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掀起第一次经商浪潮

骤然涌起:中国三次经商浪潮滚滚而来 作者:王治国 著


一、第一次商潮

●那些小商小贩及留洋打工、买卖紧缺商品的人,开始过上悠闲、富裕的生活,成为大家羡慕的对象。

●要想收听到节目,陈泽民还要爬到房顶、大树等高处去架设天线,并且要反复爬上爬下,调整天线的方向、角度。

●初来乍到,只能和在内地一样,先从做贸易开始,通过贸易积累资金,了解海外市场。

掀起第一次经商浪潮

1984年充满了悬念,也充满了风险和机遇。这一年,一个略显戏谑和暗示意味的词进入人们的视野。这个词过去只在梨园或风月场中流传,是一个上不了台面的下三流字眼。然而,它很快成了人们的口头禅。它让人想入非非,也给人们带来了好奇和想象。

这个词,便是“下海”。

“下海”,过去指的是票友转为职业演员,或风尘女第一次接客。“下”有屈身之意,而“海”则充满了风险。

而在1984年这一年,下海成了很多人抛弃铁饭碗,辞职或留职停薪转行从商的代名词。从此,商界也被人们喻为商海。

当年这么做是需要勇气的。1982年,有过一次打击严重经济犯罪的运动,温州“八大王事件”当时家喻户晓。

八大王指的是温州第一批成功的个体户,有“螺丝大王”“五金大王”“目录大王”“矿灯大王”“翻砂大王”“胶木大王”“线圈大王”和“旧货大王”。这“八大王”不仅被戴上“投机倒把”帽子,更有的被判刑,有的进了“学习班”。这一行动对群众中刚刚涌动的致富热情,无疑是致命一击。

1984年初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鼓励农民兴办各类企业,给“八大王”的商业行为松了绑。

这年1月,邓小平在王震、杨尚昆的陪同下,专程来到了中国第一个改革开放“试验田”的深圳,这是邓小平的第一次南巡。

据当时蛇口工业区总指挥袁庚回忆,他连夜让人加班做了“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牌子,放在蛇口区的入口处。当邓小平视察蛇口,袁庚便向他请教这个口号的提法对不对。邓小平只回答了一个字“对!”

那些先知先觉的人,已从这些信号中获得了足够多的暗示。民众对经商的态度,开始发生了本质性的变化。那些小商小贩及留洋打工、倒腾紧缺商品的人,开始过上悠闲、富裕的生活,成为大家羡慕的对象。

据《中国青年报》调查,那一年最受欢迎的职业排序前三名是出租车司机、个体户、厨师,而最后三个则是科学家、医生、教师。一时间,“拿手术刀的不如拿剃头刀的,搞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成为四处流传的顺口溜。

渐渐地“投机倒把”这个词没人提了,“下海”成了人们常用的问候语,而“倒爷”则成为人们眼中体面的职业。

小倒爷们肩扛尼龙袋,在火车硬座的座位下,踡曲身体做着金钱的美梦;大倒爷们,凭着炫目背景,拿着一张张批条,靠赚取计划价格与市场价格之间的差额,一夜之间成了暴发户。

这一年,在中科院计算机所工作的柳传志,终于耐不住寂寞创办了一家公司,地点是一个只有20平方米的小传达室。

创业之初,他骑着自行车在北京街头寻找商机。他摆摊卖过电子表、旱冰鞋,批发过运动裤衩和电冰箱。他绝不会想到,这家小公司多年后将成为IT业知名度最高的民族品牌。

也是这一年,王石来到深圳下海了。他的第一桶金是当倒爷获得的,倒卖玉米竟然让他赚了300万元,他还倒过外汇、日本电器等等。

第一批下海吃螃蟹的人,并不是每个人都这么幸运。1994年被处决的资本枭雄沈太福,也是这一年下海的。他从科协辞职,办起了吉林省第一家个体科技开发咨询公司,每天骑着辆破自行车在街头巷尾刷广告。

后来,沈太福因创办北京长城机电公司辉煌一时,最终却因13.7亿元的“第一非法集资案”,葬送了性命。

下海是充满了风险,然而,它却像一个逃出牢笼的精灵,也体会到了自由的快感。人们越来越多地从下海中,真切地感受到了计划经济的束缚。

1984年10月,国家终于通过了《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

柳传志在中关村创业

在中科院计算所干了13年研究工作后,柳传志在不惑之年义无反顾地下海了。

生于1944年的柳传志和多数同龄人一样,曾经白白地消耗了10年大好的青春,在这段日子里,大学刚毕业的他,有精力不知道干什么好,想做什么都做不了,心里非常愤懑。等到回首已经人到中年了。

