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文字狱^[*]

文字狱是中国封建专制主义统治下的一种特有文化现象。谈起文字狱，人们自然会想到清代文字狱，因为清代文字狱最为残酷、最为荒唐。有清一代，文网之密，文字狱数量之多、规模之大、株连之广、治罪之严酷，都达到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程度，可谓血雨腥风，登峰造极。在令人战栗的文化恐怖政策下，文人学子动辄得祸，只好泯灭思想，丢掉气节，或者死抱住八股程式，背诵孔孟程朱的教诲以求科举入仕；或者远离现实，远离敏感的领域，一头栽入训诘、考据的故纸堆中去讨生活。龚自珍著名的诗句“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便是对这一情形的真实写照。

清代文字狱的泛滥，有其特殊的原因。满人以异族入主中原，这在拥有强烈的汉民族正统感和文化优越感的汉族知识分子看来简直是乾坤颠倒，日月无光。在武装抗清斗争失败后，有些人便借助文学作品来抒发恋明厌清的思想。清朝统治者在用武力夺得了全国统治之后，便把注意力转向思想领域，文字狱逐渐兴起，成为清政府控制思想、打击异己、进行威慑、巩固统治的重要手段。

在清军入关后的第一位皇帝——顺治当政的18年间，有案可查的文字狱较少，文禁尚宽。原因是汉人尤其是南方的武装反抗斗争尚此起彼伏。烽烟四起，羽书旁午，军事镇压乃是首要任务，文字之罪尚无暇细究。

康熙初年，在鳌拜等四辅臣佐理政务时期，发生了清代文字狱史上罕见的大狱——庄氏《明史》狱。杀戮惨酷，株连者广，震惊朝野，此后文字案时有发生。康熙皇帝亲政以后，为了笼络汉族名士巨室与他合作，开始大幅调整对汉族知识分子的政策，其中放宽文网之禁便是重要内容之一。虽然康熙亲政后，也搞过几起文字狱，特别如戴名世《南山集》案，究治甚广，造成恐怖气氛。但总的说康熙朝文网尚宽，对汉族知识分子的宽和政策一直是主流。

到雍正朝，文字狱增多，有案可查的共有20多起。以雍正六年吕留良文字案为标志可以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在前一阶段，文字狱主要是统治集团内部权力斗争的副产品，是雍正为打击康熙诸皇子的朋党势力，打击朝廷内部年羹尧、隆科多集团的势力而制造的；在后一阶段，雍正的政治注意力转移到思想领域内潜伏的汉人民族意识上来。

随后的乾隆皇帝，当其继位之初，为了争取人们对新政权的支持、缓和官场中的紧张关系和汉族知识分子的不满情绪，改变了雍正峻急的统治方针，政局宽缓。所以在乾隆秉政后的十年间，几乎没有发生什么文字狱。但到乾隆十六年（1751年），文字狱高峰突兀而起。原因是这一年发生了伪造孙嘉淦奏稿案。孙乃当时名噪全国的能犯颜直谏的大臣，有人假借他的名义写了一篇指责乾隆的奏疏，在各地广为传抄。伪稿案使乾隆的思想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他感到有一股不满和反抗的暗潮正在全国涌起，“太平盛世”不太平，之所以弄到这步田地，都是因为实行了宽大之政。他由此得出结论，必须大力强化对思想意识的控制。此后文字狱层出不穷，其频率之高在中国文字狱史上是空前的。乾隆对文字的苛求达到了病态的程度，对清朝统治稍有不满的表示，固然要严加问罪，但有很多案件并非是因为对清朝表示了不满。许多文字作品之所以被扣上“悖逆”“意含讥讽”“肆行狂吠”等罪名，纯粹是他和他的臣僚们有意罗织、牵强附会、捕风捉影、无中生有的结果。他们甚至连精神病人也不放过，照样依律凌迟、杖毙或者斩决，亲朋好友照样株连、缘坐，其残酷和荒唐的程度，令人震惊。

乾隆朝末期文字狱逐渐减少，乾隆之后直至清末，文字狱可谓寥若晨星。文字狱逐渐减少，甚至在很长一段时期内近于绝迹的最主要原因，是清政府的统治急剧衰落，阶级矛盾、民族矛盾日益激化，清朝统治者已无力也无暇以文字罪人了。伴随着大清王朝的覆灭，可恶而又可耻的清代文字狱史也终于画上了句号。

注释

[*]原载《繁露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