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宣南士文化^[*]

宣南文化历史悠久，内容丰富。我们把范围收缩，可以作一篇“清代宣南的士文化”文章。清代历经268年，会试超过百次，每次都有几千知识分子到北京来，住在北京宣南来应试的知识分子非常多。清代士文化怎么写？抓什么？我觉得是否可以考虑写士文化中的典型。至少可以提出三个典型。

第一个是清朝初年，以吴梅村、龚鼎孳、王士禛、朱彝尊、陈维崧、陈廷敬为代表的这批诗人群体，以至康熙年间诗人、词人，他们都在宣南活动。吴梅村住在魏染胡同，王渔洋经常在报国寺活动，他曾住在下斜街，龚鼎孳住在宣武门南边，朱彝尊住的古藤书屋，在保安寺街。他们周围有一大批诗人，宋琬、施闰章、赵执信、曹溶，他们的活动时间很长，吴梅村、王渔洋从清初一直到康熙，半个世纪。有人讲王渔洋主持诗坛五十年，他是诗坛盟主，影响全国的诗。这是一个代表清初知识分子的诗人群体。第二，清朝中叶乾嘉时代的汉学家群体。戴震、周永年、钱大昕、纪晓岚、翁方纲、朱筠、王昶、王鸣盛，这批人都在北京活动。戴东原乾隆十九年进京时住在安徽歙县会馆，戴东原去看望钱大昕，钱在北京搬了好几次家，南横街、潘家园，文献里都有记载。钱大昕第一次见戴东原，一番谈话以后，非常钦佩。钱称戴是“天下奇才”，戴说钱在学术上居国朝第二，第一是谁呢？第一是自己，戴震自负之高，可以想见。戴刚到北京，连饭都吃不上。钱为他介绍了新科进士，全是汉学家，像王鸣盛、王昶、朱筠、纪晓岚、卢文弨。这样，戴才在北京站住脚，才有后来的这种成就，“于是海内始知有戴先生”。如果不到北京来，如果戴东原老在安徽待着，没有同各方面交流、切磋，长进不了，他就成不了人们公认的大学者。这一汉学家群体也活动了将近五十年，从乾隆十几年开始一直到嘉庆时代。钱大昕活到77岁，纪晓岚一直活到嘉庆时代。这个学者群体是当时学术界领袖，影响了一代人，甚至影响到今天。第三，晚清。康有为、梁启超，他们都住在宣南，康有为在南海会馆，梁启超住在新会会馆，谭嗣同住在浏阳会馆，很近，都在菜市口一带。整个“公车上书”在松筠庵，保国会在粤东会馆，都在这一带。后来，戊戌六君子也在菜市口刑场被杀。这是一个改革家的群体。

第一个以吴梅村、王渔洋为代表，诗人群体；第二个以戴东原为代表，汉学家群体；第三个是改革家的群体，开近代改革先河，抛头颅、洒热血，像谭嗣同这样为改革而献身。这样一个群体，对中国来讲也是开风气之先，非常重要的群体。我觉得这样三个群体，清初、清中叶、清晚期，可以看出宣南文化的重要性，影响全国的力量。

这三个群体他们代表了什么时代精神？我觉得第一个诗人群体代表中华民族的创新精神，他们在诗歌上的创造性。精益求精，精品意识，像吴梅村的《圆圆曲》，王渔洋的《秋柳》，都是千古绝唱，非常著名的作品。反映了创新精神，反映了在诗歌领域攀登高峰的精神。王渔洋的神韵学说，长期领导全国诗坛。乾嘉学派的精神我觉得是求实的精神，它最根本的一条，是排斥主观成见，排斥盲目崇拜，讲证据，无证不立。这是一种理性的精神，理性精神到乾嘉学派是一个高峰。当然也有其局限性，光研究书本，不研究自然科学，讲理性、证据、归纳、逻辑，这是它了不起的地方。根据证据，阎若璩著《古文尚书疏证》，他敢于说《古文尚书》是假的，不盲目崇拜，实事求是。中国的理性精神到乾嘉学派时是一个高峰，这是求实精神。戊戌变法是改革精神，处在民族危机、国家很困难的情况下，要求改革，力图富强、独立、维新。清代近三百年，我们挑选这三个群体，从这三点切入。当然不能全面论述。民族精神是随历史发展演变的，不同历史有不同的民族精神，这是中华民族在不同时期、不同领域遇到挑战而形成的。清初文学界求新创造，清中叶学术界是求实，清后期是改革，这是统一的，总的说都是中华民族的优秀精神。宣南地区是创新、求实、改革的发源地。这是宣南文化大致的发展脉络。

宣南文化的形成，我觉得至少有两个原因。第一，因为北京是政治中心，五朝帝都，辽、金、元、明、清。更早是燕，往后移，北洋军阀也在这儿，共产党也在这儿，长期是政治中心，经济也比较发达，因此文化昌盛。第二个原因，是首都的特殊地位，是首都文化与地方文化的结合。中国是个大国，疆域辽阔、人口众多，各种文化都要到北京来。戊戌变法时，康有为、梁启超把广东文化带到北京来，带来了改革精神。北京与地方文化交流、汇合、融合、发展。所以一个学者不到北京不能成为大学者，一种文化、一种学术不到北京也不能成为显学。这一点非常重要。地方文化如果没有一个吸收、融合的过程，就不能发育得更加丰满。地方文化不到北京，不能影响全国。北京所以能成为文化精华，是首都地位决定的。康有为如果不到北京，就不能影响全国。汇集四面八方，再加上中外文化交流，更加充实。宣南文化的形成至少有这两个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