这种颇为无聊的生活,从他半路出家前不断变换工作地方的情况中也可见一斑。

从1961至1984年,柳传志先后在西安军事电讯工程学院学习,就业于国防科委成都十院十所,在广东珠海白藤农场劳动锻炼,调中科院计算所工作,在中科院干部局工作。

碰巧的是,从西安到成都,再到珠海,最后到北京,他的足迹踏遍了中国版图上东南西北的四方重镇。按照“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标准,青年时代的柳传志或许确实有些无所事事的缺憾,但也很难说,其日后为人称道的老柳是否就在那时走南闯北中练就的。

一部中国民营经济的发展史必定烙有其源头的深刻印记。及至20世纪80年代,近乎全民性的躁动、迷惘、不知所措,驱动着一艘艘小舢板不明就里地下水了,这其中,竟然不乏后来的成功者。

条件匮乏,近乎原始,荒唐的起始造就一代财富故事的大同小异。

柳传志“传奇”的起点因离谱反而显得平常无奇:中关村街上哗啦一下办起了一片公司,中科院计算所也有人出去办公司,或者给人打工、验收机器,一天收入三四十元。当时计算所一个月的奖金也就30多元,这对该所正常的科研冲击很大。

面对这种局面,计算所所长曾茂朝想:能不能计算所自己办个公司,积累点钱,上缴给所里,解决所里的实际困难。柳传志以往表现出来的组织能力使曾茂朝觉得他是最佳人选。

创业之前,柳传志在科学院计算所外部设备研究室做了13年磁记录电路的研究。

柳传志说:

虽然也连续得过好几个奖,但做完以后,却什么用都没有,一点价值都没有。只是到最后,1980年,我们做了一个双密度磁带记录器,送到陕西省一个飞机试飞研究所,用了起来。我们心里特别高兴。但就在这时候,我们开始接触国外的东西,发现自己所做的东西,和国外差得太远。这使得我坚决地想跳出来。

突然来了个机会,特别想做事。科学院有些公司的总经理回首过去,总喜欢讲他们从前在科研上都多有成就,是领导硬让他们改行。我可不是,我是自己非改行不可。

在机缘凑巧之下,40岁的柳传志终于下海了。11个人、20万元资金,尽管起点低,他还是先知先觉地意识到了,只有立意高远,才可能制定出利于企业发展的长远战略。

1984年的中关村,11个人、20万元资金,柳传志起步阶段可谓窘迫。

更富于戏剧性的是这20万元,一个多月就被人骗走了14万元,这对他们的打击特别大。

没有资金,联想只能替人家卖机器,但柳传志多了个心眼,琢磨用户的需求是什么?怎样的价格和服务才能更吸引用户?他相信,学会做贸易是实现高科技产业化的第一步。“不把贸易做通了,再好的产品你也不知道怎样卖;不把制造业搞精良了,再好的科研会被制造业的粗糙掩盖了。

搞科研的人最怕做贸易,主要是这段苦他没吃过,一定要干下去,一定要对市场有个理解。会做贸易以后,看问题才会有穿透力。

到了1987、1988年,柳传志的“贸易”做得颇有声色。联想代理的ASTPC,一个月能卖好几百台。打通了销售渠道以后,柳传志要自己生产。

柳传志后来回忆说:

因为我们是计算所的人,总觉得自己有这个能力做。但当时是计划经济,联想很小,国家不可能给我们生产批文,我们怎么说都没用,因为潜在的能力没有人相信。于是决定到海外试试,海外没有计划管着你。就这样,我们把外向型和产业化并作一步跨了。

1988年,柳传志带着30万港币闯荡香江。

初来乍到,只能和在内地一样,先从做贸易开始,通过贸易积累资金,了解海外市场。接着,联想选择了板卡业务,然后打回国内,为联想PC的成功奠定了基础。

柳传志后来说:“我当时一心要形成产业,做贸易只是权宜之计。今天我这样说,不是我学了《毛选》事后才说这番话。你们可以翻翻1988年的报纸,我当时就是这样说的。”

