，寻思出来一条适合昆山实际的发展经济的路子；于是，他和县委书记蔡长林还有分管工业的副县长汪国兴等人一起，规划了一个梦一般的蓝图——

昆山要上14个500万元以上的重点项目，总投资1.5亿元。

国务院批准了14个沿海经济开发区，昆山不是开发区，但要上14个重点项目。

这是真的吗？

真的。

“吃大亏者”言

我们的人民从来不拒绝改革，但对改革又往往存有一种矛盾的心理。中国是一个农民的汪洋大海。聪明和愚昧、勤劳和懒散、伟大和渺小……这些都绝妙地统一着。把握住这一点是一门艺术。只看一面，非左即右，或太快或太慢。其实，中国的事情是不可不急、不可太急、不可不改革、也不能“一步到位”一口吃出个“社会主义”来的。

昆山人也是矛盾的。既羡慕大上海的繁华，又嫉妒他们的“阔绰”——“高工资”的上海“阿拉”到昆山喜欢到市场“抢购”，有时会不问价钱只说一句“我全要了”！“东风”温柔，“东风”也有“刺”，“东风”“富贵”，“东风”也使人（特别是拎菜篮子的市民）反感。

现在吴克铨却要依托上海的优势来发展昆山的经济——和“阿拉”结为好友，把“阿拉”们一批一批地请到昆山来待为座上客！

于是有些人就表现出一种情绪，说上海人太精，和他们打交道要吃亏。

他说，吃亏不吃亏，就如怕上海人来了会抬高物价一样，这笔账，看你怎么算？

其实，首先感到“吃亏”的不是昆山，而是上海。

说一个很有一些传奇色彩的小故事。

一次，吴克铨到北京去，拜访国务院副秘书长顾明，顾明是昆山人，一来一去，熟悉了。顾明很看重吴克铨清醒独特的经济思路和务实精神。有一回，他们一起在飞机场。就在机场候机室，顾明提到，上海金星电视机厂引进设备他出了不少力。言者无意，听者有心。吴克铨马上接过话说：秘书长能不能写个便条，我去找他们认识一下，有可能，在我们昆山办个分厂。顾明热心，当即就在飞机场的候机室里写了封信，让吴克铨去找金星电视机厂的厂长柯正本。

好事多磨。厂长态度很积极，但也有人认为大厂和小县联营是降低身份，要吃大亏。不过他们又碍于顾明的面子，不好明确拒绝。吴克铨并不灰心，一连跑了四五趟上海，反反复复，后来才勉强有了个协议。好在柯厂长看得远，他认为扩产势在必行，而昆山最具建分厂的条件，他力排众议，不改初衷。

最后一次，吴克铨在他的小会议室里，为协议的草签，一直商量到夜里十一点多钟。

上海方面理顺了，昆山自己又感到“吃亏”了。

吴克铨却开宗明义，公开宣称：就是要让投资者赚钱！

一个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道理是：没有好处，上海跑到你昆山来干什么？

推而广之，一切横向的联营，所有国内外的投资者，都是冲着有钱可赚有利可图才来的。

我们可以说，所有的“开发”都是“双向”的——你“开发”我，我也“开发”你，你利用我的土地和劳力等等，我利用你的技术和设备等等，这就叫做双向开发，双方得益。

只想自己赚，只考虑自己的好处；对方只可“奉献”，只有“义务”，一看人家有赚头或赚多一点了就眼红就咬紧牙关憋足了劲死不肯签约，这表面上看来是“精”，是“聪明”，是“原则性强”，实质上，这倒是最狭隘最可怜最没出息的小家子气，说到底，也是真正的吃亏者。

建分厂，要给上海一次性技术转让费15万元，生产每台黑白电视机再给商标费15元。

有些人就喊“吃亏”了，说这是“不平等条约”。

吴克铨说，技术就是金钱，人家的技术凭什么要无偿送给你昆山？昆山自己生产的电视机用自己的商标拿出去卖，人家买你昆山牌的还是买上海金星牌的？就是多花五十块一百块也还是要买金星……这就是竞争。金星的牌子打出来了。名牌本身就是金钱！

昆山要用金星的牌子，就必须用金星的技术来武装自己，这本身也是一种促进，一次飞跃。

竞争是平等的。之所以感到“不平等”，是因为还不知道什么叫做竞争。

事实上，或者说是本质上，只有竞争才有平等。有多少竞争就有多少平等，没有竞争就没有平等。

自然界如此，社会上，也一样。

商品（产品）的竞争是不讲温情的。它只有一句话：优胜劣汰，不叫你死我活至少也可以说是你上我下。

什么叫做吃亏？跳出谈判双方，看全局，看大局，生产发展了，经济上去了，全社会都有好处，谈不上谁吃亏。

有时候，在某个特定的情况下，“不平等条约”体现的倒是真平等，大平等！

干大事业者不仅能吃小亏，还要敢于吃大亏！

就是说，要在“不平等”里看到平等，要在“吃亏”里面看到便宜。

不然，怎么可能做到起步晚而起点高？

他的胆识他的眼力他的干大事业的大将风度，一开始就咄咄逼人，并且始终表现出一种不同凡响的既超前又实在的意识。

孤独的父母官

14个重点项目在全县城乡铺开了，那声音那阵势那气氛那劲头，真有些像南泥湾大生产，又有些像五十年代的合作化。

这是一片波滚浪翻喧腾咆哮的土地。几天之前，还是沟渠纵横青黄相间的田野，现在，它已经成为金星电视机厂昆山分厂的基建工地。

他站在这片新旧交替的土地上，脸上露出一种创造者的笑容。

然而，总是有人不高兴，总是有人不理解，当改革开放后第一次宏观控制的旋风刮下来的时候，由于某些人错误的理解，金星电视机厂昆山分厂的筹建工作很快陷入困境，于是矛盾的焦点又一次集中到吴克铨身上。

一下子铺那么多摊子，是不是好大喜功，是不是头脑发热？

好社会主义之“大”，喜改革开放之“功”，这一点，他不否认。他始终觉得，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他欠人民的太多太多，只要有机会，有可能，他就要为人民建功立业，作出最大的奉献。从这个意义上说，好大喜功的人不是多了而是少了太少了！

头脑发热？他觉得有些好笑。1947年他15岁就到银行做练习生，解放后始终在经济战线上南征北战，从无锡到上海，从广州到武汉，从国家计委到河西走廊再到“五七”干校的红旗窑厂……正面的反面的，酸的甜的苦的辣的，一切的一切都告诉他：无论如何不能再搞政治运动，无论如何不能再用搞政治运动的那一套来搞经济建设。正是在把握这个基本点的前提下，他苦苦地寻觅出“东张西望”、横向联合的路子，在充分调查论证的基础上才确定了14个重点建设项目。难道这就是“发热”?难道别的方面别的地方有些热了失控了，所以昆山也就一定是热了失控了？难道宏观上失控，所有的微观就都一样失控了？难道宏观上失控的苦果非得要所有的“微观”一起来品尝吗？难道我们讲了几十年的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任何事情都不要一刀切，结果却总是没做好，到了这一次，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在改革开放中宏观控制的时候，又要切一刀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