很自然,世事沧桑,1988年柳传志的豪言壮语到10多年后才为人知。

在那个全民下海的年代,泥沙俱下、鱼龙混杂。少有知识阶层白手起家闯出路子的,而这本身就说明:理念也许并不重要。

在决定企业家成功的诸多因素中,特别是一切还都不是建立在规范的基础上的时候,性格与追求才是更为关键的因素。

拒绝诱惑往往是件最困难的事,但柳传志还是先知先觉地意识到了如何才能立足长远谋发展:

立意高,才可能制定出战略,才可能一步步地按照你的立意去做;立意低,只能蒙着做,做到什么样子是什么样子,做公司等于撞大运。

1984年,“两通两海”已经挺立在中关村,当时典型做生意的办法有三种:一是靠批文;二是拿平价外汇;三是走私。拿到批文后,一台XT机器能卖4万多元。

但是柳传志他们却不想这样做。

1987年、1988年的时候,公司高层就此发生过一次讨论。他们的办公室主任一心想要把他们公司办成像科海那样,总公司下面一大堆小公司,每个公司都独立做进出口,虽然每个公司都在做重复的事情,但是每个公司都赚钱。

1994年,国家采取开放的政策,这对联想却是一个很大的麻烦事。

此时,他们完全措手不及,外国的机器比他们的质量要好,价格也比他们的便宜,他们完全不能和人相比。这时,联想开了两个多月的会来研究对策。

在会上,联想人都怀着一种危机感:“我们的资金不如人家,我们的技术不如人家,我们的管理不如人家,人才不如人家,几方面全不如人家的时候,这个仗怎么打?是不是干脆退回去,还是做代理,卖人家的东西算了?”

但是,联想最后的结论是“拼死一搏”,他们把做得不好的地方,从头到尾数了一遍,下力气进行大幅度的改革。把公司的力量全部集中起来,成立电脑事业部,由29岁的杨元庆当总经理。

到了1996年的时候,联想就开始翻身了,一步一步抑制住了外国品牌的进攻。

1998年,联想推出一款一键上网电脑,接着,又研发出电脑的一键恢复技术。这些技术虽然不是计算机的核心技术,但很实用。后来,联想投入更多的资金成立联想研究院。

2004年,联想并购IBM的PC业务,立刻使联想电脑的核心技术又有大幅度提高。

柳传志认为,联想刚开始定位就是高科技公司,但如果刚开始就发展技术,不但没钱办工厂,更谈不上研发。创业最好有一个远大的目标,但同时采用一步一步逼近的方式前进,“不要把长跑当成短跑”。

柳传志对立意高低有一个比喻:“北戴河火车站卖馅饼的老太太,分析吃客都是一次客,因此,她把馅饼做得外面挺油,里面没什么馅,坑一把是一把,这就是她的立意。而盛锡福鞋帽店做的是回头客,所以,他的鞋怎么做也要合适。”

柳传志还认为,同样是卖馅饼,也可以有立意很高的卖法,比如,通过卖馅饼,开连锁店。

柳传志强调立意,是因为他明白:

只有立意高,才能牢牢记住自己所追求的目标不松懈,才能激励自己不断前进;

其次,立意高了,自然会明白最终目的是什么,不会急功近利,不在乎个人眼前得失。

柳传志的最新立意出炉了。2000年做到30亿美元,他是有把握的,这话等于立了“军令状”,说出去一定要做到。

100亿美元的目标,他只是提了一个朦胧的目标,没有把它说实,因为从30亿美元到100亿美元,是多大的一个飞跃?

2000年以后,世界计算机产业又发生什么样的变化?现在还不是看得很清楚。

另外,到了100亿以后是不是还不够进500强,那时候是不是门坎又高了呢?这些都是未知数,但他们是冲着500强去的,坚决要向世界500强目标挺进,也许在柳传志的手里实现不了,但是到了杨元庆、郭为手上非实现不可。

在联想进军海外成功以后,他们的胆子越来越大,敢往上做了,从进军海外开始,他们第一次制定了一个长远战略目标,并计划了几步去实现。

学会了制定战略,然后把战略目标分解成具体的步骤。目标太高了,他们就把土垒成台阶,一台阶一台阶往上走。

当然,他有资格这么做。从20万元起家,20年间飞速发展;

2002年营业额达到202亿港币;

2003年,联想电脑的市场份额达28.99%,从1996年以来连续9年位居国内市场销量第一;

至2004年3月底,联想集团已连续16个季度获得亚太市场,除日本外的第一。

虽然柳传志也曾定下心来,踏踏实实地跟在微软、IBM、英特尔后面“吃土”。

柳传志说:

吃土就是我们赛跑的时候,跑在前面的人说,你在后面吃土吧,他跑得快,我在后面吃土。这没错,咱们现在必须踏踏实实地做工业,搞好销售渠道。

但我们心里希望是领跑的,最起码不要老跑在别人后面。

到2004年,“国际化”已成为中国商界最时髦的词汇之一,且不乏海尔、华为和TCL这样的大胆试水者,但联想的大收购更使其一跃达到过去20年来中国企业在海外破冰之旅的最高峰。此前,还没有一家中国企业能吞下比这更大、更加成熟的西方标志性企业的资产。

伴随这一近乎疯狂的收购行为而来的,是一家PC年销售量1400万台,年销售收入约130亿美元的全球第三大个人电脑企业,即新联想的诞生。

柳传志说:

至此,经过21年的发展,联想正式成为一家拥有1.9万多名员工,全球7大研发中心、PC生产4大基地,销售网络遍布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国际化企业。

此时,柳传志选择了由“一线”退居联想控股总裁位置,带着一个企业家的成功,开始了下一段人生的道路。

退居联想控股总裁位置的柳传志,完全放弃了中国企业传统的中央集权架构,联想控股的主要职能被局限在定方向、选人才、配资源、监督和考核,不介入子公司具体业务。

虽然杨元庆与郭为早已名声在外,可在“大家长”柳传志看来,在联想第二代接班人的遴选中,5大少帅仍旧不分远近亲疏。

“简单地说就是德才兼备”,柳传志在中国玻璃于香港上市之际首度披露了他对“大家庭”接班人的选择标准:“德”指的是事业心与责任心,“才”指的是要有很强的学习能力与工作能力。就“才”而言,大家都差不多,但在“德”方面,我要求的不是普通的事业心,而是要把联想的事业当成命来做,心胸要宽。

出问题的做法有三种,他说:

一种是把不该得的,随手归到自己包里,说大了就是犯了法。这种情况相当不少,国家体制也有值得反省的地方。

第二种是在合法的外衣下想办法谋私利。比如说,联想是公家的,我再让亲戚朋友开一家公司,把好的业务向他那儿介绍,肥水只流自家田。这样做国家一点办法都没有,但联想就办不起来了。

第三种是找亲信。老的国有企业领导人为了退休之后的切身利益,退休之前急于把自己的心腹安插在比较合适的岗位,这样接班人就能保证他退休有好的待遇。厂长这样,常务副厂长这样,书记也这样,就会发生大的矛盾,宗派就出现了。宗派是癌症,绝对不好治,我也没辙,只能坚决杜绝这种做法。

年逾花甲的柳传志终归不能像当年那样再演追款传奇了。

那是1987年,联想第一次准备从香港进口计算机,由于资金不够,想了很多办法,凑了300万元人民币。

其中一个很重要的过程就是拿300万元人民币,找到一个进出口公司,拿到批文,找到外汇,把外汇打到香港去,这中间非常复杂。

“我找的那人,虽然他那公司也挂了进出口公司的牌子,实际上他是一个骗子。等我把上述一系列事情安排完了,再回去找那人的时候,公司没了,人也找不着了。”

柳传志后来回忆说:

我那时拿板儿砖拍他的心都有。这个人后来也弄明白了,原来这帮人的钱不是好弄走的。后来这个钱就追回来了。这个事情大概前前后后一个多礼拜,这一个多礼拜,让我非常痛苦。

在那3个月中,一到夜里两点钟他就会被吓醒,心狂跳不止。

等追回款,机器买回来,他也成了‘横路竞二’,说话语无伦次,后来到海军总医院连续休息了两个多月,才逐渐调整过来。

功成名就的柳传志应该知足了。

相比他同时代最知名的企业家纷纷倒在路上,万润南在政治上栽了大跟头,金燕静因为走私而锒铛入狱,禹作敏打死了人,牟其中犯了诈骗罪……

而他却始终“不在改革中犯错误”,以“常青树”的姿态屹立在中关村。无论如何,幸运也好,洞察世事也罢,这位企业家最终完好的结局实则亦是中国之幸。

柳传志常说:

如果完全没有计算所的背景,没有计算所赋予的各种营养,联想的发展会有很多困难。

年青同志不能忘了这个,心里要弄清楚,你做出的成绩主要部分应该归国家。

心里想不透这一点,做着做着,就会出现问题。

而对比其亿万身家的合作者,他又说“我挺值。我和科学院老同志比,他们今天还在那里做科研,他们什么享受都没有,而我生活条件在国内已经是一流了,做的事情又符合国家的需求,还需要什么呢?”

陈泽民创办三全食品

1965年,陈泽民从医学院毕业,主动要求到四川工作。在这一年中,身为外科医生的他发明了不少当时很实用的手术器械、医疗器械,荣获“全国科技标兵称号”。

陈泽民3岁起就跟随身为炮兵专家的父亲过着随军生活,辗转各地。

10岁时,和同学们一起到电影院、戏院里,捡烟头、废品卖钱,支援志愿军抗美援朝。

陈泽民从小就是个无线电爱好者。从矿石收音机到真空管收音机,再到后来的半导体收音机和电视机、录音机、录像机,他都能组装和维修。

第一台矿石收音机,陈泽民制做了5天。期间有3天熬夜,一次是通宵。但当“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声音响起时,他觉得所有的辛苦仿佛都烟消云散了。看着一大堆不相干的东西,拼装起来就可接收到千万里之外的信号,他感觉到科技的力量太不可思议了。

由于当时无线电事业不发达,要想收听到节目,陈泽民还要爬到房顶、大树等高处去架设天线,并且要反复爬上爬下,调整天线的方向、角度。“那时便体会到,要想做成事情一定要敢于冒风险。”他后来说。

无线电所激发的发明创造的兴趣,一直激励着陈泽民。初中时,学校提倡勤工俭学,于是,陈泽民学会了理发。每逢周末,他就背着书包带上理发工具,到农村去给农民理发。有时候他还和同学们一起出去打小工,他也做过泥瓦工、装卸工。

由于刻苦学习,他掌握了很多技能,这一时期,他制做的石英管收音机被送到北京参加青少年手工作品展。

高中时,他竟然利用理发推子的使用原理,帮农民制做了一台收割机模型。

1979年,陈泽民调回郑州市第五人民医院工作。当时单位里有一台价值几十万元但是被水淹后报废的大型X光机,陈泽民硬是利用几个星期的业余时间把它拆开修理好了。他甚至还仿照在北京展览会上看到的一台日本产的洗衣机,制造了当时郑州第一台土造洗衣机。

1984年,陈泽民被调到郑州市第二人民医院当副院长。但他在业余时间还是总想干点什么。

1989年,陈泽民和爱人借了1.5万元办起了“三全冷饮部”,当时制做冰激凌普遍使用的一种化学原料,需加热,冷冻过程因此加长。陈泽民改用另一种植物原料,常温下水融后即可使用,不仅制做时间加快,而且口味好,因此他的生意非常火爆。

可是每年10月之后,冷饮业进入淡季,冷饮部几十个工人就不知道干什么好。

在四川的日子里,陈泽民和爱人向当地人学会了做汤圆、米花糖等特色食品。回郑州以后,逢年过节,陈泽民夫妻都要做许多汤圆送给亲戚、朋友尝鲜。品尝过的人,无不交口称赞。许多人都表示,如果市面有售,宁可掏钱买。陈泽民由此意识到汤圆里蕴涵着巨大的商机。

这时候,陈泽民想起来有一年冬天到哈尔滨出差,见当地人包饺子一次包很多,吃不完就放到户外冻着,于是他突发奇想:饺子能冻,汤圆也应该能冻,自己家做的汤圆冷冻起来拿到市场上卖,肯定会受欢迎。而且冷冻可以解决长时间保鲜的难题。

但一个瓶颈问题是:汤圆由外到内都冻透,耗时过长,成本太高。

受夹心冰激凌两步制做方法的启示,陈泽民又想到了办法:先把汤圆芯冻实,包上皮之后再冻一次。这样不仅缩短了冷冻时间,还解决了以往液体汤圆芯包制时不易成形的问题。

正是这样一个看似简单的办法,使陈泽民成为中国第一个速冻汤圆发明人。

经过3个月的摸索,攻关,从原料配方到制做工艺程序,从单个粒制作到包装排列,从包装材料到包装设计,从营养、卫生到生产、搬运等等,陈泽民拿出了整体的设计方案。他甚至自己设计、制做出国内第一个速冻汤圆生产线,做出了中国第一批速冻汤圆,他的“二次速冻法”还申请了国家专利。

1990年下半年,电视剧《凌汤圆》在中央电视台热播,陈泽民立即给刚刚研制出来的速冻汤圆起名为“凌汤圆”,并在第一时间注册申请了“凌”、“三全凌”、“三全”商标。

发明出市场上独一无二的产品,成功的大门向陈泽民敞开了。但是,如何让商家和客户接受?

1989年,时任郑州市第二人民医院副院长的陈泽民,就已经心态坦然地上门推销小食品。

第一批三全汤圆出炉次日,下了班,年近50的陈泽民蹬着三轮车开始推销产品。到郑州市当时最大的商场刘胡兰副食品商场推销。

他诚恳地介绍完产品特点后,现场烹煮,亲手盛到碗里,谦恭地征求他们的意见,并请求试销。商场经理和售货员决定留下两箱。第二天,陈泽民便接到了商场经理的电话:“供不应求,再送10箱。”

在之后,他又拜访了郑州市的几大商场,也争取到了“送两箱试试”的待遇。然而,不久,经理们就向陈泽民提出希望他能长期大量供货。

一传十,十传百,三全汤圆很快成为风靡郑州的食品,三全食品厂的门口每天都排着前来购货的车龙。尽管在郑州已经供不应求,但陈泽民没有满足于现状,他觉得应该更进一步开拓市场。

1990年春节前,陈泽民到北京开会时,带着速冻汤圆模型到西单菜市场,向商场负责人推销。经过耐心讲解,负责人答应进两吨试销。

结果两天后,会还没开完,三全厂就接到西单菜市场经理的电话,让他以最快速度再送来5吨。接下来,北京的多家副食品商场竞相要货。

北京市场的顺利开拓,使陈泽民信心大增。陈泽民于是花4000元买了一辆二手昌河面包车,每个周末,冒着寒风、酷暑奔走外省。

此后,陈泽民先后在西安、太原、沈阳、济南、上海等大城市建立了销售渠道。

经过一年多的市场开拓,陈泽民认识到速冻食品将成长为一个庞大的产业。

1992年5月,陈泽民正式决定辞去公职,下海经商,专心卖汤圆,并开始组建“三全食品厂”。

陈泽民租下了一个大厂房,自己设计、自己购料、自己动手,建成了我国第一条自动化汤圆生产线,使汤圆的日产量由原来的不足两吨,猛增到20吨。1993年,日产量更达到30吨,实现了速冻食品由小作坊手工作业向现代化大生产的转变。

在当时,一套进口的速冻机需要1000多万元,国产的也得100多万元,陈泽民就自己买材料,自己设计制造,硬是建起了当时国内第一条速冻汤圆生产线,正式走上工业化生产的轨道。

1992年下半年,陈泽民把生产管理交给家人,一个人开着一辆4000元买来的二手旧面包车,拉着冰箱、锅碗瓢盆、燃气灶,到全国各地现煮现尝地跑推销。

在陈泽民看来,这是一段非常艰辛的经历。可就是用这种最笨的方法,“三全凌汤圆”在全国各地的市场迅速打开。

由于市场形势良好,1995年前后,全国出现了大量仿制“三全凌汤圆”的企业。这时候,陈泽民审时度势,决定放弃对同行侵害自己专利的追究。

他说:

速冻食品是个技术门坎很低的行业,专利官司打不胜,耗费精力得不偿失。中国的速冻食品业正处于起步阶段,仅靠一个三全是无法满足巨大的社会需求。海外的速冻食品工业比我们先进得多,你挡住了身边的同胞,也挡不住别人登陆上岸,与其让海外企业长驱直入,倒不如本土同胞齐心协力,把市场迅速做大,在较短的时间里形成有一定抵抗力的民族速冻产业。而我要做的,就是苦练内功,永远保持领先的位置。

也就是从1995年起,三全的发展速度明显加快,且越来越快。

1995年,三全被国家工商局评为“全国500家最大私营企业”之一。

1997年,国家六部委将“三全食品”列入中国最具竞争力的民族品牌。

2004年,企业销售额为14亿元,列中国私营企业纳税百强第61位。

2005年,企业销售额预计将达到20亿元,稳居中国速冻食品企业龙头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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